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高，牵引性能优良，爬坡能力强。美军吉普车在延安，同样发挥出神奇般的作用。美军观察组抵延安不久，运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四辆崭新的草绿色的吉普车从飞机肚子里钻出来。观察组无专职司机，有时包瑞德上校也要驾驶吉普车去机场。

    美军观察组的基建完工后，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就天天泡在发电机房，帮助美军技工擦机器，摇飞轮手柄，给吉普车加注黄油，很快与美军技工成了好朋友。技工能说半了咯叽的中国话，他指着柴油发电机向我介绍：“狗头，发电机”。我一直不知道“狗头”是发电机的品牌，或是绰号。“狗头”启动困难，有时要请警卫班的战士来帮忙，大家轮番摇动飞轮手柄，个个气喘吁吁的，柴油机才不紧不慢地冒出黑烟，转动起来。

    有一天，我和技工围着“狗头”发电机忙碌，包瑞德上校从外面走进来，拍拍技师的后背，说了句英语。技师站起身，平摊沾满油污的双手，意思是他太忙了，不能去开车。上校不时用手掌轻轻拍打自己的光亮的脑袋，低着头听技师讲话。技工指一指我，又说了一通英语。后来包瑞德抬起头望着我，嘴里不停地说ok，ok！

    第二天，翻译把我和气象台的小徐还有警卫班的两名战士召集到一块。翻译说，现在美国人有四辆吉普车，没有专职司机，他们的那个技工要搞发电机，又要搞电灯线路，还要搞保养汽车，忙不过来。他们请求我们替他们开汽车。从此，我在美军技工的训练下，开始学习汽车驾驶技术。

    在观察组的院子里，技工坐在吉普车上逐一讲解吉普车的操作机件和操作要领，翻译在一旁给我们翻译。经过几天的“理论学习”，我们去东关机场开始操练吉普车。为了安全，技工拆卸下汽车的挡风玻璃。我第一个坐上吉普车，拧开电门，左脚踩开离合器，右脚踩“油门”，缓松离合器，吉普车呜呜地叫唤，车身颤抖起来。技工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大声喊着，翻译在身后提醒我操作要领，吉普车慢慢地动起来。技工高兴地竖起大拇指。我把变速杆挂到高速挡，同时狠狠踩住油门，吉普车飞速狂奔。只听耳边风声呼呼作响，转眼间，掠过桥儿沟，接近飞机场跑道的尽头。我想该转回去，松开油门，向左转动方向盘。没料到方向盘转动的太急了，车速又快。吉普车右侧两个轮子离开地面，忽地一下，来了个九十度的侧翻，横躺在飞机跑道上。我和技工，翻译被甩出车外，我们连滚带爬地站起身，互相望着满身满脸黄土的狼狈相，都哈哈大笑起来。

    翻译和技工一问一答说了几句英语，然后对我说：“他说不怪你，没跟你讲要慢慢地打方向盘。我问他，你坐在一边也不帮小李一下。他说，刚才那个场面他也懵了”。大家跑过来，七手八脚地把吉普车翻身摆正。技工又仔细讲了转动方向盘的要领，让每个人都上车练了几圈。我们天天驾车去飞机场，只几天的工夫，大家都能熟练的驾驭吉普车了。技工让我们从延河滩捡了许多石块，他用皮尺量了距离，摆好各种路障，让我们从石头阵中穿行。技师常常在前面开车兜圈子，“中国学生”追上“美国老师”很难，但是我们还是竭尽全力去追赶。

    很快，我们四个人都可以单独驾车，代替美国人去机场接飞机。不久，运输机又运来两部中吉普。不出车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在技工的指导下，围着吉普车压黄油，换轮胎，给电瓶充电，用齿轮泵加注汽油。当整备好汽车后，技工常常拿出照相机给我们拍照。他送我的十几张照片，可惜在东北的围场县遭遇土匪，全部销毁了。我们四个人也有合影照片，也不知道另外三个伙计还活着？他们手中的照片还在不在？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美军观察组撤离延安，留下的吉普车，后来被毛主席、周恩来转战陕北时用上了。

    也不知道我的那位“美国教练”现在怎样了，要能够和他一起翻阅延安的旧照片，该多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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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尼西林、好莱坞电影和赫尔利将军(1)

    盘尼西林、好莱坞电影和赫尔利将军分别代表着美国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在六十年前，随着美军观察组的到来，美国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在延安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美军观察组的少校军医离开延安后，马海德医生负责美军观察组的医疗工作，他每周至少来一二次，给中美双方的人员看病。大餐厅就是马海德医生的临时疹室。一次，在我们管理员办公室，他小心翼翼地把手中五个小玻璃瓶放入医疗箱，兴奋地说，这回可解决大问题了。我问是什么宝贝，他说，是美军给的盘尼西林。

    一个星期天，我闲逛到近邻的中组部，碰见王盛荣：“正好，正好！小李，你在美军观察组工作啊！你找找他们美国人，给我要一种药，好不好？”

    我说：“那还不好办。”

    王盛荣说：“小李，你等一下，我找一个人，写个条子。”匆匆离去复匆匆归来。

    美军技师看了我带去的英文字条，点点头，转身就走。片刻，拿回十片白色的药饼饼。他用中国话问我：“少不？少不？”

    “不少，不少，谢谢你了。”

    美军技师拍一拍我的手，拍一拍我的肚子，又拍一拍自己的胸脯，表示再需要药片尽管找他。

    王盛荣得了药片，高兴地手舞足蹈：“小李，你可帮了大忙了！”延安时代，几乎人人营养不良，体质虚弱，普通的腹泻、痢疾就能要了人命。几粒消炎药可以挽救一条生命，十分珍贵。

    我几次遇见王茜和江青在观察组的柳树林子里跟美国人跳舞，王茜的英文极好，江青可以借助她与美国人交谈，顺便讨要一些西药。有时毛岸英也来凑热闹。

    美军观察组成为延安人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的董纯才、柯柏年隔三差五来观察组搜集英文报刊杂志。我见他们吃力地怀抱大叠的书报，要用吉普车送他们回家，只有董纯才让我送过一回。

    观察组的餐厅亦兼电影放映厅。银幕上放映的好莱坞故事片，豪华的别墅飞奔的汽车令人耳目一新；半裸的美女和男人女人的亲吻令人瞠目结舌……这些光怪陆离的画面和延安的艰苦环境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低声嘟囔着，这都是些啥玩意儿！低级趣味！纷纷离开餐厅，丢下困惑的美国人自己看。后来，美国人似乎醒悟其中缘由，改为放映战争新闻纪录片，阿留申群岛之战、关岛登陆战、北非战场、诺曼底登陆战等等。成群的飞机、军舰、坦克、大炮在银幕上打得天昏地暗。我们又有了看电影的兴趣。观看“珍珠港事件”纪录片的时候，美国人用中国话说：“这就是日本人轰炸的后果！”。

    翻译叮嘱我们，看电影时，愿看就看，不愿看就走，但是观影时不要笑，不要哭，也不要鼓掌。可是观察组附近几个学校的学员不知道这个规矩，他们看到银幕上一群群士兵，在猛烈的炮火下纷纷阵亡时，分不清敌友，只要看到死人就很高兴，兴奋地鼓掌欢笑。后来，有一位美军军官常常站在观察组的大门口，拦住外单位人问：你来干啥？对方回答：看电影呗！那位军官摇头说，今天没有电影。这些影迷们只好走了。

    美军翻译有时也给我们做电影同声翻译，这是什么地方，进行什么战役。我记得，有一个记录影片连续演了三夜，美军太平洋部队进攻日军的一个总司令部，十几栋花岗岩堆垒的二层小楼异常坚固，日军拼命抵抗，美军伤亡惨重。

    1944年10月的一天，很久没有来的鬼子轰炸机专门来轰炸美军观察组。清凉山上响起防空警报，大家都躲进窑洞。炸弹在观察组周围猛烈爆炸，声波和气浪震动窑洞的门窗。窑洞顶坡的黄土唰唰地流落下来。

    日军轰炸机投弹的准确性比起1938年11月第一次空袭延安时差了许多。观察组院子里的气象观测楼，仓库，餐厅和吉普车都未中弹。只是这次投掷的炸弹很特别，弹坑很浅，弹片扩散的范围却很广，延河滩上种植的高梁，那浓密的高梁叶被弹片削得干干净净，只剩下笔直的一根根光杆儿。落入延河的炸弹爆起的弹坑增加了吉普车涉渡延河的困难，我们只好派出一名警卫战士下河探路，在水中弹坑附近插上标杆，作为路标。

    日军轰炸美军观察组不久，美国特使赫尔利来延安访问。

    赫尔利乘坐的大型运输机在机场停稳，机翼上四台发动机还在旋转，刮起滚滚黄尘，待黄风停息，机场跑道已被吹出四道长长的半米深的凹坑。我坐在吉普车上，望着从天而降的钢铁巨鸟，心中惊叹不已。吉普车旁周恩来副主席和包瑞德上校亲切交谈，等候迎接飞机上的美国客人。历史的瞬间就这样在身边掠过，人们却那样的无动于衷。

    1945年8月，赫尔利第二次飞抵延安，来迎接毛主席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毛主席登上飞机之际，赫尔利又一次莫名其妙地嗷嗷地嚎叫，搞的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使在场的人们感到他把毛主席弄上飞机，实现了什么阴谋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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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尼西林、好莱坞电影和赫尔利将军(2)

    毛主席去重庆四十多天，延安军民煎熬了四十多天。党政军各个单位天天组织讨论，议题就是：“毛主席在重庆，如果被蒋介石扣押，被蒋介石暗杀了，我们怎么办？”

    赫尔利亲手结束了中共与美国的“蜜月”关系，为中美两国二十多年的对抗埋下了种子，在这一点上赫尔利也是历史罪人。

    圣诞节之前，获取卡宾枪情报

    临近1944年圣诞节，观察组买来一头黄牛，准备屠宰了，做圣诞节大餐。黄牛很聪明，知道末日临头了，不停地低声哀鸣，眼睛里流出大颗大颗的泪水，真让我伤心。

    我和翻译开一辆吉普车，两位美军朋友开一辆吉普车带两只卡宾枪，去南四十里铺的山沟里砍圣诞树。这天大雪纷飞，我们四个人穿着美式军用皮靴，笨拙地在没漆深的雪地上跋涉。进了沟口，转过一道山梁，看见满沟的森林，美国人高兴地大声喊叫，向上奔去，脚下一滑，两人都摔了一个“前趴”。翻译顺手拿过卡宾枪，让我背上。在森林边缘，一群山鸡受到惊动，呼啦啦地像飞起来。另一名美军急忙举枪射击，一枪一枪打了十几发子弹，也没击中一只山鸡。我从背上取下卡宾枪，也不瞄准，向天空飞成一个疙瘩的山鸡放了一枪，只见五颜六色的羽毛伴随片片雪花飘舞。嘿！还真蒙上了！我们一声欢呼，连滚带爬地捕住在雪地上挣扎的山鸡。

    砍圣诞树时，这两位“老外”格外挑剔，一个说，这棵树大了，另一个又嫌树型不好看。左挑右选，又爬了两个小山包，终于砍到一棵满意的圣诞树。下山时，翻译悄悄地对我说，小李，你快开车，争取提前半小时到家，我和他们在后面慢慢走，这是一个任务。

    我把卡宾枪放在坐椅旁，不顾雪深路滑，飞车疾驶。回到观察组，早有一人等候在门口，没等吉普车停稳，他就奔来，从车上取下卡宾枪，转身就走。我跟在他身后进了我和杨管理员住的那间宿舍。宿舍里还有三人在等候。他们二话不说，拆卸卡宾枪。一人拿出一架又小又薄的照相机，把卡宾枪的零件一一拍摄下来，一人用游标卡尺测量零件的尺寸，一人趴在桌子上画草图，记尺寸。测绘完卡宾枪，他们用白布单兜起全部零件，让我赶快送到警卫班，让战士们擦枪。随后，我走到大门口，远远看见雪地中开来一辆吉普车。翻译领着那两个美国人来到警卫班，对他俩说了一通英语。意思是，小李开车也太快了，枪从车子上掉下去了，差一点没压坏。你们看，他们还在擦枪呢。卡宾枪在当时是新式武器，自从美国人到延安，八路军总部才见识这种自动步枪。

    测绘美军卡宾枪之事后，翻译再三叮嘱我：“没有旁人知道，只有你知道这件事啊，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讲出来呀！”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搜集延安的情报。中方获取卡宾枪的情报，也是互有往来。

    延安的圣诞是美军观察组全体人员的节日。山沟里砍来的小松树，插入一块半尺厚木版的深孔里，再用三根木条支撑固定，松枝上彩灯闪烁，挂满了各色锡箔的星星。女打字员用红纸扎了三朵大红花，也挂在圣诞树上。餐厅变成了舞厅，长长的餐桌上摆了蛋糕、烤鸡、烤牛肉、威士忌酒，舞会宴会持续到天亮。

    乘美军飞机兜风

    从1944年11月赫尔利访问延安开始，到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美军运输机频繁往返重庆延安之间。每次运输机抵达和离开延安，我们这些“八路军司机”全都出动，接送客人和机组人员。

    1945年夏季，延河发洪水，河滩里的卵石乱了，开车过延河就困难了。这时候，飞机运来一台四轮发电机组，功率1000千瓦，美国人要给贺龙的边区司令部、近邻的中组部和杨家岭安装电灯。

    我驾驶中吉普拖着四轮发电机，驶离延安机场。同车的美国人一看到了延河边儿，示意他要驾驶。中吉普车拉着发电机缓缓驶入延河，河水渐渐浸没大部分车轮。汽车行进至河心，忽然熄了火。同行的一辆中吉普车和两辆小吉普从一旁过了延河，卸下车上的货物，拴起三截钢丝绳，三辆吉普齐力拖拉陷在河中的汽车。延河里的汽车竟然纹丝不动。几个美国人傻了眼，平摊双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

    毛主席的汽车司机周西林在枣园讲汽车经：“汽车陷入泥里，你千万不要用二挡三挡，必须用一挡，一挡有劲儿。再一个看轮胎下面有没有东西挡住去路。”我脱下衣裤，俯身探摸河水中的汽车轱辘。果然中吉普的后轮被一块卵石卡住。我又依次察看三辆牵引吉普车的挡位，用手指示意，让美国人把变速杆挂在一挡的位置上，随后三辆吉普车又一次启动，陷在延河里的汽车，被轻轻的拽上河岸。几个美国人高兴地呼喊：“ok!ok!”一齐向我竖起大拇指。

    有一次，吉普车从观察组向飞机场运送货物，有几只钉得严严实实的大木箱，异常沉重，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儿。吉普车过延河时，因为负载太重陷在河中，发动机没有熄火，车轮呜呜地空转，卷起一串水花。驾驶吉普车的美国人招呼我来接替他，我记得周西林讲过：“汽车陷到河里，千万不要拼命朝前开，你愈朝前开，陷得愈深，要向后退。”我坐上驾驶员座椅，挂上倒车挡，加大油门，吉普车向后退了一段，然后猛地向前行驶，爬上了延河对岸。那个美国人大叫着ok！ok，不顾河水浸湿鞋裤，踩水跑过延河与我紧紧拥抱。

    美军飞机的机组人员为了感谢我们的服务，主动邀请观察组的中方人员乘飞机去兜风。

    飞机像只绿色的大鸟，轻盈地向西方飞翔。我们坐在机仓里的铁椅子上，凑在窗口前向下张望，黄河就像闪光的丝带，沙漠好像一片片鱼鳞。飞机进入青海后开始返航。

    延安机场遥遥在望，飞机驾驶员忽然搞了个恶作剧，猛然使飞机向下俯冲。我感到自己的舌头像条长虫拼命要钻出口腔。飞机上有人翻江倒海般的呕吐；有人尿了裤子。飞机在延安机场停稳，众人爬下飞机，个个脸色苍白，惊魂未定：“我的妈呀！以后再也不坐飞机了！”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蒋介石借助美国的飞机和军舰运输军队，开始与八路军赛跑，抢先接管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城市。中国共产党只借用了一架美军飞机运送自己的将军，这也是无偿供给美国人吃喝的回报吧。

    大约是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前几天，那天早晨，我按惯例开吉普车送美军运输机的飞行员去东关机场。气氛与往常不一样，在延安东门就有部队警戒。飞机旁早有一群人等候，吉普车驶进人群，美军飞行员跳上飞机做飞行准备。我坐在吉普车上看见黄华招呼刘伯承、林彪、陈毅、邓小平、滕代远等十几位军事首长，他们神情严肃，依次登上飞机。美军飞机的螺旋桨飞速旋转，飞机掉转机身，机头朝向桥儿沟方向，向前飞上蓝天……我还寻思，如果美军飞行员再搞个恶作剧，刘伯承、林彪他们要尿了裤子，可就热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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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官兵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炸死日本人二十万；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9日，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8月14日，日本裕仁天皇发表《停战诏书》；8月15日，裕仁在日本国内无线电广播中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在近代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取得对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日本投降的那天夜晚，我和观察组的警卫战士正在山上的窝棚里看守即将成熟的西瓜、土豆和山芋，防范野獾来糟蹋。忽然，延河两岸人声喧闹，鞭炮声阵阵，许多人举着火把跑来跑去。美军观察组的院子里灯火通明，卡宾枪的曳光弹一串串划破夜空。我俩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让警卫战士下山去探个究竟，他跑回来告诉我，小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我俩兴奋极了，坐在窝棚里议论胜利后的日子。

    “将来我们的部队要不了怎么多人了，我们向何处去啊？”

    警卫战士说：“我要回山西岢岚的老家，向政府要几亩地，买头毛驴，娶个媳妇，美美的过日子。”1946年，我离开延安途经山西岢岚县，荒山秃岭，地里的麦苗稀稀拉拉，没有想到我那战友念念不忘的故乡竟然这么荒凉！

    观察组中美双方人员共庆抗战胜利，举杯畅饮，彻夜狂欢。美国白酒的绿色酒瓶外型近乎中国古代兵器的战锤。我喝了小半瓶的洋白酒，醉睡了一天一夜。

    日本宣布投降后，观察组内的美军朋友陆续离开延安。我也有了一项新任务，驾驶吉普车去新市场订做各种尺寸和图案的羊毛地毯，作为延安的纪念品赠送给美军官兵。美军人员依军衔的高低，得到大小不等的地毯，一般士兵获赠一对坐椅垫。延安的地毯质地厚重，动物图案鲜艳生动。许多即将离开的美军官兵十分喜欢延安地毯，要求我代替他们去多多购买。以后，观察组的头头让翻译当面翻译他的话：“美国士兵需要购买地毯，你领他们去，让他们自己去买。”离开延安的美国人携带很多行李，吉普车装的满满的。

    1946年4月，邓洁派人送来通知，让我去杨家岭报到。我在翻译的陪同下，与美军技工告别。技工送我一把白铜剃须刀，留做纪念。剃须刀使用吉列单刃刀片，质量上乘，一直使用到解放初。在新中国无处购买“吉列刀片”只作为纪念物品携带在身边，“文革”中为掩盖在延安与美国军人交往的经历，我悄悄把这柄刻有字迹的剃须刀扔掉了。

    美军投放原子弹造成三十余万日本人死亡，令延安人万分震惊。我开吉普车去小市场采购地毯，一群的学生和干部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美国这样的做法，取得了胜利，世界人民也不服气！”

    “美国这样一种毁灭人类的作法，使人类感到可怕。这样一回行，二回三回再这么干，全世界人民都会起来反对！”

    “美国使用毁灭人性的武器轰炸广岛和长崎，美国在那里的侨民也死于他们的手下。”

    人群中有明白人说：“这种毁灭人性的武器，叫‘原子武器’，是一种用原子制造的炸弹。”

    时至今日，日本也没有深刻反省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常常倒腾出“历史教科书事件”“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钓鱼岛事件”……

    如今，日本每年的军费开支已经突破和平宪法所规定的限度，位居世界前列；日本的海军称雄亚洲，他的扫雷技术、反潜作战、不逊于核潜艇的常规潜艇、f-2战斗机、百发百中的高技术导弹、超一流飞行员和机械师等方面位居世界第一，连号称军事霸主的美国都自愧不如；与此同时日本自卫队早已放弃了专司自卫的原则。重新武装起来的日本难道还想重演“珍珠港事件”，与中国与美国再决雌雄吗？

    谢伟思二三事(1)

    谢伟思是美国人，担任美军观察组的政治顾问，还是一位“四川老乡”。我曾经几次开吉普车送他去枣园。

    在延安美军观察组，谢伟思穿一身军便服，很风趣和气，不分农民和干部，不分长幼，见谁都打招呼。我第二次开吉普车送贺龙去枣园，同车的外国人就是谢伟思。贺龙称他谢先生，两人都客客气气。还有三四次单独送他去枣园见毛主席。他的中国话讲得很好。在吉普车上还问我：“你是哪里人啊？”

    我说：“我是四川人。”

    他用四川话说：“我也是四川人咧！”

    我不相信他的话：“瞎说！”

    他很认真：“你可以去问一问你们的陈毅将军，他可以证明呢！”

    我问他：“你的中国话怎么说的这么好？”

    他说：“好嘛，我从小就在中国长大，在中国念书……”

    当时我心想，这个美国人还真有意思，还想跟我套老乡。

    在枣园大门口，两个站岗的哨兵用大枪拦住吉普车。我跳下吉普车，哨兵还认识我：“哈！小伙子你还会开汽车呀！”

    哨兵问了我的来意，就钻进岗亭，摇起手摇电话：“请接毛主席！”得到指示后，才放我们两人走进枣园。

    我领着谢伟思走上小土坡，毛泽东已经在窑洞前等候。

    谢伟思双手抱拳连连作揖，毛泽东拉住谢伟思的手一同走进窑洞。直到天黑了，他们两人的谈话还没有结束，警卫员们都吃完饭了。后来，毛泽东拉着谢伟思的手，一直送客送到枣园的大门。谢伟思双脚一并立正，向毛泽东抱拳三作揖。毛泽东拍着谢伟思的肩膀，说：“你想几时来就几时来啊！”又叮嘱我：“小李，天黑了，开车注意点啊！”

    王盛荣的两个孩子闹肚子，吃什么就拉什么，怎么也治不好。王盛荣托人给我捎话，还想要美国人的西药。正巧这天，我又送谢伟思去枣园见毛主席，我跟谢伟思说，我的一个朋友的两个小孩病了，拉肚子治不好。我想要一些美国的西药给小孩子治病。

    谢伟思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注意了，开好汽车，等回去，我给你拿药。”

    回到观察组，谢伟思拿来三个棕色的小玻璃瓶，还用中国字在一张纸上，写了每个药瓶的说明。

    我给王盛荣送药，他双手抱拳连连作揖：“谢谢啊！你可救了我们的孩子啦！”

    随着中美外交资料的逐渐公开，我对谢伟思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1935年，26岁的谢伟思被国务院正式任命为外交官，被派往北平先进修中国语言文化。他不仅攻读了中国历史、法律和经济。在那动荡年代，他目击了“一二九运动”和“芦沟桥事变”。他还结识了一批风云人物，如史迪威将军、斯诺、拉铁摩尔、范宣德等。

    1944年7月，谢伟思跟随美军观察组到了延安，他一住就是三个月。在延安期间，他多次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他还见到了从各抗日根据地到延安的中共将领如陈毅、林彪、聂荣臻等。毛泽东在和他的多次谈话中表达了中共对美国的善意和期望，并希望美国做出积极回应。

    谢伟思感慨地说：“我们全力支持的政权(国民党)的表现和我们发誓要消灭的敌人(纳粹德国)是如此相象；而我们从不给予支持的中共的作风却和我们美国人又是这般接近。真不可思议。”

    谢伟思当然不是共产党人，甚至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是一名美国职业外交官。其所作所为均出于忠于职守、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由于他出身于美国在华传教士家庭，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比一般美国人有更深的了解，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有真挚的同情。他心中充满美国人民所具有的传统良知。这一切的结合促使他义无反顾地和大权在握的上司背道而驰。

    在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时，也给中共以支持。这样做不仅有力于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设性的关系。谢伟思预言蒋介石必然会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获胜；中共并非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完全是中国现实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长的革命势力。如美国处置不当，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苏联。显然，谢伟思的这份报告完全是基于美国的长远国家利益。他的理想中国应该是一个统一、繁荣、民主和亲美的国家。这与近百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期望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在延安，谢伟思又多次与毛泽东会谈。毛泽东再次明确地表示愿意和美国友好和合作。他将这情况及时地一一报回重庆和华盛顿。

    谢伟思非同一般，很有政治远见，他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预言：“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而深刻的群众支持，因此要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应当得到这样的结论：除非国民党像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么他证明自己有能力夺过这种对人民的领导权，否则，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可惜，美国决策人物没有正确对待他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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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伟思二三事(2)

    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开馆的时候，请我免费参观。我看见谢伟思和周恩来在延安的合影照片挂在墙上。现在，来纪念馆参观的人们对谢伟思几乎是毫无了解的。

    1999年，我从《参考消息》上读到美联社加利福尼亚奥克兰2月4日电讯：“曾在麦卡锡时代被清洗出美国务院，后来又被恢复名誉的中国问题专家谢伟思，昨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去世，享年89岁。”

    4月8日的延安空难

    1946年4月8日，天空浓云深厚，偶尔有一阵细细的雨丝。我和美国人开出吉普车去东关机场，下午3点多钟，天空中有飞机的轰鸣声，一会儿，飞机的声音没有了，东关机场准备迎接的人也都走了。

    第二天，观察组的美国人跑来跑去，电台嘀嘀哒哒响个不停。从重庆来的飞机，因为延安雾大，不能降落，返航时失踪了。

    10日，传来消息，8日那天，美军飞机飞过黄河，撞到山西兴县的黑茶山，飞机上的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博古）、原新四军军长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等人以及四名美军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整个美军观察组的人都很悲痛。

    美军运输机频繁往返延安与兴县之间，运回一具具缠裹着白布的尸体和一堆堆飞机残骸。延安的石匠昼夜不停地凿刻了二十多块高大的青石碑，四名美军机组人员也各得一碑。延安举行隆重的祭奠，安葬“四八”空难烈士。

    “四八”空难，使延安人很气愤。我听延河岸边散步的人们议论……

    “飞机从重庆起飞，就应该知道延安天气不好，不能降落，哪为什么还出来呢？”

    “国民党特务把这些美国人，连同观察组里通电话的、通电报的都收买了，不告诉延安的真实气象情况。”

    “所以飞机就在陕西山西这一片地方瞎乱飞，不回原地。”

    ……

    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无孔不入，神通广大，是人人皆知的，“四八”空难系其所为，连我也深信不疑。现在细细想来，国民党特务收买观察组的美国人，还不得依靠我们这几个人，哪我们这里面谁为国民党特务工作呢？当时的延安人有谁知道“定时炸弹”是个嘛玩意？有几个知道恶劣气象条件下的迷航？无知发展了惊人的想象。因为无知，也就敢否定历史，否定常识；最后发展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七大的准备工作

    1941年，中共中央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组部陈云、李富春、蔡畅、王鹤寿、王盛荣、乐少华去安塞县参加七大的筹备会议。

    从1943开始，全国各地选举的七大代表陆续向延安集中。一些代表冒着生命危险通过鬼子的封锁线，有些代表牺牲在路途上。

    为了准备七大的会场，开始在杨家岭修建中央大礼堂。杨家岭原来有一座木结构的大礼堂，1942年春节前夕闹火灾，被烧毁了。中央决定修筑一座不怕火烧的大礼堂。石匠们按照设计尺寸，叮当叮当地凿出大块条石。延安没有吊车，礼堂拱顶的条石是怎么搬上去？随着石块墙壁逐步垒高，在墙外填起土堆，形成一面长长的斜坡，一块块千斤重的条石在滚木上沿着斜坡推上来，拱出礼堂的房顶。然后，运走墙外的黄土，露出整个中央大礼堂。当时，杨家岭的人们各个称赞。

    这幢由留苏建筑师杨作才设计监造的建筑物，胡宗南占领延安时，没有被国民党军队炸毁。七大礼堂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延安地区最豪华的建筑。

    七大延期召开，大礼堂成了杨家岭全体干部整风的场所。整风就是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为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好准备。

    临近七大召开，中央办公厅主任邓洁将我从美军观察组中“借出”，让我协助他做大会的后勤工作。

    选举七届中央委员(1)

    七大从1945年4月23日七大开幕到6月11日闭幕，开了整整50天，这些情况创下党的历史之最。

    七大开幕前两天，举行了预备会议。七大的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分八个代表团：中央直属机关、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大后方代表团不仅有蒋管区，还有敌占区的地下党代表。在预备会议上，任弼时向代表报告七大的筹备经过；毛主席讲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方针。

    我亲眼目睹了中共七大开幕的历史一刻。1945年4月23日傍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主席台后墙上，两面党旗烘托着朱德和毛主席大幅画像。主席台对面墙上写着“同心同德”的标语，礼堂的两侧墙壁上的标语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主席台上端的红布横幅上，缀着一行黄字：“在毛主席旗帜下胜利前进！”大会主席团成员有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代表们先唱《国际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正式代表中的陈谭秋、廖承志、马明方还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无法来延安开会。

    毛主席致大会开幕词：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毛主席又说：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八年浴血抗战，党和人民已经望见胜利的曙光。抗战之后，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转折关头，需要统一全党认识，集中全党智慧，制定出党的行动纲领。

    七大期间，毛主席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彭德怀、陈毅、叶剑英、聂荣臻、陈云、李富春、彭真等人在大会上做了发言；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和朝鲜革命军政治干部学校的朴一禹在七大会上讲了话，他们祝贺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召开，感谢中国共产党对日本革命和朝鲜抗战的支持。

    七大开幕后的第二天，毛主席作题为《论联合政府?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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