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多年。他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又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总之，这都是迷信，一切迷信都要打破。”

    他说：“我问过在身边的一些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都说，是住在地上。我说，不，是住在天上。在地球上看到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一看我们，不就是在天上了吗？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我们住在地球上，也即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神仙吗？我还问他们，中国人算不算洋人？他们说，不算，外国人才是洋人。我说不对，中国人也叫洋人。因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所以，我们不要迷信神仙，不要迷信洋人。因为我们就是神仙，就是洋人。”

    他接着引用了大量事例，证明自古以来，大学问家、明家，开头都是年轻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受压迫的人，或者学问比较少的人。“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贫贱者最聪明，尊贵者最愚蠢。以此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我们的同志不要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不要妄自菲薄，要敢想、敢说、敢做。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要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来创造。”“劳动人民蕴藏着的创造性、积极性很丰富，过去是被压制住了，没有爆出来。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出来。”“我也不懂工业，可我不相信工业就高不可攀。”“《人民日报》提出个口号，叫‘让高山让路，让河水低头’。很有气魄，这才是主人翁的精神。”主席印了一个材料，题目就叫《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主席又提出一条“定律”：“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

    他说：“去年，右派叫喊‘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许多工程师、教授看不起我们，我们有些同志自己也觉得不行。其实，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般规律。只有内行才能领导内行。”

    这条“定律”的提出，给与会者老干部以莫大的鼓舞。不懂教育的当“校长”，不懂金融的当“行长”，不懂技术的当“厂长”，不懂农业的可以领导农业，……这是天经地义的。这些外行们理直气壮地指手画脚、吆三喝四，“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

    与会者都赞扬主席的讲话，是一场思想大革命，一场思想大解放。群众无穷无尽的智慧将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必将打破古今中外一切纪录。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32、狠抓阶级斗争批判观潮派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主席继续批判反冒进，把怀疑、反对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干部斥之为“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要对他们进行斗争。

    他说：“1956年下半年到957年这个时期观潮派还相当多，中央、省、专、县、乡、社都有‘秋后算账派’。现在情况好些，但仍有一些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对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要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不能不准人家革命。地方上还有许多观潮派在等待‘秋后算账’，要很好地说服他们，给他们讲讲形势。我去年在夏季形势中讲了，要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转变。他们还是积极分子。”

    狠抓阶级斗争，以大批判开路。上至中央，下至社队，谁敢对总路线、大跃进说半个“不”字！

    与会者都纷纷批判“反冒进”、批判“右倾保守”，杀气腾腾。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严肃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贯彻总路线的关键。反冒进对广大群众积极性的打击很大，影响很广。为了更好的贯彻总路线，必须把反冒进问题弄清楚，只有批判的彻底，批判深，批判透，才能解放思想。吴芝圃不久前把“右倾”的河南第一书记潘复生赶下台，自己登上了第一书记的宝座。

    广东有的代表说：地方上一些人反冒进，不仅仅是思想方法问题，有些人是由于严重的右倾和对社会主义、对党的不满。

    主席讲话指示：要拔白旗，插红旗。

    所谓“白旗”，就是那些对总路线、大跃进持怀疑、反对态度的“右倾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谓“红旗”，就是出身成分好（家庭成分是工人或贫下中农，个人成分是工农兵）、政治思想强（听的话，拥护总路线、大跃进）的人。要把“白旗”从各级领导岗位上拔下去，把“红旗”插上来。

    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旗子，不是红旗就是白旗，或是灰色的旗子。我们要动群众，贴大字报，把资产阶级的白旗、灰旗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红旗。不要怕插红旗，凡是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到处插起来。哪一个学校、工厂、连队、机关，没有插红旗的地方都要插起来，要不断地插。现在有许多地方并非是红旗，有些刚红了，过几天不红了，落后了，那就要换旗子。”

    主席这些话传达下去，使得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又增加了一些“左”的做法，把许多好干部和知识分子都当作“白旗”拔掉，伤了很多有能力的好人。

    主席提醒部下：要善于“辩风向”，即要善于抓阶级斗争新动向。

    他说：“我特别请同志们注意的问题，就是辨别风向，要有辨别力。斯大林说过，领导者要有预见。预见就是识别风向。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义。他说，风就是一种风，对贫民是一种态度，对贵族又是一种态度。‘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蓣之末，浸滛豁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风有小风、中风、大风。‘起于青蓣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领导者，在小风刚刮起来的时候，就能看到风要来了。站在看台上什么都看不见，这种人是没有用处的。小风刮起来的时候，辨不清风向，就会给右派一个机会。”

    主席要求领导干部辨风向，其实就是让他们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动大跃进的过程中，要狠抓阶级斗争。于是，什么事都可以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批判、斗争、辩论以至打人、捆人、捉人，就有据可依了。你不听我的指挥，就是阶级斗争问题，于是，就刮起了“强迫命令风”。

    主席说：“有人批评我‘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们说得对，我就是主张‘厚今薄古’。我很欣赏秦始皇，他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右派骂我们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我说，不对，我们过秦始皇一百倍。秦始皇算什么？他才坑了46o个儒，我们坑了4万6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焚书坑儒”过了秦始皇，这是大实话。破除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迷信，断言高级知识分子“最愚蠢”，那么，高级知识分子及他们掌握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术，也就不屑一顾了。在此前提下，让知识少的人（甚至是科盲、文盲）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只能是愚昧和荒唐。

    有的代表说：自1953年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强调的过多，改造提的很少。尤其是1956年知识分子大会后，这种倾向更严重，以致知识分子的尾巴又翘了起来。主席指示，对知识分子必须给他们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把他们放在被改造、被消灭的阶级里，才把他们的尾巴摁了下去。

    北京的代表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洋人”、“学问”、“科学”吓唬人，其实他们“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最没有学问。科学院对资产阶级教授估计过高，迁就信任过多。科学院应注意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常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就自以为了不起了。

    主席也讲了要去掉“官气”，要做普通劳动者。可是，没有有效监督的、大权独揽的书记们，能有多少人会去掉“官气”，甘当普通劳动者呢？大跃进刮起来的“干部特殊化风”不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吗？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33、梦想共产主义整肃高级干部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主席讲话说：“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前面的一个就要为后面的做准备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下一步的做准备。什么是？列宁说，‘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很有道理。我们为做准备，就要一手抓‘电气化’，即不断地展生产力。我们搞大跃进就是为了高度地展生产力；另一手要抓‘苏维埃’，即改造生产关系，不断提高公有化的程度。我们小社并大社，目的就在于此。对未来的社会，我们的老前辈，马恩列斯以及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都谈论过、设想过，有的还试验过。我国的康有为写过一本《大同书》，把未来美好社会设想得很具体，虽然他没叫它‘社会’。定一同志最近编了一本《马恩列斯论》，邓力群同志编了一本《空想社会主义》，还有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很好嘛。同志们可以读一读，想一想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我想，我们实现的日子，会前苏联的，西方的‘乌托邦’会在世界的东方变成现实，对于我们，已经不是多么遥远了。”

    群情振奋，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会上，有些人言对未来的社会进行了大胆设想。

    中宣部长6定一言说：“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组成更大的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过。”

    上海市第一书记柯庆施言说，15年内，我国将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在文化建设方面也将达到繁荣，人们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他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地描述未来的美好社会，好像痴人说梦，更像一个着高烧的病人在说胡话。他说：“到那时，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而且，不但是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我们的人民，人人知书识理（识社会主义、之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像主席曾经预言过的，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

    “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那时的孩子们读到书上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现在的一些学者们‘言必称希腊’时所讲的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他们听到老一辈的人说起，几千年来人们曾经忍受过这些小东西的毒害，将视为奇谈，人们只能到博物馆里才能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

    “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但有了更好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而且工农兵自己也能更普遍、更高明地动手创造文学艺术，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演剧队，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墙报、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

    “到那时，的道德风尚已经基本驱逐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领导和群众，群众和群众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关系，早已成为社会的新风尚，大家都具有为着社会公众利益进行艰苦奋斗、应英勇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并且保证进一步向过渡的新道德，将成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规范。”

    “综合上面说的这四个方面，那时，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将逐渐消失，而的最后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河南省长葛县委第一书记专门介绍了深翻土地的经验。他说：到今年4月底，已经把33万亩旱地深翻了一遍，深度在一尺半左右。计划在年内把全县112万亩土地来一个大翻身，可以使产量增加百分之几十，甚至1倍、2倍。

    主席当即在会上号召全国都来学习长葛经验。他说：“深翻一尺五寸，是一大明。长葛今年一年就把全县耕地深翻一遍，难道别的县就不可能吗？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四年；四年不行，五年总可以了吧！”

    会上，对右倾的中央领导人和高级干部进行了整肃。又让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薄一波再次作深刻检讨，还严厉处分了一批高级干部。被点名批判、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的，有：作家协会副主席丁玲，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浙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孙作宾。河南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大会上受到了批判，被撤职，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被批判撤职的高级干部还有：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赛甫拉也夫，山东惠民地委第一书记李峰。

    大会通过了农业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修正草案调高了一些指标，特别强调了密植、深翻土地和改良农具。

    会后，6月21日《人民日报》表社论《力争高度》。这篇社论道出了总路线的灵魂：“用最高的度来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求高度，当然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因此可以说，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

    全国各地各级层层召开会议，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给各地的整风、反右补课、农村大辩论、大跃进烧了一把大火，大跃进运动掀起了。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34、周恩来提出辞职

    (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又对“反冒进”问题进行检讨。这个8ooo余字的检讨言稿，作为大会材料印给了到会代表。

    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既然自己的正确主张一直被批判，他就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了。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辞呈：“中央、主席：鉴于我犯了严重错误，请考虑我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合适。周恩来”。

    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主席。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主席对周恩来的反冒进，早就有一肚子气，在南宁会议期间就有换掉周恩来的设想。但考虑到周恩来在国内外、党内外的影响和威信，左右权衡，还是觉得不换为好。经主席提议，把升为中央常委、副主席，柯庆施升为政治局委员。

    八大二次会议后，也十分忙碌，紧跟主席，给大跃进的烈火浇油，宣传“乌托邦”。

    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二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二百多人做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

    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主席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在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

    1958年6月3o日，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1958年7月5日，在北京石景山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国人口等于三个苏联，四个美国。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他工业产品。十五年我们要赶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六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挥地方积极性，十五年许多省要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过英国，河南要过法国，再一个意大利，再一个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刘认为中国可以提早进入的理由，便是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刘还解释报上之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美，是为了麻痹敌人。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并要求当地“拨出几百亩地，办一个学校，学生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

    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o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ooo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都顺着刘主席的爱好大胆地吹起来了。

    1958年7月19日，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公社。”

    1958年8月，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o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1958年8月，赴江苏等地视察，沿途他再次对各地已经如火如荼的各种“跃进“行为加温。在江苏常熟县，当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田亩产1万斤时，刘的反应是：“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1958年8月6日，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o万斤，一棵白菜5oo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ooo千斤。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35、毛主席《介绍一个合作社》

    (35、《介绍一个合作社》主席半躺在游泳池边的躺椅上，吸者烟，翻阅着《红旗》杂志。~~~这是经他提议于1958年6月1日创办的党中央机关刊物，陈伯达做主编。在《红旗》创刊号上，登载着主席的一篇文章，题名《介绍一个合作社》。

    早在3月2o日，河南开封县委给主席送来一个报告，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主席看后异常兴奋，欣然命笔，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写道：“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作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96o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这篇短文连同开封县委的报告，于6月1日同时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表。这篇短文轰动了全国，把已经鼓动起来的群众干劲，推向新的。

    主席又翻阅河南省委的报告。

    报告说：八大二次会议后，省委立即召开了三届八次全会（扩大），传达八大二次会议精神。与会者听了传达并进行讨论后，表示热烈拥护总路线。大家个个精神焕，心情舒畅，雄心更大，干劲更足。坚信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以更快的度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向迈进。

    报告说：省委全会，先破除了农业生产不能高增产的迷信，肯定了农业生产可以一翻再翻。大力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推广长葛经验，年内把全省土地深翻一遍；其次，是破除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肯定了地方工业可以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情况下大展；第三，大破了对于“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科学技术并不神秘，把我们现在在生产上所干的一套总结起来，有许多就是最新的科学技术。我们决心通过交心运动，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进行到底，拔掉所有的白旗、灰旗，把工人阶级的革命红旗插遍各个角落（例如大学的各个，厂矿的各个科室，各个科学研究所和技术推广站等）。……

    所谓“农业八字宪法”是主席提出来的丰产措施，即：“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个字。

    主席笑了，说：“这个吴芝圃，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1957年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持制定《关于奖励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讨论通过并出。然而，在8月的省委五次全会上，吴芝圃突然指责宣传要点“是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在批判奖励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粮食问题上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全会决定停止执行“宣传要点”，并收回不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农村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农村资本主义思想。

    自此，以吴芝圃为代表的极“左”思想在河南占据主导地位。1958年，在吴芝圃的主持下，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吴芝圃是河南人，一直在河南做官，关系盘根错节，是河南的地头蛇，后面又有主席支持，潘复生哪能斗得过他？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还未结束，中央就出通知，免去潘复生职务，任命吴芝圃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6月14日，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河南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社长崔希彦。

    主席先问县长张剑南：“应举社的那篇报告是谁写的？”

    张剑南回答：“县委第一书记韩洪绪同志写的。”

    主席说：“写得很好。韩洪绪同志读了多少书？”

    张剑南答：“高小毕业。”

    “不容易，不容易。高小程度就能写出这么好的报告，真不容易。”主席又问崔希彦，“你们的合作社为什么叫应举社？”

    “我们村里过去出过一名文举人。他不剥削人，靠自力更生维持生活。我们农业社也是靠自力更生生产度荒的，所以就叫应举社。”

    主席笑了，说：“很有意思。你们过去是一个穷社，经过几年的努力就改变了面貌，再过几年你们还会更好。”

    “这些成绩都是在党中央和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我们合作社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感谢，感谢。”

    主席摇摇手说：“不，不。这是由于你们合作社全体社员的努力，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全国的事情要办好，就要依靠全国六亿人民的努力。你们社的小麦每亩收了多少斤？”

    “估产是每亩15o斤。”

    主席思考了一下，问：“你们计划每亩8oo斤，还差65o斤。今年有把握实现亩产8oo斤么？”

    “完全有把握！而且争取过。”崔希彦满怀信心地回答。

    主席点着一支香烟，亲切地说：“要戒骄戒躁，干部和群众要紧密地团结，要把红旗永远插在你们社里，让红旗越插越高。”

    主席接见应举社长的情况，由新华社记者写成通讯《幸福的会见，巨大的鼓舞》，登在7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于是，全国干部、农民都看到：按当时的农业技术，应举社当年实现亩产8oo斤是吹牛皮，根本不能实现。可是，那位社长竟敢在伟大领袖面前说假话，吹牛皮。而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亲切地鼓励他，“让红旗越插越高。”为什么会这样呢？干部和农民都悟出了其中的奥妙：说假话、大话、吹牛皮，这也是提倡的“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即使主席看出来这是假话、大话、吹牛皮，也不会批评，而是要保护、鼓励这种“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和“不怕神仙、不怕洋人、不怕教授、不怕科学教条的勇于破除迷信的大无畏精神。”决不能给群众“泄气”、“泼冷水”。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36、主席亲自指挥大跃进

    (为了加强党中央对大跃进的领导，经主席提议，党中央设置了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小组，直接隶属于政治局、书记处。

    遵照主席的意见，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了各小组的具体组成：财经小组12人，陈云任组长；政法小组5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6人，陈毅任组长；科学小组6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1o人，6定一任组长。形成中央文件草稿后，报送主席审阅定稿。主席在文件上增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文件于1958年6月16日下达各省市自治区。

    至此，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党法上，实现了对大跃进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主席名正言顺地亲自指挥大跃进。周恩来的总理职位虽然保留了，但是权力被削了。他所领导的国务院变成了书记处的附属机构。此后，他只是管管长江的水利工作和一些外事的迎送，大跃进的决策和指挥再也没有他的事。

    主席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确立了总路线和大跃进的组织领导机构，他要亲自指挥、大显身手了。

    他找人谈话，听汇报，看报告，批转文件，召开会议……，忙得团团转。

    6月6日，冶金部长王鹤寿向主席报告说：他与林铁同志（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华北协作区主任）商量结果，认为华北地区钢的生产能力，1959年底能达到8oo万吨。主席将这个报告批给邓小平时写道：“1962年，可产6ooo万吨钢。”这个数字，比刚刚闭幕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计划数字又翻了一番。

    6月7日，冶金工业部向政治局报告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水平规划，称1962年钢产量达到6ooo万吨。”主席将此件批给正在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批语写道：“只要1962年达到6ooo万吨钢，过美国就不难了。

    6月11日，农业部向政治局报告第二个五年农业展规划要点。主席高兴地将报告题目改为《农业大有希望》，并批示：“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

    农业部长廖鲁言汇报说：“农业部在河南长葛召开了深翻土地现场大会。决定大干一秋，加上明年一年，把全国所有耕地深翻一遍。现在，深翻土地的运动已经在全国铺开。”

    主席夸赞说：“好啊！现场会召开的很及时嘛。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这八字宪法还要大力推广，尤其是密植，更要狠抓呀，这可是增产的关键啊！还有农具改革，要好好抓。两条腿走路嘛！”“是鲁言唯唯。

    6月16日，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向政治局报告“二五计划”要点，提出5年过英国，1o年赶上美国。主席批给军委扩大会议写道：“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

    同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向政治局报送“二五财政计划要点”，说“今年麦季增产已经达到35o多亿斤，比1957年全年粮食增产的数字15o亿斤还要多2oo亿斤”。主席也批给军委扩大会议，称“此件很好。”

    6月17日，财经小组副组长、副总理兼经委主任薄一波向政治局报告，汇报了1958年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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