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的根源在于比例失调，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进行经济调整。这样，实际上是提出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施政方针。

    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陈云在会议上，根据他和李先念商定的几点意见，更具体地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最好3年，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陈云讲话后，邓小平发言，表示完全支持陈云有关经济工作的意见，说，中心的任务是3年调整。这是一个大方针、大政策。这次调整，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很大的决心是搞不成的。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能够干成。这次提三年调整非常好。邓小平还说，陈云提出2000年搞8000万吨钢有道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了该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了。钢多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精密的东西多，用的材料就少。钢铁工业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把钢的指标压下来，把包袱卸下来，就可以有力量去搞别的东西了。钢铁要抓质量，抓尖端的，搞得好，8000万吨钢，并不一定比2亿吨质量差，品种、规格少的钢的作用小。

    1979年3月25日，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陈云走马上任，主持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的第一次会议。

    经过一段时间紧罗密鼓的筹划、组织，明确了方针，组建了机构，陈云又一次领导了大规模的卓有成效的经济调整。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要集中三几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进一步为加快实现现代化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受中央委托，陈云亲自抓了宝钢问题。

    宝钢投资规模巨大，对国民经济全局影响甚巨。而且，很多当初没有全面考虑的问题，开工后都暴露出来。公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建钢铁厂需要新建配套；华东电力、用水本来就紧张，再加上一个宝钢就更困难；上海地质条件也是个问题，光打地基就要花不少钱，有人形容是用钞票一寸一寸垒起来的，等等。人们议论纷纷。

    显然，宝钢问题，是关系调整能否真正落实的关键。陈云决心亲自处理这个问题，反映了他对此的重视。

    陈云从1979年4月底5月初开始着手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那时，宝钢建设已经上马，而国内又议论纷纷，处于“骑虎难下”状况。

    宝钢建设，已经同外商订了合同，日本方面行动很迅速，按照协定准备了材料，组织生产，大批引进设备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由于风闻中国即将全面开始经济调整，外国厂商担心影响自己的利益，更是加速向中国抢远设备，货物已按协议交付，中国方面就不好说不收、不建了。已经定了合同，如果不履约，外商是要索赔的。那样的损失相当大，也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际声望和信誉，对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十分不利。

    在国内，宝钢从1978年破土动工以来，建设工程已全面展开，高炉、焦炉、转炉和电站等主体工程基础桩都已打完，现场施工队伍已经集结了四五万人。一下子也难以停顿下来。

    但是，如果宝钢照原计划建设，调整方针就会落空，进口设备要占用大量外汇，还需要有相应的国内配套设备和材料、资金，大体上是一美元需要一元人民币的物资和资金来配套，根据当时的财力物力，无论如何是配不起的。

    重新主持财经工作(2)

    当时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说要全部下马，有的说可以部分下马，还有说下马损失太多受不了。有的说已经进口的设备先放起来，形势好转了再说；有的却说与其保存在仓库里，倒不如把它安装起来，哪怕不能开工也行。众说纷纭，谁都占理。这个决心不好下。

    陈云看了宝钢上马的一些材料，又把宝钢建设规划与鞍山钢铁公司的情况对了一些对比，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宝钢工程的一、二期建设，可以适当拉开间距。

    陈云认为，鞍钢1901年开始建设，日本人搞了40多年，建国后搞了30多年，前后70年，才搞到600万吨；宝钢规模相当，用7年时间建成，虽说有几十年建设经验，毕竟有些工作还有困难，这是大事，不能含糊。

    他还担心，匆匆忙忙搞突击，一些问题来不及处理，积累下来，等完工了，出不来钢铁，那就不好办。对外国设备，陈云并不迷信，他认为，外国设备也是有问题的，要注意。

    在一段时间里，建设周期问题是陈云考虑的主要问题。

    5月9日，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宝钢建设问题向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和国务院提交报告，主张：主体设备引进，当然也买技术和专利，但为了增加国内自制设备的能力，将3套轧机改为同外商合作制造。二高炉及三、四号焦炉等大大增加国内分交的比重。把原计划1981年底建成一高炉系统、1983年底全部建成的进度，予以调整、推迟，不要操之过急。

    5月31日，陈云为了取得第一手的资料，亲自赴上海，进行调查研究。

    6月6日，陈云结束在上海的调查，回到北京。从全盘考虑，他最终考虑还是按有关部门的意见，设备要进口，也要有一部分在国内分交。技术资料要全部买下来。

    1个半月之内，陈云集中考虑宝钢建设方针，三度反复，才最终拍板定案。

    6月16日，陈云在中南海主持召开财经委员会会议，讨论宝钢问题。在会上，他根据一段时间来的调查研究和反复思考的结果，提出了8点意见：

    根据陈云的意见，宝钢一期工程继续干下去，二期工程延期，二期对外已签的合同按合同进行赔偿，已进口的设备得到妥善保管。

    得知宝钢调整后，作为积极推动中日合作建设宝钢的日本方面负责人，稻山嘉宽对中方的行动表示了理解。他认为：“有人抱怨中国的政策就象秋天的气候那样变幻无穷。不过，不会进行调整的国家是不行的，因为中国有以邓小平为首的优秀的领导人，才能进行调整。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身负高额累积债务时，又能获取外汇，原因就是他们进行了调整。”

    虽然宝钢建设后来还经历了一些波折，但由于动手早、基础好，最后一一化解了困难和干扰。宝钢一期工程于1985年9月建成投产，一年后各项指标就达到和超过了设计水平。工程质量全优，获国家金牌。一期工程建成后产生巨大效益，为二期工程提供了资金。整个宝钢的工程技术达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二期工程的连铸、热轧、冻轧系统主体设备技术已达到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宝钢的一些关键性技术经济指标如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能耗、环保等等，在国内都居于前列，在世界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水平。另外，宝钢引进的技术、现代化管理方法，经消化、创新，已在全国冶金系统逐步推广。另外，宝钢建设对机电、交通、煤炭等行业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实践证明，建设宝钢的决策是正确的，党中央、国务院对宝钢建设的领导是强有力的。

    1986年5月18日，陈云以八旬高龄亲自视察了宝钢，除听取宝钢负责人的汇报外，还视察了炼钢厂、原料码头、焦化厂、炼铁厂和初轧厂，亲自看了出焦和出钢。他对我国以较快速度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钢铁企业，由衷地表示高兴，特为题词：“埋头实干，从严要求，精益求精，不断创新。”

    宝钢问题定案以后，对1978年确定的120项大工程，也就有了调整的具体蓝图，克服了一段时间头绪众多、无处下手的毛病，为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这次调整“如果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改掉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的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毛病，那就是下决心去掉不切实际的设想，去掉主观主义的高指标，而这正是三中全会的路线要求我们必须做到的。”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托就调

    整问题作的讲话指出：这次调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并宣布了调整比例关系的十二条原则和措施，其中包括：近几年多进口一些粮食，以利农民休

    养生息，调动农民积极性，调整工农业比例关系，安排好城乡人民的生活；将原定1985年钢产量6000万吨指标降为4000万吨，钢铁生产不但不能挤轻工业，还要为轻工业让点路、服点务，同时加快能源。原材料建设；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能源、原材料供应的可能，坚决地、有秩序地关停并转一批企业；坚决缩短基建战线，将全国在建的1700多个大中型项目削减到1000个以下；各项计划要互相衔接，不留缺口，严格控制引进规模，引进要循序前进，前后衔接，比较大的引进项目要组织各有关部门会审，二亿美元以上的重大引进项目，要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批。从中可以看出，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在这些调整措施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重新主持财经工作(3)

    这些措施在贯彻实施后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79年，国家多进口了几百万吨粮食，从而得以降低全国的粮食征购基数，并减免了部分农业税，这些措施与农业政策落实、农业投资增长等一系措施配套，使农业生产出现多年来没有过的好情况，1979年农业增产200多亿斤，国家库存有所增加，其他农副产品也出现了喜人的增长势头，棉花增产100多万担，油料增长1500多万担，增幅达15％，全国绝大多数城市猪肉敞开供应。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方面也迈开了重要的一步，停建、缓建了348个大中型项目，开始遏制长期存在的基建规模过快膨胀的势头。以宝山钢铁公司建设计划调整为代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引进工作进行了重新部署，有的项目延长建设期限，有的推迟上马，引进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调整工作胜利完成，为促进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

    为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陈云赞同搞活经济、发挥市场调节

    作用，并把搞活经济和坚持计划指导比喻为“鸟和笼子”的关系。

    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陈云在领导经济调整的同时，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健康发展，也予以了极大关注。

    三中全会后，陈云担任了中纪委书记，但他仍然一直在思考，如何系统地从体制上和指导思想上，改变过去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陈云是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也是党内较早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作用的领导人之一。

    1956年9月20日，陈云在中共八大会议发言，谈了在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迅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存在着若干不可忽视的弊端，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既坚持计划经济，又把经济搞活。

    陈云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著名设想。

    陈云的这个设想，是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突破苏联模式的一种新的构想，可惜，“左”的指导思想使这个正确构想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被打断了。

    多年来，经济工作中一再出现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而且为害时间长、破坏性极大。这和我们的指导思想上和体制上的失误和弊端是分不开的。陈云总结和建国以来工作的经验教训，结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这些思考，集中反映在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进一步认识上。1979年2月22日下午，李先念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关于全国分行长会议情况的汇报时说：我同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国内要竞争一下，不管东西好坏，都由商业部门收购不行。允许工厂自销，也可代销。实在不象话的要关一批。

    1979年3月8日，陈云把自己思考的一些结论写成了提纲。这份提纲即是收入《陈云文选》的《计划与市场问题》。

    这份提纲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后提出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60年来，苏联和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是按马克思这个理论来办事的。

    陈云指出，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根据已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的原理加以发展，导致了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计划还常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计划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日用品十分单调。

    这个缺点，后来被概括为“统得过多、过死。”为克服这方面的缺点，陈云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即有计划按比例部分；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又掌握了国民经济的计划经济部分，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调节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当然必须基本上是无害的。

    陈云预计，在今后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中，实际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重要地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陈云的这个预计是很准确的。改革中，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探索，占了很重要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市场作用一步步扩大，国民经济焕发了新的活力。陈云对这种进展十分高兴。他进一步把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想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79年3月，担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以后，陈云这一思想也进一步落到了实处。他提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现在要进行研究，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怎么改。

    另一方面，在搞活经济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摆脱国家宏观管理的趋向。这种趋向，并不完全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主要是国家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管理权限上的矛盾。放权过多，在刚刚引入市场作用、实行计划经济转型以搞活经济的时候，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是十分危险的。

    为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稳定、健康地进行，陈云提醒大家注意这种危险。

    1980年12月1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

    1982年12月2日，陈云同出席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谈话时，把计划和市场关系又比喻为鸟和笼子的关系。

    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2)

    陈云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工作中扩大市场作用，尊重价值规律而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现在百货商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卖方市场”正在变成“买方市场”，群众把票子拿在手里，好的就买，不好的就不买，这么好的形势，很久以来没有见过。今后还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经济工作中，要有时间观念，要有利润观念。否则，就是大少爷办企业，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他也提醒说，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象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的修改。但无论如何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

    1985年9月，陈云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发言说，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

    陈云的这些观点，对在当时条件下解放思想，改革经济体制，重视市场调节，以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起了积极作用。

    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陈云在多次主持财经工作时，态度始终是非常积极的。1979年3月2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对外资、外国技术，“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

    但是，当时的问题是有些干部过分热心，头脑已经很不清醒了。外债能借多少是多少，经济特区一下子就要遍地开花。陈云以自己的丰富阅历和高度的责任心，提醒大家要头脑清醒，要认真分析，不断总结经验。

    1979年9月28日，他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的汇报会上，明确提出：“现在谁也不反对借外债，但对所借外债要加以分别。”“不要用自由外汇兑换成为人民币来弥补基建投资的赤字。”“设备贷款，我们每年能够使用多少，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我们使用它时，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

    他告诫大家：“利用外资来进行建设，我们的经验还很少，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这样的冷静，在对外开放之初的狂热中，是极其宝贵的。如果不是这样，拉丁美洲国家因不计后果盲目引进外资，导致经济不堪重负，长期为外债打工的悲剧，就难保不在中国上演。

    1980年12月1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自己这样考虑的原因。他说：“我所以一再说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这中要警惕，这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对这件事还很天真。我之所以要提这样的总是，丝毫没有不要利用外资的意思，只是敲敲警钟。再重复一遍，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

    陈云在就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时已经表示过，自己身体不行，难以承担全盘领导经济工作的重任。大量繁重的工作，严重损害了陈云本来就虚弱的身体，宝钢调查后不久，他就大病了一场。虽然大家都希望他全面主持经济工作，但他从大局出发，主张让更年轻的人上来。

    1979年10月，陈云在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讲话，主动提出，为了党的利益，建议中央调比较接触实际、比较年青一些的干部，到中央来搞财经工作，这是国家的大计。如果不采取这样的组织措施，自己身体不行，工作搞不动。中央认真考虑了陈云的意见。

    1980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继续贯彻经济调整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

    陈云虽然不再直接主持经济工作了。但他积极支持和配合新的财经领导机构工作，并为调整和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1981年，陈云热情地赞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以来农业和工商业及财政计划等方面的改革，是要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其意义不下于50年代消灭剥削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陈云为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二大确定2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同时确定在步骤上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这是陈云极力推动和支持的。1982年12月2日，陈云同出席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座谈时指出：“如果急于求成，把本来应该放在后十年办的事也勉强拿到前十年来办，在‘六五’和‘七五’期间乱上基本建设项目，那末，经济又可能出现混乱，翻两番的任务反而有可能完不成。”由于采取了稳妥的步骤，新时期以来国民经济既实现了高速增长，又避免了急于求成的大折腾。

    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3)

    改革开放是一项全新的实践，需要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有时难免遇到困难，陈云总是给予帮助、鼓励。1988年10月8日，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总是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1992年7月21日，他在悼念老战友李先念的文章中，又鼓励大家说：“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闯过了一道道难关、险阻，创造了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陈云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为人民利益终身奋斗的丰功伟绩，他的思想和品德，将永远是后人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1956年9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评价陈云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从我们对陈云一心为人民谋利益的“红色掌柜”生涯中，从他屡创新局面的实践中，我们可以了解，这是对陈云最中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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