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大治。

    第二，众为邦本，理财富民。唐甄深知：国之所以为国在于有民，无民则无国可言。由此出发，他提出理财富民，为国理财的思想主张。他说：徒者，众也。有众，土乃治；土治，财乃生；财生，用乃足。众为邦本，土为邦基，财用为生民之命。司徒之职，重农功，籍土田，审肥硗，时赢绌，稽蓄散，慎出纳。必使民有余藏，国有余用，虽天灾流行，年谷不登，而民不困。天子不得有私用之财，后宫不得有珠锦之饰，贵戚不得有田宅不饶，民庶不得有侈丽之好。三年必生，五年必成，十年必富。唐甄认为，“财”是“国之宝”、“民之命”，故不可不理财以“富民。”君主的职责在于立国、富民、救民，“立国之道无他，唯在于富。”各级官吏的职责在于保民、养民，使人民生活逐步富裕，只要家家有“数石栗，数匹布，妇女温饱，相为娱乐”，就没有人“能诱之蹈不测之祸。”人人衣食饱暖，家家安居乐业，有谁还会起来造反呢！

    唐甄批评那些为政而不懂政治的官吏，因为他们不明白治国与富民的关系，把二者分裂开来，只知求得国家富强，而不知国之所以富强，其根本则在民富的道理。所以唐甄说：为政者多，知政者寡。政在兵，则见以为固边疆；政在食，则见以为充府库；政在度，则见以为尊朝廷；政在赏罚，则见以为叙官职。四政之立，盖非所见。见止于斯，虽善为政，卒之不固，不充，不尊，不叙，政日以坏，势日以削，国随以亡。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尧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每诵斯言，心堕体战，为民上者，奈何忽之。唐甄总结了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以此为历史明鉴，面对清初四海穷困，民不聊生，而统治者不关心民命的现实，阐发了政治与经济的密切关系，告诫当权者民为国本，治国在富民的道理。如果为政者，不富民而刮民，不仁民而暴民，不利民而害民，最终其政权必然要危亡。因此，为政者不可不知政，为政不可只见政而忘民。〃国无民，岂有四政！〃要想求得政权巩固，必须固其根基，而欲固其根基，不能忽视富民。由此出发，唐甄把能否富民、养民作为考核官吏功绩的标准。他说：“古之贤君，举贤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养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上非是不以行赏，下非是不以效治。”以此则天下可治。否则〃为治者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虽有皋陶稷契之才，去治愈远矣。〃2故考核官吏的政绩、功绩，应以“富民为务”，以“富民为功”，有功则择之、擢之，无功则抑之、罚之。

    第三，兵为大事，用兵救民。唐甄继承了孙子以来的“兵者，国之大事”的军事思想，亦与李觏一样提出了重兵思想。他的重兵思想与他的“事功”之学，“实功”之治，紧密相关。唐甄论学“尤长于言兵”。他从为政之道在“定乱，除暴，安百姓”，为官之责是“厚本”，“安民”，“利民”，“富民”的民本思想出发，而认为儒者应当言兵、重兵。因为兵是国之大事，不可不言，不可不学，他把仁、义、兵，作为“全学”的“三足鼎立”，缺一不可，故不可以轻视兵的作用。他说：君子之为学也，不可以不知兵。学者善独身。居平世，仁义足矣，而非全学也。全学犹鼎也。鼎有三足，学亦有之；仁一也，义一也，兵一也。一足折，则二足不支，而鼎因以倾矣。不知兵，则仁义无用，而国因以亡矣。夫兵者，国之大事，君子之急务也。国之有兵，不时刺也；敌至无患，以兵习也。兵为国之大事，学问之一种，君子之急务。所以学者要注重兵学，研究兵法。只有把仁、义、兵都学习好，才是学到了全面的知识，不知兵，不为全学。不知兵的仁义之学，是无用之学，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所以要有“全学”之知。

    学兵、用兵的目的，旨在“伐暴”、“诛乱”而“安民”，这正是儒者的职责和所贵的原因。唐甄说：“所贵乎儒者，伐暴而天下之暴除，诛乱而天下之乱定，养民而天下之民安。”为了实现军队的这些职责，达到用兵的目的，就要建立仁义之师。唐甄由“民为邦本”，“民为兵本”的思想出发，引申出“以仁克暴”，“以杀止杀”的“仁师”建军思想。他说：古之用兵者，皆以生民，非以杀民。后之用兵者，皆以杀民，非以生民。兵以去残而反自残，奈何袭行之而不察也。古之贤主，受命于天，为民父母，实有慈心，不握而提，不怀而抱。痛民之陷于死，兵以生之；恐民之迫于危，兵以安之，如保赤于。德者，丨乳丨也；兵者，药也，所以除疾保生也。

    唐甄把战争分为生民、救民、安民、利民与杀民、暴民、毒民、害民两种，即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他主张前者，而反对后者。他指出，明君贤主用兵的目的是“以仁克暴”，“除疾保生”，“救民于水火之中”，不是为了侵掠财物，杀人夺地，残害无辜。为此要建立“仁师”，救民于“水火而御人之暴”。如：“黄帝伐涿鹿，舜伐有苗，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黄帝三战，其余则皆一战遂定天下。当是之时，以仁克暴，如水灭火，兵不复举，乱无余遗。其交兵之际，虽未免舆死扶伤之泣，然而天下和平，不闻有战争之事。”唐甄认为，这些“以仁克暴”之战，虽有死伤，但却是以战争禁止暴行，求得天下和平，万民得以生存。这种“以仁克暴”，“杀以成仁”，“以短痛去长痛”的正义战争是可取的、必需的。为此，唐甄主张要以“一战之杀”，“一战之死”的“短痛”，去制止“久乱不定”，“百战不决”的“长痛”。他说：“是以仁人之于兵也，不欲久处。成功必速，罢兵必早，乃能救民。”就是说，要建立仁师，以仁用兵，以战止战，以杀止杀。唐甄在主张义战的同时，亦极力反对封建帝王以兵杀人，为夺取和巩固其反动统治，窃取至尊至贵的王位，而“屠府县百十城，杀无辜数千百万人”的罪行。他指出，自秦始皇以来的二千年中，被历代封建帝王杀害的无辜者，不计其数。帝王与盗贼杀人是各占其半，所以他们是同其类、同其罪，都为盗贼。由此，唐甄把帝王与盗贼相提并论，提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的大胆议论，并极力反对他们所发动的争天下、保权位、杀无辜的不义之战。

    第四，内外两权，神智甲兵。唐甄从军队的人民性出发，依据李觏的“本末相权”的军事思想，提出了内自固，外制敌的“内外两权”的军事思想。

    他说：兵有两权，内外是也。两得者兴，一得者亡。熟察于二者之形，凡举事者，有必胜之兵，而不能先自固；有自固之计，而不能制胜，岂能幸存哉？同归于灭亡耳。唐甄认为，要建立一支“必胜之兵”，就必须“内自固”，“外制敌”，这种“内外两权”，即两种权略，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统一体。两者俱存并用，则攻取战胜；失去一方，则双方“同归于灭亡”。这充分体现了唐甄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唐甄所说的“内”“自固之计有三：地、食、法是也。”地、食是讲宜民、利民，重民的建军思想；法是讲兵法，赏功罚罪，不私故亲，不分贵贱，一断于法的以法治军思想。只有令行禁止，赏罚严明，才能攻必取，战必胜。如果军队纪律松弛，法令不严，刑罚不中，功罪不明，必然造成贤者害，贪者利，善人祸，恶人福。这肯定治不好军队，破坏了“自固之计”，必“归于灭亡”。只有实行“自固之计”，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唐甄所说的“外制敌之计”就是：“善用兵”。善用兵包括：结人心、有谋略、讲计策、谋下士、抓战机、智用兵、用奇兵等。唐甄指出：吴三桂积蓄数十年，金钱之富，甲兵之多，厚积之势，固于金城，拥兵持重，自称：“我用兵天下无双”，其实是“此贼实不知兵”。因为吴三桂误失战机，猜忌信谗，用人唯亲，急于称帝，结果是身死境失，子孙诛绝，身首分裂。所以说：“盗贼之智，本无远略，不好计策，不下谋士，恃其强固之势，适以速其灭亡也。”在唐甄看来，李自成之兵“因无本根，以至于亡”；吴三桂之兵因“昧于攻守之计，以至于亡”，如果“使去两短，兼用两长”就能“以战必胜，以攻必取者也。”就是说，以“内自固”与“外制敌”的“两权”之计建军对敌，就可以建立“必胜之兵”了。

    与此同时，唐甄强调“神智用兵”，反对“拙兵者”的愚蠢用兵。他在《潜书*五形》篇中，具体阐发了“神智用兵”的思想。其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各点：

    （一）掌握战争主动权，伺机而动，不坐以待毙，

    唐甄在提倡“神智用兵”、“用兵如神”的同时，耻笑、讽刺那些坐失战机，不敢主动适时出击之人是“拙将之智”。因为战争中，安与危，生与死，胜与败，是相互依伏，相互转化的，所以将帅要掌握主动权，抓住有利战机，主动出击，勇往直前，方可取胜，切不可误失战机，坐以待毙。

    （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奇正结合，以奇制胜。

    唐甄指出，善于用兵者，不仅要用正兵，尤其要用奇兵。因此，他概括出了“三奇”的战术原则：一是避实就虚，出其不意，“不出所当出，出所不当出”；二是声东击西，攻其不备，“不攻所当攻，攻所不当攻。欲取其东，必击其西，欲取其后，必击其前”；三是制造假象，扰乱敌人，“不专主乎一军，正兵之外有兵，无兵之处皆兵。有游兵以扰之，有缀兵以牵之，有形兵以疑其目，有声兵以疑其耳。”以“此三奇者，必胜之兵也，少可胜众，弱可胜强。”

    （三）神智用兵，乘机取胜。

    唐甄非常强调智者用兵、把握战机的重要性。他讽刺那种“拙兵之智”者，如同老鼠出洞，左顾右盼，进寸返三，进尺返四，结果误失战机，招致失败。他主张乘机发动，夺取胜利。“凡用兵之道，莫神于得机。”“机者，天人之会，成败之决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此，要神于得机，克敌制胜，方为善用兵者。

    （四）善用谍报，见形测微，排除假象，知敌真情。

    唐甄极为重视军事行动中的情报工作，要侦察敌情，辨别真伪，察之实情，不中敌谲。因为敌人常常故意“表其形”，“声其令”，“泄其隐”，借以诱我上当受骗，中其诡计，所以要审慎判断，抓住本质，去其伪情，使谍报工作真正起到军事行动中的耳目作用。

    （五）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奇谋诈术，灵活机动，迷惑敌人。

    唐甄说：“山能显而不能隐，渊能隐而不能显，龙能变而不能常，虎能威而不能变。善用兵者，兼山渊龙虎之用，即显即隐，即常即变，使敌莫知所从，莫知所避，斯为神矣。”唐甄的军事思想真是独特而光辉。

    唐甄的思想，就上述各个方面而言，我们可以窥见，不仅与李觏的思想极为相似、相同，而且比李觏思想丰富、蕴义深刻、言激意切，可谓源自李觏，而超出李觏。

    第十章 思想影响 五、后学论李觏

    李觏出身寒微，少年贫困，成年之后，两次应试，皆不中第，故“家贫亲老，弗获禄仕”，“饥寒病瘁，日就颠仆”，而为“江南贱夫”，“南城小草民”，他一生在贫病交加的困苦中挣扎。晚年，虽困胡瑗有病请假回家，李觏被推为太学直讲权同管勾太学，不久便因病请辞，同年八月卒于家中。由于李觏家族不贵，官位不高，而不为权贵所重，事迹不显。

    然而，李觏一生志大意坚，勤奋好学，积极进取，关心国家，康国济民，著书立说，锐意改革，故为弟子所尊，学者所重。他的著作在明、清时代，便被人编成文集，予以刊行。但也许因为李觏不喜欢孟子，而为正统儒家所抑，而没有给予其应有的思想评价、学术地位。亦由于其社会批判思想，医国救民的社会改革理论，不屈不挠的奋发精神，名重一世的道德文章，而为后世学者推崇、评论、赞扬。现择其要者，作简略叙述。

    第一，道德文章，卓绝一世。

    后世学者们在评价李觏时，都一直肯定他的道德文章，为人品格，高尚风骨。称赞其人是“经明行修，道德沈纯”，“其实如秋，其受如海，外示舒发，中以直正”，“立心高古，履行修整，竭力养亲，雅高恬退”；称赞其学为“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学通《五经》，尤长于《礼》。以文辞自立，其言大而正”，“文得自经中，皆自大处起议论”，“皆极当时之病，真医国之书”；称赞其功为“如天焉，无不覆，如地焉，无不载。天地以万物遂成为功，先生以四海咸若为功。用则任公卿，尸教化；而不用，以夫子之道教授学者。后之览其遗书，则如其所以然”。总而言之是：“李泰伯先生道德文章，卓绝一世，且多所著作，学者皆斗山仰之，盖屹然为宋代儒宗”。“一代之名儒，后学之师表，不但如古所谓乡先生而已。”就是说，其“立德，立功，立言”均为“三不朽”也。清代学者陆瑶林在《李泰伯先生文集原序》中说：“世之所称不朽者，自事功而外，道德文章其上焉者。若夫盛德可师，名文范世，俾千载下想见其为人，足以倾动名流，醉心雅彦，真所谓俟百世而不惑者也。执鞭欣慕，实获我心。李泰伯先生。”第二、儒学正宗，理学之先。在清代以降的许多学者看来，李觏的思想理论，上承尧、舜、禹、文、武、周、孔、孟儒学道统真传，下启周、程、张、朱理学之先，而独树一帜、独成一家之学。如果深究李觏之学和宋儒为学之绪，则李觏之学乃宋学之绪，为周、程、张、朱理学的先导，正是由于李觏及“宋初三先生”之力为先，才使周、程、张、朱之学于后为盛。如说：“尧、舜以来，道统在君相，孔、孟以后，道统在师儒。有宋道学之兴，濂、洛、关、闽抑盛矣。然皆互相师友，渊源一脉。若夫上总孔、孟之学，下开濂、洛、关、闽之传，前无所师，后无所友，则唐昌黎子外，其吾乡泰伯先生乎！予尝谓传道学者孟子而后惟昌黎，昌黎以后惟泰伯，泰伯以后，名贤继起，代不乏人，则皆昌黎与泰伯绵延一线之功也。”李觏的后世孙李来泰，在《泰伯公文集原叙》中说：“孔、孟不作而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之复明于宋者，宋君相崇儒之效也。有宋之治不臻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隆者，宗君相任儒之不专也。夫儒者，代不乏人，而明道之儒，唯宋独盛，周、程、张、朱，其最著矣。然学问渊源，递相师祖，如家泰伯生于宋真宗之末年，是时理学尚未繁兴，公菰芦中一韦素耳，将伯无助，独挺然倡绝学于东南，其于干禄应制之文，屏弃弗习，一以《六经》四子为宗，阐析微义，股肱大道。予以为自唐迄宋，接孔、孟之派者，实维家泰伯。”陆瑶林亦说：“李泰伯先生先于周、程、张、朱数十年，尝与范希文诸先辈上下议论，畅发乎尧舜以来相传之旨，于是理学大明，儒风蔚起，识者谓濂、闽、关、洛之学，皆先生有以启其绪焉。其所以羽翼圣经，匡扶世教，岂浅鲜哉！”我们从上述学者所论李觏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李觏的思想是上承儒家道统之正学，下启宋代理学之先河，对周、程、张、朱的濂、洛、关、闽之学，有直接影响，并为其思想渊源。我们已经讲过，宋代学风之变、学术之盛，与李觏及“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有密切关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李觏亦是开宋学之端者，可谓理学之先导。

    第三，提倡改革，谋功用世。

    李觏一生虽未居于世官之位，但却并非不议其政。他从医国救民、康国济民之意出发，而疾斥弊政、关心民命，故力倡改革，谋功用世。对此，后世学者，亦有所论。近世学者，尤重此论。前已所述，胡适在1922年所著的《记李觏的学说》就称“李觏是北宋的一个大思想家”，“是王安石的先导”，“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李觏在王安石“新法一派人的眼里，确是一个前辈的大师。”陈钟凡在《两宋思想述评》中说，“综观其（按指李觏）说，以礼制为治国之大径，富强为行政之埻的，吾国儒先，自孟子以言利为非，董仲舒以谋利计功为戒，直到李氏，始起而昌言矫正之。不可谓非政治上一大进步也。”当然亦有认为：“李觏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他对许多古代的措施有很高的评价，因此希望能把它们复活。”“李觏所作的另外一些建议让人觉得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如果他对他所处时代里的一些价值感到不满，那是因为他对社会里的新发展感到不安，而他总是回头向传统寻求答案。”还有近年一些学者对李觏颇有所论。

    综观各家所论，尤其细观李觏所著所论，我认为，李觏是一个积极提倡改革的改革家，而不是一个向后看的“保守主义者”；是一个注重现实、关心时政、关怀民命的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他对现实的弊政不满，深感不安，是以“通变救弊之术”来解决的，而不是“总是回头向传统寻求答案”的。我们应当承认，李觏常常援引古典著作，尤以《周礼》为据，以井田言平土均田等，但其思想主旨是以古喻今，以古非今，以古为据，古为今用，并不是为复古而引古，为保守而怀旧。针对宋代之弊，包括王安石在内的改革家都引《周礼》，言井田，抑兼并等，这正是当时历史现实所致、所需，并不是李觏一人复古、保守所需、所求。据此，我对谢善元的所据、所论，不敢苟同。我想如果读者全观我这本拙著的上述全部文字，尤其是细研李觏的全部著作，则会确定地认识到他是一位积极进取、注重事功的改革家，并为他的道德、精神、事功、言行所感动，对之发出由衷的钦佩。

    当然，亦应该看到，由于李觏一生的不得志、不得意，加之社会的种种积弊、重重矛盾，他想谋政而不居位、想救民而无能力，这就使他始终处于内忧外患和积贫积弱的社会环境中，在这种重重的社会矛盾中，亦造就了他的种种思想矛盾，并使他的改革思想主张不可能实现，而且有空想性、虚幻性，但这不是李觏一人的特殊性，而是历史上此类改革家的共同性。平心而论，李觏的思想，确实有许多珍品，值得吸取、借鉴，我们对之应当具体分析，摒弃糟粕，弘扬精华，珍惜这一部分宝贵的文化遗产。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