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还有一点：中国社会环境下，私产的合法性和安全性远远不够，使得同胞早早养成了“不露富”的习惯，这就给私产的公开化带来了障碍——而私产的公开化恰恰是捐助文化的基础。

    有一个熟悉的说法：中国历史的进步是靠阶级斗争推动的。无论你是否同意这层因果，但有一点是显然的：两千年的封建史确以“农民起义”为链扣，以自下至上的暴力颠覆为起承。而“起义”之原始动力和热情都源于“杀富济贫”，无论陈胜吴广还是朱元璋李自成，“均田地、同富贵”皆其蛊惑所在……可以说，剥夺私产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华夏天空。休说乱世，即便朝权稳固的时代，大户私产也是不安全的，一旦引起权力垂涎，即难逃灭门抄家、货充官府的命运。晋代“金谷园”的主人石祟不就因富遭诛了吗？而在西方，这种窥视私产的“革命”很难发生，随便哪个王朝，私产的道德合法性在民间舆论和体制文化中都不受质疑。

    中国古人对资产的出让和转移，路径不外有二：捐官和犒神。而目的只有一个：寻求权力（世权和神权）庇护！没办法，对环境和命运的恐惧使然。比如，一个人有了点家业，当务之急即筑墙砌院、招募家丁——即使不忧官，也忧邻里和贼寇。之后呢？就得想法子捐顶乌纱来，混个一官半职做护身符。再不济，也得拿银子孝敬父母官，和衙门结成友好对子。（曾经有些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以资政助学等方式混个“代表”“委员”之类，也实出同因——表面上慷慨仁义，实为忍痛割爱，另有隐衷。其视角并非向下，而是仰上的。）

    所以，一旦当私产得不到制度与环境的保障，得不到民间舆论和世俗伦理的肯定，那公开的捐赠也就等于引火烧身、自取灭亡了。明初的沈万三不就因捐赠太盛而捐了脑袋吗？

    总之，综观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先民时代有过孔子那样纯真的财产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但遗憾的是，为后人发扬的圣人之学，皆成了被权力筛选过的意识形态，“中庸”沦为了“犬儒”，乃至后来，在对物的态度上，文化视界中只剩下了两极：一为实用主义的超强重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为清高至虚的极度鄙夷，对资财恐避不及，弃之若粪。不是太实，就是太幻，我们似乎很难在虚实之间找到平衡，所以便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务实者出于贪婪不肯舍让，清高者因囊虚又无实可捐……

    不管怎样，在资产观上，中国文化终究没有缔结出一种优雅的理性态度：“结实地拥有”与“从容地出让”。这和封建体制下财产的安全性及个人独立支配财富的能力有关，又和极度实用或务虚的文化习性——缺乏真正的超功利信仰有关。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面忽视个体价值和私人生活内容，一面却拼命地维护一己所得，精神的灭己性和物欲的狭私性——形成强烈反差。

    我们的生命行李太琐碎、太繁重了。

    （2003年）

    决不向一个提裤子的人开枪

    1936年，英国作家奥威尔与新婚妻子一道，志愿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斗，并被子弹射穿了喉咙。在《西班牙战争回顾》中，他讲述了一件事——

    一天清晨，他到前沿阵地打狙击，好不容易准星里才闯进一个目标：一个光膀子、提着裤子的敌兵，正在不远处小解……真乃天赐良机，且十拿九稳。但奥威尔犹豫了，他的手指始终凝固在扳机上，直到那个冒失鬼走远……他的理由是：“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已不能算法西斯分子，他显然是个和你一样的人，你不想开枪打死他。”

    一个人，当他提着裤子时，其杀人的职业色彩已完全褪去了。他从军事符号——一枚供射击的靶子，还原成了普普通通的血肉之躯，一具生理的人，一个正在生活中的人。

    多么幸运的家伙！他被敌人救了，还蒙在鼓里。因为他碰上了“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军人，一个只知服从命令的杀手。那一刻，奥威尔执行的是自己的命令——“人”的命令。

    杀手和杀手是有别的。换了另一个狙击手，他的裤子肯定就永远提不上了。而换了奥威尔在他的位置上，他肯定会毫不迟疑地搂动扳机，甚至发出一丝“见鬼去吧”的冷笑。然而，这正是“人”与士兵的区别，希望也就在这。

    与其称之“奥威尔式”的做法，毋宁说这是真正的“人”之行为。任何时候，作为“人”的奥威尔都不会改变态度：即使正是该士兵，不久后将用瞄准来回报自己，即使他就是射穿自己咽喉的那个凶手，即使早料到会如此，奥威尔也不会改变，更不会后悔。

    所有的战争，最直接的方式与后果皆为杀人。每个踏上战场的士兵都匹配清醒的杀人意识，他是这样被授予的：既是射击者，又是供射击的靶子……而“英雄”与否，亦即杀人成绩的大小。在军事观察员眼里，奥威尔式的“犹豫”，无疑乃一次不轨，一起严重的渎职，按战争逻辑，它是违规的、非法的，甚至要遭惩处。但于人性和心灵而言，那“犹豫”却那样的伟大和珍贵！作为人类的一桩精神事件，应被载入史册才是。

    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假如有一天人类真的不再遭遇战争和杀戮，你会发现，那值得感激的——最早制止它的力量，即源于这样一组细节和情景：比如，决不向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开枪！

    这是和平之于战争的一次挑战。也是“人”对军人的挑战。

    它在捍卫武器纯洁性的同时，更维护了人道的尊严和力量。

    斗争、杀戮、牺牲、死难、血债、复仇……

    如果只有仇恨而没有道义，只有决绝而没有犹豫，你能说今天的受害者明天不会变成者？英勇的战士不会变成残暴的凶手？

    你隐约想起了一些很少被怀疑的话：“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凶狠”“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严酷无情”“军人以绝对服从命令为天职”……你感到一股冷。

    一股政治特有的冷。匕首的冷。工具的冷。地狱的冷。阶级的冷。

    而不合时宜的奥威尔，却提供了一种温暖，像冬天里的童话。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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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想一想华盛顿……（1）

    　　　　“每一种制度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些伟人影子的延伸。”

    ——爱默生

    美国历史上，华盛顿及其伙伴们属于为自己的母邦开创了诸多伟大先例和精神路标的人。在那块荒蛮的北美处女地上，他们不仅垦辟了宪政共和的绿洲，还神奇地缔结出一脉清澈的政见传统和榜样力量，犹如一团团“冠军”般的浓翳树伞，为后世撑起盛大的荫凉——二百年来，靠着这份殷实基业和先人目光的注视，这个移民国家的子嗣一直安稳地享受着新大陆的丰饶、自由与辽阔……

    每一国家都有她群星璀璨、菁英齐瑰的魅人夜晚，尤其在发生大的社会振荡和思想激变之时。北美独立战争前后正是这样一个经典性的辉煌时段：托马斯?潘恩、本杰明?福兰克林、帕特里克?亨利、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约翰?亚当斯，还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常识》、《独立宣言》、《论自由与必然》、《不自由，毋宁死》、《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宣言》……这些纪念碑式的天才与著作，其密度之高、才华之盛、能量之巨、品德之美，皆可谓空前绝后。短短几十年间，他们为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所积累的资源、所迅速创下的光荣与骄傲，比后续的几代人垒起来还要多，还要令人惊叹和钦慕。他们不遗余力、倾尽全部的心血和“脑黄金”——以最干净和节约的手法，一下子为母邦解决了那么多难题，替未来者省去了那么多麻烦和隐患，更实现了那么多令欧洲难以企及的梦想——关于军队、国家和元首的关系，政教分离，军政独立；关于联邦与共和、代议、三权制衡的宪法原理；关于现代大学教育……其制订的1789年宪法和《权利法案》，披沥二百多年风雨被原封不动地延伸至今。其建国水平所表现出的才智、胆魄、美德——远远超越了造物主所赋予那个时代的国家素质的“平均值”。

    世界经验已反复证明，最初创业者的一举一动于该国的体制定位及命脉走向是影响至深的。就像锯齿在圆木上咬开的第一道裂隙、手术刀在体肤上划出的第一丝刃口，它涉关整场事业的功败垂成。

    在这点上，北美人是幸运的。他们等来的是华盛顿而非拿破仑，是富兰克林而非俾斯麦，是杰弗逊而非罗伯斯庇尔或戈培尔……仿佛一夜间抓到了一副世界上最漂亮最璀璨的人物扑克牌，这批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优秀中年人，其额头和眸子都闪烁着同样的光色和寓意——同样的精神豪迈、心理健正，同样的英勇与纯洁，无论军中还是议会，无论危急时刻还是成就之日，你都难觅小人踪迹。他们是焦灼的战士，而非暴虐的武夫；乃平民出身的领袖，而非歇斯底里的野心家。他们像晶莹的蝌蚪，来自四面八方，又不约而同朝着同一光点挺进：独立、平等、自由……

    这群清高而儒雅的北美人真是太自尊太富有诗意了。那种不费周折就迅速叠成的共识，那种彼此扶持从不欺诓的同道友谊，那种面对胜利后的权力果实坐怀不乱的从容与定力——真是一点不像后来的欧亚同行们：你看不出狗苟蝇营的蠢蠢欲动；听不见密谋者的窃窃私语；感受不到妒嫉者的血脉贲张和磨刀霍霍；亦没有异邦常见的宫闱政变与鸿门宴式的权力搏杀；更无所谓“狡兔灭，走狗烹”的祭坛血灾……这群高智商的“大号儿童”，成熟而富于幻想，理性又热情澎湃，勇猛且不失教养，喜欢考试却拒绝作弊，他们要通过构绘一幅叫“美利坚”的地图，以检验自己的能力、智识与品德。

    请想一想华盛顿……（2）

    在这场浩大的理想建国工程中，着实发生了几件令人感动且影响深远的事。

    一个新生国家的雏型往往最早反映在国父们的信仰执念中。按一般的民族解放惯例，开国元首应由斗争中最具负责精神、表现最英勇、贡献最卓巨的人来担司，唯最高威望者才天然匹配这种象征“统一”的精神覆盖力和道德凝聚性——也就是说，须寻一位“镇”得住天下的人以坐镇天下。

    其时的北美，此人无疑即乔治?华盛顿了。这位叱咤马背的将军，该如何面对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和民众拥戴呢？历史学者有个说法：华盛顿是打下了一场美国革命，而杰弗逊则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后者乃《独立宣言》起草人和一切重大决策的构思者之一）。按通常的游戏规则，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很自然地一前一后登上御座即可，甚至干脆玩点野的——像刘邦、赵匡胤们那样：由一个干掉另一个（或一群）算了。谙悉历史的人都清楚，革命得手后最棘手的莫过于权力的重组与分配了，常闪现出比革命本身更凶舛更血雨纷飞的险情。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革命残剩的激情此际少有例外地向着阴暗、贪婪、狭私的方向喷泄，“共患难”又岂能“同富贵”？你不这样想不等于人家不这样想——不等于不疑心人家这样想。树欲静而风不止，谁都清楚，值此乌云压城之际，谁掌控了军队即等于把国家抄进了自个儿袖筒，克伦威尔、拿破仑、袁世凯、斯大林、苏哈托、波尔布特……无不把军队视为“家产”。在其眼里，逻辑很简单：个人即政府——政府即军政府——军政府即国家。失掉了枪杆子即失掉了“命根子”，犹如虎嘴里被掏走了犬齿，大象被锯掉了象牙——按“丛林法则”，那真是一天也活不成。在政客心目中，政坛无异于莽野，让食肉动物放弃牙爪形同自杀。

    奇怪的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功勋部落里，你竟找不到一点儿和这想法有染的蛛丝马迹（你为自己的“经验”羞愧了）。他们似乎天生就不会这么想，压根就没有这“厚黑”基因，既没人策划所谓“斩草”，亦无人酝酿什么“除根”。胜利的喜悦坦裸在每张脸上，一起传递、一起分享，谁也不想比别人据有更多。在这里，欧亚的许多惯术，千百年来岿然不动的那些黄历仿佛失灵了。

    此时的华盛顿心里想什么？

    他在思考眼下这支军队和政府的关系。

    1776年，《独立宣言》一诞生，大陆会议就把军权正式授予了华盛顿。可当时这个纸上的国家并无一兵一卒，华盛顿临危受命，历尽艰辛，从无到有缔造了一支属于“美国”的子弟兵。八年浴血，终将殖民者赶下了大海，使“美国”真正成为一块名符其实的地理。现在，建国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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