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身受软禁，于是秘密与旧交百色烟庄老板林洪源取得联系，林洪源之子林朝铭开着他家的私车，于5月12日深夜载着王海平、谷怀虚逃离百色，往桂林方向急驶。翌日，百色专署觉王海平逃遁，探之与林洪源有关，林在百色专员的严讯下，被迫供出王海平逃走方向.百色专署急电告贵州省政府。贵州省政府即派保安队星夜到柳州等待。王海平、谷怀虚刚到达柳州，就被逮捕了，押回贵阳监禁。5月19日，王海平、谷怀虚被国民党以“通共”罪名枪杀于贵阳团坡，时年51岁。

    王海平同志是20世纪30年代贵州少数民族的一个上层人物，是我党一位忠诚的朋友和爱国志士。在我党的争取下，他同革命、支持革命，并参与革命活动。王海平同志是为革命、为支援中国工农红军和地下党的工作而牺牲的。1992年6月15日，人民政府落实党的政策，下文追认王海平同志为“革命烈士”。

    六、“龙广暴动”的领导者王秉鋆

    “龙广暴动”是新中国成立前夕由我地下党在贵州省安龙县龙广区组织动的一次旨在反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统治，策应解放军主力挺进大西南的革命行动。此次暴动由王秉鋆等地下党员组织策划，由滇桂黔边区罗盘区领导。暴动于1949年6月19日拂晓打响，25日撤出战斗。时间虽短，但震动较大，影响深远，策应了罗盘区主力的活动，为迎接人民解放军过境以及人民政权的建立和清匪反霸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王秉鋆，男，布依族，1918年出生在贵州省安龙县龙广镇纳桃村一个较富裕的农家里，从小勤奋好学，1937年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云南省镇南师范学校（简称镇师）。他刻苦专心，品学兼优，在地下党员李仲烈的关照和启下，懂得很多革命道理。1941年在学生运动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1943~1946年，在朱家璧领导下，于滇军中搞兵运。他在云南学习和工作了10年，1943年回乡探亲期间，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书籍带回龙广，介绍给知识青年王雄、王继勋、王汉钟、王文经等阅读，又先后把表弟贺明亮、查定邦带到云南接受革命思想熏陶。后来，这些同志都成了地下党工作的骨干。

    1945年，在随军入越南接受日本投降时，与朱家璧等同志一起被国民党宪兵以“共党嫌疑”罪关押了3个月，在此期间逐步意识到干革命没有武装是不行的。1946年被营救出狱后，又随军回昆明。这时，蒋介石已撕毁《双十协定》，大举向解放区进攻，昆明笼罩在白色恐怖中。面对时局变化，云南省工委紧急通知地下党和青联组织疏散到农村，以职业为掩护，动群众。经组织批准，王秉鋆于1946年冬回到龙广，利用家乡同学、亲友众多的有利条件，组织地下活动。

    王秉鋆回到龙广后，组织进步青年，走村窜寨，宣传和动群众。1947年夏，我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进攻。蒋介石为了挽回败局，疯狂拉兵派款，地方官吏、恶霸层层盘剥，横征暴敛，激起了群众的义愤。群众很快从过去的消极逃避转为积极对抗。青壮年下地劳动、赶集、走亲戚都约同一伙，携带自卫武器。这些现象表明组织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王秉鋆与各村骨干商议，建议把各村青壮年组织起来，反对拉兵派款。大家都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因此，这个建议一提出，就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护。他们以民间帮会组织“扶风社”为掩护，明确了各村的负责人，提出了“一村有事，村村支援；一人有难，人人相助”的口号。组织成立不久，科立村的吴永光赶集时，被抓去关押在镇公所，结果被该村青年当夜武力夺回。他们还利用“扶风社”成员王久长家办丧事之机，组织各寨500多名“扶风社”成员前去吊丧。并有意地把队伍带经镇公所门口，100支火枪依次朝天鸣放，锣鼓齐鸣，以此来显示队伍的力量。此举大大地长了群众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此后，保警兵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保甲陷于瘫痪。

    17第三节近现代有影响的人物（9）

    群众动组织起来了，如何跟党取得联系就成了头等大事。正在愁时，传来了朱家璧在云南罗平领导反蒋武装革命的消息。真是天赐良机！王秉鋆当即召集各村骨干商定，由王雄、贺光裕随同他到罗平找党，各村寨骨干率领群众坚持反“三征”。1949年春，他们辗转到达云南罗平板桥镇。这里是边区党委、边纵司令部、罗盘区地委和罗盘支队司令部的驻地。看到解放区革命根据地一派新气象，他们很受鼓舞。王秉鋆通过曾经在滇军朱家璧处一起工作过的甘庭芳、杨乾隆介绍，和罗盘区地委书记刘清接上了党组织关系，并向刘清汇报了组织反“三征”的况。刘清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地委决定向黔桂边区展的部署，王秉鋆决定留下来参加乐岩干训班学习。王雄、贺光裕回安龙作准备。学习结束，王秉鋆返回安龙龙广，他的任务是动群众，组织地下武装，根据云南革命斗争形势相机行动。同时，明确王秉鋆所组织的武装番号为“安龙讨蒋自救军独立支队”。并交给他一批学习材料和印好的《告民众书》。王秉鋆回到龙广后，立即召集各村骨干闭门学习一个星期。根据罗盘地委交给的任务和武装斗争的政策、策略，成立领导小组，明确任务，并做出了行动计划。

    安排就绪后，领导小组分头开展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联络，工作进展顺利。永和、龙山等地方武装势力均表示愿意接受王秉鋆的领导，响应暴动。同时，他们还十分重视统战工作，积极团结安龙最有影响、有实力的布依族风云人物岑国斌、岑立国兄弟。王秉鋆回乡后，曾多次与岑立国交谈，了解到他们对当局的不满，积极争取他们转向革命阵营。

    1949年4月，我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直捣南京，、朱总司令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宣告蒋家王朝即将覆灭。罗盘区经过5次围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些大快人心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安龙暴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6月中旬，杨江司令员率领罗盘区主力团挺进到贵州边境黄泥河，遭到贵州保一、保五团阻击。得到报后，为策应我主力活动，他们决定立即组织动永和暴动。由巴结韦万坤武装和争取过来的广西方季森武装负责主攻，永和武装打外围，龙广武装策应。王秉鋆派王雄带几名武装赶赴坡阴，传达领导小组的作战方案，并指挥战斗。他和其他领导小组成员，布置龙广武装做好策应后到永和。

    19日下午5点，暴动已打响，驻守永和的常备队除二人持枪抵抗被当场击毙外，其余的均交枪当俘虏，我方无一伤亡。伪乡长王永锡率乡丁仓皇逃命。当夜，王秉鋆赶印《告民众书》，次日拂晓，带几名精干武装赶赴永和。中午召集紧急会议，决定于21日召开群众大会，开仓济贫，同时扩大永和武装。队伍组建起来后，与巴结武装编为第一大队，韦万坤任大队长，杨永香为副大队长，做好反击来敌的一切准备，由坡阴武装担任警卫。在21日下午的群众大会上，王秉鋆先向到会群众通报武装队伍的性质及暴动的相关况，接着宣传队伍的主张及相关纪律。号召群众武装起来，在中国领导下，推翻国民党的统治，翻身做主人，最后，宣布开仓济贫，散张贴《告民众书》。会后，永和青年踊跃参加暴动。

    23日晚，龙广方面送来报称，省保安司令部调来1000多人，将于24日分两路向永和进攻，望做好准备。保安团有47箱弹药在镇公所楼下。他们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敌，作战斗部署。考虑到敌众我寡，而且我方弹药缺乏，不能硬拼。于是，决定避实就虚，先吃掉战斗力较弱的独立营和县常备队，把保五团何营放进永和关门打狗。会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王秉鋆、王雄等率领龙广及巴结的武装，抄小路奔袭敌人后方基地龙广镇，夺取弹药，得手后从后面攻击独立营、县常备队；一路以广西方季森武装为主，永和武装配合由正面迎接独立营和县常备队，两面夹击。24日拂晓，敌人两路进攻，王秉鋆他们带领的巴结武装从敌人中间芭蕉坪小路插到敌后，在桐柏村召开龙广各村领队战前紧急会议，决定由巴结武装主攻，龙广武装打外围，阻击兴义、安龙、永和可能增援的敌人。部署停当，深夜起进攻。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龙广镇公所。但在镇公所楼下没有找到弹药，据悉，弹药已移至大地主冯家院内。冯家有坚固的碉堡，大门很厚实，攻击的武装人员用斧头砍开大门，率先冲进去的战士被碉堡里射出的子弹击中，前往救援的战士也负了伤。门内被密集的火力封锁，伤员救不出来，双方僵持至拂晓。为避免过分暴露目标，只得撤出战斗，在播雍村的营盘山上隐蔽起来。此次战斗缴获镇公所自卫班汉阳枪1支，攻击冯家大院缴获开边剥壳十响枪3支，手枪子弹1箱和报机零件若干。但没有达到夺取47箱弹药的目的。攻击龙广镇公所的消息震惊了敌人，国民党安龙县指挥官田应珗获悉后，咬牙切齿，立即责令县常备队胡中队长、龙广镇长“查明缉捕，十日内破案，准其就地格杀，务使此等不肖之徒杀尽根绝”。

    18第三节近现代有影响的人物（10）

    领导小组25日在播雍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龙广武装就地分散隐蔽，由未暴露的领导小组成员王继勋、王汉钟、贺光裕领导转入地下，待命行动；巴结武装由王秉鋆、王雄带领，返回巴结；通知方季森武装撤回广西；永和武装由杨永香带领掩护群众到广西丫杈一带潜伏待命。

    敌人两路进入永和扑了空，便洗劫了坡阴村，以示泄。村中来不及带走的牲畜和粮食全被掳光。

    “龙广暴动”之所以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有麻痹和轻敌思想；二是单方面行动，未能与附近的进步武装取得联系，相互沟通，相互支持；三是报不准。但“龙广暴动”这把火并没有熄灭。王秉鋆等把巴结武装带回原地后，对当地的形势进行了深入地分析，认为当地地方武装势力各霸一方，互不统属，同时又都支持革命，这样的局面有利于坚持武装革命。于是，留下韦万坤等在当地继续展。后来，韦万坤和广西央索唐云贵联合，武装扩大到80多人，并于1949年9月在巴结宣布成立巴（巴结）安（者安）苏维埃政府。

    1949年7月下旬，党组织决定派王秉鋆等人到贞丰开展工作，途中得知贞丰形势比较紧张，不利于活动，便决定回罗盘地委请示汇报。地委书记刘清同志听了汇报后，决定将王秉鋆和廖纳川派到广西西隆、西林县开新区。

    王秉鋆离开安龙后，罗盘地委派黄河同志到安龙接替他的工作。1949年12月10日，国民党十九兵团王伯勋、兴仁专署专员谭本良通电起义，王秉鋆才由地下转到公开，被调到中央军政代表团安龙办事处任副主任。

    和平解放以后的安龙主要任务是筹集粮草，迎接四兵团10万大军过境。为保证粮草和贯彻合理负担，县里成立征粮干部培训班，派王秉鋆主持这项工作，第一期参加学习的学员有120多人，其中参加过“龙广暴动”的就有70多人。

    王秉鋆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兴仁专区军政代表团安龙办事处副主任，龙广区第一任区长，安龙县副县长，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书记，省教育厅厅长，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9年在贵阳逝世，享年91岁。

    七、为民族工作奉献一生的陈永康

    陈永康，男，布依族，清镇市城北下坞人，民国4年（1915年）6月29日出生于布依族农民家庭，高中文化。新中国成立前在地下党的影响下，参加过抗日宣传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先后任贵阳专区副专员、贵定专区副专员、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03年8月7日在贵阳逝世，享年88岁。

    陈永康祖父陈德沛系清末秀才，花溪潮湖云贡寨人，先在本寨任私塾教师，后应清镇下坞龙氏聘请，到下坞主办私塾。1897年，年仅33岁的陈德沛不幸病逝，祖母龙大婆带领年仅2岁的大儿子和不到1岁的小儿子回到娘家清镇下坞，龙氏家族将一间牛圈打扫干净给龙大婆母子居住。勤劳的祖母白天到清镇城内帮工，晚上在寨内为寨邻做针线活、磨豆腐，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积攒了一些钱，在下坞修建了住房。

    陈永康少年时期家境贫困，但他孜孜不倦，勤奋好学。1925年，10岁的陈永康就读于清镇县立小学，1931年，转到私立学校读书，1934年考入贵阳县立初级中学读初中，1937年考入省立中学读高中。

    在贵阳县读书期间，在贵阳县委书记谢凡生的帮助下，陈永康思想进步，于1936年冬与党员唐植民合作，在贵阳县建立“民族抗日宣传队”（亦称“边胞宣传队”），利用民族节日、婚丧嫁娶和赶场天等场合向群众宣传抗日主张。

    1939年7月，陈永康回到家乡清镇县巢凤乡任小学教员。为参加革命，1940年，陈永康同贵阳10多名进步学生决定北上延安，途经花溪、平坝、黔西、大方、毕节，到达重庆。到重庆后，吴玉璋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吴玉璋对陈永康说：贵州是多民族的省，那里更需要你。遵照吴老的吩咐，陈永康返回贵阳，其他青年均去了延安。1947年夏，陈永康因反对当局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被捕入狱。1948年8月，释放出狱的陈永康转入乡间，开展“反饥饿、求生存”的斗争。

    19第三节近现代有影响的人物（11）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陈永康投入了支前和参与组建地方政府机构的工作，被任命为清镇县支前委员会委员。1950年2月，任贵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参加了贵阳民委筹建工作。1950年7月，兼任贵阳市税务局行政科科长。1950年9月，陈永康作为少数民族代表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庆祝大典，受到、、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51年12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14次会议通过，任命陈永康为贵州省人民政府贵阳专区副专员，周恩来总理亲自签任命通知书。

    1953年10月21日，陈永康作为贵州少数民族代表，参加了以贺龙为团长的第三届中央慰问团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慰问团在朝鲜工作期间，深入各地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受到志愿军广大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并目睹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战斗抗击侵略者的场面。

    1953年，陈永康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委员。1954年9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陈永康参加了会议。

    1955年6月，经贵州省人民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报请国务院批准，任命陈永康为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省长周林签贵州省人民委员会通知，要求陈永康在国务院未任命前，先行到职工作。1956年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了任命书，任命陈永康为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1962年3月2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任命书，任命陈永康为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63年1月23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贵州省选举委员会成立，陈永康是18个选举委员会成员之一。

    1958~1988年，陈永康当选贵州省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第一、二、三、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

    1979年，陈永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报告会。会议期间，参加了文化部在人民大会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联欢晚会、党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招待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全国民族工作展览》等活动。

    1984年，年近70的陈永康退居二线，省长王朝文任命陈永康为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顾问。

    陈永康长期从事民族工作，熟悉民族工作业务，了解少数民族心声，懂得少数民族感，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贵州的民族事业。

    陈永康在任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兢兢业业致力于贵州的少数民族工作。一是多次深入少数民族村寨，奔走于少数民族群众当中，与少数民族群众座谈，广泛听取意见，开展调查研究，完成了全省少数民族识别工作，使全省难以确定的80多种民族归类为15种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识别归属，为中央对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基础。二是在担任《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主编期间，同编辑人员一道，仅用3年半时间，完成了布依、苗、侗、水、仡佬等5个少数民族《简史》的编纂工作，为贵州民族工作的开展和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

    “布拉”“布更”分别为“下方人”和“上方人”，“布侬”“布纳”也于方位有关，如在六枝一带，“布纳”用于称呼北盘江下游的布依族，而“布侬”则指上游的布依族。“布央”主要分布在黔西南的贞丰、望谟和册亨一带，一般从口音和服饰上来加以区分。在贞丰，“布央”是县境北部和东北部散居地区的布依族对县城周边说话口音较柔和的本民族的称呼。“倮（？藜6）”在布依语中是“山凹”“山谷”的意思，因此“布倮”即指“山谷中的人”。

    1第一节宗教古籍文献（1）

    布依族宗教古籍文献主要包括三类。一类是用汉字或汉字的变异形式作为记音符号，记录布依语语音并抄写装订成册的宗教文献，这类文献数量较多，目前大多仍散落在布依族地区民间，只有少量被掘整理并正式出版；一类是用柏格里文字记录布依语语音并抄写装订成册的宗教文献，这类文献到目前为止仅现一本，虽经搜集整理，但未正式出版；另一类是以拉丁字母文字为载体，翻译并出版的宗教文献，这类文献迄今为止也仅现一种，收藏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一、《摩经》抄本文献

    上文所述的三种布依族宗教古籍文献中，前两种为布依族本民族宗教——摩教的宗教文献《摩经》。

    （一）关于摩教和摩经

    摩教是在原始宗教、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基础上展起来，并融入了一些外来宗教因素（主要有佛教和道教）而形成的布依族民族宗教，具备了一些人为宗教的特征。布依族称o1，音译为“摩”。摩教尊崇pu5l？扪k8to2（音译为“报勒夺”）为开山鼻祖，同时也认为他是布依族的人文始祖。“报勒夺”也是智者的化身，他无所不通，人们遇到什么难事都要去向他咨询。因此，可以说摩教初步具备了一神教的某些特征。摩教有专职的神职人员，布依族称之为pu4o1，音译为“布摩”，由于各地布依语的差别，分别有？鬗：？耷6s？尢1，？鬗：？耷6o1等不同的名称。在布依族的宗教生活中，“布摩”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布依族家中有老人过世，要请“布摩”诵经超度；日常生活中若遇到不顺利的事，要请“布摩”祈福、驱邪、禳灾，每年“三月三”“六月六”等重要的民族节日，各村寨的祭祀仪式均由“布摩”来主持。“布摩”有自己的传承模式。在布依族聚居地区，每个自然村都有自己的“布摩”，“布摩”的头领称为？諬u3o1，音译为“交摩”，每个“交摩”手下都有一帮徒弟，布依语称为l？扪k6？夼i1，多者十几人，少则一两人。平时，徒弟们在自己家参加劳动，农闲时节跟师傅（“交摩”）学诵经以及其他相关礼仪，有机会就随师傅在实际的宗教场合中见习，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即可自行外出主持一些小的仪式。“交摩”年老后即在他的众徒弟中物色一人继承他的地位。

    摩教有自己的宗教典籍——《摩经》，布依语称？夼？扪1o1，即“摩书”，各地又分别有《砍牛经》《古谢经》《牛经书》《白摩书》等不同的名称，摩教的教义均体现在摩经之中。根据有关专家研究，布依族摩经大约在唐代形成雏形，后经近千年的不断丰富和展，逐步形成了今天各地摩经的不同版本。摩经内容比较丰富，其中有关于宇宙万物以及人类形成的远古神话、有劝人向善的民间故事、有节比较完整的叙事长诗、有委婉抒的歌、有句式比较固定的祈祷词。各地摩经在内容上有不少相通之处，布依族民间有“？揶ip8？耷i6pu5l？扪k8to2，kok7i2xo2pj：i1xo2即‘报勒夺’传了十二个弟子，经文内容同尾不同”的说法。有些句式在不同版本的摩经中很相似，说明历史上曾有人统一编订过。经文文体绝大多数为韵文，多为五句，同时也夹杂一些七句、九句，甚至更长的句式，除少量句子为偶数音节外，基本上都是奇数音节句式。

    布依族历史上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摩经主要通过“交摩”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现在一些地方仍主要采用这种方式，即由“交摩”口授摩经的内容，弟子们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把它记下来。由于受到记忆能力的限制，结果造成经文的内容越来越简单。大约在明代，随着中央封建王朝对布依族直接统治的加强以及汉族军民大量进入布依族地区，促进了布依族地区汉语文教育的迅速展，布依族当中习汉语、识汉文者日渐增多，一些学会了汉字的“布摩”便开始借用汉字记录布依语语音，将摩经经文抄录装订成册，使其得以长期传承而较少生变异。今天的布依族地区民间，仍有不少用汉字记录布依语语音誊写而成的摩经抄本。从目前掌握的况看，有抄本的摩经经文在内容上比通过口耳相传的经文要丰富得多。

    2第一节宗教古籍文献（2）

    （二）摩经抄本

    布摩经经文抄本所用的纸是当地自产的一种白绵纸。制作这种纸的原材料是当地常见的一种被称为构皮树的里层皮，加工过程中还要加入一些碎布头捣成的浆，以增加其韧性。生产出来的纸颜色白中略泛黄，韧性较强，无正反面之分。纸的幅面不大，一整张纸通常可裁成六开或八开，裁好的纸再对折起来，形成一张有夹层的书页，以折合的那一端作为订口，数十页装订成一本。在抄写时，书页的夹层加衬一张预先打好竖格的厚纸，其功能有二：一是防止书写时偏行，尤其是刚刚学抄写的新手；二是防止墨汁渗到背面页。但笔法熟练的“布摩”抄写时通常不需要预先打格。装订所用的线大多用白绵纸捻成，也有用麻线或棉线装订的。装订时，先用锥子在订口处打两对或三对等距离的小孔，然后用线穿孔捆扎起来即可。布依族所有纸质古籍均为册页装，不切边。

    摩经经文抄本多用毛笔自上而下书写，文字自右向左竖排，完全仿照汉文古籍的形式。所借用的汉字大部分为繁体字，夹杂一部分或少量自创的“土俗字”。“土俗字”的采用程度各地不尽相同。绝大部分地区所用“土俗字”的数量都比较少，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有两种原因。其一是摩经的文字记录形式产生得比较晚，传播群体普遍具有一定的汉语文水平，为了便于诵记，记录时尽量采用大家都能认识的通用汉字。原因之二是，现行的摩经典籍不是原版，而是经过翻抄的。原来的版本中可能存在相当数量的自创“土俗字”，但经过翻抄之后，为了便于认读，改为通用汉字。如在一些地区的摩经典籍中，以前的版本多采用“上那下田”的“土俗字”来代表“田”字，人们通过字形即可以知道读音，也可以了解到字义。但经过后人翻抄之后的版本，大多改为“那”或“纳”。现在正式或非正式出版行的布依族摩经典籍，为了方便印刷，也大多将“土俗字”改为通用字，有的甚至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借字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1）借音。即所借汉字的读音（贵州汉语方的实际读音）与用其代表的布依语词的读音相同或相近，通过这种方式借用的文字比例最高。（2）借形义。即同时借用汉字的字形和字义来表示布依语语词，可分两类：一是所借汉字与布依语词没有同源或借代关系，仅字义相同，一类是汉字所表示的布依语词属早期汉语借词，读音与所借汉字的今音虽有所差别，但也基本近似，这类字也可以看作形、音、义皆借。（3）借偏旁部重构。这类字就是我们所说的自创字或新创“土俗字”。主要表现为：利用汉字的偏旁部或将汉字作为偏旁部，根据汉字造字法重新组构成文字。这类文字以形声字居多，其次为会意字，个别为合体字。

    以借用汉字或改造汉字（即“土俗字”）为载体的摩经抄本占目前所现的摩经抄本的绝大部分，这类抄本在各地都有，无论是聚居地区还是散居地区。除了这种文字形式外，在贵州西部水城县的金盆乡，还现一种用外来的波拉文（又称“柏格里文字”）记音抄写的布依族摩经抄本，当地人称之为《白摩书》，仅一本。这种文字为拼音文字，个别字母直接借用拉丁字母，部分字母经拉丁字母的大写形式改造而成，部分属自创。用来拼写布依语时，左边的大写字母为声母，右边的字母为韵母，字形较小，通过所标位置的不同表示不同的声调。目前在其他地区没有现类似的摩经抄本。

    除了上文所述两种文字形式的摩经抄本以外，在贵州威宁县新乡还现了一种采用比较特殊的文字符号来记录当地的《摩经》。这种文字似汉字而又非汉字，还夹杂少数象形符号，由于无法定性，暂且称之为“其他文字符号”。

    （三）摩经抄本文献举要

    散落在布依族民间的摩经抄本文献比较多，这里仅向读者展示基本较具代表性的抄本。其中一些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陆续整理出版的文献。

    3第一节宗教古籍文献（3）

    1。《安王与祖王》

    《安王与祖王》是布依族摩经抄本文献中篇幅最长的叙事长诗，故事叙述远古时候布依族祖先盘果王的两个儿子，同父异母的安王和祖王争权夺利的斗争过程。安王系嫡母所生，祖王系继母所生。祖王在其生母唆使之下，企图害死大哥安王，夺印掌权，独占家产。但阴谋未遂，却引起一场激烈的斗争。先是唇枪舌剑，后则大动干戈，势均力敌，不分胜负。最后安王借助巫术制伏祖王。祖王甘拜下风，只好交权还印，在安王的管辖下，贡献鸡鸭，交租纳税。从此以后，人间才得安宁。《安王和祖王》主要流行于贵州省南部的布依族聚居区，各种版本的《安王与祖王》篇幅长短不尽相同。

    望谟石屯镇白头坡村的《安王与祖王》是目前所现的篇幅最长，内容最完整的一部，共1700余行，不分节。这个版本的《安王与祖王》在民间没有手抄本，完全靠“布摩”（布依族宗教职业者）口耳相传世代承袭。20世纪80年代由贵州省望谟县民委黄荣昌、黄仕才调查记音，并翻译整理。1994年由贵州民族出版社以同名正式出版。2004年7月中央民族大学周国炎教授对这一套珍贵的口承文献作了实地录音并整理出版了《安王与祖王》。

    流传于贵州省贞丰县北盘江镇岜浩村布依族摩经中的《卡王》（k：u24w？耷31）是《安王与祖王》的一个翻版，但篇幅不及望谟白头坡版《安王与祖王》的五分之一，只有341句（即横排的“行”）。从安王如何受到其继母和同父异母弟弟祖王的虐待，并决心报复惩罚他们说起，其他部分均已省略。以前的抄本曾转写为《告王》，与布依语的实际读音比较接近，《卡王》是现行抄本的转写法，也称o33？奁u11？諬u35，即“赎头经”，不分卷，用汉字记录布依语语音抄写。原抄本的纸质、规格和版式不详，现行版本为20世纪90年代初用毛笔在一本小32开旧书上誊写，共29页，文字采用正向竖排，每页仅抄5列，每列9~10字不等，不分栏，每句之间有标点符号，不标页码。此卷经文在超度非正常死亡者的“赎头”（亦称“罕亡”）仪式上吟诵。经文的尾唱述亡魂在游魂世界中如何黑暗孤寂，因而举行接魂仪式将其带出。

    流传于贵州省贞丰县珉谷镇纳禅村摩经中《开书边》也是由布摩在一种为超度非正常死亡的“赎头”的仪式上唱诵，内容与望谟白头坡的《安王与祖王》大体相同，但篇幅短得多，仅700余行，韵文体，以五句式为主，并夹杂有七、九、十一等句式，少数句子为八、十、十二等偶数音节的句式。经文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主人公安王和祖王为同父异母所生，安王是哥哥，祖王是弟弟，祖王的母亲偏向自己的儿子，事事对安王不公。后来安王和祖王生了争斗，杀得天昏地暗，两败俱伤。安王出走，寻找自己的靠山。祖王母子仍不肯放过安王，找借口将他骗了回来，欲将他害死，所幸有外家人救助，方得脱险。安王二次出走，决心施法术来整治祖王和后母。祖王母子又设计将安王骗回，打算将其除掉。安王再次获救，到了天上，并借助上天之力，对祖王母子进行报复。后来，祖王答应与安王平分天下，并交纳贡品，才得以相安无事。经文以汉字记布依语语音，抄写于白绵纸上。版式为竖排，每页10列，列间距较小，不分栏，句与句之间有一定间隙，并以红笔画小圈作为标记。所用汉字均为通用字。

    2。《古谢经》

    《古谢经》是流传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普里村一带的布依族摩经经文抄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镇宁县民委王芳礼、韦绍熙、杨开佐根据抄本翻译整理，1994年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原抄本目前下落不明，因此版本形制不清。整理本共分8卷，分别为“穆考（头经）”“穆告（魂竿经）”“穆翁（场坝经）”“穆荡（请灵经）”“穆近（转场经）”“穆揆（祭灵经）”“穆稳（咒牛经）”和“穆杂（过场经）”。其中第五和第八卷又分别再分为16个小节。《古谢经》是当地布依族布摩在超度亡灵的仪式上吟诵的经文，韵文体裁，一般为五句，也有七句、九句甚至十一句的。“古谢”（ku13？揶i？藜35）是布依语第三土语“做客”的意思，按布依族习俗，老人去世时要举行隆重的超度仪式，届时亲戚朋友前来悼唁，来客众多，所以有“古谢”之称。《古谢经》内容非常丰富，有的叙述了远古人类生活的艰辛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的贸易往来，有的叙述了人从出生到死的各种经历以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骨肉亲，有的叙述了布依族现代葬俗的来历，等等。它反映了人们对灵魂不灭和祖先崇拜的宗教观念，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布依族劳动生产、民族历史和精神生活等多方面的内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4第一节宗教古籍文献（4）

    “穆考”是《古谢经》第一卷。全文共363行，不分节。“穆”系布依语第三土语o1的音译，义为“经”，“考”为khu53的音译，义为“头”，因此“穆考”即“头经”，也就是“第一段经文”的意思。按当地丧葬习俗，这段经文是布依族“布摩”在为死者举行超度仪式时在“灵房”小声念诵的，故又叫“密咒经”。经文叙述了布依族远古社会的生活状况。远古时代，世上没有现火，人们过着群居的原始生活，人与人之间只有劳动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房子住，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后来经过辛勤的劳动创造，生活终于稳定下来。经文还叙述到了布依族与周边的各民族生活在一起，和睦相处，逐渐展到了商品生产，有了市场贸易等，后来又逐渐形成了丧葬习俗，死者的灵魂在“布摩”的指引下返回到祖宗的地方。

    “穆近”是《古谢经》第五卷，也是这部经书最长的一卷。“穆近”是布依语o33？諬13的音译，义即“转场经”，是在布依族丧葬活动“走转场”的过程中念诵的。全文共847行，共分为16个小节，每小节均有标题。“转场”又称?br/>免费电子书下载shub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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