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怎么能使士卒“赴死如归”呢？因此，李觏主张治军、用兵要注意“逆顺之心”，即要首先注意思想教育，明确人心向背；其次要注意用其力，使士兵奋勇杀敌，不怯阵，不畏敌，有战斗力。

    李觏所主张的用兵之道，“先在治其心，次在用其力”，在强调政治思想，民心向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同时，亦注意军队建设，军事武力的作用。他针对宋朝当时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弊端，提出解决问题的十种对策——“十事”时，开始就申明：“今之先务。莫若使甲兵不阙，盗贼不起，民不至无告，上不至失职。如此者，凡十事。”紧接着论述了他的建军。用兵之策。从中可见其对军事武力的重视。

    第九章 军事思想 三、兵农合一的强兵之策

    李觏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巩固疆士，保护国民，康阜百姓，就必须具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由其“本末相权”的思想出发，提出了“明本治军”，“富国强兵”之策。

    李觏指出，军队建设是“国之大事”，这是人入共知之事。然而人们并不一定真正了解、认识兵的实质、职能、作用。所以李觏说：“天之制兵革，其有意乎？见其末者曰：为一人威天下，明其本者曰：为天下威一人。生民病伤，四海冤叫，汤、武之为臣，不得以其斧钺私于桀、纣。”李觏在对上述两种思想主张作了分析之后，肯定见其末者不可取，明其本者亦有所失，故应当本末兼顾，以本为先，先修其本。后行其末，不可遗末。李觏的“强兵之策”，“用兵之法”是“必修诸内而后行诸外。”具体办法则是“屯田之法”、“乡军之法”，即“兵农合一”之策。李觏说：故当今之虑，若兴屯田之利，以积谷于边，外足兵食，内免馈运，民以息肩，国以省费，既安既饱，以时训练，来则奋击，去则勿追，以逸待劳，以老其师，此策之上也。实行了屯田法，可使边邵之民，安其居，故其田，乐其业；边郡之兵，自禁旅之外，别置屯军；又使冗食、冗役者，移之边郡，从而使之“合而籍之”，隶属于屯田。这样不患无人劳作，农时投之耒耜，教之稼穑，不违农时，奖勤罚情，以集农功；又编之什伍，任命武官，赋予兵器，农暇之时，教之兵法，习之战斗，兴之武事。如此“食既足，兵既练，禁旅未动而屯军固已锐矣。以红腐之积，济虎貔之师，利则进战，否则坚守，国不知耗，民不知劳，而边将高枕矣。”以此良策，使民多而兵少，国富而兵强，内安而外固，所以李觏积极主张实行“屯田之法”。

    与“屯田之法”紧密相关的是“屯军之耕”和“乡军之法”。李觏认为，不仅要在边郡实行“屯田之法”，以收兴武、固边。足民之利，而且要在全国实行“屯军之耕”，以收足食、足兵、富民之刊。他说：今天下公田，往往而是，籍没之产，未尝绝书。或为豪党占佃，或以裁价斥卖。公家之利，亦云薄矣。其势莫若置屯官而领之。举力田之士，以为之吏。招浮寄之人，以为之卒。立其家室，艺以桑麻。三时治田，一时讲事。男耕而后食，女蚕而后衣。撮粒不取于仓，寸帛不取于府。而带甲之壮，执兵之锐，出盈野、入盈诚矣，其所输粟又多于民，而亡养士之费，积之仓而已矣。此足食、足兵之良算也。李觏在主张实行“屯军之耕”的同时，还主张实行“乡军之法”，即根据《周礼*校壕徒》“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家出一人，比为伍，闾为两，族为卒，党为旅，州为师，乡为军”的规定，把天下万民组织起来，使之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忧，祝福共之。兀事时从事生产，闲暇教其习武，有事时共同出战，守战至死。“如此则乡军日强也。屯军以征戎，乡军以守备，郡国之势皆王之藩屏也。”就是说，实行了上述的屯田驻兵之策后，既加强了军队的建设，保障了边境的安全，又减轻了国家、人民的负担，省去了各种劳费、开支。这种富国、利民。养兵、强兵之法，实为上策。

    在李觏的强兵之策中，不仅包括足食，足兵之义，而且包括教民习武之义。前者是对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思想的发展，后者是对孔子“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不教民而战，是谓弃之”思想的引申。

    李觏强调教民而战，教民习武。李觏的这个思想，是从知识、道德等由见习而知，接习而得的认识论高度所阐发出来的。他认为，由于人的认识、知识，善德等是由于见习、接习而获得的，所以军队的战法、列阵、战技等也是由“素习”而来的。只有经常练兵，掌握战法，熟悉战技，才能在战争中打败敌人，取得胜利。相反，只在纸上谈兵，闭门议论，在战争中一定要吃败仗。李觏说：夫守国之备，不可以不素习也，不素习，则驱市人而战之未足为喻也。是故春教兵入乎列陈，如战之阵，辨鼓锋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夏教草止，如振旅之陈辨号名之用，以辨军之夜事；秋教师出，如振旅之阵，辨旗物之用；至冬大阅，简军实焉。然而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无故而习，是习杀人也，非示天下不复同兵之意也。故因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而教焉。天下无事，则卒伍放于冗从，器械束于故府，学军旅者指为凶人。一方有警。则旦收而暮教之；暮教而旦发之，人情焉得不惊？战阵焉得不败？李觏以《周礼*大司马》的“中青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阅”为据，说明春，夏、秋、冬都应教民习武、练兵的道理。军队只有常备不懈，经常练习，不断操练，掌握战技，熟悉战阵，才能够在战争中克敌制胜。否则，以为天下太平，没有战事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兵卒离去，一旦有急，便早召而暮教，暮教而旦发，人们没有思想准备，亦没有战争准备，更不熟悉战法，以这样的军队去打仗，还能不败！这种不教战而令民战。就等于叫人民去送死，“是谓弃之”，因此，李觏在说明“今之先务”的“十事”中，前两事就讲：“今若为广场于邑居之中，先取有勇力为众服者宠异之，使率其党以用暇习诸兵仗”，这是其一曰；其二曰“今若于材落之中，每十数甲为一教场，使其人员各以闲暇就便集之。既不妨农，且无所费。当户差役，勿复与免。或其有故，则许兄弟子递代，乃是一人在籍，数人习兵。”李觏的教民习武是以“兵农合一”，“亦农亦兵”的思想为前提的，其思想主旨是“爱民”、“济国”。

    李觏主张兵农合一、亦农亦兵，并非为了穷兵黩武，扩充军队，发动战争，而是为了保卫同家，保护人民，因为他深知“兵衬，不祥之器，不得己而用之”的道理，所以他既反对为扩充军备而搜刮民财，又反对当权者凭一时之怨怒而发动战争。他说：兵盖不祥之器，学者未得其千一，而志意己壮。壮则思用，不用则聚而怨。怨则无不为，是有国者教之叛也。李觏认为，战争是凶险之器，不可随意发动战争，只有到了不得不用战争禁止暴行、解救万民于水人之时，才用战争解决问题，所以说“不得已而用之”。这个思想显然是对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下矣”思想的继承和发挥。自从老子提出“夫伟兵者，不祥之器”以后，中国历代兵家、道家、儒家等诸家学者论兵，大部持此论，反对战争，尤其反对侵略战争——不义之战，而主张“不以兵强天下”，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战争观点，策略思想，铸就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从不侵略别国的优秀品格和民族精神。

    李觏反对战争，是反对不义之战，并不是取消军队。他认为，要进行正义战争，并取得胜利，不仅要习兵练武、富国强兵，而且还要加强军备建设，加强兵器的修造，制造精良的武器，以此装备军队，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保护自己。

    否则，武器不精良，进攻时不能有力地出击敌人，防御时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只会误大事，招大祸。他说：兵矢者，军之神灵也。甲胄者，人之司命也。故一夫奋剑，则千人披靡。孟贲袒裼，则重子关弓能来之矣。然兵不利不若无兵之愈也。无兵则慎所击， 而远于败矣。甲不坚不若无甲之愈也。无甲则知所避，而免于死矣。有兵而不利，有甲而不坚，而假之以求胜，恃之以求生，则误大事、取大祸，莫斯之甚也。故《周官*考工》为器之法，天有时，地有气，村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凡器皆然，况于兵乎？没有坚甲利兵，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有兵而不利，不如无兵；有甲而不坚，不如无甲。因为无兵、无甲则知道防御。躲避敌人的袭击；有兵，有甲而不利、不坚，仅凭之以求胜，恃之以求生，结果是不堪一击，注定要误大事、取大祸的。因此，李觏把兵器视为“军之神灵”，“人之司命”，而加以高度重视。他主张对于万般兵器，诸如：弓矢、戈矛、剑戟、刀枪、甲胃等等，都要选取精良的材料，招集精工巧匠，按照严格的标准，制作最好的战守之具，将士运用这样的兵器去进行战斗，便可以征服敌人了。所以说：“愚以为天下造兵，宜专命守臣以莅之，总置使名以督之，工之选必难其人而进其食以优之，材之取必善其物而增其价以来之。取之肖地，来之有时，为之有法，日省之，月试之。善至多则赏，恶虽少而刑。上下检察，用为急务，其旧兵革，勿绝缮完，以备豫为政。则龙州。太阿下独称于古、而蛮夷猾夏有血刃之期矣。”李觏十分注意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抬高到“军之神灵”，“人之司命”的位置加以认以，并作为〃强兵之策〃加以论证。

    在李觏的“强兵策”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把经济实力。政治权力，军事强力，武器装备等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从而阐发了他的“富国”。“强兵”之策，所以又说：“图国在忠。用忠在力，济力在权。力者，兵也，食也。权者，所以制兵食也。忠而无力，则忠非其忠；力而无权，则力非其力。忠非其忠，死无益也。力非其力，令不从也。”衡量一国家、军队是否强大，不能仅仅看一个方面，而要综合其经济，政治、军事，乃至于道德、法制等。李觏以秦国虽凭强大的军事力量战胜六国，似乎很强盛，然而由于其“为不义，陈胜、吴广岂尝据大权也”！

    第九章 军事思想 四、精兵择将的建军思想

    在李觏的军事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重视富国强兵、民心向背、武器装备的同时，尤其重视军队自身的建设，而军队建设中的人与物相比较，他更重视人的作用，故他反复强调精兵择将的津军思想，且语洋论精，颇具光彩。

    李觏认为，要使国强。兵兴，就必须选择良将，挑选精兵，这是国之所以为国，兵之所以为兵的关键。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能择将也；将之所以为将，能养士也。人莫不爱身，而以身当矢石；莫不爱死，而以死卫社稷者，厚无所往也。故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惧死”。为国要在择将，为将要在爱兵。人没有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如果良将爱士卒，就可以做到以身体当矢石；人莫有不考虑自己的生死，如果良将爱士卒，就可以做到以死来保卫国家，将领爱十养卒，爱兵如子，视兵如婴，就可以使将、兵共奔于疆场，为保卫国家而置生死于度外。只有认真选择良将、精兵，做到将贤、兵勇，方可以在战争中，以一当十，战无不胜，这才是强国、强兵。因此，将在贤不可庸，兵在勇不在多。李觏说：天下有攻守。攻之兵虽怯而勇，乘胜也；守之兵虽勇而怯，未之试也。不试已然，况败歇？夫战在气，三鼓而竭，曹刿所以克齐。

    为政者务兵多以强国，而不知其弱国兵多则不择，不择则大抵怯耳。勇者尚怯，况真怯哉？驱十怯以向一勇，败不足疑。后虽勇士，固心醉矣。非弱国而何？故不芟其冗，转其资，以厚敢死，使以寡胜众，而后气可复，庶乎强国矣！李觏针对宋朝养活大量的冗兵、怯兵、弱兵，十个不顶一个，没有战斗力，而使国弱、兵弱的事实，提出“芟其冗，转其资，以厚敢死，使以寡胜众”的强国、强兵之策。就是说。为国为政者，都想使国强。兵强，但是他们只知道兵多将广为强者，而不知兵多，怯懦为弱的道理。战争中主要形式是攻与守，一般说来攻者勇猛，守则怯懦，如果选择勇敢之士，士气旺盛，攻则一鼓作气，先发制人，则会攻守适宜，无往不胜。李觏以“驱十怯以向一勇，败不足疑”的观点，告诫当朝统治者要精兵奖勇，不可养冗力患。以此可以做到以寡胜众，国家才可以强大。

    李觏注重择精兵、奖勇士的同时，更强调将帅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李觏从战争的重要性和所独具的特殊性等方面，具体论述了择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如何择将和储将等问题。

    李觏认为，战争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大事，而将帅在战争中掌握着死生、存亡之权，这不仅决定了为将之难，也决定了择将之严，所以要全面衡量，严格标准，选择真正有实用，能统兵的良将，不能凭口会说、手能写而选用纸上谈兵之人为将，即不以言，而以行，不以诵兵书，而以实战之绩“精择”之。李觏说：死生存亡在将，将之准也。百夫长犹不可虚，矧其上者乎？资舟于旱，资车于水，先事而求，则详以实验也，事至而求，则粗以言择也。孙子语将能则曰“智、信、仁、勇、严”，不信而任事。则事反；不仁而御众，则众殃，如是而曰“能不必行”可乎？矧彼言者，又非能也。以言择将，天下皆欲言。婢儿庸保亦知诵书传、学计策以自进，进者多矣，可尽用乎？

    由于将帅在战争中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决定作用，所以不仅要严格择将，按标准择将，而且还要“储将”，以备战争之用。择将、储将的标准是孙子所讲的“智、信、仁、勇、严”，并以实战实功验之，取之，不能以背经书之言择之。如果以背诵经传、计策的标准来取人择将，那么就连婢儿庸保都可能被选中，要是用这种人去指挥战争，注定足要失败的。因此，绝对不能“以言择将”，而要以实战取将。

    李觏反对“以言择将”，以“诵经传、学计策”取人，并非反对将领熟读兵书、精研兵法，其实他只是反对徒空论而不务实际的“以吉取人”，而主张将领们“熟读兵法”，“必习兵法”。他说：将之有兵法，犹儒之有《六经》也。儒莫不读《六经》，而知道者鲜矣。将莫不读兵法，而适变者鲜矣。世一贤士，犹为踵武，国一贤将，犹为比肩，其故何也？性生于内而学成于外，非学问之能移性也。然值承平之止，言尧、舜者，皆可以为善。当有事之际，学孙、吴旨，未必能应敌。缓急之势异也。今以众人之识，读众人之书，而求以胜彼，亦已疏矣。昔赵奢之子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言兵事，奢不能唯，然不谓善。括母问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则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及孝成王使括为将，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赵王弗听，故有长平之败。乃知有将才者，必习兵法。

    习兵法者，不必有将才。况以言取人，孔子病诸。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固明主所宜留意也。李觏深刻地认识到，由于战争是生死之场、立尸之地，作为战争指挥者的将领，必须熟读兵法，研习兵法，尤其要运用兵法，适变应敌。他明确指出，儒者学《六经》，并不一定都能。“知道”，将者读兵法，并不一定能“适变”。平时不学习兵法，当有战争发生之时，才去学习孙。吴兵法，更不能“应敌”。太平之世，言尧、舜之道可以为善；战争之际，学孙、吴兵法未必能应敌。因为形势缓急不同，所以要平时就学习兵法。仅仅学习兵法还远远不够，兵法读之再熟，不会运用兵法适应战争态势变化、战场形势变化，而灵活对付敌人，也是不行的。李觏以赵括的纸上谈兵而招致长平之败，为例，说明“有将才者，必习兵法。习兵法者，不必有将才”的道理。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将才，必须是既熟悉兵法，又有实战经验者，如此才能在战争中，奇正分合，随机应变，适变应敌，取得胜利。李觏从战争的重要性，说明择将的必要性，告诫“明主”对此“所宜留意也”，即要重视将顿的学习、选择问题。

    与此同时，李觏进一步指出，由于战争所独具的特殊性——诡谲性、多变性，更证明将领学习兵法、活用兵法、反用兵法的必要性、制胜性，他以韩信用兵战必胜，攻必取为例，说明这个道理。他说：夫兵者，诡道。有形或不可视，有声或不可听，合散如雷电，隐见如鬼神。而欲以昔人之余论，既往之陈迹，拟议于其间，不亦难乎？苟非有高世之识，出类之才，动如循环，一步百变者，其孰能与于此哉？楚、汉之时，诸将多矣，唯韩信起于饿隶，战而必胜，攻而必取，未尝败北者，何也？岂其兵法皆众人之所未学者乎？盖其用之非众人之所及也。是谓反兵法而用兵法也。《兵法》曰：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木内，令敌半渡而击之，利。欲战，无附于水而迎客也。及信与龙且夹潍水阵，乃夜令人为万余囊，盛沙奎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佯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此反“半渡”之文也，而卒以胜者，杂于利而务可伸，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泽。而信攻赵，未至井陉口，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赵军望见，大笑之。此反“前左”之文，而卒以胜者，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也。反其显而用其微，人以为拙，己以为工。智者不能与其谋，巧者不能同其伎。用兵若此，可以言学矣。

    李觏在这里以韩信用兵取胜为例，引申和发挥了孙子“兵者，诡道”和“示形”、“无形”的思想，“说明反兵法而用兵法”，“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的战法，有了这种“智音不能与其谋，巧者不能同其伎”的将领，方能克敌制胜。也只有如此活目。反用兵法的将领，才“可以言学矣”。否则，纸上谈兵之人，不可以言学。李觏的这些思想，无疑是对孙子“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和“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的用兵之略的再现和引申，于中表明了李觏兵论的渊源和光彩。

    李觏论治军、择将。用兵之道，多以古喻今，以古对今。古为今用。他常常以古代兵书战策为据，说明宋朝治军、择将。用兵之非策和失误。由于他青年时代就“读孙、吴书，学耕战法”，所以多以孙，吴之书为据，说明自己的兵论。就择将而言，尤以孙子为据。《孙子*谋攻》篇有言“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对此历代兵家都予以肯定、称赞。李觏亦给以充分的肯定和发挥。他以李牧、周亚夫为例说明“将能而君不御”、“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李牧之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御也。周亚夫之军细柳，军中唯闻将军之命，不闻天子之诏也。盖任贤之道不得不然也。”李觏不仅肯定这个思想的合理性，而且认为这是“任贤之道不得不然”者。李觏之所以如此重视。强调此“任贤之道”，亦是有的放矢，有感而发的，并由战争的待质规定的。

    北宋王朝，由于害怕将帅拥兵持重，反叛朝廷，因此，对将帅们始终不放心，恐怕有朝一日像赵匡胤一样来个“黄袍加身”，篡夺皇帝之位，故不敢交给兵权，派文官监视。控制武将，使武将在战场上没有独立的指挥权，不能发挥自己的指挥才能而全权指挥作战，而受文官监军掣肘。针对这种情况，李觏主张，要给将帅们以独立、全权的指挥权，取消监军，对将帅要充分信任重用，不要怀疑牵制，更不要“置节目于其间”，以便使他们在瞬息万变、变化莫测的战争中，独立地发挥其指挥才能，以求适变应敌而取胜。他说：用兵之法，一步百变，见可则进，知难则退，而日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烬久矣。曰肩监军焉，是作舍道边也，谋无适从，而终不可矣成。窃迹其原，盖知之不尽，信之不笃也。知之不尽，恐其不贤也；信之不笃，惧其不忠也。不贤而无所制，则或败事矣；不忠而无所监，则或生变矣。是故束之以诏令，持之以亲贵焉。然恐其不贤。胡不选贤而任之？慎其不忠，胡不择忠而使之？未见其贤而任之，是国无贤邪？未知其忠而使之，是下无忠邪？与其用之之疑，曷若取之之慎。令兹兵兴矣，将用矣，帷上心旷然，与忠贤为一体，无置节目于其间，则将才如神，军锋如雷，功业易可成也。李觏指出，领兵打仗，动如连环，一步百变，急如救人，机不可失，急不可待，因此要视机而动，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如果按照宋朝的军制，行阵图法，将从中御，设置监军，无所适从，这种远水不能救近火的做法，势必误事，终不可成。李觏进一步指出，这种做法是一个对将帅的信任与怀疑的问题，〃与其用之之疑，局若取之之慎〃。其实应在择将任帅之时，就应当解决信与疑的问题。一旦选择了忠良之将帅，就要充分信任，授予真正的指挥权，不要惧其不忠，疑其生变，从而不信任他们，以王命限制他们，派监军监视他们，制阵图束缚他们，结果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使他们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战争形势去指挥作战，这样的军队必然要打败仗的。如果要使兵兴将用，就必须无置节目于其间，皇帝与忠贤之将帅结为一体，于是则可以使将帅用兵如神，军锋如雷，成就大业。

    择将、任将，信将，不是对所有的将领都如此，而是要选择、信任那些有专长、有才能的忠良之将，那些能统帅于军万马，威震天下的人；不能选择。信任那些妻子之将，十人之将，以至于百人之将。绝不可小才大用，亦不可大才小用。因为人各有所长，所以要才取其长，用人之长。李觏说：人莫不有才，才莫不可用。才取其长，用当其宜，则天下之上皆吾臂指也。故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窃观世俗之论，则有异于此。不求于已而专责于人，不用其长而专攻其短。适时则谓之违礼，从权则谓之坏法，刚毅则谓之不逊，倜傥则谓之不俭。轻财则肩之不俭，为生则谓之不廉。见其一不问其二，观诸外不察诸内。以帷幄之淡而校之老生之议，以戎马之任而同之俗吏之选。是犹责越客以骑射，望胡人以乘舟，虽其贤才，何益于事哉？故知善不必皆可，恶不必皆否。置之有地，使之有时，一不可废也。小才之于大用，是匹雏不能以举千钧也。大才之于小用，是尧，舜不能以牧羊也。人有其才，才有其用，取其所长，用当其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用法，使之各得其宜，才能发挥其作用。李觏见于当时不求于己而专责于人，不用其长而专攻其短的“世俗之论”，提出要全面衡量、对待、取用人才，任用将领。他指出，由于当时有些人不能止确、全面对待人才，“见其一不问其二，观诸外不察诸内”，因而使一些真正有用的人才被废之不用，使军中人才匮乏。李觏在提出鉴别“妻子之将”，“十人之将”，“百人之将”，“千人之将”，“万人之将”，“十万人之将”，“百万人之将”的标准后，告诫“明主诚能不牵于世俗之论，而尽乎才用之宜，则不视而形，不听而声，不降席而横行乎四夷矣。”得用人才，任以为将，天下无敌。

    李觏认为，一个贤良之将，除了有所长。任所宜、能打仗外，还要爱士卒、推恩信。共甘苫，这样才能将、卒同心，相互协力，共同杀敌，攻取战胜。他以吴起。李广为例，说明将领爱兵如子，与士兵朝夕相处，彼此相亲，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告诉明君贤主对此“所宜察”之，不可忽略。“吴起吮疽，而战不旋踵；李广与士卒共饮食，而爱乐为用。亲非父母也，伦非兄弟也，然而所以抚循尽得其欢心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故临敌易将，兵家所忌。彼其推恩信，分甘苦，旷日持久，上下亲矣，犹不能以有功，一同而易之，则虽贤矣，虽仁矣，上恩不可一言而洽也，下情不可一顾而通也，卒然用之，则安能有以为哉？”李觏在这里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将要爱兵，彼此相知，只有经过长期的朝夕相处，同甘共苦，才能彼此同心，共同对敌。这就是将爱兵，兵知将的重要性所在，由此出发，李觏进一步说明“临敌易将，兵家所忌”的道理。如果面对敌人的进攻，而仓促换将，频繁易帅，就如同“马之驰矣，而断其蹄，虽代以骥足，弗能行也。子之孩矣，而逐其丨乳丨，虽继以毛嫱。弗能育也。”古代燕国以骑劫代替乐毅，于是便有即墨之败，七十多个城堡都输给齐国。赵国以马服子代替廉颇，结果有长平之败，使四十万大军都坑于秦国，对于这些历史上血的教训，明君贤主都应当仔细研究，悉心明察。易不易将帅的标准，不能单纯看一次战争是否打胜仗或者打败仗，而要长期观察看其贤与不贤，个以一次胜败论英雄、定易就。所以说：窃观今之易将，诚以败衂不称故也。夫任人当审其贤不贤，未可责其胜不胜也，不贤而胜，非国之福也，适所以召敌也。贤而不胜，非国之患也，适所以儆之也。使彼胜而矫，我败而怒，以无功之将，用无功之士，竭智尽力，以求洒耻，则不知山之有高，石之有坚，水之有溺，人之有焚，死之可畏，生之可怀矣。孰能当其锋哉？诚能注意贤才，期之远大，一胜勿遽赏，贼平之后，财茅土存焉。一败勿遽罚，事终不济，则鈇钺存焉。困兽犹斗，况大将乎？是则耻不足洒，而贼不足平也，李觏不仅具体说明了临敌易将之害，而且论述了任贤之利，并引申出要深谋远虑，从长计议，以及不可遽赏、遽罚的道理。这些见解都是他观察宋朝轻于“易将”，不观贤否，只据一时一役之胜负，而遽赏罚的积弊而发出的卓识智见。

    李觏在反对遽赏、遽罚的同时，针对“一败勿罚，过可略也。一胜勿赏，何以使人？”的说法，对于将士的奖惩，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李觏认为，对于将士的赏罚，要十分慎重，不要凭一时之胜而速赏，也不能因一仗之败而速罚。因为赏爵授禄能够使人富贵，而“富贵者，是人之所欲也”，如果“赏之太速而浮于功”，这便是“徒如赏之可以使人，而不知赏极则弗能使之矣。”再说“爵等有数，而敌人无数；赐物有尽，而贼众无尽。”若是凭一战一功速赏，便可造成国家未定，尺地未收，而爵位到顶，财物殚尽。受赏者个人却是身家富贵，子女玉帛，亲友受恩。这除了使其“体习宴安，志在骄佚，胜则无以加，败则失其旧”之外，对于国家毫无益处，而且是产生“国家之弊”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切不可以“速赏使人”。

    反之，如果因一仗之败而速罚，亦不是“使人之术”。这同样对国家、军队没有什么好处，即使打了败仗，也不要马上撤职、冶罪，要给将士立功赎罪的机会，因为打了败仗的将士，会吸取教训，鼓起勇气，冲锋陷阵，转败为胜的，所以胜而勿速赏，败而勿速罚，“是所以使人之术也”。明君贤主“诚日慎于赏爵，则师可使武，臣可使力，而四方无嗅也。”李觏的这个思想是有一定道理的。

    李觏的军事思想，从其关于战略、策略、富国、强兵、治军、建军、择将、精兵等一系列论述中，不仅具有时代性，而且有其针对性，亦不乏合理性，在今天仍有其可鉴借之处。

    第十章 思想影响 一、李觏与王安石

    关于李觏与王安石的关系问题，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现将这两种意见简述一下，并提出我本人的一些看法，以就教于有关方家。

    一种意见认为，李觏与王安石关系密切，王安石变法受李觏的思想影响。李觏“毕竟是北宋中期革新运动一位有见识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当时东南士人有着不小的影响。他的学生邓润甫参加了王安石变法，而他本人也曾受到王安石的称赞。”“李觏是北宋中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是范仲淹所领导的‘庆历新政’的积极拥护者。他的著作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王安石变法时也受过李觏的思想影响。”“《临川文集》卷七十六《答王景山书》，提到王安石与李觏的关系：‘书称欧阳永叔（修）、尹师鲁（洙）、蔡君谟（襄）诸君以见比。此数公，今之所谓贤者，不可以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