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李云河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工资由15级降到19级，下放工厂劳动改造。

    戴洁天是地主家庭出身，被戴上“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开除公职，管制三年，举家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

    李桂茂支持过包产到户，念其后来反戈一击的态度，从轻处理，定为“中右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由13级降为16级。

    农村工作部部长韩洪昌、副部长吕克熙与周祥千、农业局长胡宣哲，均被定为“右派分子”。农工部秘书潘长平没达到“右派标准”，就定为“坏分子”。这些人一律撤职、降薪、劳动教养。

    浙江温州地区永嘉县的反右派斗争战果辉煌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19、三中全会主席批判“反冒进”

    主席取得反右斗争和农村大辩论的伟大胜利后，立即动手整肃以周恩来为的“小脚女人”们，以动他的钱塘江大潮般的大跃进运动。

    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把藏在主席意识中的“阶级斗争理论”激出来。

    主席坐在菊香书屋的宽大的藤椅上，吸着香烟，静静地思索着。他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把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和国内的罢工、罢课、闹退社、包产到户等事件，特别是右派猖狂进攻的事件，都深入地反复地进行了分析。他透过现象抓住了本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被推翻的地主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八大把主要矛盾搞错了，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主席伸个懒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为什么右派分子胆敢如此猖狂？”主席的思想又集中在反右派斗争上。他现：右派头头章伯钧在政协俱乐部召开的“六六六”会议与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何其相似！周恩来们说我“急躁冒进”，右派们攻击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这些言论又何其相似！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没有匈牙利事件与国内反冒进的影响，右派分子们敢如此猖狂么？

    “哼！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你周恩来们反冒进，把右派给鼓动起来了。这回，你们愉快了吧？”主席吐了一口烟，把怒火又集中到反冒进上，“冒进与反冒进实质上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那些‘小脚女人’们是站在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为富农和资产阶级说话，他们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距离右派已经不远了。”

    主席由反冒进又想到了八大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这条方针错了！这是折中主义，和稀泥，不是马克思主义！”

    主席继续思索着，目光时明时暗。突然，他霍地拍案而起，嘟囔道：“必须继续斗争！一定让全党认识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才是主要矛盾，‘冒进’才是社会主义道路。要彻底批判‘小脚女人’，放手动群众，搞个经济建设‘大冒进’！”

    突然，有人轻轻敲门，喊“报告”，是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李银桥报告说：“主席，小王探家回来了，想向您汇报。”主席要求，凡是探家的卫士，都要在家乡进行调查，返回后要向他汇报——这是主席进行调查研究的一种方式。

    “让他进来嘛。”主席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小王走了进来，把一份调查报告恭恭敬敬地递给了主席，然后说：“我们家乡农民的生活还很苦，这就是他们经常吃的主食。”说着，就把一个又黑又硬的窝头递给了主席。主席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用有点颤抖的手接过了窝头，长长地喘了一口气，掰了一块窝头放进嘴里。然后，把剩下的窝头递给李银桥，吩咐说：“把这个窝头分给所有的工作人员吃，每个人都必须尝尝，体会一下老百姓的生活。”

    李银桥掰下一小块放进嘴里，是掺了糠皮的，粗糙难咽。他看着主席肃然沉重的脸色，使劲把窝头咽了下去。

    “这就是我们农民吃的东西呀！这就是种粮的人吃的饭呀！”主席的眼里闪着泪花，低着头，来回踱步，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呢？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为地主种田了，合作化了，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嘛！得想个办法，得加快建设速度，慢腾腾的不行！要让老百姓尽快地过上好日子呀！”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前一天，主席招集中央和地方的部分领导同志商量开会的问题。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去年，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革掉了，但人并没有革掉，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八大刚开过一年，决议墨迹未干，主席竟否定了八大决议，这使大家感到吃惊，也很不理解。

    会议开始后，与会对主要矛盾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等少数人同意主席的看法，建议全会修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等大多数人不同意柯庆施等人的意见，仍然坚持八大的观点。他们说：“虽然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反右派，但不应把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个时期的主要问题，作为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大量的经常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八大决议对当前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这次反右派斗争而改变这种分析。”

    10月7日，主席在全会的组长会上讲话，再次谈了他对主要矛盾的见解，对改变八大论断的原因做了说明，他说：“所有制解决了，政治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看清楚，所以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那时表现得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我们又要强调阶级斗争。”他提议：“对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暂时不公开，不在报纸上表，只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没有人再讲话。于是，全会接受了主席的观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决议被推翻了。

    10月9日，主席在闭幕式上表了题为《作革命的促进派》的长篇讲话。

    他说：“去年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他批评的语气越来越尖锐：“还扫掉了农业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有人揪住双轮双铧犁这条辫子不放，说它‘冒’了。今天，我还想让它‘复辟’，不知道是否还有人出来反‘复辟’。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说过，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

    周恩来默默地听着主席的讲话。他非常了解主席的脾气，“不干则已，一干就要惊天动地”。他预感到，一场风暴正在向他袭来。

    全会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四十条”），这是一个“冒进”的规划。但是，再也没有人说话，八大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从此就没有人提了。

    全会决议：反对右倾保守，落实农业展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

    10月25日，《农业展纲要（修正草案）》公开表。

    10月27日，《人民日报》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要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出了“大跃进”的号召。主席对社论中使用的“跃进”一词非常欣赏，他说：“这是个伟大的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他在对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把博士头衔赠给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从此，“大跃进”这个新的词汇风靡全国。

    农业“大跃进”的纲领，就是《农业展纲要》。“大跃进”拉开了帷幕。

    6，10，25。早7点8，3，9晚7点27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20、农村吹响大跃进号角

    农业大跃进的纲领——《农业展纲要》，是主席亲手绘制的农村展规划蓝图。它的前身是1955年11月制定的《农业十七条》，规定了12年内（从1956年起到1967年）实现“四、五、八”。即：粮食亩产黄河以北400斤，黄河淮河之间500斤，淮河以南800斤。1956年1月，又加进了一些新内容。如：7到12年内基本消灭普通水灾、旱灾和水土冲刷等灾害；5年、7年或12年内消灭“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5年或7年内基本扫除文盲等等，以后逐渐变成了四十条，最后定名为《1956年到1967年农业展纲要（草案）》。

    八大期间及其以后，周恩来等认为《农业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太“冒”，在做经济计划时就把它抛在一边了。因此，主席批评周恩来“扫掉了农业40条”。八届三中全会，40条又复辟了，成为农业大跃进的纲领。

    1957年冬到1958年春的农业大跃进，来势之凶猛、气势之恢宏、规模之壮观，都超过了钱塘江大潮。笔当时正在外地上学，寒假回到农村老家，也参加了这场“大跃进”运动。根据笔的亲身经历及一些资料，可以概括出这场“大跃进”有“六个大”的特点：第一，贯彻动力度大。

    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省、市、区都立即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层层向下贯彻动。上至省委省政府，下至各个农业社和生产队，都雷厉风行的动起来：制定计划指标，召开誓师大会，向党写决心书，开展大辩论，组织大会战，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大搞积肥，还有除“四害”。

    第二，宣传舆论声势大。

    中央各大报刊和广播电台都开足马力，传达党中央的声音，大造反右倾保守的强大声势，报导各地大跃进的情况。

    《人民日报》于11月13日表社论，题目为《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表了经过主席修改和政治局讨论过的社论，题目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社论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于是，本来应该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

    地方的报纸、广播等舆论机器也都纷纷开动，传达党的指示、批判右倾保守、大量报导各地农业大跃进的盛况及先进经验，为农业大跃进大造声势。报纸上的大小标题，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冠以“坚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关键在于打破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扫除思想障碍”等语句，气势咄咄逼人。

    第三，批判辩论压力大。

    8月开始的农村反右大辩论的硝烟还没有消散，就又开始了反对右倾保守的大批判、大辩论。各级干部如果谁对大跃进犹豫怀疑，谁就要被批判为右倾保守，就要检查甚至被撤职、开除党籍。社员群众如果谁对大跃进抵触不满，谁就要受到批判辩论。如果是中农，就有被扣上“漏划地主分子”、“漏划富农分子”的帽子的危险；如果是贫下中农，也有被扣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帽子的危险。

    笔的老家，县里修水库缺资金，就让农民进行“水利投资”。任务摊派到各乡，乡就把任务摊派给各村，村里就向各户摊派。村里干部在群众会上讲话：“不缴水利投资，就是反对大跃进，就是反对！不缴不行！没钱卖人也得缴！”有位叫张英的老头，原来在沈阳经商，东北解放后回到了老家，他老家在土改时被划为富农，他就被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村干部认定张英有钱，给他摊派的投资任务就很大。他说没有这么多的钱，就大会小会辩论他，辩论到后来就是连骂带打。

    “老少爷们，我实在拿不出这么多的钱，给我减点吧。”张老头苦苦哀求。

    “的！我让你再装穷！”一个积极分子上去一脚，把老头踢翻在地。老头慢慢爬将起来，还没有站稳，另一个积极分子又煽了他一个耳光，恶狠狠地喝道：“再不缴就剥了你的皮！你个臭富农，想翻天咋的！”

    张老头实在没有活路，就上吊自杀了。

    村干部在大会上讲：“死一个单摆着，死俩双摞着！死了也得缴水利投资。”于是，就把张英家的座钟、衣箱、板柜、水缸以及一副棺材板都拿了去，抵“水利投资”。

    村里农民吓得卖猪卖羊来缴水利投资，有不少人家把口粮和烧柴都卖了。

    辩论会和大批判实在是可怕，干部群众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没有人敢对大跃进放个屁。

    第四，劳动场面规模大。

    各省、县都大修水库，人力、畜力都向农民摊派。农民们都自带口粮、自带工具和行李，推车挑担、赶牛牵驴，顶风冒雪、浩浩荡荡地奔赴水库工地。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这种场面之壮观，之洪大，远远超了三大战役时期农民支前的场面。据报载：仅搞水利建设，全国在1957年10月份就投入三千多万人，11月达到六千多万，12月达到八千多万，1958年1月超过一亿人。

    湖南人大代表谭宝余在1958年2月召开的全国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说：湖南“全省各地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万千群众，冒风雨，破冰冻，开山凿石，修渠引水。入夜之后，打火把，点汽灯，人声，热火朝天。……湘潭县白天有32万人出工，晚上也有15万。县城、集镇的汽灯、马灯已经卖尽。”

    黑龙江人大代表巴彦胡说：肇源县农民“昼夜一齐干，农民创造了多快好省的‘冰灯’，从远方沿松花江看去，好像是蜿蜒如蛇的长城，实际上就是上万农民夜战的冰灯。白天红旗招展，夜晚灯火通明。”

    除“四害”的场面也是在打一场人民战争。上海《解放日报》以《全市围攻麻雀》为题，报导了消灭麻雀的火热场面。报导说：12月13日凌晨，全市性的灭雀战役开始。全市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楼房上、庭院里、马路中和郊区的农田，布满了无数的岗哨、假人，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呈现一片战斗气氛。新城区连夜赶制8万个假人、10万多面彩旗。……在市郊几乎抽调了一半劳动力组织灭雀队伍，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全市工厂在保证生产的原则下，也积极地投入了战斗。市区的公园、公墓、苗圃等地广人稀之处，共设有150个火枪区。南洋女中射击队，还接受了火枪技术训练。今天，全市人民大战麻雀，据今晚8时统计，全市共消灭麻雀194432只。”

    笔所在学校，停课除“四害”。冬季无苍蝇可灭，就消灭苍蝇的幼虫——蛹。各班组都分到了任务指标。老师学生先是在城里的公共厕所挖蛹，后来就下乡挖蛹。在沾着黏糊糊黄绿色人屎的砖石缝隙里，用手把蛹一个个抠出来。

    第五，社员群众干劲大。

    用当时报纸上的话说，“社员群众焕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意气风、干劲冲天，惊天地、泣鬼神”。人大代表在一届五次会议言中介绍了群众干劲冲天的大跃进情景。

    广西代表说：“今年的水利建设规模空前的巨大，各族人民拿出了高度的革命干劲，千方百计设法把河水拦起来，把山水堵起来，把天水蓄起来，把地水抽上来。群众用山歌表达了战天斗地的决心：‘不靠老天靠自己，兴修水利战胜它，就是老天不下雨，也叫禾苗出嫩芽。’‘千年苦旱泪涟涟，只知求神和拜天，如今有了，修好水利庆丰年。’”

    山西代表说：今年修水利“不仅不要政府给钱，口粮全部自带，而且争先恐后、白天黑夜地干。每天鸡叫头遍，村子里就人喊马叫，田里、沟里尽是做活的人。天大黑，还要照着汽灯马灯干。”

    陕西代表说：“大荔群众提出了‘苦干五载跨淮河、连战十年过长江’的英雄口号；榆林地区人民，目前已经战胜零下20度的严寒兴修水利，真是‘千里冰封，干劲’；靖边群众提出了‘天寒地冻工不停，增产信心比铁硬’的口号。”

    黑龙江代表说：“群众说‘生产跃进人心暖，不怕风雪刺骨寒’。他们冒着几十年来少有的三尺多深的大雪和零下30多度的严寒，男女老少齐动，迅速掀起了大跃进。冻土层四尺多深，大镐刨断了，换一把再刨。农民说，‘别看地冻四尺深，冻手冻脚不冻心，镐比地硬，心比镐还硬’。”

    积肥也搞得热火朝天。农民们冒着风雪，把水坑的冰层砸开，从水里挖黑泥，作为肥料。弄得浑身泥水，毫无怨言。

    学校也都停课除“四害”。冬季无苍蝇可灭，就消灭苍蝇的幼虫——蛹。为了完成任务指标，老师学都在厕所里挖蛹。在沾着黏糊糊黄绿色人屎的砖石缝隙里，用手把蛹一个个抠出来。没有人嫌脏。

    过春节也不休息，要吃“忆苦饭”，过“革命化的春节”。

    如果站在“以人为本”的立场观察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冲天干劲”的另一面，农民实在是太苦了，太可怜了！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刨四尺厚的冻地，白天劳累一天还要挑灯夜战，自带口粮工具、冒着严寒风雪去水库工地服劳役，用手在黏糊糊的人屎里挖蛹，……这还是人的生活么？

    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人们都赞扬红军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试问，红军真的愿意吃这样的苦吗？他们是让蒋介石逼的呀！中国农民在大跃进期间真的心甘情愿地冒严寒、顶风雪、挑灯夜战吗？真的是拥护大跃进因而“焕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么？

    第六，农民受的剥削大。

    修水库，让农民进行水利投资，农民们把多年省吃俭用积攒的钱投进去了，不少农民为了完成水利投资的任务，连口粮都卖掉了一部分。这些钱是肉包子打狗——再也没收回来；农民自带口粮、工具冒着严寒去修水库，一分钱也没挣回来；人海战术白天黑夜出工，工分就“膨胀”了，农民多劳并没有多得。大跃进所创造的财富，都是剥削农民的血和汗。有农民偷偷牢马蚤说：“咱们是给扛活呐！”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21、毛主席发豪言赶超英国

    就在农村开始大跃进期间，主席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957年11月2日清晨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苏联都莫斯科。此行是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党会议和六十四国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主席受到了苏联的极高规格的礼遇，也受到了各国代表的热烈欢迎和尊敬。他深切地体会到一个大国领袖的荣耀和自豪，同时，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中国已经是政治上的大国，但是经济还很落后，作为领袖，他必须使中国尽快地富强起来，使人民的生活尽快地好起来。

    11月6日，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自豪地宣布：苏联在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这激起了主席的豪情：中国应该在15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

    主席向英国代表仔细地了解英国的经济情况。英国总书记高兰说：“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二千万吨，十五年后，顶多增加到三千万吨。”

    主席心里盘算着：“中国今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二千到二千五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十五年之后，将是四千到四千五百万吨。”这样，他感到“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是有把握达到的。

    于是，主席把他的“十五年赶超英国”的设想说给邓小平、彭德怀等代表团员们，获得大家的赞同。

    有的说：“主席的设想非常好哟！提出这样的口号，可以振奋民族精神，鼓舞革命干劲。设了这样一个明确、具体的赶超目标，我们就会越追越有信心、越追越有干劲哟。这就像运动会的长跑比赛，英国佬暂时领头，我们紧跟不舍，在最后一圈我们一个冲刺就超过了他！”大家都笑了。

    主席说：“不！我们要在最后三圈超过英国佬，然后就追美国佬。我们要在最后一圈超过所有对手，这个冠军是我们的哟！”大家又都笑了。

    有的说：“主席提出的这个口号好！鼓舞人心。这就像当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主席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纲举目张’。粮食，就是农业的纲；钢铁，就是工业的纲。纲，就是主要矛盾，只要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其它矛盾就迎刃而解了。我们赶超英国，就是要在钢铁上赶超他，有了钢铁，其它事情就好办喽。”

    大家纷纷议论，情绪十分的振奋。都要求主席把这个赶超英国的口号尽早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来。

    主席给北京的打电话，说了“十五年赶超英国”的设想，征求国内常委们的意见。很快，就振奋地回了电话：他和常委们都十分赞同。

    11月18日，主席在各国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宣布：“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现在英国年产二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达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是超过了英国吗？”

    “十五年赶超英国”的豪言壮语一经向全世界宣布，主席“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心情更加急切了。在莫斯科，有几个夜晚竟然好久睡不着觉。他坐在沙上，吸着烟，思索着：要想实现“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不能用常规的建设速度，不能采用常规的建设方法，不能走苏联或其他国家走过的老路。但是，这全新的、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高速度的经济建设道路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他回想起战争岁月：土地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的斗争、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扫荡、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群众支前运动。红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用“小米加步枪”打垮了蒋介石800万美式装备的军队，摧毁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这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党和人民群众。

    “搞经济建设难道比打仗还难么？哼！我就不信！”他一拍桌子，霍地站起身来，在莫斯科宽大的办公室里踱步，“只要我们党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把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充分挥出来，就能创造任何人间奇迹！合作化这样复杂的事情，不是只用了三年么！事在人为，人的因素第一嘛！”

    “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动群众、人民战争。对！再打它一场人民战争！大跃进！”他挥起大手用力地劈下去，“什么反冒进！就是少慢差费，给群众泼冷水，泄劲，促退。他们是见物不见人。”

    越心急，就越对反冒进不满。他又拨通了的电话，催促加大反右倾保守的力度。然后，他坐在明亮的灯下，为《人民日报》起草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尖锐地批判周恩来、陈云们。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12月2日，在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宣布了“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

    12月12日，《人民日报》表了经过主席修改和政治局讨论过的社论，题目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表以《乘风破浪》为题目的元旦社论。社论是根据主席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同时，向全国人民宣布了“十五年赶超英国”的目标。

    从此，“以钢为钢”，以“十五年赶超英国”为口号的工业大跃进就拉开了帷幕。

    主席是1957年11月21日回国的。回国后就召开一系列会议，深入批判反冒进、动经济建设的全面大跃进。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22、南宁会议总理挨批判

    1957年12月16日，主席召开了次杭州会议。

    17日凌晨，主席吩咐秘书叶子龙：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周总理等人看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在浙江党代会所作的《报告》，“在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江华的报告体现了主席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主席对此非常欣赏。17日下午和18日的会议，讨论、修改江华的报告。主席对周恩来等人说：“究竟什么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怎样认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为什么党在一个时期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而在另一个时期强调阶级斗争？江华同志的这个报告做出了正确的回答。你们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么？”

    华东局书记、上海市书记柯庆施回到上海后，立即吩咐市委笔杆子张春桥给他写在上海市党代会上的报告。1957年12月25日，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报告，题目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的论述和江华报告提法基本相同，但更深刻、更有气魄。柯庆施向主席做了汇报，主席喜不自胜，亲自审阅修改后令《人民日报》表。从此，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观点，就公之于世了。

    1958年1月3、4两天，主席召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

    会上，计委主任薄一波把关于1958年的预算报告送主席审阅。主席把手一摆，生气的说：“我不看！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

    主席又在周恩来面前了一通牢马蚤，说：“《农村社会主义》一书的序言，对全国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么？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就开始挨你这位大管家的‘训’了。”周恩来欲答无话，只好默默地听着，他所预感的暴风雨终于来了。

    主席接着说：“总理是反冒进的，我是批评右倾保守的。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我劝各位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

    1958年1月6日，主席到南宁，11日至22日主持召开了南宁会议。

    会议印了22份参考文件，其中三件是供批判用的“反面教员”，它们是：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1956年预算报告中的一段话；《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这三个文件一，会议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1月11日晚，主席次讲话，批评国务院的分散主义，他说：“国务院向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没有原料，强迫签字。财政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报，没有共同语言。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

    副总理和部长们感到迷茫：今后汇报请示工作，是找总理，还是找主席？

    接着，主席又批评反冒进。他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治淮河，去年花了12亿人民币，只搞了12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8亿土方，再搞8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

    主席警告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不得了。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究竟有几个指头生了疮？不过一个指头有了毛病，不过多花了一些钱，多用了一些人。只讲一个指头生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周恩来以及主管经济工作的大员们吃了一惊。没想到，他们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竟成了政治问题。

    1月12日上午，主席讲话，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说：“右派也来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好古董。’张奚若此人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急功，难道急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的同志偏得不够，还是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的。‘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后进的问题，古董总落后一些嘛。总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嘛。”

    主席越说语气越严厉：“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

    周恩来们犹如挨了当头一棒，懵了：他们只是在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与主席有些分歧，怎地就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差不多了呢？

    “什么‘今不如昔’！什么‘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主席厉声说，“这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接着，他就讲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来说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吩咐把《登徒子好色赋》印给大家。

    主席再次批评分散主义。他说：“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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