年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的经济展。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过英国的生产水平。主席将此件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将报告题目改为《两年过英国》，并批示：“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或三年，两年是可能的。”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赶英国的时间就由15年变成了2年，主席“拔苗助长”的急于求成的心态，昭然若揭。

    6月18日，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谈话会。主席问薄一波：“现在农业已经有办法了，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展’，你工业怎么办？”薄一波没有多加思索，随口回答：“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席说：“对，就这么办。”主席又提出：机械工业也是纲，电力和铁路是先行。于是，《人民日报》在7月1日表了题为《以钢为纲》的文章。从此，“以钢为纲”、“三个元帅（粮食、钢铁、机械）”、“两个先行”传遍全国。

    6月19日，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谈话。主席问冶金部长王鹤寿：“去年钢是五百三十（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回答：“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王鹤寿汇报说：“已经布置了，可以翻一番，搞11oo万吨。”

    6月21日，冶金部长王鹤寿送来一个报告。报告说：华东协作区主任柯庆施主持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华东地区（不含山东）1959年钢产量达到8oo万吨。煤铁资源很少的华东五省市尚能如此，其他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不是能搞得更多吗？根据各大协作区汇报情况看，明年钢产量可以过3ooo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可能达到9ooo万吨以上。主席对这个报告极为重视，更坚定了钢铁翻番的决心。

    6月25日，财经小组副组长、副总理（主管农业）谭震林把华东区农业协作会议总结报告给主席。总结说：华东今年粮食产量，可能达到人均1ooo斤以上，原来设想5年完成的任务，仅今年1年就完成了。今年全国粮食产量，估计可能到5ooo亿斤以上，人均过8oo斤。主席大喜，将此报告令《红旗》杂志表。

    头脑热的主席与头脑更热的众大员互相影响、互相激荡，使他们头脑的温度越升越高。各项指标节节狂升，离实际越来越远，以至变成了“幻想”、“梦话”。

    主席亲自挂帅走到前台抓经济工作，头脑又这么热，陈云领导的财经小组变成了无有实权的机构。陈云头脑清醒，但是刚刚作完检讨，不能再提不同意见，只好不再说话。

    主席要中宣部把宣传机器的马力开足，为大跃进大造舆论，大造声势。于是，陈伯达的《红旗》杂志就拿起了大批判的武器，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平衡论”，批判“右倾保守”、“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人民日报》、广播电台以及各地的宣传机器，也推波助澜，为总路线、大跃进大造声势。

    1958年的夏季酷热蒸腾，人们的头脑比酷暑更热。主席亲自动并亲自指挥的大跃进运动，好像的钱塘大潮，排山倒海、汹涌澎湃。神州大地好像笼罩在魔法师的魔法之中。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37、强迫命令瞎指挥

    (1958年大跃进的“奇异景观”之一，就是乱想蛮干瞎指挥，搞了许多愚昧荒唐蠢事。~~~

    主席亲自制定了《农业展纲要四十条》，又总结出农业增产的“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并据此亲自指挥农业大跃进。他在成都会议上说：“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要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敢于标新立异”。

    各级干部们对主席的指示视为“圣旨”，闻风而动、雷厉风行。于是，在大跃进运动中刮起了一场猛烈的“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蛮干风”，演出了一幕幕“喜剧”和“闹剧”。

    山东有个大山农业社，因为深翻地增了产。主席知道后大喜，因为这个事例正好诠释了他的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土”字。于是，他就对湖南的同志说：“深翻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又对陕西的同志说：“订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长葛介绍了深翻土地的经验，农业部召开了现场会。1958年8月29日，中央还了《关于深翻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于是，一场深翻土地的运动在全国展开。在一些地方，干部认为翻得越深越好，就逼迫农民深翻到3尺、5尺，甚至深到1丈（1o尺），把许多良田翻成了荒地。河南、安徽的平原地区深翻土地，赛过当年淮海战场上的挖战壕。

    请看河南省遂平县碴岈山卫星农业社（后来叫碴岈山人民公社）当年深翻地的几个镜头：其一：第六大队团总支组织了65o多人的青年翻地大军，和火箭连展开了翻地比赛，胜者插红旗，败者插白旗。火箭连在第一天插了红旗。他们编了一民歌：“党挂帅，团当先，深翻地，火箭连，翻地一丈二，增产粮食千千万，明年元帅大升帐，群群卫星天上转。”青年队队长夜里偷偷去火箭连的地里看，见火箭连在地边上翻了一丈多，地中间只翻了不到半尺。“的，原来是作了假！”队长心里骂。

    第二天，青年队夺了红旗。火箭连长就找青年队长“取经”。队长说：“找我取个俅经！我还是从你那里学来的哩。”

    其二：遂平县委在1958年9月出通报，介绍李兴楼大队深翻地的经验。他们成立了18个翻地专业大军，翻地行动是“五到田”，即：吃饭到田，睡觉到田，休息到田，干部到田，开会到田。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一股干劲冲上空，人人变成翻地兵，支书挂上元帅印，青年团员打先锋。

    参加这次翻地的农民后来回忆说：“那时干部非要社员夜战，睡在地里。天气已经冷了，社员干着干着就打瞌睡，扶着锹把就睡着了。地是山坡地，尽石头，根本就挖不了一丈深，可是公社干部非让挖一丈深不可。咋办哩？大伙就在地头挖了个大坑，一丈多深。检查翻地的干部来了，就指给他看。”

    其三：李沟生产队的王德珠，回忆当年深翻土地的情景，说：“那时候，上头天天催报翻地进度，我是大队统计员，负责报表。队长让我编着报，翻1o亩，就报3o亩或5o亩。深翻地刚开始时还像个样子，后来就瞎糊弄了。有的光把村头、地头挖一点，中间就是破破地皮，也说翻了一丈深。白天完不成翻地任务，不让回家，要挑灯夜战。人哪有那么大精神哩？干着干着就困了，就躺在地里睡觉。怕干部来检查，灯还挑者，让小孩子站岗。看见干部检查来了，小孩就喊：‘狼来了！狼来了！’睡觉的人就爬起来，揉揉眼睛继续干。”

    主席现，南方某些高产地区水稻每亩植3万篼，就号召密植。八大二次会议上，他亲自给代表们算了一笔细账：3万篼共有多少棵秧，共多少根苗，共长多少谷穗，共结多少粒谷子。最后，折合成亩产多少斤。他认为，北方的谷子、高粱、麦子、玉米、白薯等也可以这样算。修改后的《农业展纲要四十条》，把合理密植作为单独一项写了出来。于是，全国各地的干部们，都强迫农民搞密植。有的干部不顾农民反对，硬是说越密越好。1亩地下种几百斤，给插红旗；按农民自己经验下种少的，插白旗。结果，插红旗的地，连种子也没收回来。

    成都会议上，有的省汇报提到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主席对此给于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于是，全国农村掀起了改革农具的热潮。一些地方搞起了所谓“车子化运动”、“滚珠轴承化运动”和“绳索牵引机运动”。

    作家刘玉堂在中篇小说《秋天的错误》里描述了某公社搞“滚珠轴承化运动”的场面：钓鱼台大队6o名强壮劳动力，在大队长带领下来到公社“砸滚珠”。他们和其他大队来“砸滚珠”的社员都吃住在一溜大席棚里，在一个大院里劳动。具体砸法是：先把钢筋先剁成豆粒大小的圆柱体，再把它放在两个勺状的钢模局具之间，而后用铁锤砸模具。一边砸还要一边转动，直到把那个小圆柱体砸成表面光滑的圆球才算完事。各大队先从铁匠炉那里领来小圆柱体，砸好后再交上去。收成品的地方挂个竞赛牌，牌上分别画着火箭、火车、老黄牛和蜗牛，底下挂着写着各个大队名字的小红旗、小黄旗和小白旗。交滚珠多的插红旗，挂在火箭下面；最少的插白旗，挂在蜗牛下面。除了社员外，还有一群不参加竞赛的砸滚珠的人，他们是右派分子和犯了右倾错误的干部。砸滚珠的人，手被铁锤震得又麻又疼，耳朵被“叮叮当当”的钢铁撞击声震得难受。后来，由于没有制成装滚珠的轴碗、车又少，主要是来了更重要的任务——大炼钢铁，就停止了砸滚珠，已经砸好的也堆在那里没有人管了。

    各省、地、县、乡、社都举办工具创造明展览会，展出了各种希奇古怪的“明创造”。向上级党委报过喜或展览完后，就扔在一边，任其毁坏。

    山西有个和尚同农民合伙，在山上挖鱼鳞坑蓄水，这个办法合乎当地的实际，对山坡土地防旱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报纸一宣传，在平原地区也强行推广起来，搞所谓的“葡萄串”、“满天星”，把平展的大片农田挖得满目疮痍，以至给平原地区的农业带来严重的灾难。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38、破除迷信搞荒唐

    (38、破除迷信搞荒唐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主席大讲特讲“破除迷信”，还做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以“鼓舞小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很多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据此。八大二次会议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人民日报》跟着表社论，说：“只有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够产生呼风唤雨的神奇力量。”于是，愚昧、荒唐的“创造明”遍地开花。现仅就当时《人民日报》和地方报纸报道的事例中举出几件，让读者开开眼：广东新会县农民周汉华创造出水稻和高粱杂交。据说，稻穗能像高粱穗那样大。

    陕西西安农民赵丙红把棉花嫁接到椿树上。据说，棉花可以变成多年生的大树。

    陕西薄城县农民试验公鸡孵小鸡成功。方法是割掉公鸡的生殖器，并用酒把公鸡灌醉。其价值是母鸡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下蛋。

    西北农学院学生创造出“无耳无尾猪”，即割掉猪的耳朵和尾巴，据说就能“一天长膘19斤”。

    山西洪洞县农民研究出一个小麦增产的“妙方”：把小麦和谷子嫁接，让麦穗长的像谷穗那样大。再把麦子改良成一株多穗，麦粒像石榴籽那么大。用这样的麦种搞密植，亩产能达到十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

    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表了著名作家康濯写的《徐水人民公社颂》。文章谈到，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漕庄试验场，为了创造山药亩产12o万斤的“高产卫星”，创造了“非常措施”：1亩地栽种6ooo棵山药，给山药秧子搭了架，浇灌了用四条狗煮的狗肉汤。还给玉米和山药秧注射葡萄糖。

    1958年，遂平县委副书记娄本耀搞了一块试验田，他的助手农民闫友敢想敢做，搞了几项试验：（1）把水稻嫁接到槐草上。这样，水稻可以像槐草那样，今年割了，明年春天可以自动长出来，既不用放水插秧，也无须耕地播种。（2）红薯秧上嫁接南瓜。这样，地里长红薯，秧上结南瓜，一举两得。（3）槐树上嫁接大豆。这样，不用每年下豆种，就可以在树上摘豆角，一棵树能收几百斤。（4）把小麦嫁接到芦苇上。这样，水里也能种小麦，今年割一茬，明年又自动长出一茬。

    《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碴岈山公社的“青年农民科学研究员们”，在党的领导下，明了“玉米扎针法”，不仅消灭了玉米空杆现象，还能使一棵玉米结4—5个包（玉米棒子），最多的结9个包。怎样给玉米扎针？就是用削尖的竹签扎玉米茎。这一重大明是怎样想到的呢？原来大队在开明创造的诸葛亮会时，青年农民王狗毛忽然想到过去的一件事：某年腊八那天，他用刀在一棵不结果实的核桃树干上砍个大口子，喂以猪肉和米饭，第二年结的核桃又多又大。于是，他就想到了给玉米扎针来增产。

    《河南日报》报道：遂平县委在碴岈山公社召开了芝麻杆榨油现场会。

    河南省楮市公社杨楼大队在一次爱国卫生运动评比中，创造了“奇迹”：给牛戴上了雪白的口罩，给驴刷牙。牲畜都如此讲卫生，何况人乎！因此受到公社党委的表扬，在全公社推广。

    有一位教授问他的学生：“让小学生来解答一道微积分问题，靠动群众、搞人海战术行么？让不懂得欧姆定律的人来研制电子计算机，靠动群众、搞人海战术行么？”此问题耐人寻味。

    1958年前后，正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在全球蓬勃展的时候，许多国家，特别是达国家，都特别重视知识和人才，狠抓科技和教育。而我国却排斥知识和高级知识分子，动一群科盲来搞明创造，结果就“明创造”出这样一些愚昧荒唐的东西。

    不仅“科盲”搞荒唐，一些“外行”也搞荒唐。

    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到处视察、开会，宣传他荒唐的“教育革命”主张。7月，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工厂，大办学校。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还要办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1oo个各种类型的学校。既然农业生产可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办学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胆，多少都能办”吗。

    关于评教授，康生在“大跃进”中又有高论。他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林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ooo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ooo斤的四级，3ooo斤的三级，4ooo斤的二级，5ooo斤的一级。按照大理论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

    1o月，康生在河南对教育厅的同志说：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大生产结合。可以劳动5小时，上课3小时。现在大炼钢铁，可以只劳动，不读书。”

    碴呀山人民公社各大队都办起了“农业大学”，社员都成了“大学生”。“大学教授”由村支书任命。王资庄农业大学“教授”吴套是大队会计，念过几天私塾，只会加减乘除；杨里环大队的“农业大学”只有一个班，一个“教授”，“教授”会什么就教什么，教的很杂，就叫农杂系。“教授”学问很大，会读《三字经》、《千字文》，会写对联。

    碴呀山公社有3万多人，绝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1958年却出现了“十二家”3ooo多人，占总人口的1o。什么是“十二家”？就是：作家、文学家、明家、科学家、医学学术家、歌唱家、音乐家、戏剧家、画家、体育家、民间说唱家、民间舞蹈家。“作家”和“文学家”有不少文盲，只会“口头创作”；“舞蹈家”大多是巫婆神汉，会“跳大神”；“明家”会搞“滚珠轴承化”；“科学家”会把南瓜嫁接在红薯秧子上；“画家”画出了火箭、乌龟和蜗牛……。《人民日报》表评论员文章，赞扬碴岈山公社的“十二家”，“创造明，吟诗作画，著书立说，载歌载舞……”“这不是最新最美的图画吗？”

    这可不是什么笑话，这是“大跃进”中的事实。这种愚昧和荒唐，不仅是“喜剧”和“闹剧”，更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悲剧”。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39、弄虚作假吹牛皮

    (1958年的又一个“奇异景观”，就是弄虚作假搞浮夸，竞放所谓的“高产卫星”，比赛吹牛皮

    苏联成功地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轰动全球。于是，中国的各级干部和农民就把假造的“高产典型”或者其它“突出典型”叫做“放卫星”。什么是人造卫星？全国也没有几个农民能说上来，但是“放卫星”，这却是农村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时髦语言。

    1958年刚进入夏收季节，全国各地的“高产卫星”就纷纷升天了，而且一个比一个大。《中国青年报》报道：贵州省金沙县打坝乡民丰社，单季稻亩产3o25斤。接着，《人民日报》又报道：甘肃文县景象坝农业社，亩产土豆1741o斤，创全国最高纪录。河南遂平县碴呀山卫星农业社党委书记陈丙寅对此将信将疑：不信吧，是党中央的《人民日报》登的；信吧，这1万7千多斤斤土豆在1亩地里平铺起来，也有半尺厚。咋种的呢？这些日子，县委也在催促各个农业社“放卫星”。碴呀山卫星农业社，是全国最先合并起来的大社，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抓的试点，全国知名，不放颗大卫星，怎么说得过去呢？可是，当时碴呀山的小麦亩产最高也不过3oo来斤，这卫星可咋放呢？他坐不住了。

    这时，新华社女记者方璜和省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几个人都来到卫星社采访。

    吃饭时，方璜问：“你们是全国第一个建立的大社，有没有高产卫星？”

    陈丙寅说：“不敢说有高产卫星，但是今年的小麦产量确实不低。有的地块小麦长得特别好。”

    方璜说：“我这次下来采访，就是来找高产卫星的。”

    陈丙寅笑问道：“这高产卫星多高算高呢？”

    方璜说：“一两千斤不能算高。”

    陈丙寅笑道：“这么高？那得几亩地合到一块差不多。”

    社长钟德清在一旁说：“陈书记，你不是说有两快地的麦子长得好吗？咱们打打试试，说不准能放卫星呢。”

    于是，大社党委研究决定：由社长钟德清负责收割监打韩楼大队那块地；由团委书记曹新志负责另一块地。

    钟社长来到韩楼大队，召集大队长陈世俊、副大队长梁友仁、妇女队长曹玉娥和大队技术员陈根开会。他开门见山，说：“上级让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放放，咱是全国第一个大社哩，不放卫星不行。党委研究决定，在你们大队那块试验田里放。”

    陈世俊问：“亩产多少算高产卫星呢？”

    钟社长说：“少说也得亩产3ooo斤。”

    “哎呀！我的妈哟！要放这么大的卫星？”妇女队长吓的一吐舌头，“我们大队的试验田差远哩！。”

    “我们试验田的麦子，再多也就是七、八百斤。”韩世俊说。

    “也就这样。”副大队长、技术员都附和着说。

    “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大家想想办法嘛。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呀！”社长说。

    大伙都苦苦思索起来。

    “要想放这么大的卫星，除非把那1o亩地的麦子弄到一块打。”大队长打破了沉默。

    “对呀！好主意！”社长一拍巴掌，“‘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话一点不假。”

    “这不是骗人吗？能行？”妇女队长有些疑惑。

    社长看了一眼妇女队长，说：“玉娥，你这思想跟不上趟呀，没看如今啥形势？是大跃进！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要破除那个迷信，敢想敢说敢干嘛！我们敢放卫星，就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就是听的话，就是跟党走。吹一点，那算不了啥。北京来了大记者，正等着咱们放大卫星哩，咱们要考虑政治影响呀。”

    “那，那，”副大队长吞吞吐吐地说，“那，要是传出去咋办呢？”

    社长严肃地说：“你们分头开个会，告诉群众谁也不能说实话，任何人在三天之内不得走亲戚串朋友。谁传出去是假，就是给党脸上抹黑，就是败坏咱们社的名声，开群众大会辩论他！”

    6月3日下午，陈丙寅在办公室正想打电话催问两处放卫星的事，忽然接到社长的电话说。

    “喂！陈书记吗？，韩楼放了高产卫星啦！”声音很激动。

    “多少斤？”陈丙寅从椅子上站起来，急忙问。

    “第一遍打了32oo多点，现在正打第二遍呢。”

    “别瞎吹了，小心把天吹出个窟窿。”

    “真的，一点都错不了。北京来的那个女记者和省里来的人一直在这里，看着我们收割、打场、过的秤。你快过来看看吧。”

    “我就来！”陈丙寅放下电话，急忙奔韩楼。老远就看见麦场里很多人，走到一看，方璜等几个记者都在，副社长也在。麦垛很大，像小山一样，场中间的麦堆确实不小。

    社长兴冲冲地走过来汇报说：“陈书记，刚过完秤，2亩9分地的麦子，共打了11178斤6两，平均亩产3853斤。”

    陈丙寅心里不信：“2亩9分地能打这么多？糊弄洋鬼子去吧！”但是，他没敢表示出来。如果对“卫星”表示怀疑，那就是“右倾”、“小脚女人”、“观潮派”，他这个书记就甭想当了。他显露出非常高兴的样子，大大方方地说：“咱再刨去几百斤麦余籽吧，让数量宁缺勿冒，实实在在的。”几个社干部都同意，最后就把亩产降为353o斤。

    新华社女记者方璜向陈丙寅祝贺：“陈书记，祝贺你们放了个大卫星！迄今为止，这是全国小麦最大的卫星。这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啊！不相信群众不行。你放了卫星，我也可以交差了。”

    团委书记小曹打来电话，向党委汇报：放了个1ooo斤的大卫星。陈丙寅笑了，说道：“新志，你那1ooo斤就别提了吧，人家韩楼放了颗353o斤的大卫星。”

    6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河南省遂平县碴岈山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353民日报》就此专门表社论说：“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就这样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多少世纪以来一直被当作美丽和神话的东西，于今一桩桩地变成了现实。全国小麦高产的最高纪录出现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那里，有2亩9分小麦亩产达到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现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

    卫星社的“全国小麦高产最高纪录”只保持了4天就被人破了，而且排名不断的后退。

    6月16日，湖北谷城县乐民社放了一颗更大的卫星，小麦亩产4353斤。

    6月3o日，河北省安国县南楼底乡卓头村社，小麦亩产51o3斤。

    7月12日，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732o斤。

    纷纷升空的小麦高产卫星，使人们的头脑更热起来。华东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放了头炮：华东夏粮比去年增产7o。其他各地也不甘落后：华北区增产88，中南区翻了日，《人民日报》表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社论说：“我国农业增产的潜力有多大，谁也不敢下断语。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小麦卫星你追我赶之际，水稻高产卫星又相继腾空而起。

    6月22日，江西贵溪县，水稻亩产234o斤。

    7月22日，福建闽侯县，水稻亩产7275斤。

    8月1日，湖北孝感县，水稻亩产15ooo斤。

    8月3日，《人民日报》表社论《年底算账派输定了》，社论说：“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人是条件的主人”。

    8月13日，湖北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早稻亩产36956斤。

    9月18日，四川卑县水稻亩产

    9月18日，广西容县水稻亩产13o434斤。

    8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关于山东寿张县亩产万斤粮高额丰产运动的调查报告，编者冠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标题，并以通栏排出。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确实如此。只要大胆弄虚作假，要多大产量就有多大产量，想放多大的卫星，就能放多大的卫星。不仅小麦和水稻有高产卫星，其他粮食作物的“卫星”也令人眼花缭乱：玉米，河南商丘王楼公社第八生产队，亩产35393斤。

    高粱，河南沈丘第十二人民公社郭庄大队，亩产2272o斤。

    谷子，河南商丘宋集公社田集大队，亩产27733斤。

    土豆，甘肃康县和平农业社，亩产1o6378斤8两。

    大豆，山东临沂南光明二社，亩产4512斤2两。

    花生。福建晋江县集力社26968斤2两。

    西红柿，河南焦作市宣和农业社，亩产4566o斤。

    ……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40、湖北“天下第一田”的真相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出现一个通栏大字标题，上面一行是：“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中间一行最大号字是：“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下面一行是：“福建海星社创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纪录”，并为此了社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

    社论说：“湖北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的同志们创造早稻丰产最高纪录的经过告诉我们，能否取得高额丰产，决定于人们是否有敢于力争上游的干劲和措施。”“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他们彻底解放了思想，打破一切陈规，毅然决然地把已经长到一尺多高的秧苗拔起来，再深耕、再增肥，并移苗密植；随后又千方百计地加强了田间管理，施追肥，防倒伏，抗灾害。一切能够增产的措施，他们都努力去做；一切能妨害增产的因素，他们都把它们克服和消除。因而，终于获得了高额产量。……只要我们也像湖北麻城溪河乡建国一社的同志们那样，鼓足干劲，打破‘定局论’，千方百计地进一步采取一切能够增产的措施，就一定能够获得秋季作物的全面大丰收。”

    “天下第一田”的奥秘在哪里？2o多年后，射这颗卫星的领导人王乾成说出了事实真相：1958年初，麻城县白果区委宣传委员王乾成，受组织委派，来到麻溪河乡建国一社任书记兼社主任。8月3日，麻城县委书记到白果区主持召开早稻生产现场报喜表彰会。会上表彰了燎原四社的早稻亩产斤的成绩。当场授给奖旗一面，奖金3oo元。县委书记看见了王乾成，说：“乾成同志，人家早稻亩产搞到了一万多斤，你还是区委下放干部，能不能放个大卫星呀？”王乾成一楞，只好鼓起勇气回答说：“我们正在准备，过几天向领导汇报。”

    当时建国一社早稻亩产不过6oo来斤，怎么才能放出亩产万斤的卫星呢？王乾成冥思苦想也想不出个办法。于是，就把会计罗文存找来商量。

    罗文存问：“燎原四社早稻亩产1万斤是怎么搞的？你去现场参观过，没看出来么？”

    王乾成说：“他们那是弄虚作假吹牛皮，可是谁也不敢说。我看他们是把别处的稻子搬到一块田里来了，密挨密地堆在一起。”

    罗会计笑了，说：“他们会搬，咱们也会搬。娘的！咱们搞他一万五。”

    王乾成有点犹豫，说：“弄虚作假，这，这，良心上总觉得过不去。”

    罗会计一拍大腿，说：“哎呀！我的王书记，你没看见，弄虚作假的挂奖旗、得奖金！你不弄虚作假，就放不了卫星，放不了卫星你就是‘小脚女人’、‘蜗牛爬行’。现在是左比右好，你就别考虑什么良心不良心的啦！”

    王乾成点点头，下了决心说：“说的是！就这么办！马上召开社委会研究这件事。你快下通知！”

    社委会一致同意搬稻子并田放卫星，并决定在第二生产队搞。第二生产队长罗红军拍着胸脯说：“娘的！放一万也是放，放两万也是放，咱们就放一颗两万的大卫星！”大家都说：“好！”

    王乾成最后拍板，说：“就这样办！回去后各队马上把壮劳力组织好，都来帮助二队搬稻子并田，连夜干。告诉社员，一定要保密，谁要是走漏风声就辩论谁！”

    当夜，全社出动几百人，把二队十几亩稻田已经成熟的稻谷连篼拔起，移到约1亩的一块水田里，密匝匝地排得非常整齐。然后，放了一次水。水沉下以后，移栽的痕迹全没了，就像一直在那块地里生长的一样。

    8月4日一早，王乾成便向区委和县委汇报。8月5日，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带着一群县区干部赶来检查，还跟来几个新闻记者。县委书记一看这块稻子密密匝匝的稻田，满意的笑了，说：“好家伙！是一颗大卫星！”一位记者建议：：“找几个小孩来，让他们坐在稻穗上，照几张像。”县委书记说：“好！”王乾成就吩咐人找来四个五、六岁的小孩，并把小孩放在稻穗上。记者摆弄小孩或坐或立，照了几张像。王乾成请示：“是否现在就收割打场？”县委书记说：“不忙，我先向地委汇报，听地委的意见。”县委向地委汇报，地委又向省委汇报。省委非常重视，决定8月11日收割验收。

    8月11日，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率领着由省地县干部组成的验收团来到麻溪河乡建国一社，还跟来一大群记者，其中有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吃过午饭，在验收团和记者们的监视下，一大群社员割的割、运的运、脱粒的脱粒，一直忙到天黑，才把稻谷粒全部脱完。吃过晚饭就开始由验收团过秤入库，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就挂起了马灯。验收团又累又困，就由社员把稻谷装入箩筐，再抬着箩筐来过秤，由验收团的人看秤和记数。一直忙活到后半夜，才过完秤。这期间，验收团的人已经困得不行，社员们伺机就把已经过了秤的稻谷，再抬过来重新过秤。过秤结果是：37547斤。地块的面积早就由验收团测量完毕亩。折合亩产稻谷36956斤！

    王乾成、建国一社乃至整个麻城县，一夜之间名扬全国，名扬世界。国内外来此参观取经者络绎不绝，苏联的《真理报》还转载了4个小孩在谷穗上跳跃的照片。

    然而，这个“天下第一田”只保持了一个月就变成了老三。

    9月18日，四川卑县水稻亩产

    9月18日，广西容县水稻亩产13o434斤。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42、大跃进回忆片段

    (中国著名农史学家、游修龄教授撰文，题为《大跃进回忆片段》，转载如下：“大跃进”是1958年的事，它的性质也已肯定为虚假浮夸，现在还提它干什么？但我觉得它的影子恍恍忽忽，似在我们身边游荡以下是五八年夏末秋初我带学生去浙南瑞安农村调查连作晚稻产量的回忆片段。

    当时我们浙江农学院全院停课，每个教师带领若干名学生，分组下到省内各地农村，进行晚稻丰产经验总结。我们小组是去瑞安县的塘下区进行总结。到达塘下区以后，按手续应先去区里报到，可是我们一早去报到时，区党委书记兼区长不接见我们，说是很忙没空。下午再去，又是没空，第二天去仍是没空，可我们每次去都明明看到区长坐在办公室里，就是不接见我们。于是我们改变方式，先到田间调查起来。大暑节的天气，我们赤着双足，头戴蓑帽，在“赤日炎炎如火烧”的监视下，从早上七时下水田，分工定样点，点数分蘖，穗数，每穗粒数，秕谷数等等，报的报，记录的记录，一直忙到下午六时才收工。中间仅回住所吃中饭，算是休息了一下。饭毕，立即再去田间。晚上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这样干了三天，忽然得到通知，说明天可以接见我们了。

    第二天这位区长接见时，说他一直注意到我们一行，天天头顶烈日，赤足下田，同农民一样，是真心来塘下总结的。原来他不立即接见我们是考验我们，三天的考验总算及格了。但当我们向他汇报几天来抽样估产的结果，亩产约四五百斤时，他的脸色忽然起了变化，只是没有立即作。

    第二天他召集区里的干部和我们一起开会，会上他宣称：“我们塘下区今年晚稻的产量不能低于两千斤，现在有些人在我们田里东数西数，算来算去，只有四五百斤，这是在我们这里搞促退，我们不欢迎！”这使我们感到非常尴尬，不知如何才好。隔了一天，县里通知我们去开会，县委书记在讲话中也不指名地批评了我们，说有人在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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