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委党校学习，同学们逐渐知道了我是个作家，且是150个学员中惟一的一个作家，就问我要书。于是，那些日子每天早上返校都拎一包书。书装在一只黄提包中，包还是外甥女十年前送我的，上边印着“中国工商银行”。一日，早上在全福立交桥西边的公交站乘车，上车的人较多，司机看了我一眼，就没好气地说：“从后门上!”我说：“我已打了卡，上来了，不下去了。”司机却更没好气地叫了一声：“下去!从后门上!”我看司机是个年轻人，年轻人不知好歹，年轻气盛嘛，啊?不跟他较真儿。但我没下去，就去找座位坐下了。

    只隔了一天，还是坐这路车，车上只四五个人。我坐在前数第二排，装了书的黄提包就放在身子外侧的空座位上。刚坐了一站，到了车站北街站，上来几个人，其中一个30多岁留着寸头明显是个猪贩子或牛贩子模样的男子过来，瞅瞅我的黄提包，就说：“拿拿，坐下。”我看看他，说：“那么多空座，你非坐这儿?”他嬉皮笑脸地说：“我就愿坐这里呢!”这样一来，挺沉的一包书就得放在我腿上了。气不打一处来，又想不跟这小狗崽子混蛋一般见识，就说：“好!你坐!我坐别处去!”

    换了个座，我突然想，乡下人进了城，一般是不敢欺侮城里人的，这小子怎么这么熊?胆子这么大?喔，明白了，他是看到我这个黄提包了。拎着这么个包，就是如今乡下人县城人的标志。有一次去北京的一家出版社，我也是拎着这个包，门卫看了我的记者证，还有点儿怀疑地瞅瞅我，问：“你不是推销什么商品的吧?”

    原来如此!

    于是，我去质问那个寸头：“你懂不懂礼貌?有没有教养?”他瞅瞅我，大概看清了我的长相穿戴不像个乡下人小县城里的人，才不吭声了。

    后来的几天，我又装书时，换了个黑皮包，这下子行了，司机也不撵我了，也没再出现哪个二杆子非要坐我身边的情况。

    我小时候在农村和县城客居过，我从来不歧视从农村和县城里来的人，也希望别人不要歧视，更不要以貌(物)取人待人。

    2003年3月29日

    载2003年6月2日《济南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