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现在管那一把胡子都叫导演胡儿，因为他们打扮起电影来弄不出任何个性，就拼命让自己有个性，打扮起自己来所以就匠心独具，让你在一百个人里边也一眼就能认出他是个导演。另外他们还兼顾着“倒人”，就是说一个好姑娘站得好好的，他们非得把她弄“倒”不可，关于这方面你一定得承认他们都是些行家里手，我曾经想过，要是我还有来世，我一定当导演。　　这导演看起来不很气派，一脸的愁眉苦脸，好像是给爹妈出殡时硬拉来的一样，又委屈又怨气冲天。他对着那小娘们儿喊了一声：　　“瞎他妈的叫唤什么？一会儿就强jian你。”　　那小娘们儿受此怒斥，悻悻地不做声了。我和西庸看得心里乐不可支，我估计西庸这会儿想的准是要是他有来世，也一定当他妈的导演。　　一会儿，那小娘们儿又不甘寂寞地叫嚷开了：　　“导演，谁强jian我呀？”　　“你真他妈的烦人，没看我正琢磨着呢！”　　这导演也不知有无剧本，现场才来找演员。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剧组里两个演员闹情绪，今天没跟来剧组，导演为了证明缺哪个臭鸡蛋也不耽误他做蛋糕，就照常拉来现场准备找两个路人为他跑龙套。他回答小娘们儿的时候发现了我们，两只眼睛在西庸身上乱转，好像多年以前西庸曾咬过他一口似的。

    《剩下的都属于你》第一部(7)

    “你们是干什么的？”他问。　　我们认为没必要对他撒谎，就如实说了，没想到这家伙高兴得直嘬牙：　　“好、好，我找的就是你们这样的……”　　说着就硬拉着我和西庸为他扮俩角色，西庸跃跃欲试，我向他使了个眼色，他不做声了。　　“你给多少钱？我们可不是闲着没事干，我们还得赶路呢。”我说。　　“一人五十怎么样？”　　“一百。”我说。　　经过十几分钟的讨价还价，干瘦导演用革命道理开导了我们半天，终于以八十块钱成交。他又絮絮叨叨地和我们谈了半天“艺术”。我发现我喜欢上这汉子了，原来弄不出好电影应该说也不能完全怪他们，因为人们给他们剩下的也不多。　　我们都差不多不用化装，几十天的风餐露宿你说我们像什么都可以，加上这一路我们扮演过各种角色，要是有人能拍我们这部电影，我们一定是演得最好的。西庸面目较恶，如愿以偿地扮演了强jian那小娘们儿的日本皇军，而我面目较善，很像那时候的“三等国民”，于是就扮演了一个让皇军一刀劈死的老私塾先生，我他妈的生来也许就是这命，生活中当不了理直气壮的人，就连假模假式地扮演一下都不够格，只好认了。　　那小娘们儿斜睨了西庸一眼不大满意地说：　　“哟，就他呀！”　　我连忙挺起精瘦的胸脯自告奋勇：　　“那我来，我会强jian人……”　　“你？！哼！你差得更远了。”　　先不说那小娘们儿如何看不上我，西庸差点儿为我抢了他的好事气晕过去，他正色对我说：　　“这是工作需要，你别瞎捣乱。既然领导分配我强jian人，我就强jian人，你有你的工作嘛！没有职位高低，只有革命的分工不同嘛。”　　别看西庸这小子平时不吭不哈的，关键时刻也是一套一套的。　　我只好委屈地在他干好事的时候装死，头上还让化装师给倒上不知是什么玩意儿做的人造血，黏黏糊糊地顺着脑门儿往下流。导演在那边给西庸讲着要求：　　“你得真撕，和真的一样才行。”说完又给我们讲位置，什么从哪儿跑，往哪儿追，到哪儿停下来一类。　　“我可没强jian过人呀！”　　西庸有点儿为难地说，这小子临上阵又有点儿怵了。　　“你当他妈的我强jian过？反正这儿没人送你上法庭，抡开了干吧。”　　“行，行，放心吧。”　　西庸说完又掉过头去问那小娘们儿：　　“我怎么强jian你呀？”　　那小娘们儿轻车熟路地你这样你那样地指教了西庸一番。　　我比较好办，只要往地下一倒，腿一伸死了就完了，跟后娘养的似的，爱怎么死怎么死，没人管。好事全让西庸给占了，剩给我的就是他妈的这个。　　我打定主意倒下来的时候，找到一个能看见西庸的动作的位置。　　导演调好了机位，又跟摄影师切磋了半天，命令打反光板的两个小子爬上对面的小山坡，问了问是否各就各位，是否都准备好了，然后一声令下：　　“开始！”　　只见那小娘们儿哭着喊着就冲上了小山坡，西庸穿着一身皇军军装像野狗似的就扑将上去。这时我已经“死”了，我躺在地上看着西庸没跑几步就追上了那小娘们儿，一把拉过来就往地上按，接着就猴急猴急地撕扯那小娘们儿的衣服，那小娘们儿又踢又咬。我眼看着西庸这小子占了不少便宜，心里干着急不敢动弹。只见西庸一脸严肃表情在那儿干得一丝不苟，在我认识西庸的十几年里他如此严肃的时候还真是不多，看起来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可真是大得不得了的学问。　　那小娘们儿喊着、哭着、闹着、咬着，反正这一套我就不用多说了，就是你在电影里最常见的那一套。　　“停！”导演喊了一声，还没等我从地上爬起来就听见西庸说：　　“这哪儿叫强jian呵？这么快就完了？不真实！不真实！要不要再来一次？”　　“下次吧！”导演说。　　西庸只好悻悻地作罢。　　那小娘们儿不知被西庸怎么整治的，哼哼唧唧地走过来了。她还没从情节里出来，看得出她具有疯狂地献身于艺术的精神。　　事后西庸对我说那小娘们儿真棒，他几乎爱上她了。然后西庸又说了一番什么他充分体会到了艺术的魅力的话，发誓赌咒地要干演员这一行。　　我们从制片手里接过一百六十块钱就告辞了。西庸自从被人揪了耳朵以来还没有这般兴高采烈过，直到第二天我们一口气骑了六十多公里没有休息，他才平静下来。黄昏时分我们都疲惫不堪，失去了打趣的兴致，速度也渐渐地慢了下来。西庸和我拉开了一段距离，他边骑边无聊地吹着口哨，我在后面默默地想着心事。　　大概是我身上的一点儿蒙古人血统使然，在我年幼时就热切地幻想着一次次壮观的旅行，我浑身上下的血一直在鼓噪不止。多年后，一次又一次的流浪已经和幼年时幻想的旅行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不过一旦流浪支配了你，你对此也就习惯了。我已经有十几年没做过这样的漫游了，我知道说它是流浪可能有点儿过分，但是我除了青春和让青春白白过去的时间以外一无所有，因为剩下来的实在是不多，几乎只给你剩下了个来世，如果你觉得那不可知的来世根本不值得你花费青春去奋斗，那么在一切美好的东西、美好的位置都有人占着的情况下，你能用青春来干点儿他妈的什么呢？

    《剩下的都属于你》第一部(8)

    我也从不把前方的目的地当成是一个最后的归宿，它不过是一座城市，是这块大陆的尽头，我们到达以后将无法再继续前往，需要国界的人们不管别人是否需要，反正他们划定了国界，如同需要秩序的人们不管别人是否需要也就制定了秩序一样，即使你根据他们为你制定的一切秩序循规蹈矩，你也成为不了他们，他们为你制定了规矩不过是为了他们能过得更好。比如人们制定了不许吸毒的规矩，看起来他们是那么迫切地希望你有一个好身体，可你有一个好身体干吗呢？纳税、干活、当兵、打仗保卫他们。　　他们急急忙忙塞给你一个理想，一个来世，于是这来世弄得你就跟喝醉了酒一样无暇顾及他们在你身边为非作歹，等你的酒劲儿刚要过去，他们又忙不迭地塞给你一个另一个理想，直到你死了往火葬场一塞了事，还得用你生前没舍得花完的、几个有限的钱作为自己的殡葬费，没准儿你生前为生计排队，死后还得为火葬排队，没准儿你已经臭得流汤儿了，把你生前没来得及流完的汗液、血液、唾液以及jg液全臭烘烘地淌完了，进焚尸炉的好事还轮不到你，你就慢慢地排着吧。　　多年来我就这么胆怯懦弱地张望四周，想找到那一小块悲哀的、传奇似的地方，哪怕那只是一小块地方，仅够我用来跪下祈祷，因为我根本说不清我找那块地方干什么。于是我就心怀鬼胎地在这片巨大的、悲哀的土地上乱转，这是抽象意义上的理解，具体说也许就是因为我根本不敢面对面问问自己——你到底是谁？如同我穷得不敢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不敢知道那里是空无所有一样，所以与其等死不如找死，古今中外的哲人们都是这么说的。　　“嗨！”西庸在我前面停下来等我，我紧蹬了几步赶上他。他骑不动了，我们坐下来休息。我发现前面一个院落的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儿，上面写着“梅林卫生院”。想起昨天西庸赶上的好事，我的妒意还未消尽。　　“你看，”我说，“我封你做这个梅毒卫生院的院长。”　　西庸眨巴了几下眼睛，没想出什么对策。　　“昨天那小妞儿准有梅毒。”　　我又恶毒地补充说。西庸大概是累得麻木了，只好干笑了几声，想起他昨日的伶牙俐齿和现在判若两人，我有了几分得意。　　喝过水我们继续前行，经过一番逗趣儿，我们的情绪好了起来。西庸一路上学狗叫，对着路边上的一群鸭子做鬼脸，把那群鸭子吓得嘎嘎乱叫。进了x市以后，我们找了一家饭馆儿大吃了一顿，虽然这地方不至于像大地方那样，这顿不吃下顿就吃不起，想来速度也不会慢多少。当然有些人不用愁，这世界发生什么他们都不用愁。我觉得我也不用愁，前景挺光明，我还有青春。要说有什么愁的，只是希望人们不要骗我，因为我不仅太轻信，而且我的注意力往往在小小不言的事情上。虽说我算不上什么，好歹也是条性命，只是希望他们知道我多少也是有些聪明才智的。例如报纸上曾说地铁车票不会涨价，不过是开通了环线才加一毛钱，我相信了，我以为以后永远是复线两毛，环线三毛，没想到不过几天时间，环、复线一律改为三毛了。　　去吃饭的时候路过市府门口，见围着一圈人不知在干什么，西庸看热闹心切，就拿出“黄牌儿”往里挤。这一招儿果然见效，人们纷纷让开了一条路。我和西庸挤进去一看，只见一个男人在痛哭流涕，他老婆跪在地上敲打着一只破铜盆在哭诉，口音含混不清不知在说着什么。西庸没来得及把“黄牌儿”收好，被那汉子瞥见了，他好像看见了救世主，扑上来抱着西庸的腿就大磕其头，说是让西庸给申冤。　　“别、别、别、别这样，我自己的冤还不知上哪儿申去呢，咱谁没有个一斤二两冤呀！”　　西庸完全乱了阵脚，这场面我倒是见过，赶快上去给西庸解围，没想到又被那妇女缠住了，她絮絮叨叨地说了半天我才大致听了个明白，原来她女儿没考上高中，想找工作就去求见公安局长，也不知那公安局长把她怎么着了，小姑娘就寻死了。夫妻俩告状告了几个月，今天决定来求见市长大人。我连忙告诉他要相信国家相信党什么的，安慰了半天才得以脱身。我发现我的小汗衫上被她鼻涕眼泪地抹了一大片，我就索性脱光。这时西庸突然问我：　　“你怎么不告诉她要相信法律？”　　“我忘了。”　　吃饭的时候我们默默无语，一连喝了六瓶啤酒，半瓶白酒。西庸眼睛血红，一直在骂人。直到微醉，我们才从饭馆儿出来，饭馆儿小老板拱手打揖地送走两尊瘟神。酒落肚我们才觉得情绪略有高昂，我们希望在我们将要去的任何地方都不要看见无耻的事和倒霉的人……　　街上灯红酒绿的，工人俱乐部里怎么看都不像工人的小妞儿们大扭其屁股在跳一种叫不上名来的舞。我们走到一家||乳|品店门口，西庸突然停住不走，抬起头来看那霓虹灯招牌。我顺他的眼光望去，只见那上面亮闪闪的几个大字“||乳|香||乳|品店”。我不解其意，西庸哈哈大笑：　　“我封你做这‘ru房||乳|品店’的老板。”　　这时我才想起下午在路上时那“梅毒卫生院”的事儿。西庸报了一箭之仇，洋洋得意。以后我们以老板和院长相称，不在话下。

    《剩下的都属于你》第一部(9)

    小城无故事……　　我们自从有了强jian和装死挣来的一百多块钱以后心里觉得着实充实，于是我们改每天吃两个西瓜为四至六个不等，一路游游荡荡地进了中南第一重镇——w市。在路上我们养成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观察习惯，就是每进一市先观察该市的姑娘们，看她们衣着是否入时、举止是否得体，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该地的文明程度及物质生活水平及文化素养等等的高低。我们先由姑娘们下定义，然后再去进行实地的考察，发现结果总是与我们的推断相去不远。我们十分愿意把这一经验介绍给那些靠社会调查一类工作为生的朋友们。　　我们实在不愿说w市的姑娘们的坏话，因为我们相信她们都是些自爱的大家闺秀或是小家碧玉，不过她们的穿着确实总是让我们这两个外乡流浪汉产生出五彩缤纷的想入非非。她们的裙子很短，让你饱览她们洁白、丰满的秀腿之余还可以透过很薄质地的料子看到她们那色彩鲜艳的三角短裤，看得出今年这种短裤在该市流行。　　而她们的衬衣几乎就是舞台上演员们穿得薄如蝉翼的那种，背上的那条封锁线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堪一击。我们相信我们进了君子国，因为这番景象在我们心中燃起了难以抑制的熊熊火焰，而当地的小伙子们却是那么地无动于衷，相比之下，我们为我们自己的丑恶灵魂而自惭形秽。我们俩不约而同地认为早日离开w市为好，以免让我们受诱惑。　　我在w市有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我们觉得似乎应该乘乘公共汽车了，于是就寄放了自行车乘车去找他。要是他近年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话，我记得他和我一样疯癫，在路上时我和西庸曾多次把这位老朋友的家想像成了天堂，我们想像他又豪爽又热情，不知怎么西庸虽然与他素昧平生，但认定他还有无数年青貌美的姑娘们。　　我们在一个机关的大院里的一堆一模一样的楼房里找了半天，好不容易找到了他所在的那幢。他龟缩在三层甬道里最边上的一间肮脏小屋里，穿着一条大花裤衩在独饮独斟，看起来就跟马上要死来不及让我给他送葬似的。他请我们吃方便面，我提议再弄一瓶酒喝喝，以庆贺重逢，为了能让他出钱，买一瓶酒，我说了一大堆把自己感动得流泪的、友谊地久天长的话。他无动于衷，看起来这十几年已把他变成铁石心肠。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了：　　“算了吧！算了吧！凑合着吃面条吧，你还记得那年在海边儿吗？”　　他这一提真扫了我的兴。我想起了当年和他一起疯癫的时候，在一个海边儿我的种种对他不起……　　我本来应该想到他会变的，在这野蛮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几乎什么都剩不下的时候，人怎么会不变呢？那时候美国人屠杀印第安人贩卖黑奴为了积累，被指斥为野蛮的、血腥的，几百年过去了，人们什么也没学会。你看，什么假药呀、假酒呀、假农药呀，不曾择过手段，也是他妈的一种屠杀，也同样透着一股血腥味儿。　　是呀！人怎么会不变呢？我知道我和他的友谊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大家彼此分手的时候到了。想到当年我们一起浪迹人间时的相濡以沫，为了能找到在收容所里的我，他曾徒步穿过了整个的青岛市，想起这些我有些伤心。　　西庸还不识相地和他提起了女人。　　老朋友大喊着：“女人？我他妈的就是自己的女人……”　　这次我真的生了西庸的气，为了他的不识相。他什么也看不出来，因为我和那w市的老朋友为了我们的吃住问题紧张交涉的时候，他什么也不听，似乎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与他无关。他坐在那儿聚精会神地翻着一摞旧报纸，放下报纸就想起了女人。　　我拉着西庸走到门外就大骂起来。西庸起初还解释说他只是想看看球赛的消息，后来被我骂得不耐烦了就回骂起来。我建议打一架来解决问题，他说我们可以各走各的，为什么要打架？于是我们就分了手。　　我上了公共汽车，准备到那著名的大桥附近去取出我的自行车，在白天看好并决定下来的桥洞下面过夜，上车前我回了一下头，不见西庸，难道他真的和我就此各奔东西了？　　汽车上的人们挤得像没开封的香烟盒里的香烟。我旁边站着一位眼镜妇女，她那张看起来无所求、无所惑的脸百般温柔，我心里突然涌起了一股感动……同时我也为西庸感动，我想到这一路上两人的朝夕相处、插科打诨的日子过得是那么轻松，我们出来不就是为了寻找轻松吗？而我却因为他想尽早知道足球赛的结果就不能容忍他把他赶走，也许他现在正在这陌生的城市街道上伤心地游荡，我看到了我生命中不够汉子的那一面……　　突然我感觉到那妇女猛地扭动了一下身子，我发现一只男人的脏手在我和他之间紧紧贴在她那娇小的屁股上。我看了看那家伙，他穿着一件运动短衫，一条运动短裤，大腿上长满了下流的汗毛，大约有四十岁的样子，肌肉发达茁壮。那妇女扭动着、躲闪着，胆怯小声地哀求着：　　“你干什么呀！”　　那汉子猛地抽回手，紧接着受了委屈一样大骂起来，下流话一大嘟噜就像串起来倒挂的红辣椒，让人感到火辣辣的。车上的乘客无一做声。我发现前边不远处就有一个警察正襟危坐，目不斜视。那家伙还在继续骂着，我估计他说下流话有种类似she精的快感。那妇女一直不敢做声。他还做着各种下流的手势，说着各种不堪入耳的话。他滔滔不绝地一连骂了好几分钟，每一句话不离开西庸在g山顶上等车时没完没了地写的那个字，只是前边加进了各种一系列贬义的形容词。车上始终无人做声，好像在听一场庄严肃穆的朗诵。

    《剩下的都属于你》第一部(10)

    “有愿意作证的没有？咱们把这流氓弄到派出所去。”我说。　　那妇女赶快躲到我身后小声嘟囔着：“真不像话。”　　车里仍是安详静谧。　　那汉子不屑地瞟着我：“你他妈的算干吗的？”　　“我是他妈的你爷爷！”　　“我也是！”从车厢那边传来一声喊。我惊喜地发现西庸正拨开人群挤了过来。刚好汽车进站，西庸拥着那妇女推着我说：　　“下去说，下去说。”　　那汉子又打量了西庸一眼，颇为自信地下了车。没等我站稳，他就拉开了架势，紧接着当面一拳打了过来。这一拳打得我脑浆迸裂，眼前金星飞舞。我两只拳头照准他那张狗脸猛击，西庸从后面牢牢地抱着他的腰，一边试图把他两只手一起抱住。那家伙看起来训练有素，我居然没有一拳击中他，反倒被他连击了几拳。他往下一蹲，不知怎么西庸就被他摔出去几米开外。我又扑上去抱着他，同时喊着那妇女一起去公安局，这时我发现那妇女早就没有了踪迹。我一下丧失了斗志，被那家伙像扔破衣服一样扔了下来，他得意万分扬长而去。　　我满脸挂彩，身上的圆领汗衫被撕破了一个口子，西庸在那边捂着膝盖一边儿哼哼一边儿骂着：　　“这他妈该死的臭娘们儿！”　　我浑身酸痛吐出了一口血水，脑子里“嗡嗡”乱成一团，但这并不妨碍我悲凉地想到：在这片土地上，不用说那个五大三粗的x欲倒错狂，你要是每天碰到这妇女一类人，你还能对这片土地抱有什么希望？　　我们两人一瘸一拐地走到大桥上。西庸沉默不语，趴在桥栏杆上凝望远方。我知道我和他之间的龃龉已烟消云散。　　夜色阑珊，桥上华丽的灯火闪烁。我觉得这大桥就像是这无赖城市的无赖大腿一样，极其无赖地横在宽阔的江面上，江水呜咽着逃向不可知的去处。我们在桥上留连了一会儿，就到桥洞里安顿好睡袋准备睡觉，准备好好歇息一下两具刚刚挨了暴打的身体。这时，非常及时地来了一个警察，我们用西庸的“黄牌”儿搪塞了半天，但是无法说明我身上和脸上的血迹还是被他带到了派出所，盘问了我们几乎一整夜，黎明时分才被赶了出来。我们绝望地在这陌生的城市的街道上溜达。　　中午时分下起了小雨。西庸因为从未乘过轮渡，我们赶到码头，西庸去买轮渡票，我照看自行车，好一会儿还不见西庸过来，远远望去，只见西庸那颗长着几根茅草的头顶在一大片头顶中无望地挤来挤去。一会儿他举着两张票奔了过来，身上水淋淋的，他自己的汗水和别人的汗水还有臭烘烘的雨水混杂在一起。　　“这地方的人怎么老跟要起义似的？”西庸厌恶地说。　　“剩下来的本来就不多，不抢怎么办？”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什么！？这轮渡票永远也不会买光，什么剩下的不多？”　　我不想给西庸解释到底是什么剩下的不多，我想，有办法的人总不至于为了过江在这儿玩命，剩下一大帮没办法的人你让他们怎么办？他们都认为自己可能是侥幸地能从剩下的什么里多得到一部分的人，于是他们就互相仇视，互相厌恶。在他们的心理上一切的一切都是所剩无几的，他们除了别人剩给他们的、不一定就是辉煌无比的来世以外一无所有，来世也许是那些人从所占有的东西里面挑来选去，认为是不再值得占有了的东西，于是他们让给了你，同时还给了你光荣，让你做自己的主人，你是主人了你还要求什么呢？　　“到底你说什么剩下的不多呀？”西庸还在刨根问底。　　“鸡芭！”我不耐烦地说。　　西庸不再多嘴。我们俩站在船舷边上，向远处眺望，江面上的巨型货轮时隐时现，不时地拉响一声汽笛，发出疲倦的老牛一样的叫声。　　“老板你看，”西庸指着挂在船帮上一排靠岸时抗震用的汽车外轮胎：“怎么挂了这么多救生圈呀。”　　“要是不套上那玩意儿救生，恐怕死得还慢点儿。”　　西庸的可爱就在这儿，他并不是存心帮你开心，有的时候是他的憨劲儿让你不得不开心。这次浪迹人间是他第一次离家远行，没有这次经验我估摸他也会像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守着一个地方一直吭哧到死……　　一路上西庸的强效安眠药一次也没服用过，现在他相信，他是在机关里听那些不得不打交道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家们侃山侃得患了失眠症。他的工作性质如此，他恨他的工作有如恨他的鸡眼、痔疮。鸡眼、痔疮什么的可以请医生挖掉，可工作却不行，好歹总要有口饭吃！于是他不得不参加各种会，给理论家们沏茶倒水，恨得他觉得这国家尽是些他妈的理论家，弄得他走在大街上看谁都像理论家。　　他说有一次理论家们来谈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什么的，豪华小车停了一大片，会上各种肥瘦不等的理论家们大谈民主如何缺乏，人权如何没有，我想要是大腹便便、坐小卧车的老爷们都这样认为，那么剩到我们这种瘦骨嶙峋的流浪汉这儿，恐怕只有一身跳蚤了。一路上这类趣事西庸给我讲了不少，他还说，有个女作家在会上发言说自己如何悔恨当了“专业作家”，以至现在写东西“找不到痛苦了”，听得我目瞪口呆。据我所知，人不想过好日子是应该比较容易的，要找痛苦大概也不很难，完全用不着到处哭诉，“专业作家”不当就是了，如“痛苦”不够也还可以打自己耳光，自己下不去手也可以请人帮忙，“痛苦”不就来了？完全不像我，想过好日子老也他妈的过不上，你看饱汉和饿汉就是不一样。

    《剩下的都属于你》第一部(11)

    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　　总的来说，西庸的失眠症在日益减轻，直到我们进了临近目的地的一个小城——h市；他不得不第一次用了药，原来不光是理论家们能使西庸睡不好觉，表子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自从进了h市以后，我和西庸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感觉，越往南走，钱的作用就越小，这地方富得看起来人人都不屑于几个小钱，比如我们去买几毛钱一碗的米粉吃，那老板的眼光分明是施舍，弄得我和西庸不知此地的钱是否和我们家乡的一样等值。当然，这一点在我们到达目的地以后感觉更为强烈，我再慢慢地告诉你。　　这地方的人夜里不睡觉，满街都是人，街道上也是灯火通明，看起来繁华极了。大街上都是好吃的东西的味儿，诱人极了，那股味儿随着呼吸进到肺里，五脏立即就表示不满，弄得我们心烦意乱，犹如在w市看到那里那些穿短裙子的姑娘们时的感觉。　　晚上我们坐在小广场草坪低低的护栏上无所事事，看好女人想好吃的，无非就是如此。也许是这鬼地方的物欲主义气氛的莫名其妙的影响，我们决定把准备带到目的地时用来招摇撞骗用的最后两包高级香烟拿了出来，一支接一支地吸着。这时，两条秀美的大腿掠过我们眼前，裙裾几乎擦着了我的脸，紧接着一股比食品味儿更让人迷醉的香味儿迎面扑来。我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只见一个娇娆万状的姑娘款步走来，到前面离我们几米远的草坪上坐了下来，和已经在那里的一个姑娘高声谈笑。我和西庸对视了一下，停止了漫无目的的扯淡，似乎有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我向那胖姑娘招了招手，示意她过来，她哈哈笑了一下又继续和她的同伴儿聊天。　　我们有点儿扫兴，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们是那样的兴高采烈，而我们自己却是两个大倒霉蛋。过了一会儿，那胖姑娘突然走了过来，用一个很好看的姿势蹲在我面前，眼睛盯着我的烟说：“先生，我可以抽您一只烟吗？”　　要是能叫我“先生”，估计她准会把全世界所有的、各式各样的倒霉蛋都叫做“先生”。我穿着那条剪去裤腿变成的黄|色短裤，上面滴着这一路上吃过的全部西瓜的汁儿，那些浓汁滴在我的短裤上变成斑斑血迹。我裸露着两条布满泥污的细腿，太阳把他们晒得乌黑，过去岁月里留下的各种疤痕都分辨不出了。我的头发由于一路上的风吹日晒，变得像干草一样没有弹性，它们长得足够让两群麻雀衔去造窝。我的背心穿上去比赤身捰体更让我惭愧，我假装随便地把它缠在手臂上，好让人看不出那上面的汗迹和大小不等的破洞，闻不出它散发着的酸臭味儿。　　西庸和我相差无几，他裸露着精瘦的脊背和精瘦的前胸，佝偻着坐在我旁边。唯一能让人据以称我们为“先生”的，也许就是我们的烟，而且我还不知道这种烟是否也对此地人的口味儿。　　她叫我们“先生”而不是同志或师傅什么的，让我们觉得悚然，但她“能抽一只烟吗？”这句话又逗得我们止不住大笑起来。西庸以为他又碰上了理论家，而这种风雅我也只在外国电影里见过，这种又陌生又熟悉的风雅出自一个封闭小地方的姑娘口中，真是让我们觉得万分滑稽。要是我会，我一定向她行那种电影上才能看到的脱帽礼。这话还让我感觉到似乎我不是置身于茫茫无垠的黑夜当中，而是在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周围都是等着被我邀请跳舞的淑女们。　　她的装模作样让我觉得可爱，让我产生了一种热辣辣的感觉，就是那种想把什么拙劣的华丽东西撕扯一番的冲动。　　“……当然可以，请抽吧。把它叼在你那小嘴上你就更漂亮了。”　　她笑笑，拣起我放在身边的烟，轻车熟路地弹出一支叼在嘴上。　　“那边儿那姑娘和你是一起的？”我问。　　我发现那边那个姑娘比她苗条，比她更漂亮。她穿着一条牛仔短裙，优美的大腿横在草坪上，在月光和灯光下泛着撩人的光泽，她的两只手放在屁股后面撑着地面，胸挺得很高，两只小小的ru房朝天高耸。我觉得我骨子里边的一种什么已经被它们召唤去了。　　“是。是我们一起的。”　　“干吗不叫她过来坐？”　　她笑笑走过去了，西庸向我会心地一笑。　　两个姑娘并排走了过来，后面还跟着一个衣冠楚楚的小伙子。他们坐在我们对面，那个长腿姑娘顺手拿起我的烟抽了起来。　　“你们是哪儿来的？”　　“北京来的。——”　　西庸刚才一直没说话，也许是怕我什么也不给他剩下，赶快抢着回答。　　“北京？我还以为你们是广州的呢。”　　这里的人们对广州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好像广州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乐土，我和西庸在此地停留的两天之中已经多次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北京的男人可比广州的棒多了……”我说。我知道怎样避开各种圈套直奔目的地。其实世界上的事情本来简单，不过有那么一部分爱弄玄虚的人，不断搞出点儿新手段。他们沉溺在这种发明的乐趣当中，好使另一部分人忘却了目的地、找不到目的地，就像我和西庸这样，在这个他妈的透明却看不清外面究竟如何的世界上瞎摸乱闯。

    《剩下的都属于你》第一部(12)

    “广州的男人有钱。”胖姑娘说。　　我分析得一点儿也不错，看来她们也不爱兜圈子。　　西庸一言不发，我的头皮一阵阵发紧，下意识地搓了搓手指。那胖姑娘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她大概以为我暗示的是个告诉她我有搓不清的钞票的动作，她兴奋起来。　　一个人要是到了一听到钱就一阵阵头皮发紧的程度，我认为这个人可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那个长着漂亮大腿的姑娘眼睛里还残存着一点儿温柔，甚至从她那漂亮的眼睛里我还感觉到了一点诗意。我觉得我可能可以把她从钱这儿暂时拉开，可以带她绕几个圈子，绕到离开钱，越远越好……　　“北京的男人有好模样儿，还有聪明。”　　夜色朦胧中，我挺起精瘦的胸脯，只有在夜晚我才敢这么干，我估计她们看不到我的肋骨。　　“你们是干什么的？”那苗条姑娘问。　　“他是歌唱家。”西庸揶揄地说。　　“真的。”　　“就算是真的吧！”　　“那你唱个歌吧！”她指指那个衣冠楚楚的小伙子，接着说：“他会弹吉他，可惜没带，要不多好玩呀！”　　她甚至高兴地拍起手来。我发现虽然她也许精于算计从大腿根到钱之间的距离，可她仍然带有一股尚未退尽的孩子气。我相信只有咱们制度下的表子才会又纯又富于献身精神，而在万恶的、血腥的、资本主义的金钱社会里不会有这么好的表子。　　我生平不会唱歌，上中学时候列队行走，不开口就会被老师臭骂一顿，事隔多年我仍不知道那老师怎会知道走在四十多人的队伍中央的我没唱。大概她有些心理感应吧。现在有这种感应的人滥了，不稀奇了，多得让你觉得中国每三人当中总会有俩人跳大神儿，剩下的一个也总会点儿什么头撞石碑、拳砸砖头之类的气功，而在当时——照实说，这还真是一种他妈的功夫。　　我顿顿嗓子，缺音少律地瞎唱了个下流小调儿，那胖姑娘掩嘴笑了起来：“真流氓。”　　“流氓？这世界上谁不是流氓？你说，谁不是？”西庸说着假装找人似的东张西望：“啊？谁？在哪儿？你指给我看看。”　　那苗条姑娘也笑了起来，指着一个在附近溜达的大腹便便的游客说：“我看他就不像。”　　“那是因为他流不动了。”　　那苗条姑娘笑得挺开心。我发现她不算计钱什么的时候像个孩子，也许她除了钱以外什么也不会思考。我们一起胡言乱语的时候，我的烟盒飞速地空了下去。那个衣冠楚楚的小伙子始终一言不发，偶尔笑笑，看起来挺有城府。那胖姑娘叫他“开车的”，我们不知道在此地“开车的”是否是个借口。我看他既不像是为这两个小表子拉客的，也不像是个嫖客，有他在旁边坐着我们不知能干点儿什么，我决心试一试。　　我坐在那个我所看中的、心爱的姑娘对面。我们坐得很近，我甚至能感觉到她的呼吸。她一只腿伸直，另一条腿随便地弯曲着，那坐的姿势似乎是我这一生中所见过的最优美的姿势。也许是又窄又短的裙子裹得她不十分舒服，她不时地轻轻扭动一下身子，两只看起来那么美妙的ru房也随之轻轻颤动着。我想我在那一刹那大概患了那种叫做心跳间歇什么的一类病，心脏骤停骤起，让我呼吸困难，说起话理所当然结结巴巴。　　我和西庸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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