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取代了对苏东贸易的主要地位。陈云敏锐地注意到外贸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及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不但自己研究国际经济问题，也督促有关部门抓紧研究。

    为了解情况，1973年五六月份，陈云连续听取了有关部门的一系列汇报。5月5日，他听取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关于外贸计划和价格问题的汇报时，就要求外贸部门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问题。

    6月7日，陈云又听取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汇报。一开场，陈云拿自己身体不好开起了玩笑，幽默地说：“我是一天打鱼一天晒网。今天是晒网时间，只谈半小时好不好？”

    他开门见山地表示，自己想了解一下国际金融和货币问题，请银行用一个星期到10天的时间，帮他收集10个方面的材料供研究时参考。

    陈云建议银行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当银行方面表示准备恢复金融研究所时，陈云表示赞成。说：列宁讲，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但是，研究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在极左时代总是让人心惊胆颤。陈云给大家鼓劲。他得知延安时代与自己在西北财经办事处一起搞过财经工作的乔培新也已61岁时，顺题发挥说：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也算老年了！你还可以活20年，我不行了，不过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

    银行汇报说，他们可以搞到10亿多美元甚至更多一些包汇资金，但是在国内碰到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这样做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针和党的路线，符合不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二是方法问题，要把国内的规矩变动一下。这些问题不解决就行不通。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像这样的好事会被这样的问题难住。可在“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可是悠关政治方向的大问题。

    陈云巧妙地回避了这样的陷阱，没有纠缠在政治是非上的争论上，而是引导大家全神贯注于实践。他说：

    “你说的，一个是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一个是规章制度问题。我看，首先要弄清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立一个新的办法，要把一些界线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有条有理，不会和国内冲突的。总之、只要承认是好事，就可以找出理由来。要把大道理讲清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

    放眼世界(2)

    陈云还提醒大家注意实际情况的变化：“过去没有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有些同志没有看到，所以要向他们解释这些……总之好事就是不好做。规章制度要变动一下。道理就是外贸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了。”

    陈云关于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指示、要求和身体力行的表现，对冲破当时外贸领域里“左”的思想的束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解除了一些同志的顾虑，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外贸领域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对外开放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1974年7月，陈云还把近1年时间对资本主义经济深入系统研究的心得，写成了《目前经济危机与一九二九年危机的比较》、《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等笔记。

    陈云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很快给国家创造了极大的现实利益。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把通货膨胀的风险转嫁给世界各国，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避汇率风险，使手中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是每个国家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虽然美元与黄金脱钩了，但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并未丧失，陈云非常看好黄金的升值潜力。这年5月，陈云经过分析后判断：现在世界黄金产量每年平均2200万两，价值35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1算，就是300亿美元。当然，货币还有周转次数。但根据我们货币发行与商品流通1比8的比例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增长的，何况黄金还有它的工业用途。

    当时中国手头有一批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陈云认为应该拿出来买黄金保值。这年7月他在听香港五丰行汇报时说明了自己的判断：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请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贸部一起开会研究，算算在国外存外汇有多少利息，存黄金要付出多少储存费，看合不合算。美元虽软，但在较长时期内仍会是国际主要货币，没有别的货币能代替它，原因是美国生产力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大的。

    金价上涨中买黄金，确实存在风险。当黄金价格升至每盎司80美元时，陈云明确建议银行用外汇买进黄金保值。但银行认为利息损失大，不合算。

    陈云以丰富的经验和老到的算计，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他对李先念建议说，与其把外汇存在银行里天天贬值，不如拿来买一批黄金保值增值。针对买卖黄金可能有投机之嫌的疑虑，陈云辩解说：将来如果需要付款，再卖出黄金换回外汇。这样以实际支付为目的买卖黄金，并不算是倒卖。李先念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次买入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不但在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支持。

    赚了钱还受责难的年代(1)

    通过交易所做期货不但完成了采购任务，还大赚了一笔，五丰行的干部

    却像犯了错误一样心神难安。面对责难，陈云想了一年，

    理直气壮：利用交易所并没有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尽管陈云一再表示希望外贸部门能打破框框。但这样做的巨大政治风险，仍让大家难以然而，极左思潮的阴影，随时像高悬于头上的利剑，让具体工作的干部放不开手脚。为此，陈云不但鼓励外贸部门要研究资本主义，打破旧框框束缚，还在实际上支持他们的工作。

    1973年4月，外贸部领导的香港华润公司管理、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在香港的派出机构五丰行，接到在年内购买到货原糖47万吨的任务。当时国际市场砂糖求过于供，货源紧张，价格趋涨。如果五丰行直接出面到国际市场大量采购原糖，必定刺激国际市场原粮价格上涨，可能出了高价不一定能按时买到现货。五丰行为了完成购糖任务，五丰行采取委托香港商人出面，先在伦敦和纽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就是预定将来某个时间买卖某种商品）26万吨，平均价格每吨82英镑左右。然后立即向巴西、澳洲、伦敦、泰国、多米尼加、阿根廷购买现货（当时成交买卖的商品）41万多吨，平均价格每吨89英镑左右。

    果然，市场一看中国购入大量砂糖，立即作出强烈反应。从5月20日开始国际市场开始传出中国大采购消息，纽约、伦敦砂糖市场现贷、期货立即应声大幅度涨价。然后，澳洲、巴西先后证实中国向他们购糖消息，原糖市价又进一步上涨。到5月22日涨至每吨105英镑。五丰行因为购买砂糖现货任务已完成，从5月22日起至6月5日将期货售出。除中间商应得费用和利润60万英镑外，五丰行还赚240万英镑。

    又完成了采购任务，又赚了大钱，这样的事情办得再漂亮不过了。但五丰行的干部却轻松不起来，甚至像犯了错误一样忐忑不安。只因为这件事有三个环节，在那时看了有问题：一是交易所，那可是老祖宗讲过的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就像我们今天讲到赌场一样声名狼藉；二是期货，买空卖空，低价买高价卖，那不就是搞投机嘛；三是通过中间商，找资本主义商人来为社会主义企业投机赚钱，这更会让一些政治敏感的人觉得一点“社会主义”的味也没有。

    闯过可能被视为资本主义投机方式的禁区之后，7月14日，五丰行总经理惴惴不安地向陈云汇报了通过私商在交易所利用期货购买部分原糖的情况。陈云听后不但没有责备，反而大加赞赏，说：过去有时只顾完成任务，价格越涨越买，吃了亏还不知道，这是不行的。我们既要完成任务，又要争取有利价格，使自己少吃亏或不吃亏。

    那对交易所、期货、利用中间商的问题，有人责问起来怎么办呢？陈云给他们吃了定心丸。

    关于利用交易所。陈云说：利用资本主义交易所是一个政策性的大问题。交易所有两重性，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投机性的一面，忽视它是大宗交易场所的一面，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

    至于利用交易所做期货，陈云认为，这仅是保护性的措施，以免受损失。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绝不做投机倒把买卖。利用交易所要十分谨慎，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须得多失少。我们赚取外汇的主要来源，还是靠发展生产，扩大出口货源，提高产品品质，必进包装装潢，多搞高档货。

    通过中间商来搞期货，陈云认为更没有问题。他说，目前，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大多是通过中间商进行的，我们离不开中间商。不管采取哪种中间商形式，进出口价格有许多也是要参照交易所的价格来确定的。

    为了给五丰行撑腰，打开利用交易所的大门，陈云表示：对这个问题，外贸部核心小组要开会讨论，我也来参加，然后向中央写出报告。

    外部部核心小组讨论后，10月10日，陈云代外贸部起草了《关于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问题的请示报告》，报送国务院。

    在这份报告中，陈云简要报告了五丰行经中间商在交易所利用期货购买原糖的情况。随后建议：利用交易所做买卖。有一定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试做。

    在陈云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外贸工作中的期货开展起来了。陈云格外重视，外贸部开始做期货和进行出口商品价格调整时，每周开会，陈云每次都到会，和大家认真讨论研究方案。作为国务院领导人，经常深入基层参加部门业务会议，在一线进行指导，这是非常难得的。

    这件事，成为外经贸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启发大家解放思想，推动外贸方式及体制改革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虽然期货交易开展起来了，但是关于这件事政治上是否正确的疑虑仍然没有消除。交易所是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那现在利用境外交易所买糖，是不是也参与了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呢？就这个问题，陈云整整想了一年。直到1974年7月4日，他同外贸部负责人谈话时，还提起这件事，认为这样做政治上并没有什么不妥。我们利用交易所，只是不让资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额利润，并没有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在当时“四人帮”已经挑起“蜗牛事件”并开始制造“风庆轮事件”，攻击引进设备和外贸工作违反自力更生精神、“崇洋媚外”的时候，陈云的表态，无疑对外贸部的工作是有利的支持。

    赚了钱还受责难的年代(2)

    在陈云协助和指导和新任外贸部长李强领导下，外贸工作在1973年取得了巨大进展。通过黄金卖卖和开展期货交易，外贸部门很快就赚回了30亿美元，比上一年出口总额亿美元还多近4亿美元。即按1973年外贸进出口总额80亿美元的预计，这笔钱都远远超过了1/3，在当时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做一次“洋奴”

    继一五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工业成套设备引进工作，受到极左势力百般阻挠。

    陈云不惧非难：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在引进国外大型设备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大动作。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正式提出“四三方案”，建议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市场、找资金出路的有利时机，在年内集中引进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初步提出引进43亿美元的方案，争取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充分发挥作用。这些引进项目，包括13套大化肥设备、4套大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工厂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斯贝发动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这些项目连同后来追加的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亿美元。我国利用这些设备，并通过自力更生的生产以及技术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项目，总投资额200多亿元。1979年合同履行完毕，花了亿美元，到1982年这些项目全部投产。

    这样的引进规模是十分大胆的。确定这个方案之前的1972年，全国进出口总额才区区亿美元，其中进口才22亿美元。而这个方案初步定的进口规模就是前一年进口额的两倍！“四三方案”是在纠正“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过程中，我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我国经济部门试图打开封闭的国门，走向世界的一个大胆尝试，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这项引进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政治干扰下，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遭遇重重阻力和非难。“违反自力更生方针”、“进口风”、“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各种帽子时不时从一些阴暗角落里飞来。

    1973年10月3日，陈云经请示周恩来后，离京赴广州，视察当年的秋季广交会。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的出口商品交易会，一直是遭受外国封锁的新中国外贸出口的重要窗口，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闭关锁国的时期更是如此。

    但广交会也难逃极左思潮的冲击。1972年秋季交易会和1973年的春季交易会，在资本主义市场商品价格上涨的大背景下，发生外商抢货现象，广交会商品也水涨船高。秋交会是不是还能这样？有些人从主观出发，想定高价，甚至说提价是马克思主义，降价是修正主义。

    陈云是不同意这种从“政治”出发定价的方法的。他早就要求外贸部门从实际出发注意研究价格问题。七八月间，他又先后三次同外贸部负责人及部价格小组成员座谈，要求外贸部管好商品价格波动，当好国家对外贸易的经理。商品价格要适应国际行市，高了应该退下来，低了也可以提上去。

    10月7日陈云一到广州，立即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汇报。当谈到商品定价偏高会影响成交时，他说：商品定价不能凭主观愿望，而要根据市场行情。价定低了，我们吃亏；定高了，外商不买，东西压在那里，而且失去了国外的市场，我们也吃亏。

    10月12日和16日，陈云听取外贸部负责人关于广交会情况汇报后，陈云指出，批判稳价思想，不等于提价就是马克思主义。稳价多销不对，但高价高到卖不出去也不对。

    还有人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陈云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是要坚持自力更生的。但是，现在国内棉花不够，要做到自给有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能要用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要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

    他心里仍然记挂着一米七轧机进口问题，说：“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11月30日，陈云致信周恩来，表示：我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工作全无知识，或者知之甚少，准备学几年，总能学到一点。

    但是，“四人帮”为了抢班夺权，已经按捺不住了。1974年初，他们操控“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和重新工作不久的老干部，使各条战线陷入新的动乱，使刚刚好转的局势重新恶化。

    1974年2月10日，江青跑到四机部讲话，楞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国彩色显像管设备引进考察团礼品——玻壳蜗牛，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1974年10月又挑起“风庆轮事件”，使引进设备和外贸工作受到强烈冲击，陷于停顿。

    但陈云的调查研究和思索并没有停顿。他的眼光已经放得很远、放得很长了。这一时期指导外贸工作获得的宝贵经验，将要在即将来临的更大规模的对外开放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三中全会前风雨(1)

    “洋跃进”蕴藏着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现实危险。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讲经济问题先讲怎么弄清“实事”

    1976年10月，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为标志，中国人终于从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中醒来。长期“左”的错误，给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混乱和损失，问题成堆。

    在经济工作上，由于没有及时总结纠正“左”倾错误，继续冒进方针，不顾国情国力，强行要求“大干快上”、“革命加拼命”，结果又出现了“洋跃进”。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宣布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本来，当时经济规模已经很庞大，全国在建项目65000个，其中大中型项目1700多个，要把这些项目搞完还要投资1650多亿元，要干3年多时间，但1978年2月26日到3月5日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十年规划纲要》又提出，从1978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项目，其中有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点港口，全国基建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这次“跃进”，除了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在建设上求洋，企图从国际市场上买进一个现代化。1978年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的引进项目，金额高达78亿美元，这还只是一部分，全部签完还需要50亿美元。其结果，遭受“文革”动乱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经济战线全面告急，危机四伏。

    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是继续搞“两个凡是”；还是恢复真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墨守陈规、徘徊前进还是加紧拨乱反正、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这样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了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面。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宣布的议题是，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从下一年起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再讨论三个问题：（一）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两个文件：一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一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商定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议题都局限于经济领域，核心是讨论如何采取一些措施实现“大干快上”。

    从这些议题看，当时华国锋考虑的，是把这次会议开成一次单纯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会议原定只开半个月。应该说，这些问题也是需要讨论的。但是，重大政治问题不解决，就难以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经济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解决定安团结问题，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不能有效地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全心全意投身“四化”建设的热情。因此，有些老干部提出要讨论历史上一些大是大非问题。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11月12日，会上出现了出乎很多人意外的情况。这天，在会议东北组的讨论中，在党内有崇高声望的陈云，作了一个似乎有些“离题”的发言。

    陈云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

    接着，陈云话锋一转，提出了会议原定议题之外的一件重大事情。他说：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本来宣布的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陈云却谈到政治上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安定团结的问题，要求中央解决为薄一波、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等干部以及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与会议主持者的意愿相比较，陈云的发言确乎是“离题”了。这样的“离题”当然是经过他认真的考虑的，是从党的事业的大局出发，是反映广大干部群众的意愿的。

    陈云的发言，实际上是涉及“文化大革命”及在此之前的“左”的错误的重大问题。如果这一系列影响大、涉及面广的政治问题能够解决，将使拨乱反正工作大大推进一步，并为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打下基础，因而理所当然地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和响应。因此，虽然华国锋在11月13日在全体会议上要求大家从当天起转入对农业问题的讨论，并由纪登奎对两个农业文件作了说明，但大家的发言都纷纷冲破华国锋规定的框框，在畅所欲言的气氛下活跃起来。

    从这些发言的热烈程度可以看出，陈云的发言不光是推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更重要的是唤起了一种在中央会议上很长时间没有出现的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的精神。经过陈云及一批老干部的带动，这种精神很快就在会议中形成了一种越来越浓厚的气氛。这种气氛不仅感染了每一个与会者，而且还推动中央领导核心采取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

    三中全会前风雨(2)

    会议出现的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的民主气氛，得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肯定和支持。与会者大受鼓舞了，气氛更加热烈。虽然华国锋仍要求大家从26日起转入经济工作的讨论，但是，会议进程已经脱离了他的主观愿望，转入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

    恢复实事求是路线等更彻底的拨乱反正问题上了。

    如果说讨论政治路线问题是偏离了会议预定的方向，那么还可以说，会议关于经济工作的讨论也与预定的调子差之千里，特别是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计划的安排，受到了很多尖锐的批评。

    搞经济工作，陈云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态度是大家非常注意的。而陈云也一直关注着经济问题的讨论，并进行了慎重而周密的思考。

    12月10日，陈云在东北组会议上再次发言，这次谈的是经济问题。

    虽然要谈的是经济问题，但陈云发言首先指出了一个原则，那就是怎样做到实事求是。他说：“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

    陈云谈这个问题，是针对经济工作方面“左”的错误。虽然会议原定议题没有涉及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问题，但不及时总结纠正“左”的错误，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经济工作指导方针，经济工作走不出徘徊，还可能重蹈过去一再折腾的覆辙。

    陈云将搞清“实事”称为“关键”问题，是有深刻含义的。表面上，没有人不同意“实事求是”，但实际工作中却并非如此。“左”的影响根深蒂固，还在桎锢着很多人的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仍然坚持“左”的错误思想，从教条和主观愿望出发，只看到有利条件，对国情国力的一些问题视而不见，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当时也有不同意见，但受到压制。1977年，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张劲夫反映党组讨论意见，认为财政困难不小，主张对“四人帮”破坏带来的困难要充分认识够，需要进行调整，却受到批评。1978年是拉长基建战线的一年，当年追加投资100亿元，其中第四季度追加48亿元，财政部说明中央财政要出赤字，战线拉得太长，不宜再追加了，领导上不同意。1978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问题，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但因有的干部很不好说话，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这样一来，实事求是只停留在表面上、口号上。因此，陈云强调搞清“实事”是关键，就是要求在实践中真正贯彻这项原则。

    50年代陈云就曾说过：“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但是，此后的经济工作却一再无视“实事”而一味“大干快上”、“积极平衡”。“大跃进”盲目冒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误认为粮食不但过了关，而且多到不得了。1962年反“黑暗风”，也是因为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存在严重分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原因之一，也是出于对形势完全作了错误的估计，并将这种错误估计贯穿于政治、经济工作的全局。

    而“文化大革命”后搞“洋跃进”，同样没有将“实事”搞清楚。

    弄清事实的方法是什么？陈云在发言中指出，要“交换、比较。反复”。“所谓交换，就是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二是前后的比较……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

    这么多年过去，陈云再次提出弄清“实事”是实事求是关键，方法是“交换、比较、反复”的观点，当然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对过去经验教训在实践基础上的总结和升华。在经历了“左”的错误几十年的干扰后，广大干部群众对“左”的错误有了切肤之痛，而经济工作又面临开创新的局面的紧要关头，陈云再次强调这一原则和方法，对总结和纠正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有着重大的意义。

    陈云如此强调的“实事”，当时究竟是个什么状况呢？陈云在发言中谈到了过去一直讳莫如深的经济工作的一些矛盾，如：粮食问题上对农村压力太大，农民喘不过气来，建国快30年了，还有讨饭的，其他经济作物生产也紧张；工业引进项目没有循序渐进，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各省市机动财力不足；生产和基本建设安排规模过大，造成材料供应紧张，等等。

    既然陈云指出的矛盾是符合实际的，根据这些情况，当时“新的跃进”的条件并不存在，最紧迫任务的任务应该是调整。

    陈云在发言中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为此，陈云提出经济工作的五点意见：

    第一，在年内每年进口2000万吨粮食，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年，时间还可能长些，数量则可能少些。

    第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

    第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

    三中全会前风雨(3)

    第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缺口。

    第五，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

    陈云过去因为实事求是估计形势、追求可靠发展速度一再受到批评，被看作“右倾保守”。但是他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没有轻易给当时的经济工作戴帽子，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问题，提出了实实在在的方针和具体政策上的意见。他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而当时的“洋跃进”显然是只求积极不管“稳妥”。

    虽然陈云发言中谈到了当时财政体制准备进行的改革，谈到了旅游部门加快发展的计划。但总的来看，他强调的重点，是针对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进行纠正。陈云提出的实事求是、弄清“实事”等意见，使一些领导干部从过热的气氛中开始清醒过来，认识到经济工作冒进的问题。这些意见，与其他老干部反对经济工作“左”倾冒进的意见一道，汇成了总结纠正经济工作“左”倾错误的先声。

    12月18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幕。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并且对于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些思想，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会议为天安门事件、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案件平反，确定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至1975年一定5年的基础上不变，绝对不允许购过头粮。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律委员会第一书记，重新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核心。

    重新主持财经工作(1)

    重新主持财经工作就提出要调整，抓住宝钢上下马的难题

    深入调查“解剖麻雀”，遏制冒进势头

    三中全会后，国务院讨论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时，感到问题很多，难以确定下来。邓小平同当时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财经委员会，请陈云出来当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

    李先念从50年代以来一直在财经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他对陈云是很佩服的。常常对人说：“我一生有两个教师，一个是徐帅，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教会我管经济。”他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并且主动说，他给陈云当助手，任副主任。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提议。

    3月13日，陈云同李先念商讨后，第二天，陈云起草了两人联名给中共中央的信，提出了对财经工作的几点意见：

    第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第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速度。

    第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第四，要有两三年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第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的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5至7年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2000年的计划。

    第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这封信根据按比例发展经济的要求，指出了当时经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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