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政要造访，对一家商户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幸事。

    谁知老板不识抬举，他接受了预约，但对国务卿的附加要求却不接受：“您能垂幸本店，我深感荣耀，但因您的缘故而将他人拒之门外，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博士几乎怀疑耳朵听错了，气冲冲挂了电话。

    第二天傍晚，“芬克斯”的电话又响了，博士语气柔和了许多，对昨天的失礼致歉后，说这次只带三个同伴，只订一桌，且不必谢绝其它客人。

    “非常感谢您的诚意，但还是无法满足您。”

    “为什么？”博士惊愕得要跳起来。

    “对不起先生，明天是礼拜六，本店例休。”

    “但，我后天就要离开了，您能否破一次例呢？”

    “作为犹太人后裔，您该知道，礼拜六是个神圣的日子，礼拜六营业，是对神的亵渎。”

    博士闻后，默默将电话合上。

    读完这则故事，我默然良久，为那栋叫“芬克斯”的小屋怦然心动。

    我想，基辛格博士是不会轻易忘掉这件事的。

    这样的事既令人沮丧，也令人鼓舞。人人生而平等，人最重要的权利即拒绝权力的权利……博士从这位傲慢店主身上领教到的“公民”涵义，从一份商家纪律中感受到的“尊严”与“权利”，比那些镌在纪念碑、印在白皮书上的，显然更深刻，更有份量。

    权利，面对权力，应该是傲慢的。

    后来，我竟莫名地打量起它的真实性来，会有这等傲慢发生吗？

    很快我明白了，疑心完全是“以己推人”的结果。是对自己和周围不信任的结果。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中深陷太久的结果。无论地理还是灵魂，耶路撒冷，都太遥远了，像一抹神话。

    一件小事，仔细品味却那样陌生，那般难以企及。从开始到完成，它需要一个人“公民”意识的长期储备，需要一种对尊严和规则牢固的持有决心，需要一个允许这种人、这种性格、这种人生——安全、自由、稳定生长的环境……

    坦率地说，我对这等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不抱信心。即使这个故事让我倍受激励，假如我有一间“芬克斯”，便能重复那样的傲慢吗？（哪怕是作秀，哪怕是一个市长）作为一记闪念，或许我陡然想对权力说不，但该念头是否顽固到“不顾世情”“不计弹性”的地步，是否有足够的决绝以抵御惯性的纠缠——而绝无事后的忐忑和反悔？我真是一点信心没有。

    我是我环境的产物。我的一切表现都是环境和经验支付的，我实在拿不出有别于他人的“异样”。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遗传的力量总是大于变异。

    我向往，但我不是。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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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裁者的性命之忧（1）

    “共和国的精神是和平与温厚。”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1

    从1989年12月中旬开始，在“打倒人民公敌”“者滚下台”的愤讨声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这位几天前还“深受爱戴”的罗马尼亚总统成了一只丧家犬，惶惶然在遍布自己塑像的国土上东躲西藏，正像四十年前他亲口咬定的那样：“任何专制的暴力一旦与人民的正义之师交战，必将粉身碎骨。”始料不及的是，不仅民众唾骂他，连亲手培植的爪羽——国防军和基层“党之家”也背弃了他。当齐氏和任第一副总理的贤内助慌不择路时，几乎所有罗马尼亚的广播都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各位市民请注意，人民公敌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辆紫色达契亚轿车逃跑，请予以缉拿……”

    齐氏更没料到，在亲手缔造的这个“、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家庭里，竟会上演这样的事：从12月22日晚执行逮捕到被推上断头台，只相去3天！

    虽身陷囚笼，但“喀尔巴阡山的雄鹰”并未死心——

    不是要审判我吗？既然封我“人民公敌”，至少公审公判吧？至少面对广大人民吧？他暗暗打定了主意，只要国际媒体的镜头盖一打开，只要电视直播的摄像机一启动，即用那滔滔不绝、极富煽动性和号召力的口才（整整24年里，这口才曾赢得了多少暴风雨般的掌声）——同政敌一决雌雄，他甚至连腹稿和表情都准备好了。

    但，齐氏太异想天开了，他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根本不是什么人山人海的旁听席，没有政坛显要和外国友人，没有高规格的审判团和律师团（审判长竟只是个司法部的小局长，波帕?吉克，这个名字他简直闻所未闻），从防暴押解车里爬山来，他走进的是一间只有原告、被告和军警的屋子。自然，电视上会出现“公开审判”的镜头，但那是经过剪辑的……

    对手不给他任何表演的机会，预想中的舞台根本不存在。

    只有绝望，空荡的绝望。

    1989年12月25日，当耶稣诞辰的钟声响起时，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回荡：“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162条、第163条、第165条和第357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

    秘密审判，不准上诉，从被捕到毙命，仅三日之隔，这已远非正常性质的审判，甚至携恐怖之嫌。为何会发生这种极端呢？原因只一点：仇恨和恐惧！对民众来说，是仇恨；于政敌而言，则是恐惧——那种一天也不敢让者多活下去的恐惧！他们太紧张了，太熟悉对手的报复手段了，其神经像拉簧一样已绷到了极限，再僵下去，即要崩溃。

    可这对齐氏来说，又有什么可错愕的呢？难道这不正是您一贯的铁腕政策？您不是坚定地认为“目的高于手段”吗？每每将司法程序省略到极点的，不正是您自己吗？除却“齐奥塞斯库”几个字，判决书的每句台词不都是您耳熟能详的吗？当气急败坏下令向示威学生开枪、当督令坦克不顾一切冲上大街时，您想过“法治”“”这些字眼吗？当在秘密处决的手令上签字时，您又何曾有过一丝犹豫和迟疑？

    独裁者的性命之忧（2）

    更可怕的是，对此非常态的审判，人民群众竟毫无异议！偌大一个国家，竟没有一个人公开质疑，正应了一句老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其实，早在45年前，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命运就在一对意大利人身上预演过了：墨索里尼及情妇克拉雷特。战争尚未结束，一支衣衫褴褛的山区游击队就匆匆宣判了他们的死刑，然后，意大利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组尸首，便像动物一样被悬吊在米兰广场上，待怨毒的鞭子来抽打。单就这一场面，确称得上恐怖了，但问题是：在你亲手缔造的那座恐怖半岛上，对手还能想出别的更简单的办法对付你吗？要知道，他们像害怕恶魔一样怕你，怕你再将屠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他们一听你的名字就哆嗦，甚至迷信地担心你复活，为了活下去，为了释放恐惧，他们只好表现得比你更疯狂更决绝。

    这是仇恨的力量，但更是恐惧的力量。

    对齐氏们来说，像纽伦堡或海牙那样的审判庭，简直就是梦中天堂了。在那儿，至少有辩护、有上诉、有旁听、有表决、有探视……从这点看，他远不及另一位同壕战友——前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幸运，后者面对的不是政敌的恶性报复，而是相对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和国际法准则。

    我想，在者坐以待毙时，他对敌人最大的期许或许是：要是这些人奉行与理性该多好啊！可惜，要让自己的臣民在短短几天内学会司法公正与理念，简直痴心妄想、缘木求鱼。太晚了，他们从你这儿得不到的，你也休想从他们那儿得到。因为，他们身上压根没机会生长那东西——直到最后一刻你才怀念起的东西。难道不正是你，早早即把酝酿它的种子和土壤给踩烂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死于自己。

    2

    靠暴力维系的权力，最终埋葬它的，不会是别的，惟有暴力的掘土机。

    长期恐怖的社会氛围，往往招致反恐怖手段也是恐怖的。“恐怖导致与恐怖作斗争的人也变得残忍，它使温和的人也学会了暴烈莽撞。”（路易斯?博洛尔）。而理性——即使尚剩一点残渣的话，也早被仇恨的浓烟熏得睁不开眼。真实的情况是：长期的政治高压，对信息的封锁，对自由文化的防范，对人士的……使得这个国家的臣民和其家长一样头脑鲁莽，缺乏公民精神滋养，缺乏教育，没有合法审判的经验和参照，没有诉诸理性的习惯和宪政遗传——除了以恶惩恶、以暴抗暴的本能，他们头脑中就再没输入过别的。

    那么，是否仍不乏一支（哪怕再微不足道的一线）试图阻止施暴的力量呢？比如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几位记者或律师不顾一切地站出来，向同胞大声疾呼——再罪孽深重的人也有权得到合法审判？或许确曾有过这可能，但现在没有了。因为，那些高尚的充满理性和不计私利的头脑，那些最早鼓吹政治的人，早已成了的牺牲品，早已被不容异端的权力提前绞杀了。剩下的，惟有对的无知，对的冷漠，对武力的效仿。如今，已没有谁出来拦截冲向者的拳头和棍棒了（假如他们活着，本来最有希望这么做的。也就是说，那些被者提前杀死的人，恰恰是唯一可能在未来使者免遭非法侵害的盾牌）。

    不宽容导致新一轮的不宽容，暴虐衍生新一茬的暴虐。在将最优秀的政敌（比如法国大革命中恳赦国王的“吉伦特派”）斩草除根、格杀勿论之后，迎接杀戮者的只能是更激烈的施暴和反打。当把一个国家最宝贵的“温和派”和“理性派”推进坟墓时，也就等于提前把自己送进了坟墓。者应从正在倒下的身体上看见自己尸首的影子——因为那些罹难者，本是唯一主张以正常方式审判自己的人——在未来，在仇恨的烈焰冲来时，本应由他们为奄奄一息的者筑起“防火墙”和“隔离带”。

    独裁者的性命之忧（3）

    历史上，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与反，使用的竟是同一工具和手段。反抗者根本不会，也不可能想起别的法子对付昔日仇人。而且，即使在收割了暴君的头颅之后，那块土壤也会疯长新一茬的剃头刀，正像法国十八世纪末上演的那样：从“三级会议”到“国民公会”再到“热月政府”和“督政府”，从“执政帝国”到“百日事变”再到“波旁复辟”，从路易十六到马拉和夏里埃，从罗兰、丹东、德穆兰到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头颅如椰子般纷纷滚进大革命的草筐，最终人们发现：这要求填满的筐子竟是漏底的！

    3

    罗马诗人查维纳说过：“没有一个专制暴君能安享天年。”

    古代暴君多被宫闱阴谋和朝堂政变所弑，近代以降的者，多为激愤的民众所杀。希腊人把诛戮暴君当作公民的义务，罗马人将之奉为美德事迹，连西塞罗、弥尔顿等大文豪也公然誉之……可以说，在几千年讲究“德政”“明主”的传统政治史上，“暴君当诛”，一直受到民间舆论的鼓吹，甚至得到了权力意识形态的怂恿（实为篡权者所盗用）。直到十九世纪中期，随着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性反思，该状况才有所转机。

    按现代理性看来，这些不择手段只求目标、不计历史成本只图正义的行为，无疑应受谴责。事实证明，代表大多数人私意的“众意”和象征法理及历史正义的“公意”常常是矛盾的。法制文明、，其服务对象乃一切社会公民，不仅保护正常人利益，还负责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益，侵害哪怕暴君的人身安全也是犯罪。这种犯罪，若借道德之名恣肆流布，即会重蹈大革命的悲剧：一面宣布永远结束专制时代，一面迎来一场更恐怖的混乱时政。

    美国历史上涌现过那么多有争议和得罪人的政治家，但他们卸职后，罕有遭报复的，更不用说暗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国王，更非者，很少有滥权的机会（完备的法治程序和制衡原理会大大减少权力的过失），政治过错很少被看作“一个人的罪孽”，政治家的安全也不是靠权力系统维系，离开了权力，恢复为常人的他们反而更安全。即便像尼克松那样被起诉，也会面对相应的司法程序，而非极端性的暴力。

    在宪政社会，不同政见者或许去焚烧国旗、示威，但不会以消灭某个当权者的肉身为目标，因为他清楚：自己所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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