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而得也，奚高位之辱战？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当然都是想用贤人而退不肖者，可是却往往用的是不肖者，而退了贤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未易知也”。认识一个人的本质、才能、贤否，是很难的事，即使像尧、舜这样的圣君，亦“犹以为难”。因此，要想真正认识、考察一个人的贤与否、肖与不肖、才与不才，就必须以事功验之，以实效观之，有功而能者。贤者、才者，授以爵禄，使之富贵，使人尊之；无功而否者、不肖者，不才者，退其爵禄，使其退藏，不得显贵。如果不以实事实功又经过长期考验其贤与否、能与不能，才与不才，而骤然授与爵禄，使其遽然富贵，这样一定会“旷天官，败公事”的。李觏主张，授官予爵，给俸加禄，要经过长期的事功考验，慎重行之，才能做到〃贤者公用，不肖者必舍，能者必行，否者必藏〃。李觏十分反对遵然授爵禄，使一些人侥幸骤然富贵的做法。于是他提出了“止幸”的主张，不使少数人侥幸得官受恩，招致多数人的怨恨，为国家带来不幸。他说：乱始于恩，怨始于幸。乱始于恩，进非其人也；怨始于幸，有望而弗获也。选举所以吁贤能，而曰必多取，则不肖入之矣。贤者寡，用之可尽，而不肖满天下。用一不肖，舍一不肖，尚有怨，矧用一不肖，舍百不肖乎？

    夫万物以类动，彼能是，我亦能是，用彼而舍我，宜其怨也。有国者启人之幸，而欲人不怨，人之类尽官而后可也。《传》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宠不肖以败其官，不幸大矣，而况怨且怒哉！李觏认为，天下之乱开始于恩惠，天下之怨开始于侥幸。用人才不当，就产生了混乱，有希望要求而达不到，就产生了怨恨。由于多取人任官，使不肖之辈混入其中。贤能的人才很少，不肖之人却满天下，用一个不肖者，舍弃一个下肖者，都有怨气，更何况用一个不肖者，舍弃一百个不肖者呢？如果使不肖之人得幸，那就是国家的不幸。如果使不肖之人得宠，那就是国家更大的不幸，更何况因此而引起的怨和怒呢？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制止不肖之人侥韦而得宠的现象发生。为了做到这些，除了对官吏进行长期的事功、政绩考验、考核之外，还要经常考察其治状。功状显著者赏功进爵，无功有过者退爵罚罪。

    李觏提出，对于官府中的百官，要在旬终、月终考其治状，对于治政不力者，随时责之。在岁终又要考核其一年的冶状，这不仅仅责之，而且要看其“有功无功”，而决定其废置，有功而置者进其爵禄，无功而废者退其爵禄。到了三年，要进行一次总的考核，“及三岁，则家宰大计其治，大无功，不徒废，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赏之也。”只有这样不断地考核其治状，促使百官及各级官吏勤政，廉政、求功、晋升，国家才能治理好。为了不使一些人因一时一事有功而“骤获其利”，就必须进行长期的观察考核再决定对其赏否。三年进行一次大的考核，以决定其赏罚、升降。那么是否到了三年就一定升一次官呢？不一定，主要看其三年中的政绩好坏来决定。不然，如果三年一次进一次官，光靠论年资、排辈数，则草木长人了亦可用，牛马久使亦可用，人只要不死都可以达到公卿的地位，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李觏说：有功者升，有过者黜，无功无过者，职其旧，如是可以劝功而惩过。世之考绩则异于此，无功无过者升，是升不必功也。有过者职其旧，是过不至黜也。功无益而过无损，惩劝安在哉？夫进人不问其功而问其久，彼草木久则长大可用，人之材不能日夜生息亦已明矣。三岁而进一官，是三岁而材一变乎？如此，则牛马走抑可以久而用之矣。董仲舒曰：“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必也，不求功实，而以日月为限，三年而迁一官，则人无死，孰不可公卿者乎？如果不视贤否，不看功绩，凭年资升官，论资排辈，仍然不能使贤才擢升，庸人退位，反而使贤才与庸人并进，这就造成“廉耻贤不肖，所以无辨也”，最终使官不知所归，而民却受其害。李觏坚决反对以年资升官，要求拔擢贤材，使贤者进，贪者退。他说：“宫以资则庸人并进，敛之竭则民业多隳。为贪为暴，为寒为饥。如是而下为盗贼，臣不知其所归。”用人任官，要是累资进升，这与聚敛财富一样害国坑民，如同纵容盗贼一样可恶。李觏极为痛恨这种不合理的误国害民的用人任官制度。他主张用人任官，必须是有功者升，有过者罚，无功无过者不升不罚而维持原职。这样可以劝勉立功者，惩罚有过者，使各级官吏为民办事，为国效力，同时使年轻才隽脱颖而出。

    然而，宋朝的考官、任官制度，却不是这样，而是实行无功无过者升，有过有罪者不废黜其职位。这样就分辨不出廉与耻、贤与否，只要做上了官，就混日度年，不求什么功与过，只想三年升一官。这种做法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人的才能不一定就是三年一变，为什么要三年升一官呢？再说，这样做了，会使那些平庸之人，无材之辈，一旦做了官，仅凭年资升官，不务政绩，如此贤庸并进，好坏不分，才是国之不幸。由此，李觏力倡“以礼义”使人，不“以赏罚”使人。在他看来，“以礼义”使人，才是“圣人之使人也”；“以赏罚”使人，则是“众人之使人也”。“赏罚”为外，可去、可就；“礼义”为内，而中其心，使“天地四方无所逃矣”。所以说：“有赏罚而无礼义，安则可，非济危之具也。”因为李觏目睹当时世风大坏、官场污浊、吏不知耻，故主张“学以礼，行以义”，辅以赏，行以罚。他说：“世俗诚大坏矣，学者为官不为道，仕者为身不为君。见得其虎，闻丧其鼠。父子昆弟之诏告，妻妾之耳语，非富非贵，如举其讳。上之人又从而启之，赏先于功而功不立，罚轻十过而过不改。无事而禄，有事而赏，位孺稚、舆货财而后行，则是禄为我有，而事以赏佣也。礼义既销矣，而赏罚且玩，阶之吝其准乎？”李觏的思想主张，不仅是为国选贤才，而且是为了端仕风，所以告诫选官、做官者，都要做〃君子学道则爱人〃，不要仅仅为一身一家之富贵而当官求禄。

    关于如何用人和取才，李觏指出：人莫不有才，才莫不可用。才取其长，用当其宜，则天下之士皆吾臂指也。人用其才，取其所长，得其所宜，因才使用，能者举之。要做到合理地使用人才，就必须了解人才，知道各种人才的特点，用其长，避其短。为此，李觏提出了“以贤举贤”的裁举取人的措施。因为在李觏看来，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善者能举善，贤者能举贤，同类相举；不善者举不善，不肖者举不肖，亦同类相举。所以要实行“以贤举贤”的办法裁举取人。贤人在下位，如果不使贤人举之，而让上级官吏举之，上级官吏未必贤，他们如同不肖之人友好，而不会荐举贤人的。特别是不肖之人嫉恶贤能之人，亦如同贤人嫉恶不肖之人一样，这样就会使贤人不得举、不被用。因此，不能让在上位之人去荐举人才，而要让贤能之人去荐举贤良之才。“贤知贤”，所举者贤；“不肖之相好”，所举者必不肖。李觏说：唯善能举其类，不善亦能举其类。贤人在下位，不使贤人举之，而必日长吏，长吏皆贤邪？彼不肖之相好，亦若贤之于贤；不肖之恶贤，固如贤之恶不肖，好同而恶异也。不肖位乎上而望其进贤，难矣！贤知贤，不幸而非其属，又不得举，然则贤人不遇，岂天命哉？故责所举之贤，不若责举者之贤。举者贤，则所举贤；举者不肖，则所举不肖。一不肖达而举十不肖，十举百，百举千，如此则剥道成矣。李觏通过研究历史上的选举、察举、科举等选人任官制度，深知“人得择官久矣”。经过比较后，他主张“以贤举贤”的选才办法，肯定这是最好的办法。

    李觏一方面以历史事实说明了以贤荐贤、贱能进贤的道理，以及这种办法的可取之处，另一方面又论述了按门第、不看贤否取人任官的害处，以正反对比来进一步辩明自己主张的好处。他说：晋侯以勃鞮用赵衰，赵王以绎贤得蔺相如，皆奄人也。谓奄之贱而能进贤何也？曰：贱故能进贤，贵则疾之而已矣。古之奄给房闼使令，盖甚贱。贱则虽贤人当国何害？故进之。后之奄为帝王耳目，盖甚贵。贵则有威福玉食之罪，婞然唯恐贤者之绳己，故疾之。李觏认为，选才任人，不要论贵贱、看门第，而要看贤否、察实能，即使出身微贱，只要是贤才。干才，亦要举之、进之。那些出身高贵而行为污浊的人，由于害怕贤者、廉者进官后，而将他们绳之以法，所以非常嫉恨贤者，进而千方百计地压抑、排挤贤者。李觏以赵衰。蔺相如等人为例，说明要不怕贵者之嫉，而用贤者之才，从而使他们为国效力的道理。告诫当权者千万不能由于贵者之嫉，而遗弃人才，贻误国事。

    李觏关于选才任官的一系列主张和议论，确实是深刻而有针对性的，是切中时弊的卓识伟论，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有其重要的意义，在当今亦颇有其可惜鉴之处。

    第九章 军事思想 一、兵为大事的重兵思想

    李觏深知军队、战争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作用，故对军队的建设十分重视，并有具体而精辟的见解，于中可见其救世之意。

    我们知道，战争是由来已久之事，亦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大事。所以它引起中外历代的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的高度重视，因而从古及今都在人们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如古希腊哲宁家赫拉克利特就认为：“战争是普遍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自由人。”战争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神圣的，它可以决定人和宇宙万物的一切。所以他又说：“战死的灵魂比染疫而亡的灵魂纯洁。”因此“神和人都崇敬战争中阵亡的人。”战争中阵亡的人，是“更伟大的死”，应当“获得更伟大的奖赏”。就是说把战争视为头等大事。

    在中国古代先皙中，把“兵”（或战争）视为国之大事，尤为普遍、突出。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有关兵戎、战争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所占重要地位的论述，真可谓史不绝书，屡屡可见。诸如《管子》、《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都对先民时代的原始冲突、早期战争及其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有所描述，由此说明战争之重要，且久远。如：《淮南子*兵略训》云：“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淡，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有圣人勃然而起，乃讨强bao，平乱世，夷险除秽，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兵之所由来者远矣。”这是说，战争是由来己久而非常重要的事情。

    到了神农时代，由于有了原始农业，人口增加，食物减少，而战争不断。“昔者，神农伐补遂。”“昔者，神戎战斧遂。”“夙沙氏，自攻其君而归神农。”“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由此可见，战争之重要而频繁。随着部落集团的增多，需要大片的森林，土地进行狩猎采集和游牧农业，使氏族部落集团的接触日益增多，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因而使战争冲突连绵不断。据史书记载和传说，我国古代著名的大战有：一是神农穹斧遂之战；二是共工与蚩尤之战；三是黄帝与蚩尤之战；四是黄帝与炎帝之战。黄帝经过“三战”“然后得其志。”从而形成了以黄帝族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又经过“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这就决定了华夏民族的历史命运。战争给中华民族的文明社会刻上了深深的印记，并对形成中国这个伟大国家、民族及其特点，起了重要的作用。

    种种历史事实都说明，战争在原始人和文明时代人的生活中，都占据突出的地位。郭沫若指出：“战争在原始人的生活上是很重要的，这是谁也可以想象得到。《易经》中战争的文字之多，实在任何的事项之上。”接着他援引《易经》中的二十六条有关战争的内容，以说明战争在原始人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其实《易经》中，占卜战争、预测战争的内容远远不止于此。大量事实证明，古人确实把兵视为大事。部落、民族的形成依赖于战争；国家的成立、疆域的确定依赖于战争。阶级出现。国家产生之后，战争的地位尤为突显。从殷商时代出现的甲骨文中的〃國〃字古体，初书作“或”，从“戈”、“口”、“一”，即武器、人口、地理，以武力保卫人口和疆域之义。所谓〃国之大事，在把与戎。“古者先振兵释族，然后封禅。”祭祀天地与征服自然求得丰收的“生养”紧密相关；进行战争与征服他族求得生存的“武卫”紧密相关，所以“把与戎”是“国之大事”，对于这样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当然要问卜、预测了。“祀与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人面，相互依赖，缺一不可的。

    春秋时代，人们把战争视为“国之大事”，说明了人们对战争的意义、作用的认识前进了一步，有了新的飞跃和升华。随着历史的发展，战争的扩大，认识的深化，在春秋未年，社会形态急剧变动的社会实践中，伟大的军事家孙武，吸取了其先行者的军事思想，总结了前代和当代的战争经验，写成了《孙子》兵法这部“兵学圣典”。这部著作被誉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孙武本人被古今中外兵家。学者公认为“百世兵家之师”。在《孙子》这部光辉的兵学著作中，开宗明义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深刻地认识到，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人民的死生，国家的存亡，所以必须要慎重地考虑，认真地对待。孙子正是在慎察、详察。深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的军事谋略、战争观点、指挥艺术等战略策略思想。孙子的“兵”为“国之大事”，“不可不察”的军事思想，既明确地肯定了战争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又深刻他说明了人们应当如何认真地研究战争、对待战争。这是对以前军事思想的科学总结，它对后世的军事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为历代兵家所推重、援引。

    由于兵为“国之大事”，所以诸家皆言兵、察兵，总观先秦诸家，没有不察兵者。“兵家”言兵。察兵，本是题中之义，思想主旨，自不待言；“儒家”孔子、孟子、苟子言兵，为人知见，苟子还有专门的兵学著作《议兵》等；“道家”老子、庄子也尝言兵，《老子》一书被人视为“兵书”，并为历代“言兵者师之”；“墨家”墨子主“兼爱”、“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其《城守各篇》则是“皆兵家言”；“法家”商鞅、韩非更是言兵、察兵，《商君书》的《战法》、《立本》、《兵守》等篇，直是兵学著作，韩非的“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更为精论；“名家”邓析、尹文也尝言兵，邓析的“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闲习，不可以当敌；庙算千里，帷幄之奇；百战百胜，黄帝之师”，尹文的“兵甲劲利，封疆修理，强国也”，“禁暴息兵，救世之斗，此人君之德，可以为主矣”，并推尊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之策略，可谓言兵、知兵；“阴阳家”以阴阳变化来“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以解释宇宙万物是阴阳两种对立矛盾相互盈缩、消长的结果，此为兵家所龋葫用，而形成兵阴阳家，于此可见阴阳家言兵之理；“杂家”著作《吕氏春秋》，虽兼采各家，但言兵者亦在其中，其《荡兵》（一作《用兵》）、《振乱》、《禁塞》、《怀宠》等篇，则是兵学著作。干此说来，先秦诸子百家都在言兵、察兵、知兵、谋兵。

    如果我们全面阅读，精心研究，仔细查找，则会发现，在先秦的典籍中，不仅子朽中言兵。察兵、知兵、谋兵，而且在经史诸书中，亦大量言兵、论兵、察兵、知兵，《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战国策》等等，无一不言兵、察秦汉以降，言兵者日多，兵学著作宏富，经、史、子、集言兵，政书、方志、类书、笔记杂著、诗词歌赋等，亦言兵，真可谓兵书即群书了。

    到了宋代，言兵者更为活跃，论兵著作更为十富。许多有识之士，面对国家内忧外患之势，出于优国忧民的使命感和修齐治平的责任感，促使他们喜论兵，乐从戎，勇出征，故军事思想在宋儒思想中居突出地位，而使中国传统兵学在宋代达到日臻完善、成熟的境界。李靓的兵论，尤为卓著。李觏继承了兵为“国之大事”的思想，不仅主张“有兵”，而且强调“足兵”。

    他说：兵者，国之大事，人知之矣。然先王足兵而未尝有兵，后世有兵而尝足矣。何以言之？士不特选，皆吾民也；将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刚驱之于行阵，事已则归之于田里。无招收之烦而数不阀，无禀给之费而食自饱。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尝有兵也。”垒壁以聚之，仓库以生之，群眠类坐而不使补死填亡之不暇。故曰：“后世有兵而未尝足兵”也。李觏以《周礼》的《校壕徒》和《夏官序》的军制为据，古代军队实行〃什伍相连〃，将万民组织起来，有战争则出击应战，战争结束则返回田里，实行这种“兵农合一”之策，既无招兵之烦，又无禀给之费，表面看未“未尝有兵”，究其实际则是“足兵”。这就是“先王足兵而未尝有兵”。后世则是兵农分离，壁垒分明，坐吃皇粮，死亡不补，表面看来“有兵”，究其实际则是“未尝足兵”，这就是“后世有兵而未尝足兵”。李觏认为，依《周礼》之制建军，不仅可以“足食”、“足兵”，而且可以做到富国、强兵。所以他称赞：“管仲相齐恒公作内政而寓军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军政成乎郊。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优，祸福共之。故夜战则其声相闻，昼战则其目相见，缓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然则乡军之法，固尝试矣。善哉！”李觏针对北宋采取的调、领分离，将、兵分离，将、兵不识，内外相制的用军之弊，以古代的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办法为最好的办法，故称赞管仲“作内政而寓军令”，“卒伍定乎里而军政成乎郊”的建军制度。

    李觏在肯定兵为国之大事，主张“足食”、“足兵”的同时，还提出“备兵”、“强兵”的思想主张，他认为，自古以来就有兵、尚兵，一个国家没有军队保卫是万万不行的，为此他提倡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保卫国家，并具体描述了军队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他在《强兵策》开宗明义就写道：兵之作，尚矣。黄帝、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故国之于兵，犹鹰隼之于羽翼，虎豹之于爪牙也。羽翼不劲，鸷鸟不能以死尺鹤；爪牙不锐，猛兽不能以肉食；兵不强，圣人不能以制喝夫矣。军队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如同鹰隼之羽翼，虎豹之爪牙，没有强大的军队，不要说战胜强大的敌人，就连普通的褐夫，也不能制服。囚此，李觏极力主张“强兵”，并写出《强兵策十首》，陈述他的“强兵”之策。

    李觏指出，要想“强兵”，就要“备兵”，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李觏的“备兵”，既包括战争兵力。武力储备，又包括粮食蓄积、物资财力储备。他把〃备兵〃与发展生产、蓄积粮物结合起来，即把“备战”与“备荒”结合起来。把“强兵”与“富国”结合起来。他说：水旱之忧，圣王所不免，尧、汤之事，贤愚尝共闻也。故君人者，务多蓄积，以为之备。计国用之余，随便蓄积，以须乏网。故时可灾，物可夭，苗可槁，地可赤，而人不可饥也。乒有储，边有备，则回之幸矣，吏之能矣，元元之民自为之而已矣。李觏深知，有备才能无患，天下太平之时，不要高枕无忧，忘乎忧患，因为忘战者必危亡，所以要在太平之时不忘武备，在太平之世不忘备乱。李觏的“武备”。“备乱”思想，与其“怜民”、“爱民”思想是融为一体的。这就是：治之民思乱，乱之民思治。何也？生无事之时，身安而意侈。刑弛矣，急之则惊；敛轻矣，加之则怨。力未尝斗，自谓勇；心未尝谋，自谓智。知兵之利而未见兵之害，小不得意则欲翼而飞矣。故曰：治之民思乱也。处多难之世，城者不肆，野者不稼，强者僵于战，弱者毙于饿，父母妻子劫束屠脍，然后见兵之害而不获兵之利。幸而有主，则将雨其槁矣。故曰：乱之民思治也。李觏以国之治乱、兵之利害的辩证关系，说明治之民思乱，乱之民思治的道理，告诉当权者要在无事之时而思有事，处多难之世而思救民。一句话，就是要“备乱”、“武备”。所以说：“太平无武备，一动未能安。庙算何时胜，人生到处难。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只有盱江守，怜民不爱官。”于中可见，李觏的重兵、备乱、武备思想，与治政、富国、爱民思想，是紧密相联系的，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或缺，不可偏废。

    第九章 军事思想 二、本末相权的用兵策略

    李觏力主重兵、强兵、武备，但并非主张穷兵黩武、扩张军备、耗尽民财，而是提倡建立仁义之师，用兵旨在安良禁暴，进而提出“本末相权”的治军用兵策略。

    我们知道，战争是敌我交战双方的活力、实力对抗、较量，是智力、勇力竞赛、斗争。由于战争所独具的特殊性，所以交战双方常常以诈用兵，制造假象，欺骗敌人，诱敌上当，诡诈取胜。

    中国历代的典籍，兵书战策，都对“兵以诈立”，“兵不厌诈”，“兵者诡道”的用兵之策，作了论述。

    对于“兵者诡道”的论述，以《孙子》为最详、最精、最确，被历代兵家奉为取胜之要道，用兵之要谋，制敌之良策。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孙子的这一段话，中心是说“兵者，诡道也”，论述了军事斗争的本质特性和用兵制胜的具体策略，因而受到历代军事家、军事理论家的服膺、推崇，并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和注释。曹操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军事对抗，战争战势，变化多端，神妙莫测，但却以“诡诈”为其基本规律。李筌说：“军不厌诈。”战争就是要不厌其烦地使用诡诈手段欺迷敌人。梅尧臣说：“非谲不可以行权，非权不可以制敌。”战争的指挥者，没有狡猾的性格，就不会运用诡诈的权谋；不会运用诡诈的权谋，是不能够克敌制胜的。王皙说：“诡者，所以求胜敌；御众必以信也。”诡诈只是用以战胜敌人的手段；统帅自己的部队则必须讲信义。张预说：“用兵虽本于仁义，然其取胜必在诡诈。故曳柴扬尘，奕枝之谲也；万弩齐发，孙瞑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单之权也；囊沙垂水，淮阴之诈也。此皆用诡道而制胜也。”战争的主旨、目的，是为了除邪恶、兴仁义，但为了取胜，就要运用诡诈之策了。从孙子及各家注《孙子》的“兵者，诡道”之义来看，尽管说法不同，注释各异，但主要是指与常道相反之道，即诱敌、诈敌取胜之道。

    孙子之后的历代兵家，都注重诈敌取胜之道。诸如：吴起的“可诈而诱”取胜；《六韬》的“妄张诈诱”制敌；《三略》的“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的权谋；《淮南子》的以“诈谲之变”取敌之略；曹操的“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李筌的“非诡谲不战”的用兵之术，等等，都是对孙子“兵者，诡道也”的继承和发挥。于中可见历代兵家对诡诈用兵，诡诈取胜的重视。

    宋代儒家学者和兵家学者，对《孙子*始计》的“兵者，诡道也”的观点，亦颇为重视，各有所执，彼此争论，互不相让，李觏对历代各家学者就此所论的种种观点，进行了总结，并对同代学者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比较，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建军的原则，目兵的策略，应当从政治与军事两个方面加以综合考量，要以“仁义”为本，“诈力”为末，要“本末相仅”，不能得其一而失其二，亦个能只知一而不知二，所以他既反对儒生重仁义而遗诈力之论，又反对武夫的重诈力而大仁义之论，力倡仁义与诈力本末相权之论，并具体地阐发了他的“强兵”之策。他说：所谓强兵者，非日日寻干戈，暴骨万里，逞一朝之忿以求横行天下也，必有仁义存焉耳。仁义之说何如？曰：历观世俗之论兵者，多得其一体而未能具也。儒生曰：仁义而已矣，何必诈力？武夫曰：诈力而已矣，何必仁义？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愚以为仁义者，兵之本也；作力者，兵之未也。本末相权，用之得所，则无故矣。故君者，纯于本者也；将者，駮于末者也。孙子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道，道德也。能，智能也。又曰：“将者，智也，信也，仁也，勇也，严也。”乃知君则专用道德，将则智、信、仁、勇、严并用之矣。然为将者多知诈力，而为君者或不通仁义，故虽百战百胜而国愈不安，敌愈不服也。所谓〃强兵〃并不是穷兵黩武，扩充军队，发动战争，大动干戈，横行天下，还必须崇尚仁义，以仁义为上。在李觏看来，“仁义”是“兵之本”，“诈力”是“兵之末”，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是“本末相权”，“本末兼俱”，不能舍本逐末，亦不能固末失本，只有如此，才可以无故于天下。他进一步指出，作为国君要讲仁义纯于本，作为将帅要讲诈力駮于末。国君治天下，建军队，要尚仁义，得民心，使民不怨，百姓亲附；将帅统三军，与敌战，要用诈谋，施奇汁，巧胜敌。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敌人，威服敌人，诚服百姓，安定天下。“仁义”与“诈力”是相互表里，不可失却的，“仁义”是“诈力”的前提，基础，“诈力”是“仁义”的保证、工具，二者缺一不可，所以要“本末相权”，未不可离本，本不可遗末。

    李觏在讲治军、用兵以“仁义”为本的同时，对“仁义”的涵义作了具体的解释。他说：“所谓仁义者，亦朝肆赦，暮行赏，姑息于人之谓也。贤者兴，愚者废，善者劝，恶者惩。赋敛有法，谣役有时。人各有业而无乏用，乐其生而亲其上。此仁义之凡也。彼贫其民而我富之，彼劳其民而我逸之，彼虐其民而我宽之，则敌人望之若赤子之号父母，将匍匐而至矣。彼虽有石城汤池，谁与守也，虽有坚甲利兵，谁与执也，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矣。若彼贫其民我亦贫之，彼劳其民我亦劳之，彼虐其民我亦虐之，而望敌人之来是犹以鸩浆待渴者，以附子呼饥人。彼宁无聊必死而已，孰为来哉？敌无归心而誓必死，则我虽以大公为将，孟贲为卒，飞兔为骑，太阿为兵，未易可图也。而况吾民不附，自生它变，亦不可不慎也。”李觏在说明治军、用兵要以仁义为本，诈力为末，本末相权的同时，详细地阐发了以仁义为本的道理。综观李觏的思想，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本”是指思想、民心而言，“末”是指力量，勇力而吉。他所讲的“仁义”涵义是很丰富的，既包括仁义道德，施行仁政，又包括富民爱民，招附万民，亦包括兴贤废愚，劝善惩恶。以此“仁义”之道推行于国家万民之中，则会使天下万民悦服，人心归顺，连“敌人望之若赤子之号父母”，以此仁义之道、仁义之兵去征伐敌人，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治军、用兵之道要治本、治心。只有治心，才能使士卒在战争中视死如归，勇猛杀敌，无往不胜。李觏说：夫用兵之道岂特式艺而已哉？先在治其心，次可用其力。昔晋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于是乎出定襄子，入务利民。又曰“民未知信”，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又曰“民未知礼”，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民听不惑而后用之，故能一战而霸。今之守郡监兵，职为将帅，奉行邦典，岂敢他言？恩意不通，路人而已。立尸之地，何以使之？矧将帅之材，在乎奇伟。而今所谓良吏者，小心畏忌之士耳。彼欲笞人数十，犹顾文法，捉笔不敢断，而望其一步百变，赴死如归，何可得也？ 用兵之道，先在治其心，次可用其力。治其心就要以仁、义。礼、智、信之德，教之于民，用之于民，对民推恩，对兵施爱，如吴起吮疽，李广与士卒共饮食，这样爱兵如子，使士卒与之同心协力，就会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中“赴死如归”，“赴汤蹈火”，无往不胜。李觏以古今对比，说明古之良将注意“治心”，而使上下相得，将卒齐心，战无不胜；而今之守郡监兵，职为将帅者，却是与兵民恩意不通，视之路人而已。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