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说：“并大社是党中央的号召。大社一成立，水利建设、机器耕地等许多的矛盾一下子就解决了，就可以很快进入，农民们就能过上天堂一样的日子。并大社，这是天大的好事。你们回去后，要连夜动起群众，宣传并大社的好处，要让群众自觉起来要求并大社，声势要大，要敲锣打鼓，写出申请书。明天晚上到杨店来，向张专员汇报。”

    乡书记、乡长们听罢大喜，连夜回乡布置：召开乡干部会和高级社长会，组织宣传队；接着，各村召开党团员会、干部会、群众大会。农舍里，场院中，山地旁，到处都在开会，在议论。干部门，宣传员们，大讲并大社的优越性，讲这是的号召，讲人多力量大，讲快要进入了。

    槐树乡党委书记车桂新给社长们开会时说：“并大社，咱们要过哩！”

    “是啥样的？”有人问。

    “你还是干部哩，连都不知道？丢人！就是吃白馍，喝羊肉汤，穿绫罗绸缎，住高楼大厦。”

    “那，咱们不都成了神仙吗？”大家都乐了。

    “就是日子过得比神仙还神仙哩。”车书记也笑。

    “车书记，你说说这咋个进入法？”有人急切地问。

    “就是合并大社。把咱们乡和其它几个乡一家伙合并起来，成立个大社。你们想呀，这大社几万人，干啥活一呼隆就干完了，几天的活一天干完，几年的活一个月就干完了，快得很哩。说到就到，只要大家抱成团，想啥有啥，干啥成啥。”

    “啥时候并大社？”

    “你们这就回去，马上开群众会，动员群众，要写决心书、请求书。今夜赶到杨店去，要敲锣打鼓，跟过年一样的呼隆，抬着决心书，向上级领导要求。”

    杨店乡团委书记曹新志走街串户宣传并大社的好处，他觉得咋好就咋说。他说：“大社一成立，就快到了。那时候，要啥有啥，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使的是洋犁洋耙，拉屎溺尿不出门，电门一开，拉了溺了屋里还是香喷喷的。用电驴套磨，打开电门，电驴就不停的转，白面就像下大雪一样下来了。蒸馍做饭用机器，面从这边进去，从那边出来就成了现成的馍。想吃油馍有油馍，想吃包子有包子，想吃扁食（饺子）有扁食。”

    并大社就能进入，又是这样的美好，这令世代受穷的山区贫苦农民们异常地激动。百里山乡陷入一种从未有过的亢奋之中。

    “并大社好！俺们要求并大社！”兴奋激动的呼声响彻二十多个山村。

    各党、团支部都开展了“查比”活动：查思想表现，看入大社行动；查阶级觉悟，看听的话。

    青年团员们更是热血。许多人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坚决要求并大社的决心。

    也有对此怀疑的人，农民钟宝长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想：“入吃扁食，白面从哪里来？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他害怕并大社被共产，就把自家的4oo多斤陈麦子藏了起来。他的“罪行”被人举报出来，村里就开会批判辩论他。

    钟宝长站在会场中央，在一片口号声中吓得簌簌抖。

    “你为啥把麦子藏起来？快坦白！”积极分子追问。

    “想……想多……吃…宝长哆哆嗦嗦地坦白。

    “胡说！啥是想多吃？你就是想破坏并大社！”几声怒喝。

    “我入社、我入社，我真是想……想多、多吃……点。”

    “你是和资本主义坐在一条板凳上，反对并大社。”

    “俺可不认识姓资的，咋、咋能坐、坐他的板凳？”钟宝长莫名其妙，急着分辨，“你们可以打听么，俺家老几辈子都没有姓资的亲戚，真的。”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会场上响起一阵阵口号声。

    钟宝长低头认罪，赌咒誓拥护并大社，并把所藏的4oo斤麦子献给了大社。

    站在乡政府门口的青石台阶上，张树藩专员被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惊呆了：长长的街巷里拥进了人的河流，几十面大鼓被光着脊梁的汉子擂得震天价响。“坚决要求并大社！”“好！”“打倒右派！”“打倒美帝国主义！”“不答应我们并大社决不收兵！”“万岁！”“万岁！”口号声响彻云霄，一条条胳膊举得森林一般。干部们把成捆的决心书、几百张血书送到张专员面前。

    娄本耀书记对张专员说：“张专员，这是群众自起来要求并大社的，你表个态吧。”说着，他就面向欢腾的人群连连摆手，大声喊道：“静一静！下面请张专员作指示！”

    张专员也被这火爆爆的场面所感染，激动地说：“乡亲们！你们要求并大社的热情是好的，我代表地委，坚决支持你们的要求！”

    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震耳欲聋的口号声。

    1958年4月2o日，嵖岈山卫星农业社宣告成立。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以此为契机，在本地区、本省全力推动合并大社运动。河南省的大跃进运动和并大社运动搞得如火如荼，深受主席的青睐。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28、刘少奇吹侃乌托邦

    (阳光明媚，春风和煦，一列专列从北京站开出，向南奔驰乘坐专列的是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6定一以及副部长邓力群。他们是去广州向主席汇报八大二次会议的筹备情况的。

    他们望着窗外碧绿的田野、招展的红旗、奋战的人群，想象着波澜壮阔的大跃进场面，想象着小社并大社的轰轰烈烈的情景，他们感觉到中国社会正在生巨大的变革，在这世界的东方，即将出现崭新的社会崭新的人。他们心情振奋，就聊起来。

    6定一像汇报似的说：“各地都在搞小社并大社。河南省已经成立了一个大社，叫嵖岈山卫星农业社。这个大社是由4个乡27个高级社合并成的，共65oo多户，3万多口人。他们的管理体制是政社合一，4个乡变成了大社所辖的4个管理区。大社有党委会和管理委员会，设书记和社长各一人。下设8个部：农业部、林木渔业部、工业交通部、商业部、财经部、教育部、军事公安部，还有个外交部。原来的高级社（一村一个），叫生产大队，大队长就是村长，大队支部书记就是村党支部书记。每个管理区管理几个大队。社里办有公共食堂、敬老院、托儿所，原来由乡政府管理的工厂（如农机修造厂、米面加工厂等）、供销社、信贷社、公安派出所、学校等，都由大社领导管理了。”

    兴奋地说：“好呀！这么大的一个社，生产资料公有制，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俱全。有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如果再建设体育场、医院、俱乐部、电影院，再有洗澡、理等服务行业，不仅劳动集体化，而且生活也集体化了。这不就是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所设想的‘乌托邦’么！看来，西方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所设想的‘乌托邦’，不久的将来就要在我国变成现实了。”

    1916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乌托邦》。此书虚构一个“乌托邦岛国”，岛国实行公有制，土地、房屋及其它一切财产都归全体国民所有；岛国国民所需用品，自己可以到商店自由选取，不用付钱；国民吃饭可以到公共食堂，食堂饭菜味美多样，免费供应；国民生病，可以去医院免费治疗；成年国民每天工作六小时，业余可以参加自己喜欢的娱乐活动；国民在岛内旅游，交通、游玩、吃住都免费，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岛国实行民主政治，管理岛国事务的各级官员都由选举产生，为民服务，人人平等、博爱、自由；老人和小孩都受到特殊的优待与照顾；国民都免费受到良好的教育，人人品德高尚……。总之，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乌托邦岛国”，是一个完美的社会图景。美景虽好，但是却没法达到，这只是一种幻想或叫“空想”。后来，人们就把无法达到的空想的美好社会，统统叫做“乌托邦”。

    周恩来说：“我国古代的陶渊明曾幻想过‘桃花源’，近代的康有为写过《大同书》。《大同书》描画出一个非常美好的社会：设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男女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死则大葬等等。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实现‘世界大同’的道路。现在，我们人就要把前人的幻想变成现实了！”

    《大同书》是清末维新派领康有为撰写的，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1）无国家，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2）总政府区政府皆由民选；（3）无家庭，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满须易人；（4）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5）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6）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7）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8）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之最高设备，入者地最高之享乐；（9）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1o）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11）警惰为最严之刑罚；（12）学术上有新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13）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大同书》写成后，康有为一直密不示人，1913年有部分内容表在《不忍》杂志上。

    说：“主席在学生时代也曾设想过未来的美好社会，叫做‘新村’。刚才谈到的嵖岈山卫星农业社，就很像主席当年所设想的‘新村’。”

    青少年时代的主席，博览群书，曾受到多种政治学说，包括欧美和日本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新青年》等杂志常有介绍）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1919年，正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主席，曾与同学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等一道，计议在长沙岳麓山进行建设新农村的实验。他在1919年12月〈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上表了题为〈学生之工作〉的文章。文章不仅介绍了建设“新村”的理想，还详细描绘了“新村”的蓝图：“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场，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工作之事项，全然在农村的”，有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养鸡鱼。

    邓力群说：“无产阶级没有掌握国家政权，一切构建美好社会的想法，只能是‘乌托邦’。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人美妙的空想都没能实现。”

    6定一说：“什么是？列宁说‘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这话很有道理。‘苏维埃’，这是指生产关系已经展到这样的程度：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电气化’，这是指生产力已经高度展，社会物质已经极大的丰富。”

    说：“我们人最终的奋斗目标是。过去搞武装斗争，就是要夺取政权，为建设打基础。现在，我们搞就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方面是展生产力。我们搞大跃进的目的，就是要快展生产力；另一个方面，就是变革生产关系。我们搞三大改造，就是为了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消灭压迫，消灭剥削，防止两极分化。现在并大社，公有制范围扩大了，如果再逐步多留公共积累，逐步增加供给制方面的福利，那么，因素也就逐步多了起来。将来，再以城市为中心，把它周围的大社再逐步联合成更大的社，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那时，距离社会就不远了。所以说，这个大社就是含有因素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向过渡的最好形式，是社会的雏形。”

    周恩来说：“少奇说的极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就要为准备条件，使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创造一些顺利条件。”

    邓力群建议说：“中央是否给大社规定个统一的名称。现在各地的大社，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农场’、‘合作农场’，有的叫‘社会主义大院’，有的叫‘社会主义大家庭’，叫什么名字的都有。”

    说：“这个建议很好。叫什么名称较好呢？不能叫‘集体农庄’，我们不能什么都照搬苏联；也不能叫‘农场’，因为这个大社已经不仅仅是‘农’，它是工农兵学商的综合体，像一个小社会。”

    6定一说：“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在描绘概况时，把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我们是否也叫‘公社’？”

    和周恩来都说：“这个名字好。”

    又说：“定一同志，请你编一本马恩列斯论的书吧。我们的许多同志，包括不少高级干部，对什么是，怎样建设，还不甚了了。这怎么能够领导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呢。”又转向邓力群：“力群同志，你来编空想社会主义。你们越快越好。”

    专列到达郑州。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来到专列上汇报工作。让他重点汇报并大社的情况，插话时说了他对大社的一些想法。最后，对吴芝圃说：“芝圃同志，按照我们的一些想法，你抓个点试验一下。”吴芝圃高兴的说：“好的！”

    到达广州后，、周恩来、6定一等见到了主席。把他们在专列上议论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高兴地说：“好啊！你们想的很好啊。最近，我对这个问题也想了很多。正想找你们谈谈呢。今天，咱们就来个彻夜长谈吧。”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29、周总理违心含泪作检讨

    (29、周总理违心含泪作检讨、周恩来等人来到广州，会见了主席，参加广州会议，筹备八大二次大会主席命起草《政治报告》；命周恩来写“个人检查”，要求周恩来在大会上进一步深刻检讨反冒进的错误，以肃清其在党内的消极影响。并严肃地吩咐：“不要让秘书帮忙，自己的认识自己写。”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沉痛地对秘书范若愚说：“我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要在八大二次大会上言检讨。请你到总理办公室宿舍住几天，帮我整理言材料。”

    范若愚来到总理办公室领受任务。总理说：“这次写言材料，不能像过去那样我口授内容，然后你再根据内容写出书面材料。这次是检讨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说一句，你记一句，你最后在文字上连接通顺一下。”

    范秘书在总理身旁坐了下来，拿起笔，准备纪录总理的话。总理说：“我这次犯错误的问题，已经和主席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是思想跟不上主席，我必须要努力学习主席思想呀。”说完，就思考着，开始口授检查。

    “叮呤呤……”电话铃响，总理拿起耳机。

    “你好，我是周恩来，嗯……嗯，……陈云同志呀，我们只能顾全大局呀，要维护党的团结，维护主席的威信呀。……要把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深刻检查。对，…理放下耳机，身体向椅子靠背上一靠，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迷茫地望着窗外。

    夜幕降临，范若愚开了电灯总理站起身来，低着头，踱着步，每隔几分钟挤出一句话，很难受。总理停住脚，说：“若愚呀，你先回宿舍休息吧。等我想好了一段再喊你。”范若愚明白，他在这里反倒会影响总理的思考，就默默地站起身来，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只是看了总理一眼，慢慢地离去。

    总理又在办公桌前坐下来。他小臂上套着工作套袖，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着笔，对着面前铺开的稿纸，久久不动，凝固了一般。他的两道浓眉庄严沉重地横亘在左手的下缘，眼皮有节奏地三秒钟一眨，三秒钟一眨，始终没有停止。目光落在稿纸上不移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然。……

    有几次，总理似乎想通了什么，右手的笔触到纸上，想写什么。可是，笔刚一动，又突然停住了。僵持一瞬，又疑疑惑惑地把笔提起来。他几次落笔又几次提笔，纸面上留下了一些点状线状的印痕，不成字体不成文句。

    忽然，总理放下笔，将沾污了稿纸揉成团，扔入废纸篓，重心换上一张纸。他没有重新抓笔，将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的某一点，像是在出神。蓦地，他眼圈忽然一红，泪水渐渐浸出来，润湿了眼角。他轻轻合上眼皮，眼角始终湿润，但始终不曾淌下泪来。

    总理好难哟！他检讨什么呢？他究竟错在哪里呢？主张搞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必须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这有什么错呢？那些不顾国情、不顾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不顾客观经济规律的一味追求高度的急躁冒进，怎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呢？对此进行批评、纠正，怎么就是错误？怎么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国务院在制定经济计划时，凡属事关路线、方针的大事，都是事先向党中央请示汇报的呀，怎么说是“封锁中央”？具体起草经济计划，这是党中央赋予的国务院的职能，怎么说是“想揽大权”、“分散主义”？难道计划的具体内容也须要事事请示党中央么？难道应该把计划的具体起草工作上推给书记处、政治局么？“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是政治局集体决定的，你主席一个人怎么能随意批判、擅自推翻？你主席眼里还有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么？动辄就给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上纲上线，扣上什么“右倾保守”、“小脚女人”、“像蜗牛似的爬行”、“寡妇的心态”、“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教条主义”、“分散主义”、“封锁中央”等帽子，甚至说“和右派相距5o米了”，这难道正常么？……

    周总理百思不得其解能在大会上和主席进行争辩么？不能！绝对不能！他并不怕个人的荣辱得失，他是怕损害国家和党的大局。“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主席的领袖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党和人民选择的，维护主席的形象、权威，就是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权威。如果进行争辩，主席决不会让步的。那么，他的争辩，就不仅被视为是对主席的挑战，也将被视为是对党、对人民的挑战，这不仅仅会影响主席的威信和形象，也将影响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苏联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后果，就是前车之鉴啊！更有甚者，还可能会造成党的分裂，太平天国领导集团闹分裂的后果就可能再现。啊！太可怕啦！……况且，现在争辩也于事无补，大跃进的列车已经开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得住……

    怎么办？周总理前思后想、左右权衡，终于下定决心：顾全大局，从国家、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大局出，维护主席的权威和形象，违心检讨，主席希望检讨什么，就检讨什么。他过去也曾这样考虑过，但是，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晰、决绝。他重新提起笔来……

    邓颖睡醒一觉，见时钟已经过了凌晨两点，总理还没安歇。就急忙起床来到总理办公室，见总理自己一个人正坐在办公桌前呆。邓颖没有惊动总理，径直来找范若愚。

    “小范，总理独自坐在办公室呆，怎么你却睡觉来了？”邓颖着急的问。

    范若愚把原因向邓大姐解释了一遍。

    “哦，你作好准备，我去劝劝总理，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来写材料，这样会快些。”邓颖说罢就走了。过了约2o分钟，又回来喊范若愚。说是总理同意了她的意见。

    几天下来，范秘书把总理的检讨材料整理出来，送交总理审阅。

    材料上有这样一段话：“我和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是跟不上主席。”总理看到这段话，就把“我和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用笔勾掉，叹口气说道：“你对党史知道得太少呀！”

    是啊，在漫长的党的历史中，周恩来和主席的恩恩怨怨很难扯清。从1927年8月至1935年1月三次“左”倾路线（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都担任中央常委、中央军委书记，都是主席的顶头上司。1956年9月1o日，主席在讲话中曾谈起了自己在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所受的“处罚”与“打击”。他说：“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2o次。”“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这些“处分”和“打击”，直接、间接，或多或少，都与周恩来有些关系。例如，三十年代初期，主席在江西苏区领导肃反、抓“b团”，搞逼供信、扩大化，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杀了很多革命同志。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亲临苏区，批评主席，制止了肃反扩大化；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又批判了主席，削弱了主席的权力等。1935年1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遵义会议，坚决支持主席的主张，使主席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1937年8月洛川会议，周恩来不同意主席提出的“山地游击战”；延安整风，周恩来成了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了主席的整肃；整风后，周恩来检讨了错误，竭尽全力辅佐主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建立了卓著功勋；建国初期，周恩来曾被主席批评为“分散主义”，被削权。……

    周恩来眼圈又红了，他的脑际里闪电般的掠过了和主席共事中的这些恩恩怨怨。他知道，有些旧怨，主席是一直耿耿于怀的。他感到很难在现在的岗位继续工作下去了，他暗下决心：八大二次会议后，辞职。

    周恩来继续口授，完成这个检查稿。在同秘书谈话时，周恩来流下了眼泪。后来，周恩来又逐字逐句地亲白修改，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周恩来在起草这个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增添了。

    邓小平把检讨中“离右派仅差5o米”之类的无限上纲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也比较轻了。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说：“写那么长干嘛！简短些。”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30、毛主席发动大跃进

    (主席吩咐主持起草《工作报告》指示具体起草的人员：《报告》一定要充分体现主席的“批判反冒进”、“动大跃进”的观点和主张，使报告成为大跃进的誓师檄文。《报告》写出后，又经过主席两次修改补充，充分表达了主席自1956年以来，主要是南宁会议以来，在历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会议的第一天，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报告》正式宣布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总路线的基本点中，提出了“三个并举”，即：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对此，主席最为满意，称之为“两条腿走路”。

    《报告》突出了建设度问题，指出：“建设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地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马克思预言过，无产阶级革命将使我们进入‘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如果说我们过去在革命中经历过这样伟大的时期，那么，我们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又是经历着这样的伟大时期吗？”

    《报告》把过去说的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一“长”一“短”，一字之差，反映了主席急于求成的心态是多么迫切。

    总路线的灵魂是高度，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展规律，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确定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展”的正确方针，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为动大跃进提供了理论依据。于是，盲目求快就压倒了一切。

    《报告》确认了主席1957年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样，就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使党的指导思想偏向歧路，为后来生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

    《报告》还提出了我国现在还有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一个是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这就为后来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埋下了“伏笔”。

    《报告》特别批判了反冒进，说：“在1956年，我国整个的经济文化事业有一个巨大的跃进，在跃进中也曾出现了一些个别的缺点。这些缺点，比之当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来是很小的。但是当时有一些同志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些缺点，对于当时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却估计不足，因而认为1956年的跃进是一种“冒进”。在反对所谓“冒进”的这种空气下面，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展纲要四十条，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

    《报告》说：“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底。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低潮——更大的，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育了党，教育了群众。”这段话是主席加上去的。

    的工作报告作完之后，又根据主席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一些修改。主席非常满意。在他定稿的批语中写到：“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

    的报告，引起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赞成和拥护这个报告。

    邓小平作了《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谭震林作了《关于全国农业展纲要及说明》，要提前5年实现《纲要》。

    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五次长篇讲话，给大会升温，动大跃进。

    主席讲总路线，要求干部群众鼓足十分干劲大跃进，出大力流大汗，苦干。力争高度、高指标。

    他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个提法很好，是新鲜的提法，反映了人民的干劲。鼓足干劲比鼓起干劲好，干劲早就鼓起来了，有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六、七分还是八、九分？十分就足了。”“什么叫力争上游呢？从国内来说，无非就是争千斤亩，争四、五、八，争两千斤亩，争出钢的炉数。四十条现在不要12年了，大体上5年差不多了。可能在五年内实现四十条，这不是上游吗？不是多快吗？但还要好省。从国外来说，同国外比较，争取7年过英国，15年过美国。……有些项目还不要7年，比如煤炭两三年就可以赶上了。”还说：“我看我们的，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

    “高指标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这里。

    与会者都高度评价总路线，坚决拥护总路线，他们纷纷再度提高本地区、本部门的指标，加快建设度。

    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计委主任李富春书面言说：第二个五年计划重新设想的各项指标，比原来都大幅度提高了。到1962年，钢产量必成数为25oo万吨，期成数为3ooo万吨；粮食分别为6ooo亿斤和7ooo亿斤。到1962年（5年）就可以赶上英国，1972年（15年）赶上美国。

    冶金工业部长王鹤寿说：明年（1959年）钢产量达到12oo万吨以上，1962年达到3ooo万吨以上。5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

    化工部长说：化学肥料在5年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位，是大有希望的。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争取在5年内使地方工业总产值过农业总产值。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说：“苦战3年，基本改变江苏面貌；苦战5年，全面改变江苏面貌。5年实现农业展纲要四十条规定的各项指标。

    中宣部长6定一说：据各省、市的汇报，扫盲工作，有5个省市可以1年完成，全国范围3年可以基本完成；普及小学，12个省市可以1年完成，全国范围3年基本完成。

    有的说：县可以办农业大学。

    有的说：开展大规模搜集民歌运动。不久，人人都成为诗人。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31、个人崇拜神化毛主席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主席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怕马克思，不要怕教授要敢想敢说敢做，要敢于标新立异。

    他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不要怕，因为马克思也是人，他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一个脑子，跟我们差不多。不过，他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一定都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就够了。”“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马克思革命没革成。我们的实践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

    要破除对马克思的迷信，马克思没什么了不起。要迷信谁？要迷信“真理”在手的主席，要学习主席的著作。

    与会者心领神会，纷纷言。有的说：“就是真理的代表，我们衷心地跟着走，并不是崇拜个人、迷信个人，而是崇拜真理。跟着走就不会错。”有的中央负责同志说：“拥护和相信，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我们有了这样的舵手，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我们只要老老实实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就可以避免‘反冒进’那样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我们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很多人言强调要学习著作和讲话。有的中央负责同志说：“事实又一次证明的思想是真理的代表，听的话就是相信真理。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的著作，领会的思想。这样，才能克服主观主义，少犯错误，避免摇摆。”“马列著作要学，但是，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先必须学习的著作。”湖南代表建议：著作必须是干部必读和党校教学的主要书目。

    说：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捍卫与展了马克思主义。德国出了马克思，俄国出了列宁，我国出了。过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最好的教科书。学习著作，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

    柯庆施说：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化为新的理论，写成书，变成革命行动的指南，指导现代人，教育后代人。他像圣人一样，过了历史上任何圣人。的理论，应该称为“主义。”

    陈伯达言论述了主席思想和学习主席思想的重大意义。然后，批评说：党内有不少同志对的著作重视不够，不去努力钻研，却转而向外国的书本中寻找经验，这是崇拜洋人的思想表现。他建议：全党应该有组织、有系统地开展学习著作的运动。

    于是，主席在“神坛”上，又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主席号召广大干部、群众破除对教授、专家的迷信，树立主人翁的自尊心，要敢想敢说敢做，要敢于标新立异。他现了一个规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所谓卑贱者，就是学问少的人，包括文盲和科盲；所谓高贵者，就是学问多的“权威”、“教授”、“专家”、“名人”，即资产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

    他说：“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

    好看的电子书shubao2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