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京城西直门外发生的这一桩命案，孙家泰的判断是很准确的。

    那死者就是石水生；他手中残存的纸片儿，正是其为卢贤达鸣冤告状的状纸；那状纸已被凶手夺走；而凶手背后的主使为谁也是不言自明的，也即是说，这就是石广安之流的杀人灭口勾当。而依照这样来判断事态的发展，自然又会被引到远在象州监牢中的卢贤达和仍在桂林苦苦等待劳崇光的石水仙身上。情势正如同蒙时中所说的那样，是刻不容缓的。

    针对这样的情势，孙家泰采取的措施无疑是最为恰当的：蒙时中和孙家彦当夜便离开京城踏上了南下的路途；而他于数日后向广西按察使衙门发出了行文。但是在这场与对手争夺时间的比赛中，最终还是发生了让孙家泰三人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形。

    首先，蒙时中和孙家彦在桂林没能够找到石水仙；而当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到象州时，方知恶人石讼师却在不久前已然被人割去了脑袋！

    第二，刑部行文到达广西以后，就如同石沉大海一样，被无声无息地压了下来。而当蒙时中和孙家彦暗访石人村查清一应事实真相以后赶到南宁去求见劳崇光并向其汇报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情况不实！

    情况不实？劳崇光进行调查了么？没有。并没有调查，又怎知情况不实呢？劳崇光这一态度，让蒙、孙两个蒙头转向了。

    劳崇光是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在翰林院编修这个位子上一坐就是九年。众所周知，翰林院编修只是个七品的小官，直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才被任命为山西平阳知府。然而劳崇光是不鸣则已，一鸣而惊天下。就在这一年当中，他连升三级──说是连升八级也无不可──从从四品知府到正三品臬台。去年（道光二十九年），他又以钦差的身份出使越南新都富春，任务完成得十分圆满。

    十七年的仕途中劳崇光兢兢业业，在朝在野都有极好的官声。然而对于眼下这样一件可说是一目了然的冤案，他为什么却会视而不见呢？

    要弄清其中的原因，这得从去年劳崇光使越说起。

    越南旧称安南，清军入关之后，即成满清属国，而且向以黎氏为王。

    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黎氏渐渐式微。到乾隆五十一年，终于发生了内乱。黎氏政权遭到颠覆。为了帮助黎氏复辟，清廷派两广总督孙士毅于乾隆五十三年率军出关，迅速击败肇乱的枭雄阮光平。然而，由于孙士毅贪功轻敌，很快又在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初一遭阮光平袭击而惨败。这就是中越历史上有名的黎城之战。

    此后阮氏即成为安南国王；而黎氏只有王子黎维鉦率部分族人逃入老挝深山，被称为黎王后人。

    黎氏政权灭亡以后，安南国内很快又出现了“新阮”与“旧阮”争斗的局面。

    “旧阮”是黎氏的亲族，其与“新阮”相争的道义基础是为黎氏复仇。但是当他们在嘉庆七年战胜“新阮”以后，并没有将安南王位还给黎氏，反而在清廷的同意下，将国名改为越南。这让在老挝深山中卧薪尝胆，时思聚众复国的黎王后人们十分失望。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越南国王阮福暶下世，其幼子阮福时继位。清廷派出劳崇光赍旨前往越都富春册封。这消息被黎王后人获知，遂决定拦劫劳崇光，夺取册封诏旨。考虑到势力单薄，他们以重金招来了帮手。这帮手是从广西率众逃到越南的天地会首领且与张嘉祥有同乡之谊的黄崇英，而且对拦劫行动定下了周密的计划。

    桂越交通的正途，是出镇南关经谅山再到河内。以往的朝廷册封使团别无二致全是走的这条路线。劳崇光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当他出关到达谅山以北的驱驴庯时，却逢到了一个小小的意外。

    驱驴庯是越北的一处贸易重地。从乾隆五十七年立市以来，一直是商贾云集买卖兴隆。当时，册封使团在当地官员的安排下正在一家饭店歇脚小憩，茶点还没上完，忽然有一群越南儿童堵住饭店门口齐声唱起歌来。官员让手下驱走儿童，不料一群儿童一转身又唱起来。如此三番，当地官员再要驱赶时被劳崇光阻住。

    “请问大人，这些孩子在做什么？”劳崇光问越南官员。

    “回禀钦差，他们在唱歌。”官员用汉语回答。

    “唱的什么歌儿？”劳崇光再问。

    “他们唱的像是一支童谣。”官员回答。

    “能译来一听么？”劳崇光又问。

    “他们唱的歌词俚俗，只怕污了大人耳朵。”官员说。

    “无妨无妨。大人只管译来。”劳崇光笑着说。

    “大人想听，小官只好遵命了。”越南官员说：“他们唱的歌词大意是‘驱驴痡，石玲珑，速过谅山莫稍停’。”

    劳崇光“哦~”了一声，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他略微思忖了一下，便起身走到门外通过翻译问那一群儿童：“孩子们，你们唱的歌是谁教的啊？”

    儿童回答说：“一个又高又瘦的叔叔。”

    劳崇光问：“他在哪里呀？”

    儿童回答：“刚才还在那里。呶，那上头有他的东西。”说着手指门楣。

    门楣上扎着一把飞刀，飞刀上插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行汉字：谅山危险，亟去勿留。飞刀上镌着一个名字：张殿臣。

    劳崇光收起纸条和飞刀，下令册封使团立刻启程，于当日过观音桥渡寿昌江连夜赶奔河内而去。

    待到完成册封使命回到广西，广西全境受到湖南青莲教雷再浩、李沅发起义的影响，已是烽火遍地了。

    劳崇光奉大吏指令，留驻思恩、南宁主持广西南部“剿匪”事宜。这也是石水仙在桂林久等而不得见他的原因。

    劳崇光宦海一生，最后官至总督，死后朝廷优诏赐恤，嘉其“沉毅有为”；史书说他“履虎不咥，权略有足称焉”。这两样评价都是恰当的。

    但是劳崇光的仕途通达，除去他本人的才能素具以外，当时广西特定的历史环境也是至关重要的原因。此际的广西，照清史的说法是“伏莽四起”。土匪、流匪、艇匪遍及境内。这几样倒也犹可，最让官府头痛的，还是被称为“会匪”的天地会。

    天地会在广西是无城不有，无乡不具，而公然举旗反清的天地会武装则是遍地开花。府城、州城、县城，几乎无一不受到天地会起义的冲击。当此情势，为了收拾几近糜烂的局面，劳崇光在南宁召集了一次会议，向各地介绍黄辅相的“剿匪”经验。

    黄辅相，贵州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以知县身份分发广西。他在权理陆川和博白任中曾多次击败天地会武装的进攻。这一次他来到南宁，劳崇光与他做了一次促膝长谈。

    “斗南屡败会匪，保一方平安，真乃朝廷栋梁百姓靠山也！”劳崇光一见黄辅相就褒奖说。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下官惟尽一己之微力而已矣！大人嘉奖，不敢当也！”黄辅相谦恭地说。

    “斗南不必过谦。本官已将斗南功绩具奏朝廷，不日当有报矣！”劳崇光真诚地说。

    “感谢大人栽培，辅相敢不效命？”黄辅相说。

    “今日请斗南来，是欲向斗南请教剿匪计，望斗南不吝赐教。”劳崇光见黄辅相驯服，便将言语引入正题。

    “赐教不敢。大人为国为民，不耻下问，下官敢不尽言？”黄辅相说。

    “那么就请斗南说说博白之战吧！”劳崇光说。

    劳崇光所说的博白之战，是指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黄辅相在博白以千人击败颜品耀、黄崇英、张嘉祥等天地会武装号称万人围攻的一次战役。那时的颜品耀被认为是广东第一巨匪，势力十分强大。此役之后，他一蹶不振，至今元气未复。那么，黄辅相是怎样以少胜多打败强大对手的呢？

    说来令人难信，此战的胜败竟与多年前朱洪英在灵山被捕有关！

    当年，黄辅相从桂林赶赴陆川上任，道次灵山，被当时的灵山县令留住款待。他和那县令并不相识，那县令为何却要对他大献殷勤呢？

    原来是那县令正在被上司调查，调查的原因就是有人控告他收贿放走灵山天地会匪首朱洪英，而调查的焦点就集中在朱洪英是否天地会首领这一点上。

    灵山县令告诉黄辅相，对控告朱洪英是灵山天地会首领一事，他进行过严密的侦察，到最后唯一的证据还是那张飞刀下的纸条儿。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他没办法不放人。县令说，他知道黄辅相和他的顶头上司廉州知府有旧谊，因此恳请黄辅相在知府大人面前为他美言几句，并给黄辅相奉上一份厚礼。黄辅相对厚礼加以拒绝，而对县令提出来的恳求却未置可否。

    “那时，他将作为证物的飞刀和字条儿一起拿来给下官看，下官见那刀上镌有张殿臣三字，便问他，释放朱洪英可曾找此人对质过？他说找是找过，但却……。”

    “斗南稍等，斗南稍等。”

    这时，劳崇光打断了黄辅相的话头，只见他目光炯炯满脸兴奋地步入后厅旋即又转了出来，而手上却多了一把利刃。

    “斗南在灵山所见飞刀可与此物一样？”

    劳崇光把手中飞刀递给黄辅相。黄辅相接过来一看，不由大惊，连忙说：“一般无二，一般无二！大人何来此物？”

    劳崇光笑笑说：“斗南还是继续说自己的吧！”

    黄辅相放下劳崇光拿来的飞刀，接着刚才的话茬继续说起来。

    “灵山县令告诉下官，他曾多方查找张殿臣其人，但却一直没有找到。而下官认为，他的曲直就着落在此人身上。他请下官在上司面前为他说话，下官既非那种不肯助人之人，也非那种无的放矢之人。因此下官到了陆川以后，便秘密访查张殿臣的下落，到底是老天不负有心人，竟被下官弄清了此人的身份。

    “那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末，下官转任博白。其时捕役捕得一广东罗定籍会匪，在审讯中会匪交待出罗定境内之罗镜墟现已成为匪首凌十八的老巢。而他正是凌十八手下的头目。下官追问凌十八的来历，乃知其原是张嘉祥的手下，下官继续追问张嘉祥的根底，那匪目却籍此大加吹嘘起来。他说，这张嘉祥武艺高强无人能敌，双手飞刀百发百中。那时，下官心中一动，问他张嘉祥所用飞刀是何模样，他说飞刀上均镌有张殿臣三字！

    “至此，下官断定灵山县令释放朱洪英是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不过，想到他既已卸任，所以一直未曾揭发此事。这也是下官一直自责对不住朝廷的一件事情。今日借此机会向大人坦诚，敢请大人惩诫。

    “此后张嘉祥纠合黄崇英、颜品耀等多股会匪围攻博白。下官那时已尽知张嘉祥根底。他原被委以横州会匪的首领，后因与平南豪绅王作新联手攻灭会匪之鹏化香堂而被横州会匪原匪首老当家所不容。据称直到如今，他仍在被人追杀。

    “下官那时还知道，朱洪英其时已成为南宁会匪之首领。对于在灵山被捕入狱的原因，他本人似乎并不知情。不难设想，若朱洪英一旦知情，那对张嘉祥将意味着什么。张嘉祥乃一狡贼，对此当然是一清二楚。于是，下官就抓住他这一弱点，秘密派人同他联络，迫使他暗中与我联手袭破颜品耀的营寨。颜品耀既系众匪之最强，他一失败，众匪也就不攻自溃了。而黄崇英则逃进了越南。”

    同黄辅相的这一番深谈，让劳崇光茅塞顿开。

    他在颓势的艰难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以贼攻贼，以敌攻敌，永远都是克敌制胜的良策！历史从来不都是这样么？没有朱温，黄巢何以灭亡？没有吴三桂，多尔衮何以成功？

    现在他似乎明白了《孙子》为什么要将“用间”写在最后了。那是因为间谍战是最难也是最有效的战争手段喔！他思考着绸缪着，渐渐地，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他的脑海中成形了。

    “斗南，想知道本官手中这把飞刀的来历么？”他这时心情轻松，高兴地看着黄辅相，不等对方回答又微笑地说：“此刀也是从门楣上取下来的喔！”

    “请大人赐告实情。”黄辅相仔细倾听。等到听罢劳崇光的驱驴庯奇遇，他说：“我料想，张嘉祥必是因其叛卖同伙行为暴露而导致众叛亲离了。他孤立无援，一边要面对官府的追剿，一边要面对会匪的追杀。此情此势，使他在国内已无法立足而只能逃往境外。这可以解释他出现在越南的原因。至于他向册封团示警原因及其所言之谅山危险究系何指，虽然目下依然不甚了了，但就其发出警示这件事本身，他欲投效朝廷的意思已隐约可见了。大人以为是这样的吗？”

    “斗南所料一点儿不差！”劳崇光十分赞赏地说：“张嘉祥或许会成为广西官军剿匪成败之关键。未知斗南愿为此而走一趟越南否？”

    “大人是要下官去越南寻找张嘉祥？”黄辅相反问道。

    “正是。”劳崇光点头说：“我料张嘉祥此际定在黄崇英匪巢中。斗南找到他，向他转达本官的谢意，并劝其归国报效朝廷，我将使他重统旧部，只要他为朝廷建功立业，国家将赐他高官厚禄。”

    “这……。”黄辅相显出犹豫的神色。

    “怎么？斗南以为有何不妥么？”

    “请大人恕下官直言。”

    “斗南请讲。”

    “劝降张嘉祥，让其报效朝廷，此乃上上之策也。但是，让下官去完成此任，却有不妥。非是下官推辞，下官是朝廷现任官员，突然离职进入越南，必然会引起诸多猜测，而招抚一事，应当是秘密进行。下官知道大人此举绝非只为招抚一个张嘉祥。大人胸中一定有了一个更为宏大的筹划，所以事机是越密越好。这是下官不便前去的原因。”

    “然而除了斗南，谁还堪当此任啊？”

    “下官敢向大人推荐一人。”

    “谁？”

    “大人以为，临桂朱伯翰堪当此任么？”

    “哎呀斗南，你不说我倒忘了。堪当此任！堪当此任！朱伯翰堪当此任！”劳崇光兴奋得叫了起来。

    朱伯翰名琦，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后迁御史。曾作《名实说》针砭时弊，每言皆中，不入穆党，不阿穆彰阿，以抗直被时称为名御史。因屡言不被朝廷采用，乃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辞官告归。

    劳崇光知道，朱琦虽然赋闲在家，但其报国之心从未稍退。他既非现任官员又有很好的声望，因此，他应当是劝降张嘉祥的最佳人选。所以黄辅相一提到他，劳崇光才那样兴奋。

    就这样，劳崇光一边委派朱琦秘密出境招降张嘉祥，一边将黄辅相调到横州权理州事，从而展开了他剿匪戡乱的宏图大略。而招降张嘉祥则是他全盘计划中核心的核心，甚至可以说，他劳崇光一生的成败荣辱将系于张嘉祥一身。

    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还能够追究张嘉祥在卢家寨屠村的罪行么？纵然蒙时中和孙家彦取得了如山铁证也是枉然！劳崇光说一声“情况不实”，难道不是自然而又得体的回答么？

    至于孙家泰，不过是一个从五品的小京官，就算他怀有一颗像他那位八百年前的老乡包拯一样的心，那也是无济于事的。

    苦只苦了卢贤达。这个装了一肚子诗文的书生，只能继续忍受下去，在含冤负屈中等待，在含冤负屈中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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