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西庸这一路上谈过不少次女人，想过不少次女人，受到过各种各样的撩拨，但我们深知自己只是两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所以在我们青春的身体内部那个可以充分说明生命力的某个部位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忍受着莫名其妙的煎熬，看起来现在它是不想再忍耐下去啦，它在我的灵魂里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发布着命令，看起来我是无力拒不执行了。　　我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轻轻地抚摸着，她毫不介意，继续说笑着。西庸停止了和那胖姑娘的说笑，有点儿猴急地看着我。那个衣冠楚楚的小伙子则视而不见地不做任何反应。　　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大腿，心里感动极了，女人！我是那么爱你们，我曾一次又一次逃命似的奔向你们的怀抱，在那里把一切都忘掉，就像一个无力自拔的鸦片鬼，在那里让自己感觉到生命，从生命的另一个方面吮吸着生命，除此以外的一切都让我感觉到茫然、无力……我吃惊地发现她的腿光滑、细润，和我想像中一切淑女贵妇的一样，这个感觉让我震动，既然一个表子的大腿也能如此美好，那你从懂事起就一次又一次地用生命来爱过的女人们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你呢？　　最后那胖姑娘提议去吃宵夜，我们一起走到街上。现在已经是午夜一点钟左右了，原来他们的宵夜不过就是街头上的凉粉挑子、馄饨挑子。我注意到西庸用不到一块钱去买几碗凉粉的时候，那苗条姑娘转过身去，从小手袋里拿出一面小镜子照照，往脸上搽了一点儿粉，消磨那一小会儿时光。也许这是嫖客们为她们花钱时她们惯用的一点儿小招式，不过她们用来如此老练地对付我们让我们手足无措。大概除了凉粉以外，据我看，西庸是不大打算请他们吃些别的什么了。　　吃凉粉的时候那男孩告辞了，说是明早还要“上班”。　　两个姑娘约我们去河东“玩儿一夜”，我想像了一下“玩儿”的内容，想到了一些有关的事情，犹豫起来。那苗条姑娘不耐烦地说：“我们不要你们的钱。”

    《剩下的都属于你》第一部(13)

    “我们没钱。”西庸说。　　“我早知道你们是两个穷光蛋。”　　“那你干吗还请我们去玩儿？”　　“你挺聪明的。”她说着把手放到我的脸上抚摩了一下。　　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那轻轻一下的抚摩含有无限的真情……　　“你多大了？”我问。　　“二十一，不老吧！怎么着？你们去还是不去？”她说着从小手袋里拿出五十块钱塞给西庸，“我送你们的，这回你信了吧？”　　我想和她解释不是因为钱，因为什么呢？回想起来我觉得十分可耻，是那种真正的堕落、想哭不敢哭想笑不敢笑想要不敢要的堕落左右了我。这种堕落是致命的，它决定了我一生的悲剧命运。如今当我一人孤坐想起那二十一岁的姑娘时，想起她的笑容，想起她那美丽的长腿、她那带着南国口音听起来很是悦耳的话语，我觉得无地自容，我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原来我标榜的青春、生命、自由、流浪什么的不过是一块把自己封闭起来的遮羞布……　　西庸已经不客气地把五十块钱装进了口袋。他看着我，等着我拿主意，我向两位姑娘告辞。她们一言不发，轻蔑地打量了我们一眼，扬长而去。　　我们回到了那家小客栈，各自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这时我看见西庸把手伸向他那个小药瓶。　　“别吃了，走。”我翻身下床决定去找那两位可爱的姑娘，西庸积极响应。我们又回到了街上，一直转到子夜时分也没再见到她们，只好悻悻而归。西庸什么也没说，他从不会埋怨我。　　又经过几天的跋涉，我们终于闲闲散散地骑到了z市，进入市区的时候我们边疯狂地蹬着车边不约而同地喊着：　　“z市——你好！”引得无数路人驻足观看。　　三天后我们的热情烟消云散，原来我们匆匆忙忙地赶路，只是为了在路上，只是为了吃那各省各县大小不等、花色各异的西瓜，原来我们只是为了在路上谈女人、想女人，一旦进了这艳妇一样的城市，我们觉得茫然无所适从。　　这里的女人个个漂亮迷人，衣着袒露到不再刺激你想象力的程度，似乎唾手可得，各种豪华的高楼大厦林立，似乎唾手可得，满街的食品飘香，商店的橱窗里各种名贵的商品看起来也似乎唾手可得，而同时它们又那么遥远，这里的一切都无需对我们这两个外乡流浪汉产生出哪怕是那么一点点儿好奇，我们在这里受到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刺激超过了这一路所受刺激的总和。　　西庸每天睁着两只如醉如痴木呆呆的眼睛跟着我在大街小巷乱转，他似乎暂时还没有被这些美丽而冷漠的霓虹灯、美丽而冷漠的高楼大厦以及这些美丽而冷漠的大腿激怒，而我真想站在大街中央、交通警察站的那块地方，或大哭或大笑，或者用世界上一切最粗俗的语言大骂一场，反正不用去想骂谁哭谁笑谁，这世界上没有人不欠人什么。　　西庸病了，一路上我们不曾吃过一粒药，甚至西庸的安眠药，在这里他不得不用一只破水壶每天三次地灌进各种花花绿绿的药片，以止住他每天二十次左右的拉肚子。有一天我竟为他出去买了三次手纸。　　他躺在床上，呈半虚脱状态，眼睛里流露出疯狂的渴望神态。他经常不说不笑地盯着我，盯得我万分难过，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的流浪兄弟在异地他乡拥挤不堪的小破旅馆里受苦。有一次我去给他买手纸，路过一家报摊儿，我想起我曾为了他看报纸上的足球赛结果险些和他分手，现在我为自己的不坦荡而深感内疚，于是我就买了各种有体育消息的报纸给他带了回来。他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看着我的兄弟对球赛一类事都提不起兴致，我感到深深的悲哀。他曾是那么喜欢足球，各国球星的轶事他都能倒背如流，一路上和我无数次地谈足球，而现在……　　他吃了无数的药，终于慢慢地恢复起来。大病刚愈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生命的张力，他似乎能闻见z市一切好吃的东西的味道，他比平时更加思念女人。也许在他的眼里z市或者变成了一个大食堂，或者变成了一个大妓院，他瞪着两只血红、贪婪的眼睛不停地骂人，寻衅和人打架，弄得我怀疑是否肠胃的疾病也能引起精神失常的病变。　　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无疑我们都共同把z市想像成了金山，和一路上的风餐露宿比较起来，z市无疑是我们潜意识里世界上最最善良的乐园。凭着我十几年前的流浪经验，我深信只要填饱肚子别无他求，这世界上还有一些残存的温柔可供安身，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这世界变化挺大，几乎所剩无几，你到了这么一个有着这么多好吃的、有这么多好女人的地方，实际上你不可能别无他求。　　我们决心用仅有的二百来块钱去碰碰运气，于是我们就搭车去那他妈的渡假村去赌钱。渡假村建造得漂亮花哨，欧洲古堡式的门楼，神气活现的守门人让你觉得这里跟上流妓院一样高雅。我们买了二十个筹子，我提议每人十个，这时西庸那招人爱的个性又充分体现出来，他说“你十五个、我五个”。　　我用几个筹子玩了轮盘赌，那伙计——我不知该怎么称呼他，也许不该叫同志，路上那个心爱的表子又弄得我对“先生”这一称呼精神紧张，我就一直称他们为伙计，其实怎么称呼他们都无所谓，也许这些杂种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同胞，他们个个骠悍高大，腰带上挂着对讲机，对讲机的带子斜挎在肩上，比手枪的带子还花哨、还考究。

    《剩下的都属于你》第一部(14)

    我想，世界上凡是可以用来杀人的东西都考究，不信你看原子弹，有多少人为了它的内容、外观什么的费尽心机。它一旦爆炸，那些制作它的人就像看着心爱的女儿出嫁一样兴高采烈。上帝——也许不是他，管他是他妈的谁呢！——造人的时候觉得让他们活着、活得高兴为正常，没想到这世界上如此之多的人自己找死，还把别人杀死，完全颠倒了上帝的初衷。人们还自己建造了学校、监狱、医院什么的玩意儿来校正各种倒错，殊不知只要他妈的地球在转，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不转的呢？大巫不让小巫跳神罢了……　　那大轮盘的指针几乎还没有完全停下来，那伙计就拿着一个一米来长的大耙子把我的两个筹码耙下了盘子，我的两个心爱的筹码哀叫着、叮叮当当地不知滚向了何方。那操蛋的大耙子搂起钱来是那么便当，也不知是哪个混蛋设计的，考究得快跟杀人的家伙差不多了。谁说赌博不是正当劳动，你看那渡假村的精心设计就知道得花费多少心血呀！看起来并不比治理国家更省心。　　我觉得这轮盘赌不够刺激，就拉着西庸又去玩角子机。此时我已经完全没有了理智，我兴奋异常，两眼放光，嘴里喷着沫子，手舞足蹈地奔向那个小机器。周围的女士们、先生们皱皱眉头相继走开，边走还边指指点点。我知道是我们身上的汗臭味儿让他们受不了，西庸在旁边嘿嘿坏笑。我把几十个筹码一个个地扔了进去，一点响动也没有，直到把手中所有的筹码全部扔光。这机器此时完全迷住了我，我用不容分辩的口气对西庸说：　　“快，再去买十个来！”　　西庸迟疑了一下，跑去买了回来。我一共用这样的口气命令了西庸了三次，最后一次他站住不动。　　“去呀，快去呀！”　　“你还玩儿？剩下的路费都他妈的不够了。”　　西庸平静地说。　　我这一生当中从未用如此之快的速度花过钱。我看了一眼墙上的大挂钟，我们进来才不过三十分钟。　　我气愤至极，用手拼命拍着那机器。没想到那机器“呜呜”地报起警来，马上跑过来两个混蛋大汉，一边一个架住我的胳膊，把我脚不离地地扔了出来。我一边扭动着一边大骂着：“我操你们这些人的妈！”　　这时我觉得头顶上挨了重重的一下，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醒来时，睁开眼睛已是黄昏时分了，西庸在我旁边揉搓着我的脑袋。来渡假的人们玩得尽兴，纷纷乘车返回，小汽车一辆接一辆地掠过我们身边，扬起一股尘土，夹杂着难闻的汽油味儿……　　我们该回去了，这时西庸发现，我们身上所有的钱都加起来也不够用来买两张回市区的车票。蒙眬中我听到西庸在和那一群喝茶、抽烟、聊天的旅游小巴士的司机们对付着，试图用雷锋精神、用基督、用圣母、用佛、用美好的理论等等一切可以激发人类同情心的圣贤们来感化他们，无非就是为了免去我们每人三块钱的车票……不行，这些人可不是能轻易被打动的。他们的心都是铁打的，非常适于用来做战斗英雄。操！不打仗真是可惜了这帮好汉们啊！　　有一个司机斜睨着西庸终于发话了：“行，我带你们走，你去吆喝吧，把我这车吆喝满人，咱就走。”　　可怜的西庸，扯着嗓子在停车场喊开了：“走了啊，走了啊，三块钱一位，快，上车咱就走，又快又舒服，走了啊！”是呀，又快又他妈的舒服，就跟上西天的路一样，我们终于上了那他妈的破车。我们上路了，踏上了归程。　　回到市里，西庸搀扶着我回小旅馆。我头顶疼得要命，精神集中不起来，各种彩色的灯光十分耀眼，在我的脑子里编织着无数快速交替的画面，我感到一种失落。在这纸醉金迷的黄昏时分，我感到一种由衷的悲伤。　　你到了这块大陆灯红酒绿的尽头，在这么一个醉醺醺的黄昏里，你心里充满了寂寥，你不能再前往，你以为总会有无限的什么，会鼓舞着你去刨根问底，鼓舞着你心底里残存的对神秘的一丝渴望。现在你知道一切都是可知的，剩下的就是这些，用不着你费尽心思，剩下的就是这些，这些都属于你……　　我深深地怀念那二十一岁的、心爱的表子。

    《剩下的都属于你》第二部(1)

    自从我们一起骑自行车浪迹了大半个中国以后，我实在是不太想再出门了。我想我大概知道了这世界到底还剩下了些什么，也差不多知道了剩下的也不一定都属于我们……　　可这次旅行倒是把西庸变成了一个大流浪汉。他津津乐道地逢人便大讲特讲他和我的浪迹人间的故事，那口气就好像他是一个他妈的什么荣归故里的船长。我在他的故事里经常是以一种类似堂吉诃德的仆人桑丘、经常干傻事的面目出现。他不时地鼓动我再一次出发，他制定了一个宏伟计划，说是准备买两只大狗，给它们做两辆小车，拉着我们的帐篷、睡袋、水壶等行李物品。我们跟在狗屁股后边走街串乡，沿途给老百姓照相，给小孩子们玩“小狗拉车”，拉一圈儿五毛钱什么的。　　这计划对我来说最诱人的部分是准备训练两只拉车的狗一专多能，教它们认钱，专门认十块钱一张的大票子，把狗带到集市上放开，然后在野外根据暗号和狗会面，我们和狗一起坐地分赃。西庸对这计划极为倾心，到处打听什么地方能买到训狗的书，准备实施。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狗没训好，一百块钱一张的票子倒是出来了。西庸开始发愁，担心不久会再出一千块、一万块钱面值的票子，想来驯狗的速度肯定赶不上印票子的机器。这一点我可以肯定，我们的计划永远也不会赶得上变化。我建议说：“干脆训它们叼了钱箱子就跑算了，省得它们还得分辨。”西庸听了为之一震，于是他又沉湎于计算狗的负重和速度什么的，从此再也无心上班，直到砸了自己的饭碗。前面说过了西庸在一个什么部里端茶倒水，大概是部长什么的习惯了西庸的无微不至的伺候，不理解以西庸这种身份的人何以还敢心不在焉，一怒之下将他赶将出去，以泄心头之愤。我早已说过，剩下的已然不多，你要是不紧紧守住，早晚会被别人拿走。　　这下西庸的老娘着实发了慌。她经历过万恶的旧社会，深知失业的滋味儿，她自己的老爹就是失业饿死的，回想起来她至今心有余悸，于是把所有的亲朋好友罗列了一份名单，像破译秘密电码一样层层搜寻，上溯舅舅的爷爷，下至侄子的外甥女，终于为西庸找出了一位在德国开着个中餐馆儿的“大舅妈”。　　西庸和这位从未见过的“大舅妈”时断时续地通过几次信，大舅妈的每次来信都能在西庸干涸的想像中燃起希望的熊熊烈火。他一次次地计划着未来的生活，希望这次的计划在和变化的赛跑中能取得胜利。我们的生活多变啊！至少让我们去胜一次吧！　　西庸终于如愿以偿，终于去了欧洲，去之前他妈妈为他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前景，告诉他，他的“大舅妈”是个大大的好人，并且可以如何如何地帮助他。西庸兴奋异常，手舞足蹈地就去了，到那儿一看——不错，中餐馆儿在，“大舅妈”倒是也有一个，可大大的不是个他妈的好人，她把我的苦难兄弟当成白痴一样免费地使唤来使唤去，尽管西庸有那种喜欢别人点拨的长处,可长此以往也不是个事儿，所以他在那古老的欧洲盼着我去，就像穷苦人盼解放似的。　　这期间中国的变化很大，白云苍狗。可我却一如既往，平庸一如既往、懦弱一如既往、一切都一如既往。不过我的一切都变得有些衰老，带有某些衰老的沧桑意味儿。贫穷也一如既往，以我的年纪来说，我保持着这一项目的高纪录，算算我有二十几年没有过正常的来钱办法，这方面要是有人想打破我的纪录，可实在是不容易啊！但贫穷可不见老，相反，它带着改革开放新时期所特有的斑斓色彩，向我显示着它的锐利……　　我这一辈子老是被别人归纳来归纳去的，从来也没有过一次被人归纳进体面人的那一类里边，我可一次也没有归纳过别人。不久，我又被归纳进“社会闲散人员”一类。居民委员会发给我一个章和一个被无数个老头儿老太太无聊的屁股们磨得光秃秃的小板凳儿，让我坐在楼房前“看坏人”。曾经有许多人，尤其是姑娘们，也多次对我说过：　　“——一看你就是个坏蛋。”　　我经常坐在这儿傻乎乎地想，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坏蛋”都能让人“一看”就知道，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共产主义也就不会那么费劲巴力地老难实现了，因为你可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根据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原则，把“一看就知道”的“坏蛋”都集中起来处置，于是光明世界，朗朗乾坤。　　我向来不太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所以这事显得有点儿滑稽。　　因为西庸每一封信都督促着我快点儿到他那儿去，还制定出种种可以让我成行的计划，于是我就每天坐在这儿看儿童英语，实际上对这玩意儿十几年前就失去了兴趣，可现在我不得不每天坐在这儿努力记住npple和opples的差别。大概因为这些东西太重要了，有关吃，所以，我还分得比较清楚。　　于是我就每天坐在这儿看漂亮女人，还不停地琢磨着“闲散”的含义，于是一天坏人溜进楼房，偷走了公用电视天线。这下引起了公愤，人们不打我也不骂我，只是走进走出时总是用一种让你说不出确切感觉的、打量疯狗似的眼光打量我，那眼神里有疑惑又有几分凄凉。让我觉得委屈的是：孩子们看见我撅嘴，他们十天半月不看电视大概就像我十天半月看不见女人一样，电视教他们撒谎大概也和女人使我不得不撒谎一样。

    《剩下的都属于你》第二部(2)

    有一次，一个我真心喜爱的孩子指着我说：“都是你，都是你，我都三天没看《几度夕阳红》了……”这次真让我伤心透了，我把章和小板凳儿往地上一摔就又出门了。　　让你们去看他妈的《几度夕阳红》吧！　　让你们抱着电视机去学撒谎吧！　　出门、回家、出门、回家，这已经成了一种生活节奏，一种生存方式。　　本来，“社会闲散人员”还有点儿剩下来的权利，可以用来去找一张“求职证”，可是让我害怕的是这类事情的本质，你不得不去和分散在各地的一个个独立的、像机器一样的国家机关去打交道。你出了这个门进那个门，仅仅是为了那些一张张奇形怪状、一钱不值的纸头儿，让你觉得你这一辈子烦透了的、没完没了的日子比纸还轻，让你觉得原来听起来如此重要的国家、政府什么的吃饱了饭没事干，就像一些人酷好麻将一样酷好制造表格，以便于他们就像在麻将桌上凑“和”一样把你驴唇不对马嘴地收拾到一块儿，差别只是在麻将桌上你总是知道你要赢谁，而他们这样干你永远也别想知道他们到底想赢谁。　　你还不得不回答各种不一样的机器提出的各种不一样的问题，每个问题都深入到你的灵魂深处，让你毛骨悚然，以至于你去打交道以前不由自主地数自己的脚趾头想证实一下它们是否十根儿，以此来巩固一下你剩下的那点儿可怜巴巴的自信。其实不管你怎样自信都无济于事，从你出生时你娘为你填写的第一张表格起，你的自信就开始一点儿一点儿地被剥夺了，直到你死去的那一刻，不知何人为你填写最后一张表格时，你的自由不过是在一个个狭小的、正方或长方形的格子里。用西庸在遥远的欧洲的经验来证实这一点也许更为确切。在他去“自由”的欧洲以前，虽然各种表格填得他不知用哪只手手y更舒服，他还是怀着上天堂一样的喜悦去的，但不到半年，他在电话里说：“真没劲！”我问他为什么，他说：　　“我用中国话填表都填他妈不利落……”　　后来西庸在电话里像总结似的告诉我：中国人要的自由是因为他们觉得乱七八糟的表格虽多，但什么都规范不了，而西方人要的自由是因为表格把什么都规范了。　　“你说，哪一种好？”他在电话里问我。西庸在德国的一个电话亭给我打电话，因为大舅妈不允许西庸在她的中国饭馆里打电话，所以他只能跑到外面去打电话。他说那边儿正在下着大雨，我能想像得出他此刻正在一个凄凉的电话亭里两眼发直。我大概地知道，没有不凄凉的电话亭，尤其是大雨中的电话亭，尽管是远在世界的另一头。我，怎么会知道哪一种更好？这里面也许没有好不好的问题，反正无论在哪儿，有一点我始终确信不疑，那就是——无论在哪儿，什么也不会剩下！　　在我还没来得及知道西庸发誓许愿地要弄我去欧洲的事儿进行得怎样了以前，西庸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家伙，在电话里说，这家伙也是我们的苦难兄弟。这家伙脸色铁青，龇牙咧嘴，鼻孔朝天，眉头紧皱，就像一只饿坏了的大猩猩。他穿着一身破烂衣服，因为驼背，他站起来时，那衣服的前襟立即长了几寸而后襟又短了几寸，看起来非常可笑。如果有一个漂亮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他就会下意识地舔舔嘴唇，一直盯着那姑娘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远处，那模样和西庸在g山附近表演“强jian”时差不多。　　仅就这一点来说，我完全可以理解，我的一个美国朋友曾就这一类事发表过高明至极的见解，我想非常有必要在这里引用一下。他说：　　“我每次看见一个我心爱的姑娘在这巨大无边的世界上朝着和我相反的方向走去，我的心就像被扎了一刀似的发疼。”　　这也是我常常会有的感觉。你想像一下吧，你首先听到她那矫健悦耳的高跟皮鞋声，然后你看见她，步态是如此的优美，面容是如此的娇好，而她竟然不看你一眼，只留给你一股让你心旌摇荡的香水味儿和一阵渐渐消失的皮鞋声，你站在那儿能干点儿什么？你只能为你们居然不相识而心绞痛，舔舔嘴唇罢了。我本能地觉得这大猩猩大概和我同类——都是那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自轻自贱的家伙。起初我们只是面对面坐着互相盯着，就像野狗碰上了同类，先疑惑地打量，慢慢走近，嗅嗅气味，然后互相承认。我们马上亲热起来，就像失散多年的兄弟。我们一边互留地址、电话他一边告诉我：他刚经过一年劳动教养，现在期满回家，罪名是盗窃。　　“你都偷点儿什么东西呀？”　　“咳！就是一点儿猪肉什么的。”　　“那你一定吃得不错。”我说。　　“小偷小摸，小偷小摸……”他很谦虚。　　尽管我们互相留下了通讯地、址电话号码什么的，可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这大猩猩。　　不过我在我孤独的时候经常想起他。我一个人不能生活，我也不能和好多人一起生活，这就是我这种人一生中的麻烦所在。我应该有臭味相投的朋友，就像西庸。大猩猩还是有几分吸引我，有几次闲得无聊也曾想打个电话给他，可最终也没找到他留给我的地址、电话，只好作罢。我估计他也应该会想起我，那就让我们打开我们的鼻孔互相闻吧。世界尽管很大，我相信有我们这种味儿的人有限，所以不急，我们总能互相闻到对方的，我相信。

    《剩下的都属于你》第二部(3)

    这座城市，我所居住的城市，尽管岁月流逝，历尽沧桑，但它那迷人的旧貌依旧在。从高处往下看，高楼大厦林立在一片一片看似沼泽的灰色屋顶中。夏日的夜晚，人们就像从沼泽深处蠕动出来的微生物一样穈集在一起乘凉聊天，虽然拥挤、喧嚣，但仍显示着一种慢吞吞的、安详的生活节奏。而冬天阵阵突降的寒潮和风沙，又把人们吹回到那不可知的沼泽深处，沉寂在一片寒冷萧瑟之中。　　春天穿过人人贼眉鼠眼、装模作样、煞有介事、可又处处深藏险恶的人生再临人间。虽然我早已无数次地对自己说过：不过如此、不过如此，没剩下什么、没剩下什么。可在人们千百年来念念叨叨的“生机”来临之际，我身上的一部分血液又开始鼓噪不止。我找出我那本破烂不堪的地图册，它破得就像八十多岁的老太婆用了一辈子的年历。对我来说它当然也是一本宝鉴，它曾一次次地引导我上路去寻找生活的真谛。　　关于这次上哪儿去，我完全没有主意，以前的多次出游总是像上帝信手掷在地球——这巨大的轮盘赌上的色子，停哪儿算哪儿，于是我就完全听命运的。我虔诚而又迅速地翻动我的地图册，它自动地停在了比较干静的一页上——西藏。　　我冷静思考了一会儿，想琢磨出这里是否蕴藏着某种神奇的寓意。据我所知，那地方平均海拔大概就有六千多米，如果真有上帝，他一定会选择这块地方就近审视愚蠢的我们，审视我们煞有介事的忙忙碌碌，并为我们的各种疯狂举动而吃惊不已……　　我决定动身去朝圣，可怎么去是个问题，这可不像我和西庸从北到南作横贯中国大陆的自行车旅行那么容易。　　一段时间里，我一边寻找着动身的机会，一边在各种酒肉朋友那里混吃混喝，想找找奇遇或是艳遇，同时看看是否有可能再找到一个和西庸差不多的家伙。看起来比较困难，人们孤独得就像五个脚趾头，互相依存，却谁也不理谁。况且我早就说过，像西庸这样的人才，你得到外星上去找，在这个地球上找，那困难的程度大概就跟找雷锋差不多……　　一天我信步走上本市最高、最豪华的一座立交桥，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回过头来意外地和那在火车上相识的大猩猩重逢了。我想，还不如说和那让我丢了倒霉的“看坏人”差事的电视天线重逢了。　　天气很热，可他居然穿着一件肥大的、污迹斑斑的皮夹克，肩上扛着那巨大的公用电视天线，像扛着一个为谁出殡的招魂幡儿，气喘吁吁地看起来已经走了一阵子了。我绕着他前后转了一圈儿，仔细地打量着那巨大的玩意儿，别来无恙，我明确无误地发现那上边用黑毛笔写着904楼几个小字。　　“嘿！你怎么样？”　　“我看着这玩意儿有点儿眼熟。”　　“一个朋友让我卖了它。”　　他轻描淡写地说。他的举止里永远有一种紧张感，似乎他不大耐烦这段儿大约七八十年由生到死的旅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加速这段儿进程。我对这世界总的感觉是无可奈何，而他看起来就像急于和这世界清账似的。　　“你要是真卖了它，就成了销赃犯了，还得再去两年。”我根本不信他所说的一切，他比什么“朋友”都更像贼。　　“什么？你说什么？”　　“我说这玩意儿是偷来的！”看我言之凿凿，大猩猩软了下来。他可怜巴巴地看看我，又看看那小白杨树那么高的电视天线，不知说什么好。其实我完全没有捉赃的意思，不过寻寻开心罢了。　　“现在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谁他妈也不要，我正准备扛回去呢！”　　“原来你除了‘偷点儿猪肉什么的’还偷电视天线。”　　“我们天生下来就是贼，谁不是贼？”　　我们又谈了谈彼此的最新情况。最后他告我他家不远，拉着我去他家聊聊，而且当天晚上他要去一个“艺术家”家里喝酒。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同去。我有兴趣，我永远有去别人家吃饭的无耻兴趣。大猩猩说对了，我们都是贼！你想想：你到了一个地方又吃又喝，吃完还不用刷碗，一拍屁股了事，不是贼是他妈的什么？他告诉我，这位朋友是个真正的艺术家，从他那一身花里胡哨的油画颜料上，让你一看就知道。他如果走在街上，就跟他妈的一大块活动的调色板一样。有意思的是“艺术家”有那么一大帮狐朋狗友，看起来个个腰缠万贯，各种饭局一个接着一个。这大猩猩就每天和“艺术家”一起假模假式地讨论“现代派”，就跟他真的懂得不得了似的。他说：　　“累是有点累，但大热天的可别断了啤酒，所以得坚持着点儿，没办法，谁也不白给谁什么。”　　基于我和西庸一起在g山表演“死人”和“强jian”的经验，那时候我也正急赤白脸地想知道艺术家们都是怎么回事。再说，如果你想知道怎么弄才能游手好闲，不太费劲就能过上好日子，你非得当他妈的艺术家不可。我经常这儿那儿的碰上一群一群的这类人，都是艺术家，随便哪棵树上掉下来一片叶子，砸的不是“诗人”就是“画家”，至少也得是个“导演”……　　我们一起回他家，路过一家肉店，他说要进去买块肉，让我给他扛着那倒霉的电视天线。我从窗口看见他就像为了给我证实他经常“偷点儿猪肉什么的”，在售货员转身找零钱的时候，从案子上拿起一大块猪肉塞在腋下，顺手裹了裹皮夹克。现在我明白那皮夹克为什么如此肥大了。我注意到他在偷那块肉时甚至还从案板上的那一大堆肉里挑选了那么一两秒钟，看得我目瞪口呆。他若无其事，在我们一起去他家的路上也绝不提起，不过是把那块肉从腋下拿出来换了一只手提。那块肉足有三公斤，和他用钱买来的那一小块肉相比威风多了，并且在他手里晃来晃去的，比买来的还神气。

    《剩下的都属于你》第二部(4)

    他家的确不远，绕过几条小胡同就到了。　　这是那种满清王室的大宅院，一百年前大约只住一家人，现在大约住了一百家，院墙上画着几个圆圈儿，圆圈儿里写着比人头还大的“拆”字。“他们说拆了这儿，大家都去住楼房。”他一边轻描淡写地说，我们一边儿跨进院子。从正房残留下来的飞檐还可以感觉到一丝往日的气派和富贵，院子里各种废砖烂瓦、破草席搭起的小房子就像漂浮在臭水坑里的一片片枯叶。据说几十年前人们用那破草席卷死人，而现在人们用它搭小棚子，由此可见人类历史不断进步，而且速度不是很慢。　　大猩猩的家里乱七八糟地堆着、躺着、摞着各种书报杂志，从什么《维特根斯坦》到《麻衣相术》应有尽有。我问他这维特根斯坦是不是个洋算命的，他打断我：“咱不谈这个，都是骗酒喝的。”用这类玩意儿骗饭吃，可真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看来你也是个他妈的艺术家。”　　“主要是贼，主要是贼……”　　他仍然挺谦虚的。　　我们坐在他的房间里东拉西扯，抽光了两包烟，捞干净烟灰缸里所有烟屁股，聊得唾沫飞溅，脚下的空啤酒瓶子越来越多，还没去那“艺术家”的家里就都喝醉了。我们几乎是各说各的，谁也不听谁的，但好像都比对方懂得不得了。我去厕所的时候被脚底下遍布的空啤酒瓶绊了个大跟头。大猩猩在旁边幸灾乐祸，他的笑声尖厉、短促，像把人罚出场的哨音。　　“你这老猴子。”　　“你不装二百五的时候还真挺招人喜欢的。”　　我们又谈到女人，他告诉我他两腿之间的那玩意儿老是“十二点”。　　“这不太方便吧。”我说。　　“这是我们人生的十二点，一到六点半就快玩儿完了。”　　我们人生的十二点。　　近午夜十二点，突然想起要去的prty，我问大猩猩饿不饿。　　“饿不饿？这还用问？！我有不饿的时候吗？”　　“太晚了吧？”　　“晚？不晚。就等于今天我们过节。再说这帮人都是夜猫子。”　　我估计他也不会认识什么夜里睡觉的人……于是我们出发去他的朋友家。我们欢天喜地像两个孩子那样走到街上，夜空中繁星点点和街道两侧昏暗的路灯交融成一片，白天那种静止的、污浊的空气开始流动，让人感觉到，此刻——午夜十二点，你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他的朋友住在这个城市里最常见的那种成群成片的楼房里，这种楼房通常被编为1402或是1503，好像是为了防止人们串通起来搞阴谋诡计，让你永远也找不着你要找的家伙。还好，大猩猩有着非凡的鼻子，也许在一百公里以外他也能闻见这里的酒香。他带着我上楼，拐弯，再上楼，再拐弯，我在后面跟着他，看着他风风火火地往前赶。那驼得可以让人用擀面杖在上面擀饺子皮的脊背，在半明半暗的楼道里一起一伏有如一片孤帆。　　我们来得不算早，房子里挤满了男女老少，还有那么个把洋人，个个精神亢奋。我发现果真是群星灿烂，而且正如大猩猩所说：都是夜猫子。我进来后不到十分钟就已经醉得人事不省，于是我以意识流的方式听到了如下内容：　　一、　　“xxx是个大傻x！”　　一个操着我国主要高粱产地口音的诗人经常用这种判人无期徒刑的口吻说话。　　显然他是这一屋子人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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