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了他们的利益。&ot;

    他是最早意识到金融业中所蕴藏的巨大利益的人之一。

    但这种利益，常常构成为对于其他公众利益的侵犯与财富掠夺。

    通货膨胀的过程不过是社会财富发生无情的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穷人的财富被转移到少数富人的手中而变的更穷，少数富人掠夺了穷人的财富而变的更富有。

    凯恩斯曾经明确的指出：“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格林斯潘1966年也曾说,“在没有金本位的情况下,将没有任何办法来保护人民的储蓄不被通货膨胀所吞噬”但普通而平凡的人们很难明白这些真相和这其中的微妙之处，因为他们对金融界这一最大的获取暴利的秘密并不了解。他们能看到的只是通货膨胀，他们能够体会到的只是自身生活的艰难和贫富差距的巨大。

    当今世界的各种金融创新都兴起于20世70年代布雷顿体系这一“准金本位”被废除之后在这一体制之下,金融业的核心资产是黄金,所有流通中的货币必须经受“纸币兑换黄金”这一经济铁律的严酷考验银行系统不能也不敢放手生产“别人的债务”来创造债务货币,债务在黄金的严密监管之下只能保持着在银行家们所能够承受控制的风险范围之内的规模,银行家们也只能小心翼翼的吃贷款利息而这一体制最终被废除，也是与银行寡头利益相冲突脱不了干系的。

    可以毫不含糊的说：被无止境的印刷出来的美圆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经济泡沫。美圆什么也代表不了，它们不过是美国政府以美国人民和美国公司未来的税收作为抵押所打出来的一张张欠条。假如某一天世界人民都拿他们手中的这种欠条去向所谓的美联储要黄金，去向美国政府买地产的话，他们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而包括建立在金融家这些创造的基础上的金融衍生工具,资产证券化在内的主要金融创新，都是在70年代初布雷顿体系解体之后才“蓬勃发展”起来的从按揭抵押债券到资产抵押债券都可以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房利美和房地美所发行的bs甚至可以作为银行的储备金,可以在美联储被“贴现”但这些金融创新“蓬勃发展”所带来的后果是极为可怕的，它们将制造出规模更为宏大的经济泡沫。在经济泡沫的制造过程中，最为张狂的是金融行业，因为他们是得利者，而受害者，就是广大的人民。

    根据互连网相关资料：从2003年到2006年短短3年的时间,中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bs债券总额就由不足30亿美元狂涨了30多倍,到现在拥有了一千亿美元以上,中国投资者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持有的美国按揭抵押债券都多。

    这几十年来，中国人民通过诚实的以加工产品为主的劳动及资源出口，好象是赚了很多美圆，而中国也好象就这样富强了。但毫无疑问，中国人民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国际金融家的阴谋之中。不要忘记了，他们竟是可以创造机会一举夺走我们手中的财富的。

    表面上看来，美国人是很有正义感的，但他们的正义感却被美国政府操持着去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在这个世界上，请不要相信人类社会整体的正义，有能力主持正义的，只会将我们推向更大的不正义。美圆几乎将整个世界推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赌博，中国人手中已经握到了不少的筹码，但事实上并不意味着随时的并永远可以兑现的利益，那只能意味着在这场赌博中越陷越深，并最终与可怜的美国人民同归于尽。如果美国政府不是仗着强大的军事实力，美国早就完蛋了。他们也只有这个可以仰仗了。他们反恐怖主义，其实他们自身就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势力，是有着强大到足够毁灭地球n次的军事力量的支撑的金融恐怖主义。

    美国经济模式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呢？实质上是一种几乎为商业力量完全主宰的经济模式。美国政府事实上从来没有过金融主导权，美国政府也从来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在美国经济模式中，商业力量主宰了一切，包括美国政府与社会公共话语中对于公平的定义。

    关于1914年10月正式运行的美联储与此后的美国,众议员麦克法登甚至在国会演讲中这样直言不讳的说道:“美联储是世界上最为腐败的机构之一我们的国家实际上是被国际银行家统治着”

    在美国经济模式之下,所谓公平的商业规则,不过成全了强势逐利群体对弱势逐利群体的欺诈与压榨所谓的政府机构,不过沦为少数贪婪者实现巨额财富累积的工具与帮凶

    当一个由10人所组成的公共全力机构中有1人腐败的时候,我们要反腐败;有2人腐败的时候,我们要反腐败;有3人腐败的时候,我们要反腐败;但是有7个8个甚至是9个人腐败的时候;我们开始想着如何进入那个机构,成为那第11个12个?个的成员很不幸的是,美国国会已经成为了那样一个机构

    对于美国来说,独立战争中的烈士的牺牲所换来的不是独立宣言中所要的一切,而不过是现实中美国人民真正所拥有的一切

    从几百年前,他们开始大肆的贩卖黑人奴隶并压榨工人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已经显现了其最为丑恶的本质

    马克思曾经这样说道：犹太人实际上的政治权力和他的政治权利之间的矛盾也就是政治和金钱势力之间的矛盾。虽然在观念上,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却是后者的奴隶。

    奴役好像只是过去的事情,只是别处的事情当有人告诉我们,那也是现在的事情,也是发生在这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甚至不会相信他,因为我们几乎从小就被告知奴役只是过去的事情,只是别处的事情事实上,在过去的人们和在别处的人们,他们也是像我们一样被告知为如此并如此以为的

    商业力量在中国社会日益显现其巨大而深刻的力量的今天，我看到了很多存在于两国的共同因素，我甚至看到了本质上的类似之处：金钱对权力的主宰；我看到了无数奴隶的身影，他们存在于那些使用当代奴隶的民间的黑砖窑，存在于那些贩卖文凭的国家大学,存在于

    他们是那些贩卖青春和肉体的在校女大学生,他们是那些贩卖未成年学生的贞操的人民教师,他们是那些贩卖妇女和儿童的人贩子,他们是利用手中的药品和食品审批检验权力谋财害命的公共机构中的腐败分子

    （二）

    第二个方面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道德状况。

    第三个方面是政治改革。

    以上两个方面面临商业力量的腐蚀而已经在相互影响相互映照了。

    毫无疑问，中央政府不会成为被地方政府架空的机构，但是只有地方政府的实际作为才能够向人民展示国家政权形象与实质内容。

    在很多地方政府的被金钱腐蚀与官僚化的过程中，人民的利益被所借助的商业力量几乎剥夺得无微不至。在金钱的势力下，堕落广泛存在于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各种机构，广泛存在于民间，而道德体系亦面临完全崩溃的地步！

    太多的学术堕落的事件层出不穷，本该代表了知识分子的良心与时代的正义代言人的他们竟成为那些无耻的利益同盟的无良勾结者！无数国家资产在一些本不该沉默的人的沉默中以直接的间接的甚至是隐蔽的巧妙的方式被令不知道内情的人们难以置信的贱卖了，无数的妓女在很多视若无睹的所谓人民默认其合理性的时候实质上已经堂皇的广泛存在于全国每一个大小城市。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开始考虑如何从中合法获利了。太多的掌握了一定的权力的官们和掌握了大量的金钱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甚至只是保管权的人们开始或公开或隐蔽的包养情妇，而无数的漂亮的年轻的女孩乐意的并在别的一些女孩看来是很幸运的成为了被包养者。人们不再以这些为耻辱，而只以在商业主义与物质主义主导下的生活的拮据与艰难或相形见绌的贫穷为耻辱。

    孟子说：无耻之耻，无耻矣！

    而我们的社会，几乎正在狂欢着堕入一个无耻时代！

    在社会的道德崩溃的同时，我感到万分的悲痛！

    同时，我看到了一些早已经司空见惯的事实和现象，我认为我有权利反问：地方政府真的是服务于民的吗？宗旨当然是如此。但是实际上呢？确实是有很多的地方政府，恐怕是有些差距的。就拿计划生育政策来说吧！在无数的写在乡村的无数面墙上的标语中，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是最多的。在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早就不以政策目的为目的了。政策给予地方政府的权力，竟成为向农民榨取财富的工具。工具的使用过程与正确的正当的行政权力使用过程相对于政策目的似乎有一定的殊途同归的妙处，但实质上是完全不一样了。这其间存在一个显然易见的权力被异化的悲哀。在很多地方政府，以罚代生与钱权交易的现象竟是这样赤裸裸的存在着，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如此的普遍，政策的实行不过成了挟政策法律以令民，形成为敲诈勒索农民的实质。罚款合法性与罚款公正性的解释权是如此绝对的只属于政府一方。但谁也不知道那些取之于民的财富最终被用于何处？社会抚养费又抚养了谁？老百姓没有质问其为何竟是如此不公的权力，同样也没有质问社会抚养费被用于何处的权力。罚款并不能让想要超生的农民因畏惧罚款而不去超生，罚款不过成为超生所当付出的代价，能付出代价或能避免付出代价的，就可以超生。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规定不过成为了地方政府弥补财政不足的另一个取财之道。而通过这一渠道弄来的钱财，甚至以利益同盟同谋而造成的合法的形式被塞入掌权者的腰包。而制定并监督政策执行的中央政府，也竟成为了不自觉的合谋者。

    国家制定政策的时候，就该想到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与必然出现的情况。往往一个惠民政策下达到地方，却成了地方政府官员们谋取财富的大好机会与途径。老百姓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但是他们也会思考，也会观察，也会发现这其中的矛盾与荒诞。他们有不满，有情绪，只是把它们放在了心里，把政权在某些时候毕露的丑恶放在了他们日后或不择手段的达到某些目的的时候思考到的内容里面。政权本身不会自揭丑恶，掌权者在这权力异化的现状中亦不由自主了。但大家都了然于心。

    权力的被异化非止于一端。丑恶的事实好象只是属于不远前的历史，但事实上在利益的驱动下成熟运作并影响久远的掠财于民贪婪享受的官僚体系的积弊远非乐观者所想象的那么容易革除。

    很多地方的老百姓对于地方政府堂而皇之为所欲为的几乎任何腐败行为都是无可奈何的。

    所谓老百姓，大多也就是占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更多的面对这一切的，是我们的广大的农民。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甚至不会去问一下，政府收了那么多的税收，都到底用到哪里去了？不会去问：还有那么多的罚款和那么多的土地使用的什么费，都用到哪里去了？不会去问：又来了个什么市长县长书记什么，长什么样？在做些什么？

    他们来了，他们走了。他们走了，他们来了。而他们似乎与他们无关。而他们的来来去去与所作所为，却是实实在在的相关于他们的切身利益的。

    人民之苦，非止于贫穷一端，更可怕的是那不能诉说的心中的穷愁忧愤,更可悲的是那么多的人民并没有分享到几十年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却实实在在的承担了经济发展的沉重代价，在恶化的生存环境中困苦无告。

    1959、1960、1961三年惨剧是公有制度下官僚主义的恶果

    1959、1960、1961三年惨剧是公有制度下官僚主义的恶果

    人民公社制度是包括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在内的共产党领导集团集体智慧的产物，来自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并不符合共产主义精神。

    事实上，在实际运作中，官僚主义的官僚们欺上瞒下、压制民众、命令摆布民众的权力在人民公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所有农业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甚至还包括所有的劳动力，都被牢牢控制在官僚的手中。告别了财产私有制度的人们，所获得的并不是平等与公正，而不过是被支配、被控制的境遇。这种境遇，正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所说的“除了他人强设于他的所谓较小危害之情境以外，他既不能运用他自己的智识或知识，亦不能遵循他自己的目标及信念。”

    农民失去了人身自主权，因为他们自己也作为劳动力而成为公社资源的一部分。公社有权任意调配、发挥劳动力的作用，而丝毫不去顾及作为劳动力的农民自身的感受。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农民完全成为了被奴役被掠夺的弱势群体。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一时间刮遍全中国。农民被一次次的调配到劳动中去。但是，他们所获得的，却并不与他们的劳动相匹配。因为，对于劳动成果，农民没有任何的支配权力。对于劳动成果的支配权力掌握在官僚的手中。官僚根本就不会公平的分配所有的劳动成果。这很显然引起了农民们的不满。农民认为自己的劳动果实被官僚窃取。农民开始消极怠工，甚至开始肆意破坏劳动工具。

    官僚窃取劳动成果的方式，一是将本该属于农民的大量粮食和棉花调配到城市去供应城市居民以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由于调拨粮食的权力完全掌握在官僚的手中，所以在粮食明显不够吃的情况下，农民们不得不忍受人民公社先行向上交纳粮食的选择。统购统销制度对于农产品的管制相当的严厉，只有政府所辖商业部门对于农产品才有经营权。而农产品的价格制定权，也一直是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政府几乎一直利用这个价格制定权来低价收购农产品。这种实际情况造成了农民普遍的贫困与劳苦。几十年间，农村缺少衣食的状况非常普遍。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农产品不再是农民的私有财物，而成为人民公社所有的财物。国家直接向人民公社征购农产品。农民对于统购统销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没有任何抵制的权利与效力。统购统销制度成为一种隐蔽性的掠夺方式，将本该属于农民所有的财富掠夺到城市以用于工业发展。

    1959年的时候，农村的饥荒要远远的甚于城市。一亿城市人口吃掉了至少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粮食产量，而6亿农民所吃的不过是剩下三分之二的粮食。一时间，农村妇女纷纷芓宫下垂、浮肿、闭经、干瘦。

    低价收购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是一种官僚主义的强制性的制度，也只有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它才能畅行无阻。

    官僚窃取劳动成果的方式，二是充分利用手中调配资源的权力来谋取私利。支配农民劳动与分配农民劳动成果的权力被完全集中在官僚手中，农民充满了被剥夺的感受。对于大量非生产人员的闲散、体现在劳动与劳动成果分配中的不公平、集体财务的混乱，农民看在眼中，记在心中，虽然毫无办法，但不满和愤怒的情绪弥漫。在消极情绪的作用下，农民们对于生产劳动毫无积极性可言，他们开始阳奉阴违，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本来深爱的土地。而农村的经济状况，也不可避免的每况愈下。

    当年徐水县在毛泽东视察之后成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实验区，几乎所有党内高层领导都曾经去往那里参观了亩产6万公斤小麦、2500公斤皮棉、60万公斤山药的奇迹。有人识破了，却没有一个人敢于揭穿骗局。于是，一时间，中国大地全都开始披上了那一件皇帝的新衣。

    作为一个公社的社员，他们不可能不知道那是一个荒唐的骗局。但农民们，只是荒唐制度下被摆布的一颗颗棋子，只能任由或知道真相或不知道真相的官僚随意摆弄。

    至于骗局的后果，三年饥荒的代价，则主要由他们来承担。中国科学院一份公开的报告认为：三年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约1500万人。

    以毛泽东本人农村调查、农村生活的经验和对于官场习气的了解，不可能不知道官僚主义在那几十年间所种下的恶果。只是在他有生之年，却未来得及补偿农民。事实上，如果毛泽东能够继续领导下去，如果毛泽东理想中的农业机械化能够真正实现的话，中国的三农问题将不会是现在的局面。

    在所谓人民公社的制度下，农民被掠夺的一无所有。不但国外给他们寄来的钱物被剥夺，甚至连他们乞讨得来的、卖血得来的收入，也被剥夺。

    从所有权的被剥夺来消灭阶级的分化不是一个好办法，除非接着消灭财物。对于财物与资源的支配权掌握在官僚的手中，这个，同样也造成了阶级的分化。这个分化存在于有权阶级与无权阶级之间，存在于支配他人的阶级与被他人支配的阶级之间。隐蔽着却真实存在的有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斗争存在贯穿于整个人民公社的历史。

    论慈禧太后毒害光绪皇帝的必然性

    论慈禧太后毒害光绪皇帝的必然性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

    根据官方史料记载，光绪皇帝（1871-1908）爱新觉罗载湉是醇亲王的儿子,也是慈禧太后娘家的外甥和皇家的侄子。

    关于光绪的死亡，事实上不论是德龄《瀛台泣血记》所持李莲英毒害说，还是康有为的公告与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所持袁世凯毒害说，都是不可能的。当时清朝的政治权力，完全掌握在慈禧之手，所有耳目皆为慈禧之耳目，所有手足皆为慈禧之手足。一切尽在慈禧掌握控制之中，一切动向都不可能逆慈禧意志而行。还是徐珂《清稗类钞》所言较为接近真实。

    徐珂认为是慈禧派人毒害了光绪，事实也正是如此。

    慈安太后与光绪皇帝死于慈禧太后之手，是确凿无疑的。

    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种一山不容两虎的关系，所以一只老虎就被另一只老虎给咬死了。而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一直以来，在政治上，都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光绪皇帝是神州行政长官，慈禧太后是清朝保守党书记。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事实上，垂帘听政是一种最为方便、简易而轻松的统治方式，部分的授权，部分的假手于人，名义上的权力不在自己手中，而实际的主要的权力却稳稳的牢牢的控制在自己手中。

    存在于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默契与不成文的和约是：慈禧太后必须为朝政大权的实际控制者。然而，狂妄的光绪却企图打破这一和约的规则，企图违背慈禧的意志行事。这成为戊戌政变的根本原因。

    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变法之初，慈禧太后曾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周馥年谱》也这样写道：“康有为屡上救时之策，大臣多保奏，上信任之。时太后退居颐和园，不与政，但属上勿专信新进急切改图而已。”

    却为什么说光绪违背慈禧的意志行事呢？

    旧有的利益结构业已形成，一时间想要闹个天翻地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那利益结构中，最大的利益集团就是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利益集团，变法对于他们的利益和权力的触犯、动摇和颠覆是他们所不能容许的。

    陈夔龙说：“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数十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而对于废八股兴学堂，张之洞也曾对梁启超说他不愿上折请废八股，“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诸如此类触犯众怒的变法举措，原有利益集团深为痛恨。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言：“百事皆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

    变法能够为光绪皇帝确立皇帝的权威，同时能为慈禧太后带来什么呢？慈禧太后将失去那些来自官僚集团中主要派系的必要的原有的支持和信任，失去维护自身权威的势力。慈禧太后的权力网络将因此而土崩瓦解，恐怕最终连权力所带来的滛乱宫闱的权益与便利也要失去了。（清末文廷式所著《闻尘偶记》一书，被认为是较具史料价值，书中所载关于慈禧太后滛乱宫闱的故事，也较可信。）

    而在自己行将就木之际，慈禧代表其权力网络之所为，目的正是确保其权力网络的利益，那是一种官僚文化中特有的身不由己的惯性与狼狈为j之“义”。权力网络在确保其头面人物利益的同时，也以确保网络整体利益为目的钳制其头面人物的作为。

    在光绪被软禁的时候，慈禧太后的权力网络是稳固而安全的；但在慈禧太后死后，如果光绪还在，还要继续做他的皇帝，慈禧太后的权力网络就全面崩溃。于是，在行将就木之际，在慈禧太后的权力网络岌岌可危之际，哪怕光绪皇帝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慈禧太后也必须要大义灭亲。即便光绪以前是那个权力网络的一分子，但他对于网络的背叛，已经让那个网络对他丧失了信任。同时慈禧太后的权力网络所恐惧的是，在慈禧太后死后，光绪还将为反面的权力网络势力所利用，而对于他们的利益构成威胁。

    慈禧太后毒害光绪皇帝时候的心态正如光绪皇帝参与密谋围园捕后时候的心态。专制权力的掌握者，在代表自身利益的同时，都是代表其权力网络利益的头面人物。他们为自身利益所推动，同时也为整个权力网络利益所推动。

    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理论

    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理论

    虽然基于这个理论而在中国展开的一次整体社会实践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失败的，但那失败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理论的事实。

    人类的历史即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中国，古人将暴力夺权、造反和劫富济贫的豪侠行为作为阶级斗争的形式。

    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美国公众对于大公司普遍存在敌视的态度。1935年的时候，美国路易斯安那一个叫做hueypiercelong的政治领袖在声望日隆的时候被暗杀。hueypiercelong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政治领袖，他主张每个美国人最多只能拥有400万美圆，多出的部分由美国政府予以全部没收。

    在我看来，hueypiercelong的主张正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理论，而且是一种为资产阶级所恐惧的主张，这个主张极有可能正是他本人被暗杀并很快被遗忘的缘故。通过这种阶级斗争，hueypiercelong所希望的是以最大的可能性来消除美国社会的阶级差别。在一个市场经济经验不足的国家民众看来，金钱的多寡似乎算不了什么。但事实上，金钱本身即是一种社会权力。物质财富方面的差别所带来的不只是贫民阶层的嫉妒、愤恨而已，而主要是富豪们对未来的巨大影响力与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力，以及与此同时贫民阶层社会权力的失落。

    事实上，早已经不谈阶级斗争的国家却成为阶级斗争开展的最为成功的国家。在美国，遗产税的征收成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一种有效形式。宪法与其他法律中着力保障民权的条款也使得阶级斗争被法制化，而媒体和选票也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之一。但在中国，文革时期的暴力不过是一种阶级报复，是一种仇恨的宣泄。而在后文革时代，伴随着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否定，在阶级斗争的说法消失的同时，中国社会不但出现了有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阶级分化，还出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分化。

    阶级可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两种阶级的分化在马克思及其众多追随者的著作中多有论及，固不必多言。在中国，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当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分化的状况。中国国内媒体基本上习惯于对于国内阶级分化状况的现实保持沉默，但2006年6月份英国《星期日邮报》的一个报道却揭露了中国社会的冰山一角。该报道指出，加工苹果电脑ipod播放器的深圳富士康工厂女工每天工作时间达15小时，每月收入却仅有50美圆，有的女工甚至晕倒在生产线上。众所周知，富士康是台湾代工王郭台铭的鸿海精密集团honhiprecisiondtry在内地开办的生产企业。当大老板郭台铭一掷千金为红颜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所属企业女工的状况呢？哪怕只是小小的改善一下。指望资产阶级主动来改善无产阶级的状况是很不现实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廉价的劳动力本身也是利润来源之一，甚至是主要的部分，并被作为海外资产阶级在中国投资开办生产企业的一种主要优势。在中国，可悲的是，利益集团依托自身对行政权力的影响力垄断了公共资源，老百姓失去了对公共资源的控制、支配权利，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在中国，最可悲的是，政府实际代表的，只能是资本的利益。毛泽东也强调要给予民众的罢工权在宪法中的缺失令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时候肆无忌惮。

    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时候，阶级斗争呼之欲出，日益彰显其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性。在对经济利益疯狂追逐的同时，必须要给公平和正义留出其存在的空间。约翰塔伯特说：“自由市场无法对自身进行调节或管制。一个公司对自身公共形象的关注构成不了足够强大的力量战胜它那利益驱动的原始本能。”公司不能为自身利益而损害公众利益，也不能按照其投资主体的意志惟利是图而忽略了它最不该被忽略的部分。

    阶级还可以分为有权阶级与无权阶级。有权阶级就是所谓领导，无权阶级就是被领导。首先，领导下属作为工作人员是被领导。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不平等不但体现在办公桌上，体现在餐桌上，甚至还体现在麻将桌上。体现在办公桌上，领导与被领导成员的办公桌是不一样的。在领导将自己的办公桌荒废不用却要下属每天擦两遍的情况下，被领导成员，甚至连办公桌都没有。体现在餐桌上，下属给领导敬酒，领导固然不回，不但不回，下属敬酒的时候，用的是大杯子，领导用的却是小杯子，下属喝四杯，领导却只喝一杯。体现在麻将桌上，领导来了，下属刚好在打麻将，怎么办呢？让位，输了钱也得让位。与领导一起打麻将，下属能放炮给领导，领导却不能放炮给下属，下属只能自摸。纪委来抓赌博，抓了一个领导和三个下属，对于这种违纪事件的处理，也不一样，领导一般没事，下属却要受到处分。那么，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不平等是不是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呢？当然。所谓组织性，纪律性讲的就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官做的越大，专车就越高级，职务消费的标准也越高。按照官职的大小就存在相应的潜在利益。利益的大小与权利的大小成正比。表面世界里，领导与被领导的下属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但是在潜规则的世界里，不过是唯上是从的官僚集团；在表面世界里，被领导的下属是国家干部，即属于国家的国家的干部，但是在潜规则的世界里，不过是官僚意志的体现者，甚至不过是官僚的家奴。领导与被领导，到底都有哪些区别？这个还真是说不清，只能说区别大了。比如办公室的一起坐车下乡，你得放聪敏些，领导得坐前面；比如在公交车上遇到领导，你得给领导买票。比如你做事，他可以站一边看，看什么？看你表现啊！你来上班，他可以不来。干吗？去局里县里什么什么地方忙啊！你不能够迟到，他能够迟到！为什么啊？刚到哪里来了一下啊！你来的路上，他就开始工作了。领导可以早退，你不可以。为什么啊？领导有什么事情要去一下啊！你不能查领导在不在岗，领导可以查你在不在岗。为什么啊？领导不在岗就是做别的不需要你知道的工作了。而领导一来，看到你不在。你就要受到批评了。为什么啊？你没有在岗啊！这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下属的区别。领导与被领导的下属，工资倒是差不多！甚至领导一个月还比被领导的下属少了几块。但是到了逢年过节，嘿嘿！差别就体现出来了！某单位有位老同志：说了这么一句话：3—100=1。这是什么话？当时就同事中有人好奇了，他也就给解释了。我们三个被领导的老同志，在年终发奖金和福利的时候三个人加起来只比一个领导多100块。当时听说的人就心想：工资相对高些的老同志尚且如此！那所谓3—100=1我可不能苟同，为什么？因为4=1。有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对立与分化造就了唯上是从的官僚政治结构。在这个官僚政治结构统治之下的市民社会，个人权利被无限压缩的同时，官僚欲望与实现欲望的能力却无限膨胀与扩张。

    老百姓是不是被领导呢？老百姓也是被领导。领导的帐，老百姓能查么？事实上不能。领导的车，老百姓能坐坐么？不能。领导的房子，老百姓能住么？不能。领导的三奶四奶，老百姓能睡睡么？不能。

    体现于有权阶级与无权阶级之间的阶级分化是不公开却又公开，是不明显却又很明显的。据新华社发文：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内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出现特殊利益集团，通过权钱交易等非法活动谋求集团利益，催生集体腐败和组织性腐败。根据一份发布在官方《人民网》网站上的国务院、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联合调查报告，在当今中国，拥有超过一亿元人民币财产的“亿万富豪”达3220人，其中，2932人的亿万财富直接来源于家庭背景的权力，人数占富豪总数的90。这些富豪掌握着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和证券五大经济部门，拥有二万亿资产，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

    哈耶克认为：自由秩序只能建立在财产分立制度之上。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哈耶克说：“坚持让未来的一切变化都符合公正，无异于要求终止进化过程。”对于社会公正的排斥，是财产私有制度最为致命的弱点。然而，到底是自由市场经济本身所带来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永无止境的贫富分化趋势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公正存在的合法性，还是社会公正的缺失否定了带来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永无止境的贫富分化趋势的自由市场经济呢？在财产本身就是奴役与强制的权力的来源的情况下，自由从来就不存在于哈耶克所鼓吹的财产分立制度下的社会之中。

    马克思说：“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于是，我们开始生活在一个表面上平等自由，而实际上却是人剥削人人吃人的社会。

    在这样一个社会，就连阶级斗争的理论合法性都被强势阶级给否定。

    在这样一个社会，世界经济的真相，就是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成就极少数人的贪婪。世界贫富分化一直在加剧，极少数人占有了世界大部分的财富，大多数人则只能占有极少数的财富勉强维生。这个世界的资源并非属于这个世界的全部的人，而只属于极少数人，为他们所支配、控制、垄断。掌握了三大公共资源，即行政权力、土地、通货的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银行成为压迫、奴役、掠夺人民的新三座大山。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对土地资源的垄断与支配，成为一种掠夺财富的方式。而掌握了通货这一公共资源的银行，又成为压迫、奴役、掠夺人民的新三座大山的第三座。土地方面的囤积居奇与粮食方面的囤积居奇是一样的罪恶，但官方却表面反对实际支持这样一种罪恶。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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