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势单力薄，又恐耽误功名，只好强忍怒火。

    考场上，黄锦辉文笔流畅，挥洒自如，很快便交卷出场。放榜时名列第一，而同路的官家子弟们则大半落选。这些纨绔子弟不得不对黄锦辉刮目相看。

    黄锦辉的试题是《时取薄敛》，主考官看后批语：“文相生，特有意致。”

    放榜后，被录取者都要到书院拜谒师爷。晋见时，大门紧闭，按取录次序唱名。书院外人山人海，争看新贵人的风姿，其中有小孩、乞丐堵塞大门，拦要喜钱，无钱施舍的就被堵在门外。叫到黄锦辉时，因他衣着平凡，又无钱施舍，竟被当作乞丐，不放进门。待到第二位进门时，他才尾随其后，见到了主考官。黄锦辉自报姓名，主考官见他英俊笃实，但衣着粗俗，便问道：“你既是黄锦辉，为何三唱名而不入。”黄锦辉上前下跪说：“恩师听禀，学生无钱施舍，被堵在门外。人可冒充，文章是冒充不得的，望恩师做主。”主考官即令黄锦辉把所写的试卷背诵下来，黄锦辉背诵如流，主考官肯定了他的功名。

    黄锦辉怀着无比喜悦的心踏上归途，同行赴考的官家子弟也都放下架子，买酒给他祝贺，愿意结伴回程。黄锦辉回到家乡，乡亲邻里们都来道喜，然而黄锦辉却心事重重。他想，家乡方圆百里，父老乡亲祖祖辈辈当牛做马，愚昧无知。只有办教育，学文化，才能改变落后的现状。于是他便在家乡开设塾馆，传授文化知识。他教学有方，成效显著，为家乡培养了人才。

    黄锦辉爱憎分明，对本民族同胞无比关爱，对恶霸贪官恨之入骨。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册亨州同张钧对当地百姓横征暴敛，拼命搜刮民脂民膏，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黄锦辉进州城为民请命，张钧拒绝会见，不但不听百姓的忠告，反而变本加厉。于是，黄锦辉决定代表册亨家乡父老进省城告状。“告官如打虎”。上告受理后，按规定先要把原告关起来，待查清所告属实后才能释放，若属诬告，就要受到反坐罪。黄锦辉虽身陷囹圄，但他坚信官司一定能胜。经过抚、藩、臬三府一年多的调查，证实黄锦辉所告属实，确定册亨州同张钧贪婪暴虐。后将其革职，并在册亨州同署刻石记载，以儆来者。官司打赢了，消息传到册亨，册亨四甲半夷汉人民自组织百余人，吹唢呐，敲锣打鼓到贞丰州城迎接黄锦辉。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广西流匪400余人经八渡窜入册亨县境，乃是他们打窃的第一站。危急之时，黄锦辉奋勇向前，组织村民修筑防御工事，准备武器弹药。同时派人向州官告急求援。在黄锦辉的指挥下，村民们打退土匪多次进攻。半个多月后，援兵来到，游勇被击退。黄锦辉在家乡危难时刻的卓越表现赢得了家乡父老对他的爱戴，也得到了官府的嘉奖。

    黄锦辉虽然考中功名，但他淡薄功名利禄，一心一意投身在家乡的教育事业中，只为多给家乡培养人才，造福乡里，寄望于来者。他写了这样一诗抒自己的人生志向与心声：

    运不逢时枉一场，百年身世几奔忙。眼前富贵同云散，目下荣华逐水流。

    积玉堆金人在否？修身立德名流芳。农非好讼难忍，四甲民作担当。

    民国4年（1915年）黄锦辉在他的家乡乃上寨去世，享年64岁。

    二、北伐战争中的布依族名将韦杵

    韦杵，又名明俊，字天培、降魔，布依族，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衔。清光绪九年（1883年）农历六月初四生于贵州安龙县钱相乡马桥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20世纪末的钱相马桥村，还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布依族村寨，生存环境恶劣，山高坡陡，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布依族人民，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贫苦生活。韦杵自幼家境贫寒，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庄稼人，所幸得到外祖父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使韦杵在幼年时有机会进入乡间私塾和府城景氏塾馆读书。韦杵从小聪慧，勤奋好学，生活俭朴，尊敬师长，常得到先生的称赞。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韦杵带着干粮，穿上布衣草鞋，几经辗转，来到湖南长沙，考入湖南长沙师范学校。在湘求学期间，深受“三湘文化”熏陶，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十分刻苦和努力，尤其是受维新变法思想影响，开始关心国事民生。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学成回乡，受聘兴义府高等小学堂任教。该学堂为一所公立小学，其环境、师资、条件尚好，是当时贵州为数不多的高等小学，所收学生多为当地有一定地位的官家、富家子弟及一些士绅子弟。韦杵在该学堂任教期间，因看不惯一些纨绔子弟的行径而直不讳，遂遭排斥、歧视，甚至受到诬蔑和攻击，韦杵愤然辞去教职回乡。

    10第三节近现代有影响的人物（2）

    晚清末年，政治，社会黑暗，少数民族备受欺凌与歧视，韦杵内心充满不平，决心报国，决意弃教从戎，探寻革命道路。清宣统元年（1909年），韦杵赴昆明，欲投云南新军。开始，无人引荐，新军拒收。韦杵不甘心，滞留昆明，以帮人拉车运货为计，再托朋友军中说。滞昆期间，一天，韦杵至筇竹寺闲逛，见韦陀塑像威武无比，浮想联翩，传说中韦陀将军手执金刚杵，降妖仗魔，正暗合自己志向，于是改明俊为杵，字降魔。

    经多次说，感动新军长官，得以接收。入新军后，先后为马夫、伙夫、士兵。清宣统二年（1910年），韦杵凭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所学知识，以优异成绩考进云南讲武学堂丙班。当时的云南讲武学堂，是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军武学校，主要培养军队所需人才。韦杵在学习上尤其勤奋刻苦，在同学中广结人缘，深得同学好评，并得到教官顾品珍器重。1910年7月，因新军急需补充军官，学堂从丙班及后并入讲武学堂的随营学堂学生中挑选学习成绩优异的一百名学员编为特别班，韦杵为其中一员，从而结识了朱德、金汉鼎、唐淮源、朱培德、范石生、王均、杨如轩、杨池生、董鸿勋等，且交笃厚，往来密切。

    1911年10月，云南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旅长）蔡锷领导新军动辛亥重九起义，韦杵及讲武学堂特别班同学积极响应，参与战斗，成为新军起义的重要骨干和基本力量。同年11月，韦杵在讲武学堂毕业，派往新军第三梯团顾品珍部任排长。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蔡锷遂倡护国起义，宣布云南独立，出师北伐讨袁。韦杵在护第三梯团先后任连长、营长等职，随蔡锷、顾品珍部由昆明经宣威进入四川作战，参加了泸州、燕子岩、横江、安边、纳溪、棉花坡等战役。

    1917年，孙中山起护法战争，韦杵所在“在川靖”部积极拥护，并率部挫败北洋军吴光新部，后辗转成都、资阳、重庆、简阳、资中、内江及贵州毕节、云南昭通等地。在历次战斗中，韦杵身先士卒，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开始显现其军事指挥才能。1920年，韦杵升任顾部第三混成旅第六团团长。同年秋，随顾返回云南，参与驱逐唐继尧。

    1922年春，唐继尧反攻昆明，并指使土匪吴学显袭杀顾品珍，顾部退入贵州毕节、盘县等地。此时，孙中山正在广西桂林组建北伐军大本营，顾品珍余部积极响应号召，给孙中山电，表示愿为北伐前驱。韦杵与张开儒、杨希闵等率部下约5万余人，于贵州盘县出经赴广西柳州，与桂军沈鸿英、刘震寰部会盟于大湟江，誓师东下征讨陈炯明，决心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东征中，韦杵战功显著，论功升任滇军第一旅旅长，驻军韶关。

    大革命时期，韦杵坚决拥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韦杵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八师第二十二团团长，隶属右翼军。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为朱培德、党代表朱克靖（员），第八师师长朱世贵。8月，韦杵率部进入湖南、江西作战，先后参加了醴陵、萍乡、宜春、上高、新喻、高安及南昌等战役。11月，韦杵部队占领九江、南昌。在各次战斗中，韦杵娴于韬略，智勇兼备，往往出奇制胜，重创强敌，屡建奇功，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深得朱培德的赏识。攻下南昌不久，韦杵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七师副师长。1927年5月，第三军扩编为第三军和第九军，韦杵任第九军（后改为第三十一军）第二十八师师长，主要负责江西防务以及对南京、安徽方面的警戒。是时，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等准备在江西南昌动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的朱德多次向中央前敌委员会推荐韦杵任起义军第九军军长，朱德本人为副军长。朱德之所以推荐韦杵，一方面，韦杵是朱德故交，自云南讲武学堂结识以来，深知韦杵为人正直忠厚，刚直不阿，生性磊落，英勇善战，深受官兵爱戴，在国民革命军中影响较好，特别是在滇、黔军中有较高威望，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指挥将领。另一方面，韦杵思想进步，同，反感蒋介石的军阀混战和独裁专治，是可以争取并能挥重要作用的对象。鉴于此，朱德在起义前亲自找韦杵交谈，共同分析并研究国家大事，对其晓以革命大义，韦杵对国民党军队内部各个派系军阀之间的互相讨伐、互争地盘、各霸一方、尔虞我诈等行为导致战祸不断、百姓遭殃的状况十分反感，并对十分同，支持的起义暴动。于是中央前敌委员会采纳了朱德的建议，任命韦杵为起义军第九军军长，朱克靖为党代表，朱德为副军长。然而，在起义前，韦杵因伤赴九江、武汉进行治疗，未能到任，也就未能参加动的南昌起义，起义后的第三天，因革命形势需要，中央前委方改任朱德为第九军军长。虽说韦杵没有参加起义，但他的部分部队已参加了起义，后来有的还成为工农红军的骨干。

    11第三节近现代有影响的人物（3）

    南昌起义爆后，蒋介石急令朱培德、张奎调集军队围攻南昌城。由于形势所逼，以朱德为先遣司令的起义部队，于8月5日撤离南昌。9月，韦杵伤愈，由武汉返回江西，继续任第九军第二十八师师长，驻扎玉山、东馆、营山、腾桥一带。11月，蒋介石再次组织北伐，但这次北伐实质上是国民党新军阀和北洋军阀之间为争夺统治权而暴的混战。期间，韦杵部留在江西消极对待蒋介石的“剿共”命令。1928年2月，国民党将第九军改为第三十一军，韦杵仍为二十八师师长。同年10月，由于韦杵“剿共”不力，加之又曾被任命为南昌起义军第九军军长，蒋介石非常恼怒，于是借部队整编之机，将韦杵降为第三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旅旅长，调往抚州、吉安一带。1929年3月至1930年春，先后爆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期间，韦杵率部驻扎赣州、抚州一带，进行消极“剿共”。

    1933年10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联合陈铭枢决定停止对红军进攻，派人前往苏区与红军洽谈停战事宜，并在江西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同时，积极准备动“抗日反蒋政府”（也称“福建事变”）。11月，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李济深等在福州举行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并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也叫“抗日反蒋政府”），表了《人民权利宣》，韦杵坚决拥护，并积极参加了这次行动。这也看出韦杵反对蒋介石搞军阀混战、镇压以及一系列独裁统治的思想是一贯的。“福建事变”不久，部分将领倒戈，韦杵指挥所部在尤溪口阻击倒戈将领刘和鼎进攻延平达半月之久。“福建事变”失败后，韦杵率部撤至福州。此时，蒋介石出对韦杵进行就地正法的通缉，幸得韦杵原上司及故交金汉鼎（时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参议）事先得知消息，速派人提前通报，韦杵方得以脱险。为避蒋介石的追杀，韦杵化名赵善成，由福州乘船前往上海，住进法租界。后几经周折，于1934年回到贵州望谟县板陈王海平处。王海平时任黔桂边区清红两江独立保商营长、贵州西路纵队司令，思想进步，积极主张抗日，在当地布依族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韦杵到望谟后，一方面积极支持王海平工作，协助王办成兵工厂，制造枪弹。另一方面，说服同乡岑立国、岑国斌脱离广西桂系白崇禧部，加入王海平纵队，进一步壮大了王海平地方武装力量，并成立了“中国人民反蒋自救军”。

    20世纪30年代，安龙等地土匪肆虐，1935年4月，安龙部分开明士绅联名函请韦杵回乡维持地方治安。5月，韦杵回到安龙，成立治安委员会，被推为主任。之前，安龙县城匪盗猖獗，治安混乱，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大街小巷饿蠕塞途，畜粪、垃圾遍地。韦杵主理该县治安后，组织城防自卫大队，重治盗匪，下令严禁赌博、窝藏盗匪、偷鸡摸狗，严格维护社会秩序。积极组织学生、士兵成立“晨呼队”，每日拂晓沿街催促居民起床，并整顿环境卫生。经过数月整治，安龙城治安、卫生面貌焕然一新。期间，韦杵尤为关心教育，与士绅商议，将公租、庙租提成，一半用于提高教师薪金，一半用于添置教学设备，以至安龙一时学风大振。

    1936年初，云南省主席龙云得知韦杵已回到安龙，遣派人前往安龙迎请韦杵赴昆明共事。韦杵与龙云本是旧交，对龙信任，遂前往。先为剿匪军第二路总指挥部军训处少将副主任，后任滇黔绥靖公署干部大队少将大队长。抗战爆，韦杵任五十八军新编第十二师副师长兼第二旅旅长，参加了湖北崇阳、大沙坪战役。不久，韦杵回昆明继续从事军训工作，全力培养军事人才。

    抗战胜利后，韦杵因不满蒋介石的政策，于1946年春退出军界，专事贵州旅昆同乡会创办的黔灵中学工作，甚少与外界接触，生活淡泊，衣着朴素，全心投入教育。1948年韦杵被任命为云南省政府顾问，1949年12月，参加了卢汉、龙云领导的云南起义。1950年，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对云南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52年病逝于昆明，终年69岁。

    12第三节近现代有影响的人物（4）

    韦杵，生性谦和忠厚，生活俭朴，严于律己，践履笃行，不结私党，嫉恶如仇，关爱乡土，不计得失，与人友善，深得乡人、部属爱戴。他戎马一生，思想进步，指挥有方，战功卓著，不愧为一代名将。

    三、布依英豪陆瑞光

    陆瑞光，布依族，又名陆天祥，外号“陆麻二”，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生于镇宁县六马区乐纪乡弄染村。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组织农民武装，成为劫富济贫、保卫家乡的农民领袖。1929年4月，率领关岭、紫云、镇宁三县边区农民1000余人，进行武装抗暴斗争，被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誉为“四大天王”之一。

    镇宁山区，地处滇黔通道的要塞，是一个布依族、苗族、黎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居地区。当地少数民族长期以来饱受滇、黔军阀纷争的蹂躏以及当地官府的残酷剥削和压榨，曾多次自武装进行抗兵、抗粮、抗捐斗争，形成了以陆瑞光、王仲芳等为中心的大小若干支地方武装，割据镇宁、紫云、关岭、安顺、贞丰、王母（今望谟）交界处的大片区域。其中陆瑞光所率领的队伍就活动于镇宁、紫云、关岭边沿地区，控制了六马、沙子沟等方圆数十里的地盘，成为镇宁、关岭、紫云等县地方政府奈何不了的一方强豪。

    1935年4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直插云南，红军主力分两路西进，进入了安顺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要求红军指战员和战士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不得侵犯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同时红军总政治部在《红星报》上表了《注意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的指示》，强调尊重少数民族及其风俗习惯，承诺不打击少数民族中的土豪，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隔阂等劣行，号召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起来反抗国民党的统治。

    红军右路军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在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同时，派人向陆瑞光等人进行统战工作并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红军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当地少数民族及其上层人物陆瑞光、王仲芳等人的信任和支持，他们接受了红军的革命主张。4月16日，陆瑞光亲自迎接红军进入弄染，并与红军订立协定，“反对蒋（介石）、王（家烈）、犹（国才）的国民党统治，反对一切苛捐杂税”，并请求红军的积极配合。红军赠给陆瑞光一面红旗、36支步枪及其他一些武器弹药，同时留下了一批红军伤病员以及红军副营长方武先等工作人员，继续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红军大部队则顺利通过了少数民族聚居的六马地区，来到北盘江边。

    红军离开后，国民党不断派兵来马蚤扰、攻打陆瑞光等人，一些红军伤病员先后被杀害，陆瑞光遂与方武先决定率队伍到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投奔红七军，不久受阻，退回弄染。

    1936年初，陆瑞光与方武先商量后决定，拟以镇宁、关岭、紫云三县交界的沙子沟、乐纪、火烘槽子等少数民族聚居的48个村寨为游击革命根据地，联合紫云县中一区区长周晓凡和火烘联保主任沈树华组成游击队，开展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同时陆瑞光根据方武先的建议，派代表罗诗虎到安顺寻找上级党组织。罗诗虎在安顺找到了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成员秦天真和省工委军事领导小组组长李光庭，向他们汇报了陆瑞光等人的工作安排。秦天真、李光庭二人同意了陆瑞光、方武先的方案。

    罗诗虎派人回弄染向陆瑞光、方武先汇报况后，陆瑞光、方武先根据贵州地下党的指示和计划，即开始在镇宁、关岭、紫云三县边界地区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建立革命根据地。

    在陆瑞光、方武先等人的艰苦努力下，革命形势展很快，引起了国民党贵州当局的极度不安。国民党贵州当局视陆瑞光为心腹大患，急欲除之而后快。

    1936年底，四川军阀杨森率二十军入黔，他亲自带领师长夏炯率军到紫云、镇宁坐镇。12月26日，杨森以“迎接红军过境和签订‘反蒋协定’”的罪名逮捕了陆瑞光，随后诱捕了其余“四大天王”并血洗弄染，方武先以及留下来的红军战士英勇牺牲，48寨游击根据地遂告失败。

    13第三节近现代有影响的人物（5）

    陆瑞光被捕后，关押在紫云，不久押送到贵阳。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与威逼利诱，陆瑞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痛斥国民党反动派争权夺利、烧杀掳掠的暴行。1937年春，杨森将陆瑞光等“四大天王”杀害于贵阳市八角岩，陆瑞光牺牲时年仅36岁。1989年，贵州省人民政府追认陆瑞光为革命烈士。

    四、革命烈士莫凤楼

    莫凤楼，布依族，1895年出生于贵州省独山县南寨村。解放前是一位知名的少数民族爱国人士，在黔桂边区声誉较高，人们尊称莫五公。独山解放后，莫凤楼积极协助人民政府进行民主建政与剿匪工作。1950年4月29日，与其亲属46人同遭土匪特务杀害，终年55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1985年7月颁“革命烈士”证书，予以褒扬。

    莫凤楼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早年，他接任其兄莫信之独山县民团大队长一职，消除匪患，护送商旅，使境内安宁，军阀部队未敢进扰其管辖地区，深得当地人民和过往商旅的称赞。

    莫凤楼热爱乡土，关心家乡建设，体恤人民疾苦，时常解囊相助。1927年，贵州当局征调各县民工修筑下司、麻尾通往广西的公路，适值夏秋之交，疫病流行，加之路政当局苛待民工，致患病者多。为了拯救民工，他邀请独山名中医桂文钦到麻尾开设药铺应诊，患者的治疗费用，一概由他捐助。对无人认领的死者，则出资购买简易棺材，代为掩埋。公路竣工后，地方民众特立碑以志其功。公路通车后，为了方便商旅，他又集资请民工开通渠道，整理场坝；为了解决群众吃盐的困难，他开设盐店，平价售盐，以减轻人们的负担。同时，他注意到，布依族聚居的麻尾地区，教育不兴，文化落后。为了振兴家乡，他先在自己家里办了一所私塾，兼收本家族子女和当地乡民子女就读。随后于1935年，出资创办了私立南平小学，自任董事长，聘请当地热爱教育事业人士为董事，经过一年多的筹办，建成四合院一楼一底的校舍四幢，聘请名教师多名。开办伊始，招收男女学生180余人，次年即增加为300多人。培养的学生不仅读书、劳动，在抗日战争时期，还积极开展救亡活动。

    莫凤楼热爱祖国，抗日战争期间，坚决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支援空军建设，他慷慨出资向国家捐献滑翔机一架。1944年7月和11月，日机两次轰炸南寨、麻尾等地，造成巨大灾难，他除自己捐款外，还动员独山商人捐款以赈济灾民。1944年，日军入侵独山，莫凤楼出任抗日救独山自卫团第二支队副司令，统率麻尾、下司、上司等三个大队的青年民众，抗击日军。在一次截击日军的战斗中，缴获战马、枪支等多种战利品。自卫队还保护了麻尾机务段铁路工人和国家财产的安全，帮助外来难民及当地群众转移。日军退走后，他又在安顿难民住宿、赈济难民钱粮、帮助难民寻找亲人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抗战胜利后，香港、澳门、广东、广西、湖南等地不少群众纷纷来信，表示感谢。当时任黔桂铁路局局长的袁梦鸿曾代表铁路员工赠给金匾一幅，题上“见义勇为”四个大字。此后，为了表示自己对和人民政府的拥护及对解放军的支援，他先交出了自己的武器、弹药及部分粮食、盐巴，又率其两个原在当地乡公所任职的侄子向人民政府报到，均被留用，并分别任命为南屏乡乡长和副乡长。这对顺利进行区、乡接管和促进社会安定起到一定的作用。

    莫凤楼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极其不满，常斥责蒋介石无能。两广联合反蒋，他积极赞助。贵州支持两广反蒋代表卢焘、张蕴良、简梦平、张鹏年等人来往广西，路过南寨时，他总是热款待。1949年10月，独山县面临历史巨变，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的号角已经吹响，国民党独山专署和独山县政府，为对抗解放，召开“应变”会议，策划“救”，曾通知莫凤楼参加，并委任其为“救”第三指挥所主任兼第二团团长。莫凤楼回到南寨后，既未组建军队，也未接受任命，抵制了国民党的“应变计划”，为在黔桂地区的解放工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4第三节近现代有影响的人物（6）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地群众不明白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事实的真相，心存恐惧，莫凤楼就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利用三棒、下司两地的赶场天，登台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号召广大群众迅速返家，各安其业。人民政权建立不久，一些国民党地方部队仍未放下武器。声势较大的是游弋于黔桂边区的国民党广西省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剿匪”司令莫树杰。莫凤楼应的邀请，共同商讨莫树杰的问题。他当即应允，几经波折，向莫树杰宣传了党的政策，介绍了自己的亲身感受，以及对莫树杰的殷切期望。后来，莫树杰在广西河池宣布起义，与莫凤楼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匪风猖獗时期，莫凤楼不但与交流报，更是主动担当起保护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任务。莫凤楼靠拢党和政府，积极工作，受到了贵州省委和省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的重视。1950年4月18日，省人民政府主席杨勇和副主席陈曾固联名致函莫凤楼先生，对其工作给予鼓励，邀请他来省商议工作。终因身体原因，未能到会，但是他对政府和人民所作的贡献得到了当地人民和政府的充分肯定。

    1950年4月29日傍晚，在莫家没有丝毫防范的况下，黔桂边境匪陈与参（国民党军少将师长、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总司令）指派以刽子手莫廷毅、何玉章为的土匪们闯入莫府。据目击者说，当时莫凤楼因病正坐在卧室中，莫廷毅持枪进入卧室，威胁他离家出走，同他们合作，先生临危不惧，义正词严，断然拒绝土匪的要挟。这个家伙毒计未逞，遂动手杀了莫凤楼先生，接着又指使其匪群搜杀了他的全家男女老幼46人，其中被人民政府安排的莫遗德乡长亦遭杀害，造成了震惊全省的“南寨大血案”。

    莫凤楼先生是为人民事业而牺牲的，当噩耗传来，人们悲痛不已。省人民政府主席杨勇和副主席陈曾固于5月16日表唁电：“凤楼先生，不顾匪特威胁利诱，积极协助人民政府，不幸被匪特杀害，实为贵州人民之损失，先生坚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将为贵州人民永记不忘。”为怀念莫凤楼先生，有关部门修整了他的坟墓，树了纪念碑，以志永久纪念。

    五、布依族爱国人士王海平

    王海平，原名王祥，学名王周道，1891年1月20日出生于望谟县板陈村农民家庭。早年从军当勤务兵，20世纪20年代先后任南、北盘江，红水河水路运输“督察队长”“保商连长”“保商营长”“贵州西路纵队司令”等职，其武装部队展到数千人。

    1930年3月18日，驻广西龙州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军部遭敌袭击，红八军军部撤出龙州，向左江南岸凭祥方向撤退。正在围攻靖西城的红八军第一纵队与军部的联系被隔断，陷于四面受敌的困境中，即决定冲过右江与红七军会合。第一纵队从越（越南）、桂（广西）、滇（云南）边境游击前进。1930年4月中旬抵广西右江，在彩村遭敌堵击，伤亡失踪百余人。与红七军会合已不可能，第一纵队决定渡红水河到贵州板陈村休整。于是，第一纵队派人两次与王海平协商。王海平为扩充自己实力，同意红八军第一纵队进驻蔗香，编为王海平的第四大队。1930年4月下旬，红八军第一纵队500人顺利地渡过红水河。司令部驻蔗香寨，第一营入住巴恩寨。王海平还把属下的特务连划归红八军第一纵队的第三营。王海平每日供给红八军第一纵队每个官长4角，士兵2角的伙食费及若干办公费用，并制全体官兵每人一套土布军服，一床被单。红八军在蔗香6个月中，王海平共支援红军粮饷2万多块银元。当年10月，红一纵队撤离蔗香到广西乐业与红七军会师。

    1932年冬，广西红军领导人韦拔群等同志壮烈牺牲，右江革命的展遭到严重损失，红军因而化整为零。右江党组织派黄唤民、牙秀才、黄志新上贵州开展工作。三人扮作商人前往贵州望谟板陈与王海平接触。对王海平宣传革命思想和我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排除异己的阴谋。两年前红八军第一纵队驻蔗香时对民众秋毫无犯的事实，使王海平心悦诚服，思想日益倾向革命。王海平主动找党员黄唤民、黄志新等同志面谈，表示愿意跟随，欢迎失散的红七军二十一师到板陈集中。1933年，红七军二十一师六十一团一营一连连长牙水平，率其部队80余人屯兵望设卡法，王海平供给军饷，拨渡邑渡口由连队收税作经费，并通过牙水平资助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的费用。

    15第三节近现代有影响的人物（7）

    黔桂渠道已沟通，右江党委不断派人赴黔桂边区指导工作。1934年初，原红七军二十一师六十一团团长韦国英及牙美元、牙永才、韦运祥、赵世同、黄志新、韦赫科、黄家福、黄唤民，带80余人至板陈，在王海平家秘密建立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1938年，板陈“黔桂边委”改为“黔桂边特区工作委员会”，1938年8月改为“黔桂边特别支部”（黔桂边委设在王海平家6年时间）。同时，成立板陈支部。边委一则做宣传、动群众工作；二则加紧做王海平的政治教育和争取工作，待机活动。不久，边委决定，由王海平以司令官的名义公开出面，任命韦国英为副营长，韦运祥为护商大队长，以合法身份实行两面政权。王海平为了让黔桂边委能够顺利工作，在板陈办小学一所，名为“创强小学”。教员为党员黄家福、韦荆莉等。地下党员、黔桂边委领导赵世同、黄唤民等同志，常在该校召开党员会议，分析形势，做教育、团结王海平的工作，以及为掩护红七军在黔桂边开展游击活动提供方便。

    王海平为解决部队需用的武器、弹药，在黔桂边委的协助下，于1934年6月，创办板陈兵工厂。工人大多数是红七军兵工厂的技术工，制造的步枪，称为“板陈造”。还造有菠萝弹和步枪子弹。每日可造10支步枪。第二年，在纳岜和纳牙等寨子也办有分厂。随后，红七军连长牙永平也在望谟的卡法办了一个小厂。兵工厂所需钢材，派专人到南宁购买。生产出来的枪支弹药，除供给部队需要外，还远销贞丰、册亨、罗甸、乐业、田西等县群众作自卫之用。这震惊了国民党贵州省政府，加上“黔桂边委”在板陈活动，王海平成为国民党政府剿灭的对象。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途经望谟的播东、羊架、板莫、翁村、包包树、班家屯、管州、谭龙等地，挺进北盘江白层河者平渡口。北盘江一带属于王海平管辖。贵州军阀王家烈指令王海平阻击，王海平为了应付而派部队到谭龙一带驻防，中央红军遵循我党少数民族政策，为红军顺利渡江派代表与王海平谈判。待红军过境时，王海平部队热送别，红军过后又伪装鸣枪，使中央红军得以顺利通过。这在张爱萍同志的长征回忆录中也有记载。

    由于红水河、盘江两岸，黔桂边革命势力展，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于是，国民党贵州当局一方面加强对王海平的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又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1940年将罗甸、贞丰、关岭三县分划出一部分成立望谟县，派驻反动军警，向王海平及革命队伍控制的地区进逼。反动派采取先断王海平手脚的方法，先在望谟县城诱杀牙永平，继而逮捕城区区长谭正明、乐旺区区长韦有珠和地方实力派何跃初、王建洪、陆文宪等人送到贞丰关押，谭正明、韦有珠被枪杀于贞丰，最后才对王海平下手。

    1941年农历正月十九日国民党望谟县政府，以给王海平玩龙灯为名，将保安团化装成老百姓，深夜从望谟出前往板陈玩龙灯，捉拿王海平。黔桂边委得知消息后，立即通知王海平撤退，并准备密送王海平去延安。二十日凌晨，保安团的玩龙队到板陈时，只见王海平家的佣人来接待，敌人知道扑了空，于是疯狂地搜索而一无所获。撤退到北盘江对岸坝恩寨一带的王海平家小及部下人员，分成三路前往广西撤退。临别时，“创强小学”教员、党员黄家福、韦荆莉给“学生自治会会长”甘文光留下暂别诗一。此诗为一“藏头诗”，其诗是：“平福利志行，奔越为顺东，延民心擎族，安然现一春。”连起来即是“平奔延安”，指明了王海平奔赴延安的去向。与此同时，王海平将他随身携带的一个军用公文包，非常慎重地交给他的弟弟王治平说：“哪怕家产荡尽，你也要设法保存这个提包。今后我能回更好，不能回来会有人来找的，接头暗号是相同的提包。”王海平说着，用手指着印有镰刀斧头党徽的印记给王治平看。

    16第三节近现代有影响的人物（8）

    王海平同志撤退至广西后，黔桂当局又秘密勾结，利用广西田西县国民党政府县长陈家文与王海平旧时的老庚关系，指令陈乘坐专署的专车到王海平住处，接王海平、谷怀虚二人到专署住宿，并以“保护安全”为名，派人作随从警卫。随后任王海平为“咨议”，支持王海平呼吁仁人志士，主持公道，而印了“快邮代电”。

    王海平有“警卫”跟随，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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