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似的说：“说不定那老太太平常想念她侄子，由于大脑生物电流的作用，突然产生幻觉，像真的见到活人站在面前，也是可能的。要说死而复生，那得看是什么样的死，我们上法医学课的时候讲过，人死有两种：一种只是呼吸停止，脉搏中断，就是心不跳了，医学上叫临床死亡，俗话叫假死，这种死也许还能活过来。另一种是真死，就是身体从根本上丧失了新陈代谢的能力，医学上叫生理死亡。她的侄子既然已经死了多年，那当然不会再活了。”

    他当时并没把这当回事，以为不过是王大爷酒后无聊，摆摆龙门阵而且。谁知道第二天刚一上班，科长段兴玉在机关大门口把他给截住了。

    “刚才纪处长从局里来了个电话，城东分局昨天接待了一个要求协助寻找亲属的来访群众。市局马局长认为有点儿怪，们处派人去谈一下，分局的同志今天又把那个来访的人找去了，你跟我去～趟吧。”

    城东公安局离五处不过七、八里地的路程，他和段科长乘了一辆北京吉普，穿过几条繁华的街道，不一会儿便开进了一座古旧的大院子里。

    段兴玉同两位分局的干部简短交谈了一下，便和他走进了接待室。接待室很小，约莫和他们组的办公室差不多宽窄，靠里墙的窗下摆了张桌子，桌子对面是两条没有靠背的长条凳，长条凳上坐着两位来访者——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上了年纪、胖得出奇的女人。

    周志明坐在桌子一角，整个谈话过程中，他除了偶尔『插』问几句外，只是集中精力把段兴玉和那两个人的“问答”详尽地记在稿纸上。

    中年男人情绪松弛，和胖老太太的忐忑不安形成鲜明对比，他说话的时候态度随便，脸上几乎始终笑呵呵的。

    “唉呀，我们这老太太还有点儿『迷』信呢，昨天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我们找人陪了她一宿，她还有心脏病……”中年人当着老太太的面毫不顾忌地揭她的短。

    老太太发着疟疾似的摇着头，不住地嘟嚷：“我不怕，我不怕，我怕什么？我是他婶子！我一个人懒得回家住……”她说话的时候，脸上的肉像是要炸开一样抖动着。

    “您是城东区房管处的负责人？”段兴玉向中年人问道。

    “我是房管处的工会干部。昨天就是我陪她到这儿来的。她在我们食堂里是年头最老的炊事员了。”

    段兴玉把目光移向老太太：“您能不能把情况再谈一遍。昨天您在哪儿，怎么见到他的？”

    “我都说过了，就在兴华路，兴华路的津味包子馆那儿。我每天上班路过那儿都要买包子，那儿的包子……”

    “是靠火车站的兴华路吗？”周志明一边在本子上飞快记着，一边问。

    “是呀，是呀。那儿有个包子馆，我每天……”

    “那时候大约几点钟？”段兴玉问。

    “也就是六点多钟吧，我每天七点上班，食堂本来是六点上班的，领导上照顾我年岁……”

    “您六点钟看到您的侄子，对吗？他当时在干什么？”

    “他？他在九路电车站看站牌子呐，后来电车来了，他就上车去啦。”

    “他是独身一个人吗？”

    “好像是，反正我没看见别人跟他在一起。”

    “那么——，您来找公安局，是木是想让我们帮助找到您这位侄子？”

    “是呀，”老太太愣了一下，不无恐惧地又说，“可他明明已经死了呀，死十年了，怎么又活过来啦？我知道现在没有鬼，我不『迷』信，可他怎么又活过来啦？”

    屋里静了一会儿，段兴玉问：“会不会是因为您总想念您的侄子，『迷』『迷』糊糊地看错人了？您再仔细回忆回忆。”

    “『迷』糊？我不『迷』糊。您别看我那侄子念大学那会儿总住在我家里，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他。昨个儿我真的没看错。他比过去胖了点儿，可嘴边上那颗黑痞子还在那儿，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还叫了他一声呐，他小名叫四远，我叫他一声四远，他扭过脸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正赶这寸劲儿，九路电车来啦，他急急忙忙就上去了。

    我不会看错的。我这么大岁数，还能瞎说吗？”

    周志明一边记录一边想着，王大爷果然不是酒后胡言，还真是有人“死而复生”

    了。段科长没再耽延，草草结束了谈话，向分局的同志要了材料，行『色』匆匆地离开了分局。周志明跟着段兴玉后面钻进了吉普车，没有多问。虽然他还不能从这场谈论中立即得出什么明确具体的判断，但从段科长的脸『色』上，却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急迫。果然，在回去的路上，段科长从分局给的那叠材料里抽出一张纸来，递给他，说：“你看，分局的动作还是满快的。”

    这是一张字迹潦草的电话记录稿。他在车座的颠簸中看下来。

    “来电话单位：湖南省湘西吉首县公安局；来电话人：李代远。通话内容：昨日你局来电查询徐邦呈下落一事，据我们了解，徐邦呈，一九四1年生，原系我县城北甲村人。一九五八年考入南州大学西语系，一九六1年因『乱』搞两『性』关系问题受到留校察看处分，毕业后分配往新城地区做外贸工作，又因反动言论问题被开除工职遣回湖南原籍。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徐上山砍柴时失踪，经当时我县公安局军管会调查，将徐按『自杀』死亡处理。特告。”

    看完，他的眉头紧锁起来，段兴玉看了他一眼，问道：“明白了吗？”

    周志明的视线又落在这张电话记录上，琢磨着说：“从这个电话上看，这位老太太的侄子在十年前的死亡并没有确实可靠的佐证，大概当时那个军管会查不出究竟来，就马马虎虎定个死亡结论了事。可是……”他迟疑了一下：“如果这人还活着，这十年流浪到哪里去了呢？”

    “从老太太看到的情况分析，他的衣着整洁，并不像个浪迹无定的‘盲流人员’。”

    段兴玉翻着分局同老太太头一次的谈话记录，思索着说：“我们是反间谍部门，马局长们过问这件事，恐怕是…，，周志明恍然大悟，接过话头说：“这家伙在地处边境的新城地区工作过，对边境情况熟，会木会在六六年跑出去了？”

    段兴玉点一下头，说：“如果你这个估计不错的话，我们现在是一刻不能耽搁，得马上有所动作了。”

    他们回到处里的时候，处长纪真已经等候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了。共同的经验使得这些老侦察员常常会产生相近的判断，纪处长见到他们的头一句话就问：“情况如何，是人，不是鬼吧？”

    段兴玉并没有立即回答纪真的问话，把材料—一取出，等纪真测览了一遍，才说：“分局干得不错，已经和吉首公安局取得了联系，还根据来访人的描述绘制了摹拟画像，跟徐邦呈六十年代在南州大学上学时的照片相比，有点像。”随后，又转脸对陈全有说：“大陈，你过去是搞外线侦察的，据你看，如果查找这个人，照片和画像哪一个价值大些？”

    陈全有是六二届公安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做过两年外线跟踪工作，年才调到五处搞内线侦察，因此号称“里外一把手”。他接过照片和画像，来回看了几遍，说：“画像嘛，价值可能更实际些，因为是根据目击者记忆犹新的印象制作的，当然更有利于外线侦察员的识别。虽然和本人十多年前的照片距离远了些，可是固定特征基本没有改变。你们看，眉距、眼宽、鼻翼的形状、嘴形、耳形、发际五官骨骼的比例等等，都和照片很接近，从这几方面分析，这幅像画得可能还是比较成功的。”

    纪真挥手打断了大陈的话头，叫段兴玉收拾起材料，两个人急急忙忙坐车赶到市公安局去了。

    中午时候，段兴玉回到科里，他们才知道局里已经正式批准立案。徐邦呈的摹拟画像已开始复印下发。周志明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案件的开端还是顺利的，虽然外线处因为当天下午的批邓大会“雷打不动”，致使飞机场、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在晚上七点二十分之前一直未能封锁，但那天夜里城区各分局以治安检查的名义，对大小旅店和住客的洗澡堂进行的清查，还是满认真的，结果在夜里四点多钟，城南分局在“为民旅馆”四层楼的一间客房里，发现了徐邦呈。不过，根据他们的要求，分局的同志没有惊动他。

    于是，这个案件的第一个矛盾就出来了——对徐邦呈，捕，还是不捕。

    周志明知道，段兴玉是不主张马上逮捕徐邦呈的，因为不许外线和分局擅自惊动徐邦呈这一条，就是他先提出来的，纪真当时也赞成，他们在向马局长汇报时，马局长也没有提出异议，如此分析，段科长、纪处长和马局长都属于“不捕派”。

    但是，第二天上午的决策会一开，却决定对徐立即逮捕。这个会的参加者，除开三个“不捕派”之外，就只有主管侦察工作的副局长甘向前了。显然，甘副局长是“捕派”。

    周志明从刑警大队调到五处已经有五年了，以他对反间谍斗争的那点知识和经验看，徐邦呈显然是不应当匆忙逮捕的。他不知道决策会上这个反常的决定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和背景。那天中午纪处长和段科长开会回来，虽然并没有向他们说起会上的情形，但这沉默本身，就足以使人想象出这个会是怎样一种不愉快的气氛。

    周志明和甘副局长的直接接触，就是在这个案子上才开始的。甘副局长自从“”到南州市公安局参加军管算起，在地方上工作已经快有十年了，但他身上那种军人的威风和干脆果断的个『性』却丝毫没有改变。对这种个『性』，周志明似乎并不太喜欢，总觉得有点独断专行，近于跋扈。

    记得那次在边境的那个小招待所里，甘向前不知怎么看见了他手提包里带着的那本《普希金诗选），拿过去翻了几页，皱着眉头问他：“普，普什么，普希金？”

    他当时有点不知所措，慌慌张张地“啊”了一声。

    甘向前把书还给他，却问：“局党委布置的今年内通读（『毛』选》一至四卷的任务，你的进度怎么样了？”

    “已经开始读第二卷了。”

    “笔记都按要求完成啦？”

    “完成了。每篇文章我都做了笔记，每篇笔记都超过了二百字。我们出发前，处里的政治处专门把我们几个人检查了一遍。”

    “哦，”甘局长脸上挂出些微笑，这才指指那本书，说：“这种书，批判地看一点不是不可以，不过还是少看为好。”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嗅，这书……列宁也很喜欢读的。”

    “是吗？叫什么来着？普希金，啊——苏联作家吧？”

    “作家。”

    ‘给呀，你fij这些年轻人啊，”甘局长笑起来，“起码的常识也得多一点才行嘛，苏联就是，一回事儿，啊。”

    他哭笑不得。从那以后，他对甘局长的印象便大大地又打了个折扣。

    逮捕徐邦呈以后，先是段科长负责这个案件的审讯工作，审了两轮，甘局长突然来了兴趣，亲自出马把审讯接了过去。这一下，周志明倒真是觉得自己成了名符其实的“工具”了。他、大陈、小陆、小严，他们几个参加这个案件工作的人，都成了孙悟空脖子上的汗『毛』，只是随时被拔下来一吹，化做一些没有灵魂和血肉的小猴来乌合冲杀一阵，而自身并无任何责任和担子。这个案子究竟应该怎么看、怎么搞，他们完全没有发言的机会，也完全不允许有讨论的空气，一切都要听甘局长的哈喝，在甘局长忙得连哈喝也顾不上的时候，他们就只有闲着…··，

    便衣警察第二章-1

    晚上十点半钟，周志明才回到了家。

    和萌萌家住的神农街头条一样，他家住的化龙巷——西夹道，在南州市里也是条僻陋的小胡同，自从“”的第二天改名叫立新巷以后，就更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了。

    周志明把自行车推进小院的时候，对门王大爷家里的日光灯还亮着，听见他的声音，郑大妈推门出来了。

    “才回来呀？”她问。

    他一看就猜出郑大妈是找他有话说。果然，还没容他搭腔，郑大妈就接着说道：‘刚才，吃饭的时候，你们单位的那姑娘又来了。”

    “我们单位的？”

    “就是模样地挺不错的那个高个儿，叫什么来着？瞧我这脑子。”

    他明白她说的是严君，便问了一句：“她说什么来的？”

    “没有，我让她上家坐一会儿，她没坐，走啦。”

    听见他们说话，大福子披着衣服也出来了，神神秘秘地冲他说道：“志明，你们公安局的现在是不是又该忙了？据说往十一广场送花圈的不少呢。”

    他让大福子没头没脑『插』的这一杠子给弄笑了，“送花圈，和我们什么相干？”

    “不是说不让送吗，我们厂就不让送，你说这叫什么事呀！”

    “谁说不让送。”他推开自己家的门，这门平常是不领的，郑大妈和淑萍每天都要进来帮他收拾收拾屋子。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说：“过两天清明节，我还去呢。”

    郑大妈的神情倒是挂上了几分郑重，“志明，你兴许还没听传达吧？广场那儿，可是有坏人破坏呢，转移批邓大方向。”

    周志明还没回答，大福子倒先数落开了。

    “妈，您又听传达了是不？得了得了，人家志明是公安干部，人家听剩下的，才轮到您呐。哎，志明，回头要去咱们一块去啊。”

    “瞧瞧，衣服也不穿好，感冒我可不管你。”郑大妈也把话岔开了。

    看着郑大妈和大福子回去了，周志明关好门。他懒得去开灯，四肢松懈地倒在床上，漫不经心地游目四睹，眼睛很快适应了屋里的黑暗。甚至能很轻易地看清靠门边的桌子上放着的那个白『色』的牛『奶』瓶子。自从去年巷子口的『奶』站刚一恢复订『奶』业务，父亲就给他订上了『奶』，其实喝到现在也未见得补了多少力气，每天还得排队去取，麻烦得很。他几次要停，父亲都执意不从，幸好淑萍从农村病退回来在家闲着，取『奶』的差事便由她代劳了。

    在桌子的上方，挂着他的一张放大照片，是他六岁那年照的。黑暗中早已看不清照片背景上那爬满紫藤的小楼了，那就是他过去的家，南州大学校园内一座庭径幽朴的院落，环境虽不豪华，却充满了诗一般的浪漫。小院里种了各『色』各样的花，阳光斜『射』进来，满目缤纷。这小院是他儿时的乐园和天国。

    从小，他就是被这种优越的生活娇宠惯了的，以致那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优地一声来到眼前的时候，他便像个不请水『性』的孩子被一下子抛进汹涌的大海那样无以自援。父亲第一次被强迫敲着锣游校时，那张惨白的脸给他带来的刺激，几乎是他的年龄所难以承受的。那几年“人下人”的日子完全改变了他，到现在他都习惯地不敢大笑、大叱大喜、大怒，无论高兴还是生气，都不敢撒开来干，都要瞻前顾后，看着周围的脸『色』，留着充分的余地。也许小时候受了刺激和压抑的人，都会落下这种夹着尾巴做人的后遗症吧。

    他从那张照片上移开眼睛，往黑暗中看看，叫了声：“白白。”不一会儿，下面急急奉辛响了几下，“白白”用它尖尖的小爪子勾着床单上床了，径直地走到他的胸脯上，漫不经心地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然后趴下了，舒服自得地打着小呼喀。

    他和父亲都喜欢猫，原来因为白天家里没人才一直没养。去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开始，父亲在学校里实际上被夺了职，等于在家赋闲了，这才下了决心，索『性』彻底闲情逸致，养！猫是他跟父亲一起去一个熟人家里挑的，他喜欢白『毛』的，而父亲却看上了那只纯黑的，争了半天，还是父亲让了步，他们把“白白”抱了回来。父亲还开玩笑说：“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父亲也喜欢“白白”。

    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想着该去洗把脸，铺床睡觉，可身子却懒得动弹。他想想刚才大福子的话，心头忽然有点发热。大福子是向来不通政治的，现在居然也在关心着十一广场上的事态，在施、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中，竟蕴存着同样的感情与爱憎，细想起来，的确是激动人心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谁不爱总理呢。

    郑大妈是邻近几个院子的联合向阳院主任，常在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走动。难道街道上已经传达了什么“精神”了吗？可细琢磨一下，他又觉得不会。因为对广场上那些花圈，除了在市公安局办公室编的（社情动态）里被褒贬含混地提过几句外，还没有见诸任何正式的和权威的文件，局里的头头们也都未曾做过任何公开的明确的评价。看来，郑大妈的所谓“传达”，即便不是空『|岤』来风，也不过是夸张之辞罢了，老太太自从当上向阳院主任以后，小题大作，已属常事，难怪大福子都要噎她了。

    然而这件事的本身，恐怕也难以称其为小题。大福子是准备去广场的，萌萌、季虹、安成他们也是准备去广场的，过几天就是清明节，带着不谋而合的默契到广场去扫墓的人谁知有多少？这一股股细细的暗流到那时会不会聚为澎湃的洪水？市里的头头和中央那些人该怎么想？会不会像郑大妈听到的传达那样，把这些统统看做是破坏批邓运动？他突然觉得答案似乎明摆着，那些个头头们一定会这么想的，连徐邦呈，甘局长木是也认为是外国特务机关派进来破坏批邓运动的吗？

    徐邦呈潜入南州市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虽然现在局、处两级都没有对以往的结论做出更动和说明，但周志明却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并没有真正解开的谜。头两次审讯，他是参加了的，徐邦呈两次撒谎撒得都不高明。特别是头一次的供述，低劣得简直无法自圆。谁能相信，像他这样一个非法越境，而且已经深入到南州这样的腹地城市来的特务，仅仅是为了泛泛搜集沿途所见的一般『性』情报、搞几份不公开发行的地方报纸呢？不要说周志明自己，就连头一次参加大案审讯的陆振羽和小严，也能一眼识破其诈！

    周志明这几天倒是常常在琢磨从徐邦呈身边缴获的那几件东西——伪装成素描本的密写纸、伪装成去痛片的密写『药』、藏在钢笔里的密码、印在民用氯化乙烯胶纸里的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还有那三千一百三十一块陆角四分钱人民币，这些东西都是准备派做什么用途呢？如果“三月计划”是假的，那么缝在手提包夹层中的那张地形图和伪装成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的信号机这两件直接用于“三月计划”的物证，又该作何解释呢？

    第二次审讯是在大部分物证都已检验出来以后进行的，按照段科长的布置，审讯中他们没有做记录，录音机也是藏在审讯台后面的。因为对一个尚未缴械的特务来说，录音机和记录员都会使他变得小心翼翼，说话增加斟酌。这对审讯自然不利。

    然而，尽管那次审讯的气氛经过这样刻意淡化，可段科长的发问却仍然是咄咄『逼』人的。

    审讯台的台面上，摆着密写纸、密写『药』、密码和那卷已被拆开的氯化乙烯胶纸，还有钱，在全部缴获的特工用具中，只有信号机和那张神秘的地形图因为还没有检验分析出结果而没有拿出来。

    徐邦呈被带进来了，没等许可就一屁股坐在屋子当中为受审者预备的方凳上。

    那是周志明第二次见到他，看上去约莫三十五。六岁，有点虚胖，泪囊已微微肿起，下巴颌上的肉也开始松垂。他脸上没有多少表情，只是用眼睛往审讯席上扫了一下。

    周志明隐隐觉得，那目光是老辣的，他对徐邦呈原有的那个愚蠢的印象，似乎就是在那一刹那间开始动摇的。

    段科长向徐邦呈指指摆在桌面上的物证，开门见山说：“你还坚持原来的供述吗？”

    徐邦呈脸上飘过一阵慌张。不过志明觉得，这慌张多少有点儿做作。徐邦呈微微欠起身，挨个把那些物证仔细看过，好像是在辨认一堆不相识的东西。然后重重地吁了一口气，却不说话。

    “搜集沿途所见，找几份木公开发行的报纸，恐怕用不着这些装备吧？”

    徐邦呈的头似点非点地动了一下。

    “你真正的任务是什么？”

    徐邦呈眨眨眼睛，仍然沉默。

    段科长的声调依然是徐缓的，但徐缓中却暗藏着尖锐的锋芒，“徐邦呈，我劝你别拖着，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而对你，则是『性』命攸关的，你不要耽误了挽救自己的机会。好，我再问一遍，你的任务是什么？”

    周志明当时确是没有想到，徐邦呈竟出人意料地小声说出两个字来：“接头。”

    段科长毫不动『色』，问：“和什么人接头，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接头？”

    “接头人是谁我不清楚。地点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旁边有个储蓄所，就在那个门口，时间是三月十五日晚上七点钟，有个人戴眼镜，左手三个指头拿一份红旗杂志，这就是同我接头的人。接头的暗语是，我问他：‘北京有橄榄树吗？’他答：‘不，只有冬青和剑兰。’如果十三号没接上，就再顺延一天。”

    “你的派遣单位是哪里？”

    “d3情报总局。他们叫我和那人接上头以后，一切听他的指挥，这些东西，”

    徐邦呈的手向桌上指了一下，“就是我们今后和总局联系的工具。具体怎么联系，我也不清楚，一切由我那位领导人安排。”

    “就这些？”

    “我只知道这些。”

    “你不去北京接头，到南州来干什么？”

    “我在边境没有买到去北京的火车票，就先到南州中转一下。因为是十三号接头，我原来是准备今天从这儿去北京的。”

    段兴玉沉默了片刻，最后问：“你对这两次的供述，还有什么需要更正的吗？”

    徐邦呈断然摇头，“没有。”

    这就是第二次审讯的结果，看上去比第一次要“像样儿”多了，似乎并非全无可信之处，难怪小陆在那天晚上的分析会上，会那样激烈地立主出击呢。

    小陆一向是不甘寂寞的人，凡事都喜欢先出头，那天更是抢先发言。他本来从不抽烟的，那天却助兴般地点起一支“大前门”来，可见他的确是来了情绪。

    “总的来说，”他把吸进嘴里的烟全喷出来，“总的来说，我认为，今天的口供是可信的。说不定，我们要是派个人冒名顶替去接头，还能打到潜特组织的内部去呢。可以肯定那个人不认识徐邦呈，要不然，就不会使用接头标记和暗语了。”

    他视察了一下别人的反应，又说：“也许，我的想法太大胆了，有点儿冒险，不过侦察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冒险活动。”

    倒是出语惊人，周志明看得出来，连严君也有点儿来精神了。

    “你认为口供可信的理由呢？”段科长却淡淡地问。

    小陆又连吸了两口烟，显然是在仓促现想，“第一，口供基本符合情理，接头地点说得也对，王府井那儿是有个储蓄所，我在北京见过的。第二，……第二，这个……”

    “严君有什么看法？”段科长转而问严君。

    严君略加思索，尽量从容地说：“从缴获物品的用途上看，和他这次交代的任务倒是相符的，不过这里也可能有真有假……”

    段兴玉又把目光移向大陈。

    大陈翻来覆去地翻着那几页审讯记录，摇着头说：“不可信，我看全不可信。”

    周志明当然也看得出来，徐邦呈的某些说法是不可信的。比如，那张地形图是干什么用的，徐邦呈就没有交待清楚，再如，徐邦呈并不具备潜伏的条件，为什么却负有长期潜伏的任务呢？现代间谍战中对情报员的使用讲究量力而行，一般很少强人所难，所以徐邦呈在这方面交待的可信『性』是不大的。不过大陈对口供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词『色』比他估计的还要干脆，这倒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于是问：“全不可信，为什么？”

    大陈从座位上站起来，挥着手说：“就算北京有个潜特吧，可是把徐邦呈这种人派给他有什么用处呢？一没合法户口，二没公开职业，根本不具备潜伏条件，这是一；从间谍工作的常识来看，接头时，应当由身份高的一方处于主动地位，以便能视现场情况自由进退。既然去接头的那个人是徐邦呈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安排那个人持有识别标志呢？这样一来，被领导者岂不是比领导者更安全了吗？这是二；《红旗杂志》是发行量很大的刊物，用它来作识别标志很容易被偶然的巧合破坏，这也不合常理。敌人是不会这样疏忽的，这是三；还有，那个地形图我琢磨了一下午，”大陈把图取出展开，指点着说：“图的上方有一条贯穿的曲线，曲线以南画得比较详细复杂，以北，除了几个简单标志外什么也没有。看来，有点儿像边境地区的方位图，木管怎么说，这张图和北京接头这个任务之间是看不出什么联系的。”

    大陈讲的是有道理的，段科长也点头补充道：“接头的标志肯定是有问题的，据我看，接头暗语也不对，这种类型的暗语早在二次大战前就被淘汰了。在现代间谍战中，使用暗语必须符合周围环境和人物身份，而且得选择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问答句。像他们这样，跑到王府井去谈什么剑兰、徽榄树这类风马牛不相及的疯话，木要说被我们碰上，就是一般人听见，也要奇怪。还有一点，他第一次所供的姓名和在国内时的历史都是假造的，我们当时没有戳穿他。如果他今天是老实交待的话，那就应该把假姓名和假历史一并更正过来，可他没有更正，仅从这一点上看，其它口供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不过……”段科长沉『吟』了一下，接着说：“我倒是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昨天我一见到这个人，从开头几句话中，就感觉到此人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在答对时，用词很恰当，很准确。这说明他有相当的文化修养，从他的举止和我们缴获的特务器材的用途看，他也像个受过正规训练的骨干特务。可他的这两次供述却如此荒诞不经，漏洞百出，这和他的实际水平之间距离太大，这不能木说是个很矛盾的现象……”

    段科长最后的这几句分析，的确是很精彩的。周志明现在躺在床上，在事过境迁之后再来回味这段推理，仍然要佩服段科长的细心和敏锐。但是这段推理后面应当引出的结论，他却一直没能揣摩透。段科长那天还没把话说完，就被甘局长和纪处长的突然到来打断了。

    也许因为甘局长是第一次临幸他们的小办公室，所以大家都感到有点意外。当纪处长说明了甘局长的来愈之后，周志明也弄不清是该高兴还是该挠头。他还从来没有跟局长一起搞案子的经历呢。

    “甘局长这么晚专门赶到这儿来，是准备明天亲自参加这个案件的审讯工作的。”

    纪处长说，“甘局长进城以前就搞过审讯工作，应该说是老经验啦。”

    “啊，啊，”甘向前坐下来，摆摆手，“老经验靠不住，还要靠『毛』『主席』的革命审讯路线嘛。我接触审讯工作还是在东北剿匪那阵子。过去审土匪也好，现在审特务也好，总不外那么几条嘛，政策攻心啊，指明出路啊，分化瓦解啊。”甘向前停了一下，又说：“这个案件，市委亦得同志很重视，点名亲自动手，当然，你们这两天的审讯，成绩还是主要的。木过，目前还没有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审讯录音我粗粗听了一下，我个人认为，这个人根本没有向我们缴械。市委亦得同志对这个案件的工作有很重要的指示，要求我们把审讯室变为大批国际反动派的战场，把大批判贯彻始终，首先要让他低头认罪，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使审讯顺利进行下去。”

    甘局长讲话的时候，大家都一声不响，只有纪真哼呀啊呀地随声应酬着。甘局长说完，又坐了一会儿，问了问物证检验的情况，就走了。周志明还等着听段科长刚才那段分析的下文呢，谁知道段科长却闷闷地说了句：“散会吧。”

    “科长还没说完呐，”他禁不住问道，“下一步咱们怎么搞啊？”

    “怎么搞，”陈全有站起来，戴上帽子，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说：“听甘局长的呗。”

    周志明看看段科长，又看看纪真，他们都沉着脸不说话，似乎是默认了大陈的说法。小陆、小严也锁抽屉戴帽子准备回家了。

    在那一刻，周志明的嘴里是切切然地嚼出一股子难言的苦味儿的。他一向看重的那个职业荣誉感仿佛也变得索然无味了。甘局长一来，也木和大家认真研究研究，只凭着“粗粗听了一下”审讯录音，就不客商量地把审讯方略确定了，既不征求一下纪处长和段科长的意见，也不问问他们这些侦察员的看法，仿佛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干部全不过是拉磨的驴，只能听喝！这倒真是应了小陆在湘西时对他说的那句话了：“什么叫好侦察员？别叫领导腻歪，就是好侦察员！”

    周志明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纪真和段兴玉仍旧默然坐在椅子上没动窝。他反手带上门，才听见他们在屋里说起话来，纪真的声音低沉不清，段科长则显得激动些，声音里带着点暴躁。

    “……审讯室又不是批判会，审讯的目的是搞清问题，又不是辩论是非，这怎么叫单纯军事观点呢？……”

    段科长在科里同志的面前，从不这样动容，大概，也只有在纪处长这个老上级面前，他才会如此直抒胸臆吧。

    因为甘局长主持的审讯，是从局秘书处带了个顺手的干部去的（也是个没搞过侦察的），而他们五处这个承办案件的小组只须出一个做记录的。所以第二天上午，段科长和大陈便带上那张神秘地图的复制件，乘飞机在边境地区的h市去了，他们想在那一带公安机关的帮助下，解开这张地图的谜。严君从一上班就埋头桌前，把前两次审讯的录音誊写在审讯记录纸上，周志明自己，则开始着手整理那些个物证，把它们登记、剪贴起来，所有“物证检定分析书”也都装订成册。小陆平时最怵这类烦琐枯燥的工作，他经过拼命要求，终于被段兴玉同意派去给甘局长的审讯做记录，一大早就被甘局长的汽车接走了。

    那天晚上快下班的时候，小陆回来了，周志明从他的脸『色』上，看出审讯仍旧不顺利。

    “这小子，装疯卖傻，迟早是挨枪子儿的货。”小陆咕略咕路喝下一大杯凉开水，抹了把嘴，说：“审到最后，连甘局长都给地了。”

    “下一步怎么办，甘局长没说么？”周志明忧心仲仲地问道。

    “接着审呗，非把小子敲开木可。甘局长刚才到技术处去了，好像是那个熊猫牌半导体查出点儿什么名堂来了。”他停了一下，又说：“看来，甘局长怀疑他的潜入任务可能和批邓运动有关。”

    “和批邓运动有关？”严君很是不以为然了，“人家管你批邓不批邓啊，不可能／周志明却并没有大往心里去，因为甘局长只审了一天，一切都只不过主观分析而已，何况他们当头儿的，满脑袋都是“批邓”，但凡有点风吹草动，难免要往那方面去琢磨，就连现在十一广场上那几个小小不然的花圈，他们也要疑神疑鬼，好像天下的人全都是为了破坏批邓才活着似的。

    晚上，小陆回家去了，严君自告奋勇陪他加了一个小班，他们刚刚把那个印在胶纸里的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抄在格纸上，就被组真从办公室里轰回家去了。那些天，查店、审讯、开会，连轴转，按说是够累的，可他晚上却睡不着，从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上看，距第一个收听时间——三月二十一日夜间零点十五分，只有八天了，如果八天之内案情仍无突破，就是收到了特务机关给徐邦呈的什么指示，他们也没法动作。那可就真不知道这案子将如何了了，他想弄不好也就是不了了之了。

    可是他完全估计错了。第二天段科长和大陈那方面虽然仍旧没有什么消息，可甘局长的审讯却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的进展，到中午，小陆带回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他全供了！?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