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百发百中呀！”

    毛主席环视四周，问我们这些围观的警勤人员：“你们说对不对呀？”没等回答，他从人群中发现了我，用手指着我说：“这个小伙子新来的吧？我认识，见过面哟！”

    陈云觉得奇怪：“你怎么认识他？”

    毛主席说：“1936年在保安，他跟着老黄嘛！”。

    毛主席又问：“老陈，你从哪里弄来这个小伙子呀？”

    陈云说：“从要来的，他是给我做饭来的，这是第二次了。”

    毛主席：“你倒不客气嘛！”

    陈云说：“我前一段吃不好，觉也睡不好，他来做饭，饭是饭味，菜是菜味。我选准人啦！”

    毛主席问我：“不简单呀，从哪里学的？”

    陈云替我回答：“他是我们胜利食堂培养的。”

    张闻天在一旁插话：“这小伙子学到了真本事。”

    毛主席还不太相信：“你有什么拿手的？”不知什么时候，江青悄悄站到一旁，她插话：“胜利食堂的馄饨、片汤是拿手的！”

    张闻天说：“小李，你去主席那里，给他做一餐饭！”

    江青向毛主席要求：“我们吃一顿馄饨，吃一顿片汤吧！”

    毛主席说：“好！我们也吃一顿。”转向我：“小李，怎么样，去不去？”

    我说：“不是拿手活，试试看吧。”

    毛主席说：“试试看可不行，你得让我吃好呀！”

    陈云说：“小李，你去到主席那里露一手，我请客啦！”大家都笑了。

    第二天，我对枣园的管理员说：“你买一只鸡，不能太大了，也不要太小了，我给主席做两顿饭用。”我让主席小灶厨师老周把鸡收拾干净，告诉他煮鸡汤的火候，加盐，添水的要求。然后用刀割下一块鸡胸脯，拿到我的厨房，和一块约三两重的猪肉放在一起，剁成肉馅。没有味精，只放了一点生姜和花椒面。我压好了馄饨皮，安排好陈云的午饭，就带着肉馅和面皮到了毛主席的小厨房。先用清汤把馄饨煮到八成熟，再捞出来放入鸡汤中煮熟，一次做了多半锅，由警卫员端进毛主席的窑洞里。晚饭时，我又用鸡汤给毛主席一家煮了半锅片儿汤。

    按胜利食堂的规矩，吃馄饨是要配上一小碟辣椒油的，我图省事，没调制辣椒油。

    过了几天，毛主席在张闻天的住处碰见我们。一见面就说：“小李，你做的馄饨和片汤真好吃呀！差一点没撑着，吃了一碗还想吃，又吃一碗，吃得肚子都疼了，我怕撑死了。到了晚上，片汤还好吃，不知吃了多少碗，前面一碗，最后吃一碗，不知中间吃了多少碗？”主席边说边扳手指算数。

    陈云说：“主席，你这个帐是怎么算的呀？才这么个年纪，帐都不会算了。”

    毛主席说：“算不得哟，小李是叫我上吊呀！”

    我说：“主席，你说好吃，你就吃呗！你要吃我再给你做！”这回我倒认真起来了。

    毛主席忙摆手：“可不敢了，啊！我的伙食费，你也没钱掏，我也没钱掏呀！两顿饭吃了一只鸡！这个钱要省回来，我要勒脖子。”他用手比划着“上吊”的样子。

    实际上，这两顿饭我只用了一块鸡胸脯和一锅鸡汤，剩下的鸡块，他还可以吃两餐。毛主席继续说：“我两天三天的伙食费也只有一只鸡的钱，啊？怎么办？”他冲我圆瞪双眼，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问：“主席，你吃饭还要限制吗？”

    他说：“小李呀，你也不限，我也不限，怎么得了？我们现在一切都为了打日本帝国主义，不能把钱吃多了哟！”他停了一下，很动感情地说：“我们一天三顿起码是细粮，你们一天三顿都是粗粮，我们看了都难过。小李，你们一月二月三月也吃不到一顿大米，一年也只有过节吃上三顿大米饭。我们今天穷，一是这个地盘太小，二是这个地方出不了多少大米。”抗战时期，延安只有枣园出产一点大米。

    给毛主席包馄饨(2)

    陈云打断毛主席的话：“得啦，花多少钱，小李掏不起，你也掏不起，反正是东西吃到你的肚子里去喽！”

    毛主席看一眼陈云，无话可讲，就又对我说：“小李，我还想吃馄饨，可再也不敢让你做了。”

    中央首长在延安吃小灶的标准，中餐、晚餐都是一菜一汤，这是定死了的，只是到了月末，有了些节余时，管理员才让我们多做两个菜。

    自从主席吃了我做的两餐饭后，每当在树林里或在小土路上，碰见我，常常开玩笑：“哎呀，小李，可没有把我撑死！”要不就说：“我的伙食费可好吃呀！”又说：“你要想办法呦，帮助节约，好吃馄饨哟！”以后，我又给他做过几次饭，他好像只有对馄饨和片汤那两餐饭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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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江青学厨

    初到枣园，遇见江青，她还认识我，但不知道我的姓名，直接招呼：“你不是在胜利食堂的吗？”

    我回答：“是啊！”

    “你怎么来枣园了？干什么来了？”

    “我来给陈云同志做饭。”

    “好哟，胜利食堂配合馄饨片儿汤的那个辣椒油是怎么做的，你会不会呀？”

    “会。”

    “你明天给我做一碗，主席吃菜，顿顿缺不了辣椒。老周做菜放干辣椒，冬天就嚼不动了，夏天能吃新鲜辣椒，冬天就不行了。”

    我炸了一碗辣椒油给江青送去，过了几天，她又来了：“小李呀，毛主席可喜欢吃你炸的辣椒油了，又香又辣，又能长精神！”

    毛主席小灶厨师老周来找我：“现在主席不让用干辣椒炒菜，让我问问你，那辣油都放些啥？”

    “嗨！那还不简单，就四个材料嘛，先把红辣椒、花椒、大葱、大蒜放到锅里，用水煮；看见汤水发红，放一点点盐，等到水剩下不多了，你就倒入一碗清油，小火慢慢烤，见到大葱大蒜变黄|色了，可以撤了炉火，捞出辣椒和葱蒜让警卫员们去吃，剩下的辣油给主席。”叶子龙大概在主席那里吃了辣椒油，也让老周给他做了一碗。

    那天，在小花园里，叶子龙竖起大拇指：“小李，你那辣椒油真棒，我现在吃小米干饭，就把葱蒜和辣椒红油一齐浇在上面，连菜也不吃了。大灶的菜啊，我三顿五顿才去吃一次，实在难吃呀！”

    给毛主席做馄饨的转天，江青来小灶厨房，询问馄饨的制作方法。我说：“其他都无所谓，主要是擀皮儿，馄饨皮儿擀好了，片儿汤也就成了。”

    江青说：“就是嘿，我们的老周擀不好馄饨皮儿，主席喜欢吃片儿汤，他也做不好，一赶面皮儿就粘面板子。”

    我说：“我告诉你这个窍门儿：和面时放一点盐，再磕一个鸡蛋进去，如果有淀粉，兑进去一些淀粉，面和硬些，保你怎么做，怎么有。”

    江青很兴奋：“好啦，我去指导老周做馄饨、片儿汤。”

    毛主席的身体时好时坏，我见厨师老周用一面铜筛把鲜嫩的菠菜叶挤滤揉搓成菠菜泥。我问：“为什么要弄这么细呢？”

    老周说：“苏联的阿洛夫大夫说，毛主席不能吃大米粒以上那么大的东西。”

    陈云爱吃白菜炒肉丝，一开始，厨房没有淀粉，我就用面粉浆肉丝，然后过油，肉丝滑嫩。凯丰喜欢吃牛肉炸土豆，先把牛肉炖好，再过油烹炸土豆块，然后混合牛肉和土豆。王茜爱吃醋溜白菜。每星期给她们蒸一次胡萝卜和土豆，土豆剥了皮再蘸白糖吃。江青和于若木、王茜来小灶厨房学做菜，看见笼屉上蒸胡萝卜，听于若木讲如何如何有营养，回去，也让老周给她蒸胡萝卜。

    枣园专门有保存蔬菜的窑洞，外面挂一面厚棉门帘子，里面堆满了胡萝卜、青萝卜、土豆、白菜，储存到转年新鲜蔬菜上市。

    江青、王茜、于若木三位夫人常来厨房见习，她们站在我身后，我一边干活，一边讲一讲怎样切猪肉，炖肉的火候怎么掌握。有些菜肴江青也搞不明白，就派她的炊事员老周来问。老周进门就喊：“小李师傅，江青告诉我，作一个炖牛肉烩土豆，让我来看看你是怎么用油炸土豆的。”

    （1998年5月3日）

    儿子：怎么一见面江青就认识您？

    父亲：1940年吧，我在胜利食堂。江青一月两月来吃一顿饭，我给她端碗上桌，点头之交吧。大家背后指指点点，她就是江青，毛主席的爱人。

    儿子：江青爱吃什么菜呢？

    父亲：看来那时间她没有多少钱，每次来只吃两碗馄饨，要不就喝一碗片儿汤，也够可怜。

    儿子：江青吃馄饨时和不和别人打招呼？

    父亲：打啥招呼呀，萧军萧三他们来吃饭，昂首挺胸，走进里面的小屋，挂上门帘，喝酒吃肉，江青坐在桌子旁边看几眼，独自一人走了。

    儿子：说说您对江青的印象？

    父亲：江青呐，咳，拿旧社会来说，她就是一个“油子”。一个人扒到我们那里去喝什么馄饨，像她那样年轻女人，那样的身份，在整个延安绝无仅有。

    儿子：那时，您能想到江青在“文革”中那么权势威风吗？

    父亲：江青在延安，好像一个小媳妇，说话细声细语，一笑眼睛嘴巴喜气洋洋，比王茜、于若木她们几个漂亮，但没有叶子龙的小媳妇漂亮。她们各有各的特色，也不太好相比。咳，江青要好好过日子该多好，也不至于被判死刑，最后上吊自杀。

    儿子：以后您与江青再也没有联系？

    父亲：闹“文化大革命”时，因为站错了队我挨整，给江青写过一封信求她救助，她没有理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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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枣园相识张恩德

    枣园的枣树一株株拥挤在一起，树上的红枣儿像一粒粒大云豆，与我厨房门前的枣树无法相比。枣园里有一位看园子的人，菜地里的黄瓜豆角南瓜成熟了，他负责采摘，送到大灶小灶厨房。他对我说，枣树梨树翘起的老树皮，每年须用刀剥去，多余的枝杈用刀砍去，这样才能长得好梨好枣。但是他只是说说而已，从不动手去干。

    每次采摘了红枣或鸭梨，看园人就咣咣咣地敲一遍铜锣，听见锣声，枣园人就知道分水果了，各位首长家的家属和警卫勤务厨师都聚到一起。枣园后沟社会部的同志听不见锣声，打个电话通知他们过来。大家围住柳条笸箩，放开肚皮，红枣鸭梨尽饱吃。剩下的水果再给张闻天、毛主席、陈云、凯丰等人捎带回去。

    小灶厨房门口有一株枣树，我常用洗肉的汤水浇灌这株枣树，秋后，整个枣园，独独这棵枣树长满鲜红的大枣子，毛主席他们走过来，也多看一眼，称赞几句。有时，江青带着她的女娃儿想枣子吃，就对孩子说：“求一求李叔叔吧，给我们摘几颗枣儿。”我扬起烧火棍，棒落些许大枣，江青母女俩咯咯地笑个不停，捡尽地上的红枣。

    看见江青身边的女娃，我又想念起黄祖炎首长和小长生“小长生也有六岁了，比这个女娃大……”我弄完早饭，独自一人奔宝塔山而去。

    我满头大汗走回枣园。李满千问我：“干啥了，出了这么多汗？”

    我告诉他：“去了一趟宝塔山。”

    “哎呀，你去那干什么？那个地方现在是‘日本工农学校’都是俘虏的日本兵。”

    我恍然大悟：“我说呢，那里的人一个个楞了呱唧的。”

    李满千警告我：“你以后可不要再去那了，日本人满脑子武士道精神，凶狠残暴！”

    “跟我说话的那个日本人还很和气。”

    “你不知道，上个月，从山西押送过来两个日本俘虏。我们中央警卫团去了三个战士，把山西来的同志替换下来，快走到延安时，过一条小河，这两个日本俘虏突然动了手，打死了我们两个战士，另一个战士负了重伤。日本俘虏抢了枪，跑上了山。毛主席很生气，派了一个连的部队，带着机关枪……日本俘虏宁死不投降，只好把他们打死，为我们的同志报了仇。”

    毛主席的哨兵张思德比我大几岁，是四川老乡。他时常来小灶帮忙，挑一担井水，劈一捆木柴。张思德是个好人，工作认真，被派去烧炭，被炭窑活埋了。毛主席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致了悼词。

    在枣园，我和毛主席的汽车司机周西林也是好朋友。周西林经常向我念叨他的“汽车经”，后来，这些“汽车经”对我驾驶吉普帮助很大。

    外国医生马海德为我治病

    1943年秋天，我每天清晨咳嗽，浑身发热出虚汗。陈新仁发现我身体不适，报告了陈云。陈云很着急，来宿舍说：“小李有病了，赶紧看医生，你去备马。”他询问我的病情，随即给傅连暲写了一张字条，让陈新仁牵马送我去中央医院。

    傅连暲看过陈云写的便条，吩咐护士去找马海德医生，同时准备x光机。

    两位医生低声商议后，由傅连暲给陈云写了一张字条：“海德和我检查后，发现小李同志肺上有一小斑点，怀疑是早期肺结核。”我站在傅连暲身后，看他写的字，基本上也能认识。陈新仁拿上傅连暲写的纸条和我一起回到枣园。

    几天以后，陈云把一个写着“中央疗养院”字样的信封交给我，陈新仁和我骑马驮着行李卷，去中央疗养院住院治疗。

    看来黄祖炎首长的肺结核没有传染毛主席，而是传染了我。

    在中央疗养院见到马海德，他的汉语还是不太熟练，他安慰我：“你，年轻，有病也不要紧。现在像你这个病，有陈同志关心，没有问题，不要害怕。”

    1972年1月，马海德作为中国政府医疗小组的组长赴瑞士日内瓦为身患绝症的斯诺治病，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以为他是一名医术高超的中国医生，实际上他是加入中国国籍的美国人。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他的父亲早年从黎巴嫩移民美国，成为美国纽约州水牛城钢铁厂的工人。在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医科大学毕业的海德姆追随“东方淘金”的热潮，来到中国上海。

    1936年5月，宋庆龄介绍埃德加·斯诺赴陕北苏区采访，斯诺在郑州换车时，认识了海德姆，俩人一见如故。海德姆应邀与斯诺同行。在张学良的帮助下，他们两人顺利进入陕北。

    后来，斯诺离开陕北，出版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海德姆留在陕北，参加了红军，成为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顾问，并于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起了一个中国的名字——马海德，在阿拉伯文中，海德姆就是“马”。1988年10月，马海德病逝于北京。

    中央疗养院与中央医院相隔一道小小的山沟，实际是医院的高级病房。住院的都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我因为陈云的关照，也住了进来。

    马海德、傅连暲和苏联医生定期来疗养院巡诊。我听见马海德与阿洛夫闲谈，评论傅连暲：“他可惜呆在这个小地方，如果在天津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他就出了名，是个名医，能发大财。”

    中央疗养院主要以休息和营养为主要治疗手段，没有盘尼西林来治疗肺结核。我听马海德说：“‘盘尼西林’这种药非常稀少，从上海来的人说，在上海的黑市上，一支盘尼西林卖一根金条。”

    疗养院里还有一些宝塔山医院的医生护士，我同她们是老相识了，自然比别的医生多一分亲切，更受照顾。负责我这间病房的小韩护士，却是新相识。她天天来给我测量体温，送水送药，送汤送饭。我从来是侍侯别人的，今天，有个大姑娘服侍我，真是很尴尬。

    1944年夏天，我的肺结核病灶经x光检查，已经钙化，可以出院工作了。

    大卫·包瑞德上校

    在中央疗养院治愈了肺结核，我还想回到陈云身边工作。陈云对我说，原来打算送你去党校学习，现在来了美国人，你比较有经验，去美军观察组工作吧。

    美国人来之前，延安的各个单位都打了招呼，是最早的“外事教育”吧。在中央疗养院时，有干部来讲话：美国人竖起大拇指，说ok，就是赞扬表扬；美国人说“哈罗”，就是问候，相当我们的“你好”；我们见了美国人，也要有礼貌，互相握握手，也可以说ok说“哈罗”。

    1944年7月22日，首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在组长大卫?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一架美国空军的运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美军为观察组命名的军事代号是“迪克西使团”。

    美军观察组组长大卫?包瑞德上校，1892年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中央市。1917年包瑞德加入美国陆军。1924年，包瑞德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助理武官，同时学习汉语，成为美国军队的“中国通”。

    包瑞德秃头，圆脸，身高比一般中国人略高。他身体强壮，体态匀称，看上去根本不像五十多岁的人，他的风度很有些贺龙司令员的味道儿。每天早餐晚餐前，上校都要“操练”。他敞开军外衣，微微凸起的肚子上斜插一只自动手枪，挺胸甩臂，目不斜视，一会儿健步急走，一会儿缓步慢跑。上校沿公路跑到北门，出南门，绕回东关，过延河，经清凉山、王家坪，再从王家坪过延河，从“韬奋书店”旁边走回观察组。上校的“怪异”行为使我们很好奇，天天挤在大门口，看包瑞德上校在延河滩上无事瞎忙活。

    上校佩带一只崭新而精美的手枪，我问警卫战士，他们也不识那手枪的牌号，还是杨管理员问了包瑞德上校，我们才知道那是一支“加拿大撸子”。

    在我的办公室，我们给包瑞德解释建筑设计图纸，准备给他盖办公室、卧室、会客室和厕所。上校听了连忙摆手：“毛主席没有建这么好的房子，我不能建！”

    我们劝他：“你是毛主席的客人，是我们的盟军，应该的。”

    包瑞德说：“你们中国的古话‘耗子尾巴——长不了’，还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啊？我们在延安呆不长啊！日本的尾巴也长不了呀。”

    最后依照他的意见，搭建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独立房屋。施工的时候，上校在一旁转来转去，看见我们要用砖砌墙，急忙摆手，说中国话：“震了！地震了！不要砖墙！”原来他担心发生地震。我们按他的意愿，用运输机运来的水泥筑地基，用厚木板做墙壁，建成里外两间的木结构平房。在延安十年，我只经历一次地震。1940年入秋，刚刚掉树叶儿，还没有吃晚饭，胜利食堂门板上的铁吊子忽然咣噹咣噹地撞门。沙师傅见多识广，他说，这是地震，地下的鳌鱼翻身，是个好年成啊。附近的老百姓嚷嚷，太上老君赶山啦！山走地动啦。

    周恩来很少来观察组，一次他来找黄华，让黄华把我们都召集在一起。周恩来讲到外国人在上海横行霸道，根本不用正眼看中国人；上海外滩公园门口挂一块牌子，上面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周恩来浓眉紧锁，一字一顿说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同时用手指在空中一指一点。停了一会儿，他的情绪稍稍平静，又说：“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尊重我们呢？一是我们与美国是盟友，帮助美国人做出许多工作；二是延安人团结抗日，不贪污腐化；三是延安官兵一致，有民主自由的空气。美国人佩服我们哪！”接着黄华站起来讲了一番话，周恩来很赞赏，带头鼓掌。

    包瑞德上校在延安美军观察组的任职时间很短，日本投降后，他再次被任命为驻华助理武官。1949年，包瑞德目睹了解放军开进北平，1950年2月，他黯然离开北平。

    1971年，周恩来与应邀来华访问的已退休的外交官谢伟思谈话，表示欢迎包瑞德来中国访问。事实是，包瑞德没有来中国与他的延安朋友们相见，他终老北京的愿望也没有实现。1976年周恩来逝世，包瑞德撰文悼念，中国的《参考消息》予以转载。1977年2月3日，包瑞德在美国旧金山病故，终年84岁。

    如今，包瑞德上校已被中国历史学家称为“周恩来的美国老朋友”。

    美军观察组的趣事(1)

    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相当今天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但是无论从形式到内容两者却有很大差别。在延安的“大使馆”里，中美人员就是吃喝不分的“哥们儿”。

    一道用黄土“干打垒”夯起的围墙将整个边区司令部和美军观察组围得严严实实。黄土围墙有两座大门，哨兵日夜警戒。围墙之内却是一个大院，边区司令部和美军观察组之间互可通行，就像一家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陕甘宁边区司令部大院内拦腰筑起一道土墙，将“边司”与“dixie使团”隔离开，兄弟之间出现了芥蒂，喻示中共与美国隔阂的开始，渐渐演化成冷战的“铁幕”。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美军观察组，再三指示要让客人们吃好住好。我找到驻地的乡政府，请他们帮助雇佣民工，筑窑烧砖，大兴土木。我们陆续在“边区司令部”的操场和菜地上建筑了三层楼高的气象观测楼、包瑞德上校的独立木屋、仓库、餐厅和警卫室；大门旁搭起了汽车棚和发电机房。气象观测楼第一层用青砖垒砌，二层三层系木结构。民工把粗大的松树锯成厚木板。他们又依地形选择一面陡峭土坡，从坡顶挖一竖井；从土坡脚下挖一道拱门与竖井沟通，这样砖窑就挖成了。把干燥的砖坯与煤炭层层叠叠交替码垛，点燃柴薪烧到一定火候，民工们排成一队从延河传递水桶，把河水灌入砖窑，窑口升腾起团团雾汽，直到砖窑的拱门淌出流水，青砖才算烧好。

    观察组的餐厅大约80平方米，美军的厨房设在餐厅的里角，堆放着橱架案板烤箱。

    几片巨大的人字柁支撑起的仓库像一座小礼堂，吉普车可以轻松的在里面掉头转向。仓库的实际利用率很低，只堆放军衣、睡袋、罐头食品、气象器材、通讯电台，还有满纸盒子的手表。这些军需品足够百八十人穿用。杨管理员讲：“他们准备派150到200人来延安。”

    观察组的庭院左侧有一片稀疏的柳林，树木粗若碗口，美军人员常常在林中打羽毛球，举办舞会。

    在厨房后院的地下挖了一间地窖。夏天采购来的牛羊肉、鸡蛋放在地窖的木架子上，可保鲜一个月。地窖门外挂一条厚厚的棉门帘，门帘后面的门框上凝着白霜。进入地窖取肉蛋，须穿上棉衣棉裤，拎出来的鲜肉冒着一股股凉气，美国人看我们夏天穿个棉袄，很好奇，跟着进了“地阴子”，冻得他哇哇叫着跑回地面。

    基建施工时，用木工锯下的松树板皮钉了一间棚屋当作发电机房。又请木匠打制一只巨大的木桶，当作蓄水池，安置在黄土高台上，接上铁管和莲蓬头，即为露天淋浴场。美国人穿件短裤，冲浴后，袒胸露背走回窑洞。中国人洗澡，热闹非常，几个人互相打抹肥皂，美国的香皂泡沫丰富，满身沾满了肥皂沫，像一个个雪人。

    冬天无法露天洗澡。新市场杂品店出售烧煤的竖式小锅炉，可以产生热水热气，正准备购买一台，在冬天之前给美国人建个澡堂。没想到日本很快投降了，美国人开始陆续回国，没有必要建澡堂了。

    观察组的美国人一天到晚鼓动腮帮子嚼着口香糖。我开玩笑说，你们又“倒嚼”啦！他们听不懂“倒嚼”是什么意思，个个都像会笑的骆驼，蓝蓝的大眼睛里都是天真。他们见我不嚼口香糖反而觉得反常，都掏出口香糖请我吃，我一客气，他们就硬塞进我的衣兜。结果，我也和“骆驼”一起“倒嚼”起来。

    美国的战时物资供应充足，显示出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美军官兵每人都配备几套咔基布军服和呢料军服；另外还有工作服、夹克、大衣、鸭绒睡袋、皮靴、雨衣等等。在食品方面，最具特色的是花样翻新的各式罐头。夏季蚊虫肆虐，技工调配好一种药剂，用手推式喷雾器喷洒出无色无味的药水，整个夏天，房间内外不闹蚊虫。有时，观察组急需某种零件或药品，用电台通知盟军司令部。很快就从西安飞来一架飞机，在观察组的天上转圈儿，从空中扔下的小木箱，滚落在观察组院子的黄土坡上。

    自行车在延安是宝贝儿，在观察组就不希罕了。几辆大轮子的美国自行车就扔在发电机的棚子里。美国军人有时想起来，就弄出来在院子了转圈儿，当成了玩物儿。

    只有瓶装咖啡可可十分短缺，每天值夜班的军人才能领一小玻璃瓶咖啡可可，可能就是现在的“可口可乐”。因为没有正式的翻译定名，我们根据玻璃瓶中的液体颜色，称之为“咖啡可可”。翻译说：“包瑞德上校在这里管得很紧，不是节日不许喝白酒。平常只有他们值夜班的人才能领一小瓶的‘咖啡可可’。”

    有一次，包瑞德上校整顿军纪，他开着吉普车，从美军宿舍里“收缴”洋酒，收来半吉普车的洋酒都送给我们。我们挑选了一些比较完整的洋酒送给枣园、杨家岭和王家坪的中央首长。后来我到枣园，听周西林说，毛主席没有喝美国的洋酒，送给了警卫战士。战士把洋酒上交连队。寇子忠不知深浅，一口气喝了一瓶，昏睡了三天三夜。

    美军观察组的趣事(2)

    美军观察组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和感谢，每月发给我们“劳保用品”，像军用毛巾，手套，肥皂，口香糖，骆驼牌香烟和红太阳图案的香烟等等。技工送我的巧克力约巴掌长，二指宽，一指厚，咖啡色的巧克力上面模压了四道沟槽，可掰成五块。技工指一指巧克力，又张张嘴，示意一天只能吃一小块巧克力。有一天，女气象员站在一旁观看我们摆弄吉普车，也得到一条巧克力。我告诉她不要一下子吃了巧克力，她不听话，吃下整块巧克力，兴奋的一夜睡不着觉。

    中方翻译办公室的几个人，没有“口福”，但是他们每人获得一块美国手表，天天戴在手腕上显摆儿。

    哪时，观察组里面会讲中国话的几个美国人，好几次向我竖大拇指头：“你们共产党是这个”，然后又翘出小拇指朝向地面：“你们国民党是这个”。

    五十年以后，“美国洋烟”重返中国大陆。我在天津街头的烟摊上发现了骆驼牌香烟。骆驼还是原来那匹骆驼，烟的味道也像我今天的生活一样平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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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路军的首批“外交官”(1)

    住在窑洞中的美军官兵睡上下铺式的单人床。木床是请延安木匠制作的。到了1945年，观察组鼎盛时期，一孔窑洞住八名或十名官兵。窑洞冬暖夏凉，还可防御空袭。中央领导考虑得十分周全。当时有一条内部纪律，中方人员一律不许进入美军宿舍和办公室。除非发生空袭，万不得已，方可进入美军宿舍（窑洞）躲避。

    观察组中方人员有两名英语翻译，都是南方人，年近三十，姓名忘记了；四名后勤管理员，其中杨管理员是总负责，赵管理员负责食堂；另有八名厨师，一名女打字员，一个警卫班。从延安科学院调来两男两女年轻人，配合美军搞气象观测工作。

    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区党委下发《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中共中央还制定了接待美军人员的方针：第一，对观察组的接待工作，要根据毛主席、周副主席指示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做好工作。他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凡属在我们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就不要回避，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开诚布公地交换。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是同盟国盟友的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我们要讲原则，坚持我们的立场，决不无原则的让步。第二，在生活上，我们要热情周到，给他们予优待和照顾，使他们适应延安的环境。

    朱德总司令前来观看美国人表演美式枪械，在院子里碰见我：“哈，小伙子跑到这里来当外交家啦！”

    中央办公厅从西北菜社、边区菜社调来最好的厨师，为观察组烹调一日三餐。一开始，美军官兵都吃西餐，早餐每人两只油煎鸡蛋和油炸土豆片。他们喜欢吃开水烫洋葱和白水煮红罗卜。运输机从重庆运来五花八门的罐头、面包、黄油、饼干和饮料洋酒。厨房只用美国的酸黄瓜罐头做些酸黄瓜汤。餐厅的长条桌子上摆满了面包片、午餐肉、黄油片、牛奶和果酱。1940年我在胜利食堂学厨，知道一些西餐菜肴的做法，通过翻译，让飞机运来沙拉油和洋调料，做了土豆沙拉和几种西餐小菜。

    包瑞德非常喜欢烧饼，一连吃了三天九顿，吃得我们几个管理员犯嘀咕。我说，劝一劝他，过个天再吃，以后还有带馅的烧饼。我让大灶厨师炒熟了核桃芝麻，擀成盐馅，给包瑞德烤了几只烧饼。包瑞德吃得高兴，把烧饼掰开让身旁的军官品尝，结果“惹祸”了，美国人都闹着要吃烧饼。好家伙，一次要烤几百只烧饼呀！

    翻译带我去见包瑞德，说带馅烧饼就是他的主意。他满脸笑容，挑起大拇指：“ok，ok。”让我等一下，一起合个影。包瑞德转了一圈回来，用手比划：“照相机坏了，以后找机会照相。”

    美军每人一套餐具，就是延安烧制的灰白色大磁盘，放在双层木架上，有每个人的姓名牌牌。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觉得美国人饭菜太单调了，决定给盟军朋友改善伙食。我们找美国人要了一只汽油桶，锯掉油桶的盖子，放火烧掉桶里的油泥，在油桶外圈用青砖垒砌了一道夹层，建了个大烤炉，烤起了羊肉和整鸡。我们宰杀活鸡，先用细盐腌透，再用香料汤浸泡，烘烤之前还要涂抹猪油，出炉的“延安鸡”皮脆肉嫩，香气儿冲鼻子。大厨把猪肉剁碎，加入调料，放入烤炉，烤成外脆里嫩，味道鲜美的碎肉饼。“延安鸡”和烤肉饼餐餐都被吃得一干二净，极受美军官兵的欢迎。延安厨师烤制的面包新鲜可口，从此，飞机再也不往延安运送面包了。后来，观察组的美国人也能用筷子吃饭，喜欢吃包子，饺子。那时，我们无偿供给美军观察组饮食。

    观察组中方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时常吃些午餐肉罐头、黄油果酱，开了洋荤。杀猪宰牛剩下“下水”，厨师们大显身手，爆腰花、酱猪肝、脆皮大肠、水晶肚……伙食水平超过中共中央的小灶。我吃牛排猪排，觉得不如胜利食堂沙师傅烹饪的地道。

    美军也有一个管理员，名字记不清了，大约叫什么“沃德”，他三十来岁，负责通知每天吃饭的美军人数。我忘不了“沃德”第一次送来午餐肉罐头。他左右胳膊各夹着十二磅重的罐头，走进我们吃饭的房间，然后用手比划着，让我们打开。他看没有人动手，就从口袋里掏出起子，当场撬开罐头，用餐刀划切，分给每一个中国人，说了声“ok”，满意地离去。“沃德”经常拎一只铁皮桶，里面装着各色罐头食品，送到中国人的大灶。

    美国的番茄黄豆罐头酸甜可口，很多年以后，我还常常油煸番茄酱、加盐加糖加白醋，模仿美国番茄黄豆的口味，很受孩子们的欢迎。

    八路军的首批“外交官”(2)

    “四八”空难后，我发现观察组里的中国人都有一只银白色金属茶缸，原来他们取了飞机残骸的铝皮，请新市场的白铁匠打制的。我对赵管理员说：“你帮我做一个茶缸，需要多少手工钱，我给多少。”

    赵管理员：“要什么钱呀，多给白铁匠两块铝皮就行啦！”大约一月余，赵管理员送来一只大茶缸：“这个盖子最费事了，光它就做了两天。”铝茶缸雪白锃亮，泛着蛋青色的光泽，跌落地面上，蹦蹦跳跳富有弹性。这只铝杯，在我南下武汉时，被“战友”掩藏，收走了。

    1945年1月21日，观察组惠特尔西上尉赴山西考察八路军，在太行山被日本鬼子杀死了。朱德总司令亲临观察组慰问，亲自题写了一块匾，将我们使用的餐厅命名为“惠特尔西纪念堂”。此时，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官方，以及八路军（）与美军的友谊达到了顶峰。

    美军技工训练我驾驶吉普车

    美国吉普车是二战中的宠物。1942年刚刚投入批量生产的吉普车，只两年多的时间，盟军部队普遍装备了吉普车。吉普车结构简单，坚固耐用，采用四轮驱动，马力比同样大小的汽车大了一倍，因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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