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晚稻产量搞促退，因为我们是省里派来的工作组，没有进一步使我们难堪。会上宣布成立晚稻产量工作组，将我们师生拆散，分别编入省、地、县、区混合的几个小组里。这一来，倒是减轻了我们的思想负担，不再怕被宣布为促退，只要跟着大伙走就是了。

    其实，我们采取的定点取样估产方法是可靠的，同实际收割的产量相差很小。1958年的晚稻产量是丰收的，连作晚稻的全生育期比早稻和单季晚稻都缩短，产量当然不可能很高，五百来斤是不错的产量。

    在大群的人们沿着稻田走时，我有意和当地一位老农（他是县劳动模范）走在一起，我轻声问他：“老伯，你看这片晚稻田约可打多少斤谷？”他看我不象领导干部，反问我：“你是要跃进数字还是要实际数字？”我说：“当然是实际数字。”他说：“同志，你不知道，我也很为难，如果来人要的是实际数字，我说了跃进数字，会被骂为不老实；如果来人要的是跃进数字，我要说了实际数字，会被骂为老保守，促退派。”我说：“你不要顾虑，我是省里派来的，我们要知道实际数字。”他就放心地对我说：“同志，你看，这稻子不错，有五百来斤。”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客观存在的产量，还有实际和跃进之分。大家走着走着，到一块稻田边，停了下来，都说这块田的水稻生长得好，于是你一言，我一语，估算起产量来，当然，估来估去，没有低于一千五百斤的。于是一个村干部问这位老模范：“阿炳伯，你看，这稻田可以打多少谷？”他回答：“五百来斤。”“老保守！”，那干部骂了他一声，以后再也不理睬他了。

    其他小组的情况也差不多，一位老师带学生到黄岩县调查的，对一块县高产试验田进行估产，得出约八百来斤（其实已经高估），县农业局长听了大为光火，说：“我们插下的秧苗就有二十万株，我们要拿万斤稻，不要你们来促退！”工作组只好撤离这块高产试验田。到另外田块去总结，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即约同生产队长到田头共同实地收割，就地脱粒，即时过秤，以湿谷的重量作为干谷计算（明知不科学，也只好将就些），也不满千斤，由工作组组长和生产队长共同签字上报收割数字，以表示公正可靠。这样做了以后，第二天，工作组去食堂吃饭时，食堂已奉命不给他们开饭了，他们只好离开到别处去调查。

    在基层被批评为促退，关系不大，因为回到杭州，就没事了。如若在本单位被视为促退，就要小心认错，千万不可顶撞。省农科院一位植保技术员，负责院里晚稻高产试验田的植物保护，由于密植程度太髙，田间通风不良，植株下部尤其郁闭，因而到了后期纹枯病大，稻茎基部腐烂，眼看丰产指标难以实现。恰好这时省领导来视察，当他了解到田间纹枯病严重时，问有什么防治措施，这位技术员回答说，已经喷药几次，但很难根治，因为纹枯病是个世界都未解决的问题。省领导听了，当场就指出，世界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这是典型的洋奴哲学！谁知这位技术员接着说了一句，那也要通过进一步试验研究，马上解决是不可能的。于是站在一旁的院党委书记觉得大失农科院的面子。第二天即组织全院的干部、技术员张贴大字报，对这位敢于顶撞省委领导的技术员大肆挞伐，狠批洋奴哲学。接着又召开批判大会，要他检讨，这位技术员仍觉得自己没有错，只不过说了真话。于是院党委打报告，反映上述情况，要求将其划为右派分子，很快得到批准。划右派分子是1957的事，运动也已经结束了，但为了斗争需要，可以补划右派。后来落实政策，给予取消右派名义时，他已辞世先走了。

    浙江亩产两千斤在当时算是很保守的数字，不多久，全国各地纷纷传出五千斤、一万斤，直至三万斤的卫星！行国内外的《人民画报》封面上，在金黄|色的密密麻麻稻丛上坐着一个小姑娘，居然不会陷下去（小姑娘其实是坐在一只小凳子上，被稻穗遮住了），的确轰动了世界，神话也就彻底破灭。接着上演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惨剧。

    （录自《中华农业文明网》之“农史杂谈”）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43、毛主席赋诗赞跃进

    (1958年6月3o日夜晚，主席坐在游泳池边的书房里翻看着报刊见到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载一篇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并配社论《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他一口气读完了文章，兴奋得不能睡觉了。

    血吸虫病遍及江南12省、市，严重危害人民的健康。解放前，患者约1千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达1亿以上。解放后，主席非常重视血防工作，1953年前后就派出1oo多名医务工作者进驻重疫区余江县，治好千余人。1955年冬，主席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1956年，把消灭血吸虫病写进了《农业展纲要四十条》。余江县群众挥冲天干劲，兴修水利，填平旧沟壑，根除了血吸虫的孳生地，终于把这为害几千年的、连华佗也无可奈何的“小虫”彻底消灭了。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只要动起群众，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主席睡意全失，激动地自语。他放下报纸，微合双目，浮想联翩。他想到了革命战争岁月，想到了合作化运动，想到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想到了广大群众战天斗地的精神风貌，想到了并大社所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旭日临窗，微风徐来。他遥望南窗，提起毛笔，饱蘸浓墨，即兴赋诗：七律二送瘟神1958年7月1日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和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遂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1958年北京的夏季，气候特别闷热。主席工作累了，就来到游泳池游泳。然后，半躺在游泳池边的凉躺椅上，翻阅文件、报刊。他在7月1日《红旗》第3期上，看到了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章赞扬湖北省鄂城县旭光农业社“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这个老夫子和我想到一块来了。”主席笑了，“老夫子毕竟是老夫子，有点头脑。”

    1956年冬，陈伯达曾到福建莲塘乡搞乡村调查。1957年1月7日向党中央、递交一个报告。报告就农村工作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其中有两条是：1、可以把乡（或村）和社合在一起，使合作社成为真正的基层；乡（或村）中的行政工作，可以由一个合作社的副社长兼任，他不必脱离生产，也不拿专薪。或者只由政府给些少补贴；2、可以考虑把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合并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农业社的供销部和信用部。书记处为中央起草批示：“因牵涉较广必须慎重考虑”。那时，反冒进的空气很浓，主席对此批示也就点头认可了。

    1958年2、3月间，主席在批判反冒进、动大跃进的同时，也开始考虑向过渡的问题，于是，想起了陈伯达的那份报告，就找陈伯达谈了一次话，肯定了陈伯达“乡社合一”的意见，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陈伯达受宠若惊，就更加注意揣摩主席的意向。成都会议，主席提倡小社并大社的讲话，八大二次会议，6定一言谈到了主席对未来“公社”的设想，陈伯达听了，如获至宝，认真地记在自己的本本上，仔细分析、揣摩。有时，还特意找田家英聊天，探问主席近期的言行活动情况。于是，就写出了“人民公社”的文章。

    “人民公社，好席喃喃自语，立即想起了广州会议期间和、周恩来、6定一等在一起谈论并大社、乌托邦、向过渡时的情景。

    那次，6定一谈了“公社”这个名称的渊源，他说：原始社会中的基层组织——氏族，历史学家就称之为“氏族公社”；中世纪，西欧的许多自治的城镇，也叫“公社”；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和他的学生们，于1824年至1828年在美洲购置土地，进行未来理想社会的试验，就把他们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欧文的公社是由2ooo人到3ooo人组成的工、农、商、学相结合的生产和消费单位。在公社内部，纯粹个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公有财产。产品按需分配，每个人可以在公社仓库领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1871年巴黎工人夺取了巴黎政权，就把自己的政权叫“巴黎公社”；19世纪中叶，欧洲的一些者，把也称为“公社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也常把他们设想的社会的基层组织称为“公社”。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就有两处提到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6定一的这一席话，给了主席很深的印象。

    那次，主席和都谈到几十年以后中国的理想社会：那时中国的乡村将是许多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组成更大的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过，等等。

    那次，谈到了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好形势；还谈到了苏联建设的情况。大家乐观地估计，中国可能要比苏联先进入。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44、谭震林汇报“特大喜讯”

    (主席正在躺椅上翻阅报刊、浮想联翩卫士来报：“谭震林同志来汇报工作。”

    谭震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小组主管农林口的副组长，他于6月底7月初在河南郑州主持召开了晋、冀、鲁、豫、陕五省和北京市农业协作会议。会议期间，谭震林把碴岈山卫星农业社的干部找来汇报。听完汇报，谭震林说：“你们这个社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都有，这个部那个部和中央一个样。我看，已经不像是农业社了，很像那个巴黎公社。”汇报的河南省遂平县委副书记娄本耀赶忙说：“是的，俺们是叫人民公社。”谭震林欣喜地说：“好！你们这是中国第一个公社。是的公社。你们知道什么是么？”娄本耀等干部面面相觑，没吭声。

    谭震林说：“，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给。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冷气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我们今天办公社，就是为了进入美好的社会。康老写过一副对联：‘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就是这个道理。”这位康老，就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

    谭震林让河南省委把嵖岈山卫星公社的经验写成材料，在大会上做介绍。

    谭震林在会议结论讲话中说：“农业大丰收，在农村已开始了新的变革，在合作社组织上和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上、规模上开始了变革，他已经不能按照原来那些方法、那一套制度、那一套形式来展了，需要有所改变了。……像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而是公社。”

    谭震林这次是专门向主席汇报“特大喜讯”——遂平县嵖岈山成立了卫星人民公社。

    见谭震林走过来，主席站起来热情招呼：“谭老板，来，来，这边坐。”谭震林快步走来，握手、问好，就在一张藤椅上坐下来。

    “谭老板，这趟生意不错吧？有什么‘希罕货物’带给我呀？”主席乐呵呵地问道。

    “主席，我给你带来一件宝贝。”谭震林一边乐呵呵地回答，一边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材料递给主席，“这是河南省遂平县碴岈山卫星公社的经验材料。这个经验在这次华北五省一市农业协作会上作了介绍，反映很好。这个社，已经不是什么农业社，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俱全，已经是个公社。”

    主席接过文件，眼睛放出光芒，高兴地说：“好呀！这可真是个宝贝。”

    谭震林开始汇报：“这个大社是由4个乡27个高级社合并成的，共65oo多户，3万多口人。开始叫卫星农业社，现在已经改名叫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他们的管理体制是政社合一，4个乡变成了公社所辖的4个管理区。公社有党委会和管理委员会，设书记和社长各一人。下设8个部：农业部、林木渔业部、工业交通部、商业部、财经部、教育部、军事公安部，还有个外交部。原来的高级社（一村一个），叫生产大队，大队长就是村长，大队支部书记就是村党支部书记。每个管理区管理几个大队。”

    主席专注地听着，边翻着手里的材料。

    “社里办有公共食堂、敬老院、托儿所，原来由乡政府管理的工厂（如农机修造厂、米面加工厂等）、供销社、信贷社、公安派出所、学校等，都由公社领导管理了。”谭震林继续汇报，“生产大队是管理生产、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

    “谭老板，材料上有的，你就长话短说吧。”主席说。

    谭震林扼要汇报道：“各个农业高级社并为公社后，都把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原来债务，除了用于当年生产周转的应当各自清理外，其余都转归公社负责偿还。社员交出了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社公有，但可以留下少量的家畜和家禽，仍归个人所有。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公社可以根据需要逐步拆用。他们计划由公社统一修建居民点，新建的住宅归公社所有，社员居住要出租金。”

    “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公共食堂和托儿所。食堂吃饭不要钱。公社对社员实行‘十包’：吃、穿、住、教、治病、死葬、理、看戏、冬季烤火和结婚。”

    “他们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每个生产大队为一个生产兵团，全公社共建立了27个生产兵团。兵团设团长、政委和参谋长，下设营、连、排、班，和解放军的编制一个样。干活讲究大兵团作战，起床、吃饭、上工、休息、收工、睡觉等都统一吹军号。男女劳力都分住男女营房，老人住敬老院，小孩住托儿所，吃饭在食堂。”

    “公社还建了一个工业区，摆满了各种工厂：机械厂、染织厂、缝纫厂、被服制鞋厂、铁木工厂、修配厂、棉花加工厂、米面加工厂、榨油厂、食品厂等。……”

    谭震林越说越兴奋。是啊！他现了这么一个让主席如此看重的“宝贝”，如何不兴奋呢！

    谭震林汇报完了，告辞。主席就仔细地看起嵖岈山卫星公社的经验材料来。

    当晚，主席把《红旗》主编陈伯达喊来，说道：“河南省嵖岈山出了个大公社，有65oo多户、3万多口人。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俱全，吃公共食堂，实行部分供给制。这样的大公社，是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我国农村的展方向。你派个得力的人去那里一趟，搞点东西出来，在《红旗》上吹吹。”

    陈伯达领命，即派常务编辑李友九去了碴岈山。同时，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在主席的旗帜下》。文章透露了主席关于办公社的思想，写到：“主席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他以此文章先在北京大学讲演，然后登载在7月16日《红旗》第4期上。《人民日报》等报刊纷纷转载，广播电台又纷纷广播。

    至此，主席大办人民公社的思想传遍全国。全国已经开展的并大社运动立即转为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最先得到人民公社信息的河南省，到8月13日，已经建立人民公社1463个，占计划数的仅新乡地委就办起了354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5345户，修武县人民公社是一县一社，共29193户。

    大跃进和大办公社的喜讯，不断向主席传来。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45、徐水县“大跃进”出经验

    (徐水县是河北省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县，县城坐落在北京通往保定的铁路线上由于有了一个“敢想敢说敢干”、勇于“标新立异”的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使得徐水在1958年成了一颗举世闻名的耀眼的“流星”。

    1958年2月，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农林的副总理谭震林来到河北保定，听取河北省农田水利建设的汇报。在他听完张国忠的汇报后，马上给予肯定，加以赞扬。几天后，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陈正人，便奉命来到徐水，帮助徐水总结农田水利建设经验，写出了《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的报告》。3月14日，陈正人参加成都会议时把《报告》转呈给主席。

    《报告》说：徐水从1957年11月起，苦战三个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徐水县委在领导兴修水利的经验是：（1）在群众面前，先强调思想大解放；（2）作风战斗化，说做就做，坚持到底；（3）树先进、学先进、赶先进；（4）强调加强第一线，强调一切工作深入现场；（5）坚持个人负责与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原则；（6）努力使中心任务与各部门工作相结合。

    主席看了报告，批示道：“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1958年4月17日，《人民日报》表了《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徐水县委领导大跃进的经验是什么呢？从其内容上可以概括出四点：（1）敢说大话。如，“前人不敢想的事，我们现在做到了！”“思想不冻地不冻”，“心硬地就软，心软地就硬”，等等；（2）开创了大兵团作战的先河。徐水全县仅有31万人口，劳动力不足1o万。但是，在兴修水利中却组成了一支“平时1o万人，多时13万”的劳动大军，“转战三河两岸和山地、平原”，在干部的指挥下，以强劳动的方式，“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天”地突击县委下达的任务，这是“扭转乾坤的决定力量”。这种“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很快转变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

    （3）狠抓辩论斗争。对大跃进有怀疑、抵触或怠工、执行命令不力者，就要开会辩论、斗争，“大事大辩，小事小辩。即较小的问题，就在较小的范围内辩论；带有普遍教育意义的问题，则在较大的范围大辩论”，拿出几顶大帽子，不怕你不屈从。辩论斗争，一抓就灵，“辩论前，14oo民工14天只开渠3oo米；辩论后，1ooo民工3天就开渠5oo米。”

    （4）教育社员要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共社员的产。“如，南隆善乡打井无麻，有钱买不到，就动社员群众讨论，各户共拿出好麻125o斤，麻绳65o条。为了解决水利物资（打井器材等），经过动群众，在很短的时间内，总计干部、群众在自愿的原则下投资665万元。有的自愿把分红和准备盖房的钱投了资。有的自愿把多年未露面的宝藏也拿出来投资搞生产。”

    在兴修水利、深翻土地种麦工作中，打破了地界，把全县十多万劳力组成像军队那样的团、营、连、排、班组织，实行劳动协作，大兵团作战。基干民兵是骨干，劳动练兵两不误；要求社社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县委提出的口号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7月1日，张国忠召开全县紧急电话会议，要动一场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大革命。其核心就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要作到全民皆兵，思想行动一致；要以党的组织为核心，把全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挥党员、团员和民兵的作用。乡、社、队都要实行军事化的编制，乡要建立社会主义跃进兵团，总指挥（司令员）、政委、后勤部主任等职，由书记、乡长出任；村（社）要建立营、连、排的组织；每个村（社）为一个营或一个连，支书、社长分任教导员（或指导员）、营长（或连长）和后勤部主任。每个排要有政治干事，负责掌握思想情况和组织辩论；后勤部主要负责食堂、幼儿园、托儿所、被服厂、洗衣局、粮食加工厂等工作。乡要划分若干战区，乡党委分片包干。

    全县共建立了93个团、229个营、1o99个连、3365个排。有的乡还根据劳动力的强弱和年龄的大小，组成“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上下班要列队，并按口令行进，开工有战前动员，收工有总结评比。已经建立公共食堂1693个，在食堂吃饭的社员达225639人，占全县人口的7o5。还建了许多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基本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

    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就是徐水的“皇帝”，他的话就是徐水县的法律。他在大跃进中奉行的是“四大政策”：即大逮捕、大捆绑、大斗争、大劳改。他稿水利大跃进，搞“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搞“丰产卫星”、搞“共产”等等，全是他瞎指挥。他说每亩小麦播种1ooo斤，就一斤也不能少；他说每亩山药栽15万棵，就一棵也不能少.否则，你就要倒霉，轻的开除党籍，批斗辩论，重的下监入狱……

    1958年夏天，张国忠亲自组织铁路以东几个公社书记、村支书和生产队长检查山药密植情况。

    按照张国忠的要求，每亩山药株数必须达到15万棵以是。出正常株数的数倍以上，有的农民接受不了，认为是胡闹。但又惧怕张国忠的权力，即采取田边地头密植，地中间稀植，企图蒙混过去。张国忠听说后，就命令路东生产队以上干部5o多人都跟著他，横穿庄稼地，逐块检查。随行的公安人员手里提着绳子、铐子，已做好捕人的准备。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最害怕的是生产队长们，一看这阵势就知道要出事。

    果然，一行人刚走到北梨元乡地段，现一块山药地种值密度不够。张国忠停下来喝问：“哪个队的？”空气凝固了半晌，一个叫高香云的小队长嗫嚅著承认是自己队的。张国忠当即喝令把高香云绑了起来，牵着高香云又走了几块地，又绑了另四名小队长。张国忠命令把五人绑在大树上，就地召开现场会。

    所谓现场会，不过是一阵训斥、喝骂，一顿拳打脚踢，然后送监狱劳改。被绑的人中有一个姓高的小队长，在监狱劳改三个月后死去。

    张国忠，时年33岁，他争强好胜、野心勃勃、敢想敢干，专横霸道，经中央的谭震林、陈正人和河北省委的赞扬，很快成为河北省颇有名气的一位人物。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45、主席视察徐水县

    (1958年8月4日，主席乘坐专列从北京出，亲自到农村视察。第一站，就想看看徐水县。

    要来徐水视察的消息，早在一个多星期之前县委就知道了，为了迎接来徐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把大部分劳力、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计划让看的地方；下边按军事编制，连、排、班负责人要明确；路两旁的庄稼不准有杂草，地里有人就得有红旗；县委内部“持不同政见者”被打到偏远的地方下乡，不准回城。关键是要把一切都安排得像报纸上和报告中写的那样真实，不露任何破绽。

    张国忠应召走上专列去见。

    很高兴地同张国忠握手。临行前，他看过谭震林和陈正人关于徐水工作情况的报告，成绩不小，尤其是这里创造的劳动组织军事化的经验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他没有想到县委书记竟是一位年轻人。

    主席询问了徐水的土地、人口、生产和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情况。张国忠一一做了汇报。

    主席非常满意，说：“民兵连这个形式好。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吗？还有比在枪林弹雨里更难的事吗？蒋介石的8oo万军队怎么样？我们不是照样消灭了他！要搞全民武装，给民兵枪。”

    干部们快地记录着。

    “到你们县里去看看农业社好吗？”提议。

    张国忠立即欢迎下车。

    这是1958年8月4日下午4时零5分，走下专列，踏到徐水的土地上。

    八月骄阳似火，暑气蒸腾。主席身穿白布短袖衫，头带大草帽，精神奕奕。他和随从们在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等党政干部的陪同下，步出徐水火车站。站前小广场矗立着一幅巨大的标语牌，上面画着徐水县三年进入的平面规划图。墙壁都用石灰刷得雪白，写有大字标语：“中国万岁！”、“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十五年赶英国！”、“一天等于二十年！”、“苦战三年，进入！”；有的墙壁上还画着漫画：比大象还肥大的肥猪，四个人抬着一棵大白菜，高大的玉米直云，大如牛的肥猪挤破了圈，小孩坐在大南瓜上玩耍。

    高音喇叭里播唱着高亢的歌曲：“五八年那个呼嘿，大跃进那个呼嘿，跃进的歌声西哩哩刷拉拉胡噜噜嘿，震天响那么呼嘿！……”“总路线，红旗飘，六亿人民心一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生产建设掀。……”“戴花要带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

    乘汽车下乡视察，沿著瀑河往东缓缓行驶，主席望着茁壮的、丰收在望的庄稼，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说：“这庄稼长得不错嘛！”

    “我们计划今年全县夏、秋两季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达到2ooo国忠与同车，一路上，不断把他的宏伟目标报告给听：计划亩产2oooo斤的谷子卫星；计划亩产1oo万斤的山药卫星－－－山药秧子都是用飞机运来的……

    汽车路过一排猪舍，张国忠向介绍：这里养着计划长1ooo斤的“卫星猪”，说是把猪的甲状腺割了，让它吃了睡，睡了吃，就可以多长膘。

    下午4时半，的汽车到达大寺各庄。

    走进会议室，先被墙上的各种锦旗所吸引，他满有兴致地依次看了锦旗、奖状和宣传画，回头问农业社社长李江生：“你们农业社叫什么名称？”

    李江生答：“叫第八瀑河农庄。”

    “农庄？”沉吟了一下，“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人群里顿时出一阵“呀呀”的赞叹声.“今年的麦子收成好吗？”笑嘻嘻地望著满屋子激动、拘谨的庄稼人问。

    李江生：“很好，比哪一年都强。”

    ：“每亩平均多少斤？”

    阎玉茹（农业社党社支书）：“754斤。”

    高兴地“啊”了一声：“不少呀！”

    又问秋季预产情况，问了社里的问县里的。

    张国忠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ooo斤。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山药35万亩。”

    主席听了，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主席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汇报的本县的情况，就伸出大手，掰着手指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9千万斤呢，秋季就能收11亿斤呀！比夏收高出十几倍，有把握吗？”

    “有把握！”张国忠语气很肯定，“我县山药都是卫星田！”

    “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呀！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被主席问住了。

    “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还是张国忠回答。

    “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主席说。

    “我们拿山药造酒精。”县长李江生说。

    “那就是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也都跟着笑了起来。

    “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张国忠也跟着笑。

    “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主席说。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道：“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大家又都跟着笑。

    “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土地实行轮作。可考虑让农民一天干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主席笑呵呵地说。

    大家都乐了，说：“还是主席想得周到。”

    主席高兴地说：“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统统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大家听了都笑。

    主席又说：“我看你们可以在小社并大社的基础上搞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乡一社，是不是搞万人公社？在平原地区八千人搞一个公社不要紧。社里工农商学兵都有。人民公社就是的基层组织，是的雏形，你们徐水可以搞搞试点。”

    张国忠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声说：“我们马上就成立人民公社，搞试点。请主席放心！”

    主席笑了，说：“好！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这时候，阳光灿烂，四外一片安静。来了的消息早己传遍了全村，人们是多么想着跑来看看啊！可是，不少的人活儿正紧，都丢不开手。于是，差不多走遍了全村，去看大家。

    先去了粮食加工厂。那里一台锅驼机带动钢磨在磨大麦面。同管钢磨的郑德祥谈了一阵话，问了问生产情况。后来，看到机器旁边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小青年，身上油渍斑斑，可都高兴得有点儿慌乱地直盯着他。主席忙问他们：“你两个是开机器的吗？”

    他们问答说，是的。问清了女青年叫田金花，十八岁，男青年叫郑德生，十五岁；就连忙夸赞他们道：“了不起呀！这么小就会开机器呀！”

    两个小青年更加高兴得手足无措。看他们的神态，是多久想跟握握手啊！可是，他们满手油污，又赶紧把手缩回去了。

    笑嘻嘻地招着手，离开了他俩。又去跟筛面的四个妇女说话。这都是壮老年妇女。她们披着满身白雾，热切地笑着同主席握手。有个叫郑秀芳的一把抓住主席的胳膊说：”！你老人家身子结实吧！”笑道：“我很好，你们都好吧！”几个妇女都激动得哆嗦者嘴唇说：“我们好，！……”

    走到了街上。附近做活的人都一伙伙地张着笑脸，使劲儿盯着毛丰席，高呼着：“万岁！万岁！”

    毛丰席就一边走，一边招着手，向大家点着头，有时还停下来跟大家握手。然后，毛丰席看了农业社的供销部，看了社里的医院和正在扎针的医生与病人，又看了猪场，看了缝纫工厂；并跟那几个地方的社员谈了话。在缝纫工厂，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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