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从知识理性化的层面，当代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达到哈贝马斯的那种“总体性”，也就是把从古典时代的哲学到当代给予合理性的解释的总体性，整个形而上学的历史在他的知识叙事中显现了清晰透彻的图谱。

    他对康德、黑格尔以来的古典形而上学，对主体性与个体性的阐释，对知识与社会理性秩序的建构，对道德、法律与民主宪政制度的关系的理解，比任何人都了如指掌。哈贝马斯深刻洞悉到19世纪后期以来的哲学不得不放弃注重整体认识，转向非理性这一孤注一掷的最后出路。非理性主义哲学操持了其领地与整体性的联系，但代价是放弃了其实力雄厚的认识。它们或是表现为哲学的信仰，或是表现为神秘的存在思想，或是表现为语言的治疗，或者是解构活动，或者是否定的辩证法。

    哈贝马斯说，这些反科学主义的规划只能解释哲学不是什么，或不能是什么。既然哲学不再认定自身是科学，也就无需确定其自身的地位。他看到这些哲学派别正确确定自身的存在根基已经不可能，只有按照各自的论证程序，才能从程序合理性的角度阐明认识活动。哈贝马斯从这里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位置和责任。在汇集了他思想认识纲领的《后形而上学》一书中，他写道：

    今天，哲学的这种尴尬处境要求我们重新确定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一旦哲学放弃第一科学和百科全书的诉求，就能保持其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而且既不是通过把自己同化到特殊的示范科学，也不是通过远10德里达的底线离科学。哲学不得不接受经验科学的易错论式自我理解和程序合理性，哲学既不能拥有特殊的真理观，也不能拥有自己独有的方法和对象领域，甚至连一种属于自己的直观方式也不行。只有这样，哲学才能在内部分工中发挥其最大效力，也就是说，才能坚持其普遍性的问题和合理重建的操作方法。这种方法依据的是有关言语、行为和判断的主体所具有的前理论直观知识……哈贝马斯要离开形而上学，要哲学摆脱自以为是的超常地位，这就是他认识到哲学必然走向“后形而上学”的道路。

    哈贝马斯与其他所有同代大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实际上并不能真正摆脱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前提，他在所有的哲学前提底下工作，不像海德格尔要从古希腊的源头重新开始，或者像福柯和德里达那样完全是另辟蹊径，走旁门左道。他不只是在传统前提下展开知识重建，而且还要在同代人的合理性的知识语境中展开积极的建设性的对话。这就像他的思想核心“交往理性”一样，他的学术话语就是一种交往理性的对话。

    他的理论设计无疑是当代所有思想范式中最具有包容性的理论。他设想：“在日常交往实践的有效范围内，出现了一种跨越多种层面的交往理性。这种交往理性同时还为彻底被扭曲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准绳。这些被扭曲的交往和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对在向现代性过渡过程中所获得的理性潜能有选择地加以充分利用。”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最突出的传人之一，哈贝马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他相信，随着形而上学和宗教世界的瓦解，从具有多方面价值的文化解释系统中所分化出来的一切，在生活世界的实践经验中还能组合起来，并恢复原有秩序。

    当代思想界没有人像哈贝马斯这样清醒和清楚地知道哲学的历史发生了什么，现实和未来的可能性在哪里。他知道自己处在何处，知道他的责任和目标。但是，哈贝马斯就是激不起知识界的热情，他的批判性不够彻底，不够颠覆性，不够陌生化和具有开创性。他不是走在历史转折的前面，他只是在整个西方理性时代的后面，他是西方理性主义事业也是德国浪漫派后的继承人，最后的重建者。在这一意义上，在大师级的思想家开辟道路这一意义上，他反倒是孤军奋战，落落寡合，应者寥寥，他是一个为现代理性虔诚献祭的殉道者。

    哈贝马斯企图挽狂澜于未倒，但他回天无力，虽然我们也无法判定现实是否真的就是处于现代理性崩溃的状况中，但哈贝马斯的影响有限也足以说明某种历史境遇。他是不得不处于历史的错位之中，他回天无术，也无力补天。

    20世纪下半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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