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里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总理和副总理们面面相觑，胆战心惊：封锁中央、封锁，这还了得！

    会议的紧张空气继续升温。

    1月14日，主席第三次讲话，用哲学理论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工作，他说：“我们的计划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前进就是不断打破平衡的过程。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反冒进就是只讲平衡，其实，他们主张的平衡是消极的平衡、保守的平衡，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我们必须注意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

    众大员肚里都念了一声“厉害！”主席的“平衡理论”竟是这样的高明！哲学水平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

    1月16日，柯庆施汇报。主席对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大加赞赏，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不多也。”

    主席扭过头用不无挪揄的口吻问坐在旁边的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我写不出来。”主席大声说：“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接着，又奚落周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太过分了！周恩来是资深的党的元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第三把手，功勋卓著、名震中外、德高望众，是倍受全党和全国亿万人民所爱戴、尊敬的好总理。主席竟然用这样侮慢的态度对待周恩来，令与会人员十分意外和震惊。会场非常的寂静，没有人敢大声出气。

    主席又侃侃而谈，教训台下洗耳恭听的部下：“许多省委、部委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思想僵化。你们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要破暮气，讲朝气。世界大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接着，他讲了一大通中国历史上青年成名的故事。

    众大员听着主席引经据典，联想着昨天听主席讲的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都对主席渊博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23、主席继续批判“反冒进”

    1月17日，主席继续批评反冒进。他拿着《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那篇社论，生气地说：“当初他们写好了，让我看，强迫签字。我批了‘不看了！’三个字。是针对我写的，反对我的，我还看什么？！”

    主席对这篇社论一直耿耿于怀。他查阅了社论的起草原稿。原稿除陆定一、胡乔木的修改之处，还有的几处修改。这些修改加重了原来的语气。

    主席拿着社论，念一段，评论批驳一段。

    主席念道：“急躁冒进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

    主席忿忿地说：“全国农业纲要四十条是我提出来，急躁冒进是我逼出来的。我是始作俑，是冒进的‘罪魁祸’。”

    主席接着念道：“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

    主席不满地说：“看，这些人已经下定决心反冒进了。”

    主席又念道：“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全国农业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

    主席怒说：“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人民日报》社论在引用主席写的《农村社会主义》第二个序言一段话的时候，只引用了前半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而没有引用后半段：“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却是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主席恼怒地说：“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重点是反右倾保守。作引用我的文章只引用了前半段，把‘但是’以后的半段砍掉了。后半段才是我文章的重点。”他读出了后半段，接着说：“作断章取义，借刀杀人，想用我的文章来吓唬人！来反对我！”

    主席又念道：“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展。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主席声色俱厉：“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好像是马克思主义。否！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社论的落脚点是在‘但是’后面，是反对急躁冒进，是反‘左’而不是反右。”

    不服气，心想：“这篇社论是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你一个人怎么能够拿到大会上批判呢！”联系到主席否定八大决议以及最近一系列的言，一股隐忧掠过他的心头。他隐隐感到：主席已经不把其他常委放在眼里，集体领导名存实亡了。

    当天晚上，主席单独找谈话。1月19日晚，又单独找周恩来谈话。主席严肃批评他俩反冒进的错误，要求他俩公开检讨、消除不良影响，以便把全党的思想尽快地统一到跃进上来。主席甚至警告：党有生分裂的危险！

    清楚地知道，党如果生分裂，后果不堪设想，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他左思右想，觉得唯一的出路是，置个人荣辱于度外，要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维护的权威。

    早在三中全会以后，周恩来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在1957年6月26日在人大会议上作《政府报告》时，就已经自己批评了自己的‘反冒进’错误。他决心不惜牺牲掉自己，也要维护党的团结，维护的权威。主席曾多次称赞周恩来的这篇《政府报告》，称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周恩来先在大会做检讨，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的展，因而在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是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反冒进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减少了一些项目。”“而最重要的损失在于方针一偏，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因此，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检讨说：“《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基本方针上是错误的，经过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对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有所动摇，没有感到是方针问题。有这个错误感到沉重，对主席的意图体会不深，感到很难过。沉重又高兴，看到群众高兴了。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革命领导建设，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

    1月20日，分管计划、财政和经济的三位副总理李富春、和薄一波汇报工作。主席在插话中，继续提出一些严厉的批评。

    1月21日，主席作总结讲话，后来把这些讲话整理成文件，定名为《工作方法六十条》。

    南宁会议结束前夕，讨论了治理长江的问题。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治理长江工作。从此，总理实际上被解除了全面领导国民经济工作的职权，被排斥出领导“大跃进”的核心，成为“治理长江的总指挥”。总理的职务已经名存实亡。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24、主席讲演《工作方法六十条》指导大

    主席认为，现在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全国人民为“十五年赶超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很好的指导这个“”，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因此，他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

    1958年1月21日，主席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六十条，形成正式文件时，题名《工作方法六十条》。

    《工作方法六十条》，是在批判反冒进的浓烈气氛中为了指导大跃进而产生的，其中有不少“左”的脱离实际的东西。

    《六十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技术革命，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主席说：“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与此同时，规定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抓社会主义工业，抓社会主义农业；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政、金融、贸易。

    《六十条》提出了“不断革命论”，指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不能停歇。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这个“不断革命”的理论，就是大跃进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

    《六十条》规定：“五至八年内完成农业纲要四十条”，“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主席以高昂的情绪称赞生产的到来，接着又是批评反冒进。他说：“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这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一九五六年夏季就来一个巴掌。十一月二中全会就好一些了，因为二中全会也算挡了档。没有几个月情况就改变了。冒是有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厉害。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面前，我们要采取支持的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那个气，一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党中央副主席、副总理陈云在会上做了检讨，说：“反冒进我要负主要责任。在财经工作中，材料数字一大堆，是对和政治局搞‘倾盆大雨’、‘本本主义’，是不让中央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的分散主义错误。”

    抓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和薄一波也做了检讨。

    陈云检讨时，主席插话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那时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周总理被派去抓水利，主席要亲自挂帅抓经济工作了。

    、周恩来、陈云三位党中央副主席以及抓经济工作的三位副总理都公开做了检讨，主席一直绷紧了的神经开始松弛下来，脸上有了笑容，语气也缓和了。他说：“南宁会议我放了一炮，这个炮，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先念同志现在还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接着又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

    主席最后的几句话，给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周恩来们听了如同听到了“圣旨特赦”，都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25、成都会议主席开始登神坛

    1958年3月9日至3月26日，主席主持召开了成都会议。

    会议天，主席讲话，重点是批评反冒进。他说：“反冒进是个方针性错误。……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

    周恩来再次就反冒进问题作检讨，他说：对反冒进的错误，“当时没有认识到，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反冒进的错误，我负主要责任。”

    主席对周恩来的检讨，不够满意，说：“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唯物论说，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过去生反冒进的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作主流，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国务院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但有时没有抓住本质问题。……”

    主席把对反冒进的批判上升到哲学理论的高度，使与会耳目一新。众大员都对主席的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佩服得五体投地。

    周恩来之后，中央副主席、副总理陈云，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李富春、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薄一波等，也都再次做了检讨也在言中检查自己，说：“自己所设想的与主席设想的是有距离的。社会主义建设，展工业和农业的可能速度问题，我的脑子中也有些问题，觉得快点慢点都行，没有意识到是一个方针问题。”

    见周恩来们都俯帖耳、接连检讨，主席的心情极为舒畅。他意气风、情绪高昂，在大会讲起了个人崇拜问题。他说：“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主席思想就是真理，那么，就必须崇拜主席。“不崇拜不得了。”于是，众大员就纷纷崇拜起来：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言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有人言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不迷信不行。”

    有人言说：“我们的水平比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止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

    有人言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主席的许多优点是不是可以学到呢？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

    有人言说：“要宣传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

    康生说：“对于领袖要无条件的信任，特别是对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的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更要绝对的信任。这不是个人崇拜问题，中国也不存在个人崇拜问题。”

    陈伯达言说：“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要加强学习主席思想和著作。”

    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和一些高级干部如此集中地颂扬主席个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听着部下的颂扬，主席飘飘欲仙，顿感自己是“莽昆仑，横空出世”，开始登上神坛了。于是，他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慨，高谈阔论起来。

    主席说：“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我们的同志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他对马克思也有些不以为然了。

    他还讲不要怕教授，说：“我们的同志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其实，教授没有什么了不起。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不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搞起来？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的。马克思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写《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当时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接着，他又举出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王弼、颜渊等人做例子。

    他还提出“六不怕”，说：“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

    他又谈到了学习苏联的问题。他说：“对苏联的经验，一切好的应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些了解了。”“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害人不浅，那些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而从之。”建国初期，“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现在这位“老大哥”也不在话下了。

    主席踌躇满志、傲视天下，舍我其谁。他要竭尽全力鼓动大跃进。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26、主席全力鼓动大跃进

    主席一面猛烈批判反冒进，一面竭尽全力鼓动大跃进。在成都会议上，主席多次讲话，给部下加温，鼓动大跃进。

    会议天，主席讲话说：“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提出一年内就产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这也无大害，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都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实际的毛病？没有具体措施，工农商文都可能有此情况。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实现。”

    对虚报、空喊，也不要泼冷水。高指标实现不了，也无大害，屁股也不要打重了。这实际上就给高指标、浮夸风开了绿灯。

    主席讲话要求部下振作精神，要敢想敢干，不要迷信马克思，不要怕教授，要用“六不怕”的精神搞大跃进。于是，头脑热昏的各级干部，就明目张胆地把科学真理和客观规律作为“迷信”破除掉了，干出了许多愚昧荒唐的事情。

    3月18日陈伯达言，说是经过整风反右斗争，中国出现了大跃进形势，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要和帝国主义争时间、争速度。主席插话说：搞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群众路线。在轰轰烈烈热潮中前进；另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这是宋朝女诗人李清照的一词。她是个寡妇，这词可能是金兵打杭州，把宋高宗追到海里头那个时候写的。是一个寡妇面孔、寡妇心情来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以另外一种心态建设这会主义？”

    对这爱国忧民的好词，作如此解释，水利部副部长李锐等人不以为然。

    在各大员汇报跃进计划时，主席作了许多插话。

    他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实现。可不可以这样提，各省可议一下。”

    他说：“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

    他说：“实现四十条，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提三年到五年。”

    从这些话里，可以感受成都会议上过热的气氛和主席如何在给部下“加温”。不久前，还一直在讲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现在变成“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又增加了一个“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令人惊叹！达到农业展纲要四十条的时间本来规定是12年，有的省要提前到三至五年，有的提前到五至七年。这种主观随意性令人感到好像几个小孩在作吹牛游戏。

    汇报中，有人提到了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主席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于是，下面就搞起了什么“轴承化”、“牵引化”。

    会议期间，主席还批转了一批报告，绝大部分是一些省和部的跃进计划和经验。还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一书的按语中，选出一些所谓落后在群众运动后面、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右倾保守思想的，印会议。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会上提出：河南省要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对于这样一个完全脱离实际、根本办不到的跃进计划，主席还是有些相信，并未制止，而是采取大体肯定的态度。他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

    冶金部长王鹤寿向中央报送两份报告：《争取有色金属的飞跃，占领有色金属的全部领域》和《钢铁工业的展速度能否设想得更快一些》。后一个报告提出：只要把“红”与炼钢、炼铁结合起来，“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我国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八大指标，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接着，报告具体论证了这种可能性。

    主席在会上三次表扬了王鹤寿，称此报告是“一抒情诗。”号召各部门都要向冶金部学习，“坚决克服干部中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右倾保守倾向和不问政治、只专不红的倾向”。

    主席还要各地负责同志“去收集一些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收集，下次会议印一批出来。”在主席的号召下，大跃进中兴起了一个写作和收集民歌的群众运动。

    主席又讲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他论断：“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我们的敌人。”知识分子思想敏锐、见多识广，对主席推行“左”的一套、搞大跃进是个严重威胁。因此，就挥舞“阶级斗争”的大棍，不让知识分子乱说话。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主席说：“还在创造中，基本点有了，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这时的主席，已经不是建国初期礼贤下士的主席，他已经登上了神坛的个台阶，成了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家长了。他的话就是“圣旨”，没有人敢不听。“上有好，下必甚焉”，经主席这么一再地鼓动，众大员的头脑也就越来越热，提出的计划指标也就越修改越高。

    赶超英国的时间，原来是15年；到成都会议，就内定为10年。1958年的钢产量和粮食产量，南宁会议和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决议是624、8万吨和3920亿斤；仅过了一个多月，在成都会议上决定第二本账指标为700万吨和4316亿斤。基建投资也由145、7亿元上升到175亿元。

    农业展纲要四十条完成的时间，原来是12年；《工作方法六十条》规定的时间缩短到5至8年；在成都会议上，许多省提出用5年或稍多点时间。河南省的计划更加惊人：全省要在1958年麦收前实现水利化；1958年一年内实现《农业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亩产指标，全省消灭“四害”、扫除文盲；安徽把完成《农业展纲要》的时间缩短到3年到5年；一向缺粮的工业大省辽宁提出：当年实现粮食、猪肉、蔬菜“三自给”。

    4月1日至9日，主席在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各省书记在汇报时，都讲了大跃进的新形势，纷纷拿出更高的指标，相互攀比，都不甘落后。河南竟提出1年内实现绿化。

    主席在会上插话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

    主席讲话说：“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我看，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

    主席时刻担心有人反对他的大跃进，一直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武汉会议9日结束。主席12日乘专机到长沙，13日飞广州。他要在那里集中精力抓八大二次会议的准备工作。这时，农村大跃进方兴未艾，并大社的运动已经在全国开始。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27、河南率先成立全国第一个大社——

    (在成都会议上，主席指示办大社他说：“搞农业机械化，小社势必要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可以搞联社。”“为了水利综合利用，使用大型机械，会合并一些社。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五年之内逐渐合并。”“二五计划期间，平原地区合作社的规模大一些为好，可以办小学、办工厂。”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的决议。于是，全国出现了办大社的热潮，为人民公社化准备了条件。

    河南省率先响应主席办大社的指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大社——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农业社。

    嵖岈山片有4个乡27个高级社。遂平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丙寅在这个片蹲点，领导大跃进。在修建水库的过程中，在用地用人等方面各乡社生了不少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陈丙寅就萌生了小社并大社的想法。他向县委副书记娄本耀汇报并大社想法，得到了娄书记的肯定和支持。这时，信阳地委行署专员张树藩来到嵖岈山参加宋河水库竣工典礼，娄书记就把并大社的想法向张专员作了汇报，并请求张专员批准。张专员说：“你们商量一下，把机构设置、党委、行政具体怎样分、怎样开展工作，一切能想到的工作都打打算盘，然后再说。”

    于是，娄书记与陈丙寅就商量起来。

    娄书记说：“这大社得有领导，所以咱学县里的机构，就设个党委吧。”

    陈丙寅说：“还得有社委会，好抓生产。多少人合适哩？”

    娄：“弄多点儿，社成了大社，人少了不中（行）。干脆，政社合一，社委会的人都参加党委会。”

    陈：“四个乡咋弄？撤不撤？”

    娄：“四个乡变成四个管理区中不中？管理区的区长都是大社的党委成员。”

    陈：“中。这大社的领导咋称呼呢？也像苏联的集体农庄一样，叫‘主席’？不好。中国只能有一个，别的不能再叫主席，犯忌。”

    娄：“干脆叫‘社长’算了。下面的高级社改叫生产大队，领导就叫大队长。再下面就叫生产小队，领导就叫小队长。”

    陈：“这27个高级社合起来，有65oo多户，3oooo多口人。工农商学兵都有，管理可是个大学问哩。”

    娄：“没吃猪，咱见过猪走。咱们就学中央的样子，中央有啥咱有啥。大社嘛，啥都得大。大才显出气魄，显出威风哩。”

    陈咧嘴笑了，拍着手，说：“中！就弄他大的。全国第一，不大没说服力。就好指挥打大仗，过瘾。”

    娄思考着，掰着手指头，说：“咱得成立个农业部、工业部、水利部抓生产。咱这山上树林子多，也得成立个林业部专管。对了，人多钱也多了，得有个财政部统管财政大权。老百姓吵嘴打架、娶妻生子的事也不少，弄个民政部吧。对，再设个商业部，管针头线脑、油盐酱醋。”

    陈：“武装部改叫公安部吧。山里社会治安复杂，阶级斗争激烈，得设个公安部，镇住这些坏家伙。”

    娄：“公安部得设，武装部也得有，要抓民兵。今后大社成立，外交活动肯定不少，干脆再弄个外交部。”

    陈：“这外交部还向外派出大使吧？”

    娄一拍大腿，说：“派！得派大使。向外社派常驻大使，有啥事好及时通个信。”

    ……

    中午吃饭时，他俩把商量的结果向张专员作了汇报。张专员笑道：“并成的大社，准备叫啥名字？”

    陈丙寅一拍脑袋，说：“嘿！商量了半天把这个大事还忘了。咱都是农民，就叫农业社中不中？”

    娄书记说：“农业社是单位，还得加名称。我看，就叫闪电农业社吧，‘闪电’是比喻咱农业社干活像闪电一般。张专员，你看呢？”

    张专员摇摇头，说：“闪电一闪就没有了，不妥当，再想想。”

    陈丙寅说：“前些时候，苏联老大哥射了一颗卫星，震动了全世界。听说这个卫星劲头大，飞得快，一眨眼就钻进云彩里去了。我看就叫卫星农业社吧。中不？”

    张专员笑了，说：“中，这个名字有劲。想不到丙寅同志还有世界眼光哩。等吃完饭我就给地委路宪文书记挂电话，汇报请示一下。”

    电话在傍晚才接通。地委路书记说，并大社符合中央精神，表示支持。此前，娄书记也向县委第一书记蔡中田作了汇报，蔡书记表示同意，并责成娄书记抓好这个问题。

    娄本耀和陈丙寅连夜召开四个乡的书记、乡长会议，布置并大社的工作。娄书记讲话，讲了准备并大社的计划，最后?br/>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