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一颗星。　　一位人称“罗锅”的著名评论家开始反诘：　　“你认识xxx吗？”　　“不认识，我从不认识傻x”　　“你看过xxx的东西吗？”　　“没看过，我从不看傻x的东西。”　　这位高粱产地口音的诗人颇为自负。　　“那你干吗说人家是傻x？”　　二、　　“罗锅”：“那年我在美国讲学的时候——”　　或者：“我在欧洲的时候曾和xxx教授谈起过这个问题——”　　虽然这说话者不时地问旁边一个小伙子这个字英文怎么说，那个字英文怎么说，问得那小伙子直不好意思，但得承认他的英文也许不错。例如他说起外国人名、地名来的时候全用中国人谁也听不懂、外国人不知道听得懂听不懂的外国口音。　　看得出来，他对几十年来中文的固定译法不满意。　　“许多在官方发表东西的都是傻x！”　　三、　　“——我总不能为了‘非官方’，站在大街上骂这个党那个派吧。一来洋人买不买还不知道，二来我生来胆小，你想想，这么干得要多大的胆儿！”　　四、　　“……梵·高一辈子也没被承认过……”一个挺可人疼的小姑娘想说点儿什么，还没说完，一个暂时还不知从事什么艺术的秃头突然打断她，激动地接过话头：　　“可梵·高毕竟还是被承认了，因为他有一个过程，就是他成为凡高的过程。而你，一万年以后即使蜘蛛会审美了，你也不会被承认，因为从它们的美学观点看你也不是画家，因为你什么过程也没有。”　　五、六、七及以下若干均无法听清。我历来不喜欢高谈阔论，只顾闷头喝酒。大猩猩则不然，他马上搅和进去了，参加这场混战。要是天上真有星座，他肯定是个天狗星，因为他得着谁咬谁，把一屋子的星都咬落了。

    《剩下的都属于你》第二部(5)

    总之，我发现我差不多是进了他妈的疯人院。　　现在我终于有点儿明白了，为什么可怜的西庸老是随身带着一瓶强效的安眠药。整天和这类人一起工作，你怎么不疯？模模糊糊的意识中，屋子里两三个洋大人也喝得差不多了，看样子也跃跃欲试地很想参加进来搅和一番，大概中文还不太够，又没有罗锅说洋文一般的勇气，急得直瞪眼儿。艺术家们个个都忙得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一样，又行又走的。是呀，他们结识的可都是中国的毕加索，要不也得是中国的卡夫卡；再说都这年头了，除了中国，你上哪儿去找毕加索和卡夫卡？　　我们醉意融融，边走边开心地哈哈大笑，引得路人不时侧目而视。走到广场附近，大猩猩东倒西歪地要找厕所，最后为图方便，他看看四周没人，就迈着八卦掌一样的步子绕着一个警察岗亭尿起来。没想到岗亭里有个警察正趴在桌上打瞌睡，从外边看不见。也许是大猩猩的膀胱里面的压力太大，直径一米来长的岗亭他尿了两圈儿半，热烈又持久的“咔嗒”声惊醒了他。他睡意蒙眬地从岗亭里爬出来，二话没说，从屁股上拽出一副手铐，“咔嗒”一声干脆利索地就把大猩猩铐在马路栏杆上了。幸亏大猩猩那玩意儿还来得及收到裤子里，没怎么太伤风化。　　这时我已经酒醒了一半，大猩猩醉得直往地面上出溜，如果不是那手铐挂着他，非摔个头破血流不可。　　“你是不是恨警察呀？”那警察平静地问。　　“恨警察？我，我，我我——我最爱警察叔叔了，小时候我就老想长大了不干别的就当他妈的警察……对啦。您说对啦！就算工资低点儿，可人们捡了钱包不是都交警察吗？”大猩猩语无伦次，酒气熏天。　　“这么说你还挺喜欢警察是不是？”　　“◎￥＃％※x（……”　　“行了，别废话了，拿钱吧！”看得出这警察也想早点儿息事宁人，回家睡觉。他一边往外掏罚款单一边看表，满脸的不耐烦。　　大猩猩老大不情愿地用一只手摸索出三十块钱递给警察。那警察开了一张罚款单，拿出钥匙给他开了手铐让我们滚蛋。　　“下次别再让我看见你！”警察说。　　“我也不想再看见你啦！”　　警察走了以后，大猩猩找了个地方又尿开了：　　“我还有小半圈儿没尿完呢。”　　然后他一边尿一边嘟嘟囔囔地安慰我：　　“没关系，今天这块肉就算白偷了……你看，我拿别人的，别人也拿我的。这是所有制的问题，懂吗？”　　我不懂。　　他不仅挺谦虚，也挺会算账的。　　我估计西庸手头准有一本同义词词典，因为在他的每一封信中，尽管换来换去，总是用那么十来个和“沮丧”差不多的词来形容他的海外生活。德国总不至于跟咱们的青海、新疆差不多吧，《人民日报》上老说“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西方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有了“生活水平”，抵制住“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坏思想”就行了吧，你说西庸还想要什么？难道他还不知道这世界无论在哪儿都没剩下什么？现在他终于来信说有了些起色。他不仅完全摆脱了他那剥皮“大舅妈”，而且还“弄”到了一大笔钱，钱是怎么“弄”来的暂时还不大清楚，从西庸信上的口气看起来好像比较轻松。他在信中还说，他认识了一个外号叫“慢点儿死”的朋友，他正在兴致勃勃地和这个朋友驾车周游世界，已先后去过了法国、德国、荷兰、丹麦、挪威、瑞典、比利时、卢森堡等等，大概这次大大地过足了他的“流浪”瘾。　　后来西庸在信中不断地给我介绍这位“慢点儿死”，我未见其面，却如闻其声。西庸在信中特意郑重指出，该人与我极其相似，不由地让我想起来上中学时，老师痛恨我的一个小搭档老和我在一起，曾当面厌恶地对他说：“夜壶找尿盆儿，什么人儿找什么人儿。”　　我少年时曾多次被老师们如此这般地评价过，当时我都习以为常了，至今回想起来我还觉得荣幸。　　不错，哪儿的人都一样。　　一次西庸的老娘气急败坏地来找我，说是西庸小半年没消息，可“大舅妈”还恨不得每天一封信寄到中国来，咬牙切齿地把西庸臭骂一顿，遣词造句都像阶级斗争似的，还说要和西庸“同归于尽”。不知道西庸和“大舅妈”互相抓住什么短处了，山高皇帝远，详情谁也不知道。西庸老娘和我套近乎，想从我这儿问出点儿名堂来。一来我的确什么都不知道，二来就是知道我也什么都不能说，我不能出卖哥们儿呀！再说这“大舅妈”是怎么玩儿的，来不来的就找家长，出国以前她一定当过小学校长……　　西庸马上为我担保，很容易办好了各种手续，把一笔钱放到银行就行了。可我这边比较热闹，收到西庸寄来的各种手续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到公安局去申请护照。人们告我要去得早，于是我六点钟去，没想到我到得还是太晚了。这儿站着的尽管男女老少高矮胖瘦不等，看那神情都是中国人里的特殊人种。公安局九点钟开门，可父老兄弟们已在这儿站了一夜了，除了苏联人正在那儿耍枪弄炮的阿富汗，要上哪儿去的都有。老少爷们儿等得无聊就比来比去，去大西洋那一带的趾高气扬，去太平洋、红海那一带的略有谦卑，就跟对不住谁似的，那去什么蒙古、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方的，虽然相比之下神情就像解放前的劳苦群众似的，但在路人羡慕的眼光注视下也昂首挺胸，要不怎么说是特殊人种呢。

    《剩下的都属于你》第二部(6)

    我在这世界上到处乱转，各种规格的怪物见过不少。在我和西庸从南到北做横贯中国大陆的伟大流浪时，我们甚至见过那么富于人情味儿、那么富于想象力、那么善良的表子。说实话，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这里这批人的特殊着实让我开了不少眼界。比如人们告诉我有个半大老头子，五六十岁了，说是要去美国继承“遗产”，也不知是谁“遗”谁的，于是一边申请护照一边风风火火地忙着倒“时差”，家里人的早饭是他的晚饭，深更半夜地满大街溜达，下午一两点钟睡觉，晚上十点来钟起床，跳大神儿似的，全家老少的革命工作、革命学习都给耽误了。“时差”一时半会儿没倒过来，肥倒是减了不少，闹腾了一个来月，好不容易“时差”倒得差不多了——美国佬不给签证，说是当过宣传干部之类，于是赶紧着再往回倒。儿子孙子的都劝他别倒了。就这么凑合着过得了，反正我们也都习惯了。他气得破口大骂：告诉你们，一年半载的我还死不了呢！　　十趟八趟地跑公安局，我居然和那多年前曾和我一起在青岛海边转悠过的、w市的老朋友在公安局门口重逢了。幸好他也是为了出洋来办签证的，我真怕他是来找我的，因为不久前他曾穿着一条大花裤衩儿请我和西庸吃过一次他妈的方便面。一打听吓一跳，冤家路窄，他跟我要去的地方差不多——欧洲。再一细谈，他知道了我还没有护照而他已经该办签证了，马上又多了那么几分豪气。他一扫去年我们相遇时的那股沮丧劲儿，热情洋溢。也许这一年里出洋的希望为他那麻木不仁的生活灌注了新的生命力，我和西庸在路上的时候和他匆匆一见，没来得及了解什么，现在我才发现除了那股疯癫劲儿有增无减以外，十几年来他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　　那时我正每天和大猩猩东游西逛，再加上大猩猩对我十几年前的流浪生活非常感兴趣，于是我就给他们互相引荐了一次。他们马上互相喜欢起来。原来这几年他变成了一个气功大师，在w市名声大噪，上次的短暂相遇我没来得及听说。十几年前在青岛海边我可没看出我的倒霉朋友还有如此不凡的身手。而大猩猩对这类事永远有浓厚兴趣，也许琢磨着学点儿隐身人的本领偷起来更方便吧。他们两人坐在那儿进行这方面的古今中外考证，老朋友一边和大猩猩聊天，一边不屑地打量我，一方面为了“签证”和“护照”的差别，一方面为了十几年前的事耿耿于怀。七十年代初我们曾一起“流窜”，那时我十四五岁，不谙人事，在青岛海边，用他爹上吊自杀以前留给他的手表换了九十斤全国通用粮票，这一伤害断送了交情，至今无法弥补。虽说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演，虽说老朋友现在看起来气度不凡，但我暂时还没看出来他现在有什么值得让我拿来再卖一次，只好留待出洋以后再说。　　我的护照终于批下来了，批得还算及时，让我没来得及也进入这特殊人种之列。剩下来的就是办“洋务”了，人家让我出示“没有犯罪记录的证明”。幸好没有什么天堂，要不哪天上帝一高兴也有类似要求，没人能去。于是我再回来“办内务”，但派出所不给开，原因是“不了解情况”，而且谁也保证不了我“以后就不犯罪”。虽然他们平时不保证什么，但什么都了解，只要他们愿意，你在几点钟放了一个多大分贝的屁他们都了解。可你想让他们了解了解的时候，他们不了解，他们什么也不了解。我想我们得互相了解，像谈恋爱一样，现在轮到我了，我得去了解了解那管这事的人家里还缺点儿什么没置办全。他不缺什么，也幸好他不缺什么，万一他告诉我缺辆火车什么的，可让我上哪儿去弄呀！再说他看起来挺坚持原则的。　　我给自己开了一个没犯过罪的证明，于是我有了平生以来的第一次犯罪，而且一下就犯了他妈的两项——伪造文书和伪证罪。人们总是逼着你犯罪，洋人也一样。你看，你得用犯罪的办法来证明你没犯过罪，没办法呀！　　好，现在剩下来的就是等了，人们要是不逼着你犯罪，准是该逼着你等了。　　我等着消息，谁都知道这种事和买彩票差不多，洋人今天嫌你胖，明天没准儿又嫌你瘦，根据什么给你签证永远弄不清楚，就跟他们那块地方的人都是机器里倒出来的一样。于是我打点行装准备去西藏。　　出洋暂时无望，可我的生活却越来越成问题。人说该死在家里的绝不会死路上，无论如何，上路吧！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路更给人希望了，哪怕你只是块走着的风干肉也罢，至少能用走来使你相信你还活着。　　大猩猩有个朋友曾在西藏工作过五年，介绍我去询问门径。在他和我大谈西藏风土人情奇闻异事的时候来了一个叫含雨的姑娘，居然也是来问门径的。问过之后，她一言不发，参禅悟道似的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但那看似沉静的眼睛里隐藏着一种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疯狂。我一看见她，忍不住老毛病又犯了，马上打算和她结成伙伴。我一边试着和她搭讪一边对自己说：机会终于来了，你可不要放过，这样的机会你可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　　后来我发现这个含雨真是个不凡的姑娘，之所以不凡是因为她和我曾经认识过的任何一位姑娘都不一样——她不爱漂亮，也许她觉得自己本来就不漂亮，所以就干脆由它去，省了这道心思。要是不吃饭也能活下去，她准连这道心思一起省了。她所有的一切差不多都是残缺不全的，她的每一件衣服、她的破书包、她的破手套、她的破自行车、她的破笔记本、她的破铅笔，甚至她头上戴的一个发卡也是两只钢片一只长一只短，但她所有的东西里都透着一股巫气，都有点儿怪诞不经，加上那散漫的衣着——经常是不合时宜地乱套一气，使得她看起来就像闯了大祸不知如何收场，等着爹娘回来挨揍的一个忐忑不安的孩子。

    《剩下的都属于你》第二部(7)

    后来她问我为什么如此浪荡，也许第一次见面时她就用她那不太漂亮的鼻子闻出了我身上的浪荡劲儿，于是我就告诉她我对于那些表格的看法，以及我是如何被那一大堆表格吓昏了头。我告诉她我是如何认为从我们出生一直到死去始终生活在表格的监狱里，生活在那些划在纸片上的栅栏之中，为逃避这种监禁，我不工作，不学习，不结婚，不生小孩子，不买彩票，不修理自行车和家用电器，如果有可能重新选择，我可能选择不出生，不来到这什么也没剩下的人间。我深知自己不是那种将会有远大前程、出人头地的人，我的血液里缺少那种激烈的流动，正相反，它们一直平缓地、稳健地、不慌不忙地像地面上的雨水流向臭水沟那样慢吞吞地流向心脏，经过心脏的分理再从从容容地流向四面八方。我无所企盼，无所嫉妒，无所羡慕，要说还有点儿什么愿望的话，大概就是不要总遇到这么多。挤车、买菜的时候不要遇到这么多人，上王府井大街的公用厕所时不用排队，撒尿的时候那堵塞的小便池里恶臭恶臭的黄|色液体不要溅到脚面上和裤腿上，大街小巷上不要看见那堆得像山一样的大白菜，不要设那么多的存车处和垃圾站；也许我巴望的就是这个，我连捡个钱包的愿望都不曾有过，虽然有时手y也从未超过需要的限度，虽然捡钱包和手y这类事情用不着申请和填表。　　人们经常对我说“适应”，我不知我应该“适应”什么。再说“适应”的大部分目的是改变，我觉得我生活得挺好，不用再“适应”啦，如果我现在是猪，我也懒得再变成|人了……　　从不曾有人指责我浑浑噩噩，胸无大志，相反人们承认我，因为我老实，不争不闹，就像一群抢着一块骨头的狗对一只不参与的狗那种宽容差不多。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他妈的大骗子，我脸上和心里那种巨大的不协调，只有我自己知道。心里什么都知道而脸上什么都不知道，要达到这种炉火纯青的造诣，你可知我经过了多少年人生凄风苦雨的磨炼呀！　　一段时间里我就这样每天和这个不凡的含雨一起胡说八道，就像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一样。可怜的含雨跟着我的思路胡思乱想，就像她知道她想的是什么一样。当然我们已经决定了一起上路，同时做着那些上路前必不可少的准备。我发现她的性格里有那么一种捉摸不清的什么东西，你很难说出那是什么，但你能感觉得到它。比如有一次她对我说，她喜欢——她喜欢那种类型的男人，就是那种穿着打扮看起来似乎是永远准备着出远门儿的那种，那种脚上穿远足鞋，肩上背远足包，留适合出远门的短发。虽然这种着装打扮也许可以显得朝气蓬勃，但对我来说实在是不大合适。无论怎样我也习惯不了背一只水牛肚子那么大的书包，因为我知道，除了像大猩猩那样去偷，从这个世界上什么也装不回来。含雨每天还忙活着另一件事，起初我不大关心，可是在我知道了她忙什么的那天，正好和我们第一次的好事风马牛不相及地碰到一起，所以我无意间知道了她在忙什么——原来她在忙着写诗！　　还好，我无所谓，我对艺术的兴趣——比如说文学吧，仅限于睡觉前翻翻，翻到让我兴趣锐减时，正好来了睡意。比如一本“控诉万恶文革”的小说里，一个男人虽然被迫害得差一点丧失了性茭能力，但仍抱着赤条条的小娘们儿默想某部名著，默想着那些关于资本、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的数据，为了有朝一日“祖国母亲”发现冤枉了自己的“儿子”时，再大干一场共产主义。就此问题，我曾请教过这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大猩猩。他崇拜zuo爱就像我的邻居小孩儿崇拜看电视一样。他告诉我，根据他的经验看来没有这种可能，因为那时候手忙脚乱得不得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不过他又带着点儿疑惑反问我：也许能多少增加点儿快感？我建议他试一试，他说：　　“你他妈知道那套名著得多少钱呀！我又不是干部，没人免费发给我呀！”　　我从来没想到过我这辈子竟然还会有和女诗人的一段情缘。我第一次听她读给我的诗时，突然产生了一种神魂颠倒的感觉。后来她坚持说因为她的诗产生了一种“美的”、“抒情式的”、使我抑制不住的“爆发冲动”。真正让我吃惊的是她说这话的时候居然不是在开玩笑。我想我总算找到了一个纯而又纯的姑娘。至于“爆发”是否因为“美”或“抒情”，我实在搞不清楚，对于这种事我永远也搞不清楚。也许有一天真搞清楚了，就永远也用不着“爆发”了。　　但不管怎么说，她站在我对面，嘴里叼着半根一头已经被咬得光秃秃的铅笔，带着点儿自信又带着点儿难为情的样子真正楚楚动人。她手里拿着一堆破纸片，一边把它们分门别类一边用沙哑柔软的嗓音读着：　　……只有从七层楼上　　俯视动荡的街道　　动荡的冥想　　才能清楚地知道一切　　像满月那样……　　她走过来坐在我的腿上继续读，极富表现力的声音时而昂扬，时而低沉。她读得红光满面，眼睛里泛着兴奋的光，似乎全部的青春光泽在某种召唤之下丰盈地展现出来。我解开她那破破烂烂的棉麻布衬衣的扣子，这次她没有拒绝……　　“真的，只有从七层楼上——”

    《剩下的都属于你》第二部(8)

    我小心地为她脱下了那件衬衣。她继续读她的诗，不过声音有点儿走样，加上了一种紧张的有如蜂翼扇动时颤抖的“嗡嗡”声。　　真的，只有从七层楼上　　……　　当你心中洒满月光时　　你才知道　　你喜欢什么和为什么　　……她躺在床上，茫然地看着我：“还没有男人碰过我呢。”我一阵紧张，有点儿手足无措。她闭上眼睛小声说：“来吧。”眼泪从眼角淌了下来。　　今夜无月，但我知道我喜欢什么和为什么。　　她静静地躺在我怀里，一只手轻抚着我的头发。我知道那让我吓破胆的问题正在一点儿一点儿地逼近我。　　“你爱我吗？”果然不出所料。　　这个问题之所以让我胆颤心惊，因为无论我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都等于把自己逼上绝路，都等于自己撕开自己灵魂上覆盖着的那块污迹斑斑的尸布，使自己不得不正视自己那早已腐烂发霉、臭烘烘的灵魂。　　我嗫嗫嚅嚅不知说什么好。　　“算了，别说了，你们这种人都是他妈的一路货色。”　　“我是个坏蛋、懦夫。”我只有这一句稍可安慰自己的实话。　　“不可救药了吗？”　　“对！不可救药了！”我斩钉截铁地肯定。　　是呀！人们为了救我费了多少功夫，想了多少办法，花了多少钱呀！人家用报纸、电视、用出版社、用雷锋和远大的理想、再加上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还没有解放的道理、甚至用警察的力量，该用的全用上啦，还是没能救得了我。我想他们虽然有救我的良好动机，可办法不能说聪明，因为时不时地总是露馅儿、穿帮——他们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让我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要救我。他们应该知道这一点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在我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要救我的同时，和像我一样的、成千上万的、等着人救命的混蛋一样，我也知道了我是他妈的不可救药了，不可救药了嘛！所以在此敬告我心爱的小姑娘，人们什么都试过啦，你也就不用费心啦！　　过了几天，大猩猩约了我们去一家小饭馆儿喝酒。人很多，我们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第一次见面，大猩猩好像不大喜欢含雨。他一句话也不和她讲，只是盯着她看，而我已经把大猩猩的种种趣事全部为我的小姑娘描绘过了。　　此时含雨也是一句话不说，满脸通红，神情紧张。　　好在我见多识广……　　大猩猩和我滔滔不绝。他手舞足蹈地晃动着上半个身子比比划划，嘴里哼哼哈哈，好像他被什么东西捆缚着正在极力挣脱，随时有可能挣脱出来，用他那大猩猩的爪子把碰到的一切都撕个粉碎。　　含雨有点儿莫名其妙地反常，她的举止像诗那样古怪，说起话来像诗那样语无伦次，表情也有点儿像诗那样莫测高深。　　大猩猩挤到柜台那儿的人堆里去买啤酒。他只付了两升啤酒的钱，然后若无其事地往回端那些堆放在玻璃柜台上的拼盘。他两手各端一盘冷菜往外挤，一边挤一边理直气壮地嚷:　　“对不起，让一让，让一让……”　　我吃得心安理得，充其量我不过是个从犯，管他偷不偷呢，而含雨却一口不吃。　　“吃吧！请，请。”大猩猩摆出一副东道主的架势招呼含雨，当着我的面就向她挤眉弄眼，我他妈的忍气吞声……　　从此我就很长时间没再见到过含雨，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大猩猩再见我时表情有点儿复杂，但从不和我提起，我也没心思问，我说过我早已麻木不仁，不可救药了……伤心事不便多提，至于他们两人如何，由它去吧！当然最好是你无心可伤，要不人们老让你伤心，好像你的心是铁打的。有几次躺在床上也真曾问过自己：你伤心吗？自己给自己的回答总是莫名其妙，渐渐地也就懒得问了……　　好，我单枪匹马去西藏，他妈的，我又出发了！我很想念我的苦难兄弟——西庸。自从西庸去了欧洲，我的招摇撞骗才能大大地退化了。走前西庸曾给我留下他那我们横贯中国大陆时曾起过莫大作用的“黄牌”，但那上面的相片和我本人却极其的风马牛不相及，看起来作用不会很大。和西庸一起时的招摇撞骗比较得心应手，现在我就像一个和配角搭档惯了的演员，突然独自一人演起哑剧来了，缺少了一种配合，一种刺激，所以这戏演得无精打采的。　　经过一番斟酌，我决定从青藏公路进藏，一来可以省点儿钱，二来据说汽车翻越大雪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壮举。于是我整天坐在一个小酒馆里边喝啤酒边想办法怎么弄点儿钱。说来也巧，在这小酒馆里我认识了一个肥头大耳的“经理”，我们一拍即合，越说越投机。据说他正在内地为边远地区乡镇企业招工，现在有事不能离开北京，他请我把在四川招来的几个小姑娘送到甘肃青海交界的一个小城市，送到车站为止，有人来接。报酬可是真不低，千来块呀！那地方我正好去过，我很乐于旧地重游，再说那地方也是我去西藏的必经之路，于是胖“经理”和我说好在车站见面。他给我送来了四个姑娘，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我，这几个姑娘都没出过远门，这次出门还是第一次见火车，事关重大，让我带好她们，一个也不能走失，然后他拿出一摞钱给我：

    《剩下的都属于你》第二部(9)

    “拿着吧，一个货三百，你数数，一共一千二百。”　　我听着略有不解，怎么按他妈的货算？不是工人吗？火车马上要开，我也没来得及细想就带着我的姑娘们上路了。她们最大的二十一岁，最小的才十五岁。别看她们都没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但其中三个可爱说话啦，叽叽喳喳的像一群他妈的鸟儿，把我烦得够呛，。有一个却始终不说一句话，两只大眼睛滴溜溜地转来转去，看起来天真极了。火车开出去半天，她突然叫我：　　“中国可可……”　　吓了我一跳，我赶快看看她，我怎么成了“中国可可”？　　她着急地连说带比划的，我恍然大悟地发现她居然不是中国人，只会说一句“中国哥哥”，还老是说成“中国可可”。她比划了半天差点儿没当众脱裤子，我才明白了她想去厕所。我连忙送她去了厕所，同时心里好不诧异，这他妈的肥头大耳的生意人可真能干，怎么还招了个“国际友人”。我问问那几个四川小姑娘，原来她们根本不认识这姑娘，在车站时第一次和她见面。我告诉她们这位未来的工友是个外国人，把她们吓得连话都说不出了，再看那外国小姑娘时的眼神儿都变啦。　　我仔细一琢磨，坏啦，我可别碰上了人贩子。我这一辈子干过的坏事不少，可从来没卖过姑娘。以我个人对姑娘们的兴趣来说，我难以想像如何能把她们当成军火一样卖来卖去的。我开始盘问几个小姑娘。　　她们傻乎乎的，谁也说不上个所以然，别说是什么工厂了，连到哪儿去都他妈的不知道，只知道她们有一个自称同乡的“大姐”，不知在哪儿发了大财，穿金戴银的，到她们所在的小山村转了一圈儿，说是帮她们找工作发财，就把她们三个带出来了。这几年她们村里改革开放可搞的真不错，金柱和银宝家都买得起电视机啦！别看全村只有个把人能看得懂借条和收据上的百十来个字，可一夜间全村都会看电视啦。姑娘们天天看电视，歪嘴金柱和独眼银宝开始了公平竞争，金柱家的电视从早晨八点开机，银宝家的电视干脆昼夜不关机了。姑娘们在电视里什么都看到啦，飞机、火车、刘晓庆、麦当娜，只穿着娃儿们屎兜子一样衣服、露着大奶子的时装模特儿，查尔斯王子，北京的天安门、纽约的高楼大厦，法国的海、瑞士的山、德国的啤酒、英国的大钟，总之什么都看见啦。　　看电视看得姑娘们整天迷迷怔怔，忘了喂猪忘了起栏，忘了捡柴忘了挑水。就在这当口儿，招工的“大姐”来了。她们仨满脑子的胡思乱想，放下粪筐跟着“大姐”就走了。到了北京，“大姐”把她们交给了“经理”。经理还带着另外一个不说话的姑娘，她们都以为她是个哑巴，经理又把她们一并交给了我。我把问题的严重性向各位姑娘庄严地阐述了一番，几个姑娘当时就吓坏了，她们把麻烦我的方式由叽叽喳喳改为哭哭啼啼。只有那位外国友人无动于衷。我们一起盘问她，总算弄明白了她是越南人，被人说服到中国来找一个当“经理”的“中国哥哥”出嫁。问她怎么来的中国，她弯下腰用结结巴巴的汉字说“检查站、检查站……”原来还是个越境分子。　　我当场断定我碰上了人贩子无疑，再想想我要送她们去的地方，穷山恶水，被卖到那儿的大山里去给一个瞎子或是瘸子当老婆，她们可真不如在村里的歪嘴金柱或是独眼银宝之间就地挑上一个算了！她们要去的地方可是连电视都收不到呀！　　本哥们儿为什么老是如此他妈的倒霉呀！说说看，这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公道？　　乘警老在车厢里转来转去的，因为三个姑娘一起伤心，乘警们走过我身边时老是打量我，我也吓得话都说不利落了。我拿了人家一千二百块钱呀！卷进去不得了，就算我浑身上下长的都是嘴恐怕我也说不清楚。谁能跟警察说得清楚？得快拿主意，越快越好。我当机立断，决定给那混蛋肥头大耳的“经理”来个卷包儿烩。　　为了增加一点儿威严和说服力，我像一个真正的大人物讲话那样先清清嗓子：“注意了，注意了，都不许哭了。都听我说，我这儿哪，啊，还有点儿钱，我给你们一人二——啊，一人嘛，一百块钱。这点钱足够你们买火车票回家。我呢，我可照顾不了你们啦，我忙啊……”正说着停车了，我一抬头看看窗外，西安到了。看来世界上还是有公平，老天也他妈的终于助了我一回！　　我急忙给她们分了钱，一个箭步窜下车来。我走到车窗这儿，敲敲玻璃，指着车上的一个乘警对几个姑娘大声喊了一句：“找他！赶快找他！”我尽管不那么聪明，可是能把麻烦放在别人肩膀上的时候不放还自己背着也不是我的风格，何况他是个警察，他有义务啊！再说我这辈子能给警察找点儿麻烦的机会也不那么多。那乘警不知怎么回事，没反应过来。他意识到出了什么事，好像犹豫了一下，要不要下来将我擒住。没想到那几个姑娘泪眼蒙眬地向我招手，看起来她们不像是什么受害人，还真是他妈的难舍难分。我赶快混入出站的人群中，溜将出去。我抹了一把冷汗，好险！　　就这样我带着人贩子的钱又晃晃悠悠地到了西安。　　人贩子的钱花着有点儿尴尬。想想我也算做了点儿好事，我怎么也搞不清楚在这场闹剧里我扮演的到底算是个什么角色。我可等不及把法律问题都搞清楚了再花这笔钱，我是个穷人呀！穷人也要吃饭，吃饭高于一切，这肯定是天堂里的黄金律。世俗的法律问题等以后再说吧！

    《剩下的都属于你》第二部(10)

    算了算，我有二十年没来过这里了。现在虽谈不上旧貌换新颜，却也是面目全非，只有那雨天泥泞的道路凹凹凸凸似曾相识。也许人们建那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时心想：我进了门儿就现代化了，就让那些马粪猪屎什么的路上躺着去吧！反正又没人在路上喝酒猜拳打麻将什么的。是呀！有几个人像我一样整天在路上闲逛呀！我都快成路上的神怪啦！我绞尽脑汁想找个能免费住上个十天半月的地方。虽说人贩子的钱不算太少，可用来住旅馆大概只够三天。再说我也不习惯住那么高级的地方呀。最后想到了大学生，我知道大学生们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种族。全国各地不时地发生家长为了孩子没考上大学把他们逼得投河上吊一类事，可见这种族之高贵令人向往。当然这些对我来说都不关屁事，我喜欢的只是他们的血气方刚，涉世未深，书生意气，对人生寄予莫大希望。我正好可以让自己这一肚子里的人生发挥发挥，顺便挤进个学生宿舍混几顿饱饭吃。　　我在西北中国的最高学府转悠了一天也没找到合适的对象，直到傍晚时分才遇到了一个愁眉苦脸的家伙。仔细一打量，原来认识，就是我和西庸那年在路上遇上的又干又瘦、愁眉苦脸的导演。只可惜西庸不在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和他交流当年在小山上的“强jian”经验了。导演入了这大学的“作家班”来进修，“提高文学修养”来了。　　我得解释解释什么是“作家班”。也许是因为要合十多亿人口的比例，所以这片土地上像雨后的毒蘑菇似的，成片成片地长“艺术家”。这些人七老八十的连小学都没上过，总得让他们有点儿文化吧！而在这改革开放的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下，各行各业都各显其能，甚至连有的部都做起黑市买卖来了，再想想我碰上的“经理”连活生生的大姑娘都敢贩……　　而各大学的老少爷们儿们干瞪着眼儿着急，生财无道，像一个大家庭里剩下的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大，情急之下索性卖了笑一样，也灵机一动卖起文凭来了。虽然价格贵得吓人，一张文凭三千五千人民币不等，但还是从各地涌来了一帮一帮的红男绿女。这些人浪荡在二十几岁的大学生们中间就像漂在一大锅素菜汤里的猪血豆腐，汤倒还是汤只不过荤素不分了。　　和当年相比，导演变化倒是不太大，仍旧是愁眉苦脸，和当年一样。他因为不大喜欢同宿舍的另几位“作家”，所以在大

    免费电子书下载shubao2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