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镐风愈刮愈大，大到犹如12级台风！一些大搞镐的人，把这种虚报产量美其名曰“放卫星”，为高指标，镐风呐喊、唱赞歌最富有权威性的是当时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邓小平、彭真，和《人民日报》，其所为与其说推波助澜，勿宁说是谎言制作厂！

    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少奇讲话《人民日报》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刘少奇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徐水县，其镐风之严重是全国之最。前已述及，那里一棵白菜可长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对刘少奇来说，徐水县是他的掌上明珠。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一些反对毛泽东的人们，他们有自己的逻辑：他们说，大跃进是错了，因为大跃进搞镐；他们对搞镐的人说，镐是毛泽东的错，因为他发动了大跃进。大家看，这些反毛泽东的人们信守的就是这样的无赖逻辑。还有一些貌似客观公正的人，他们说，虽然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搞镐，但不能全盘否定，于是他们绞尽脑汁发明了一个新词：“晚年毛泽东”，晚年毛泽东是错了？？无论对毛泽东全面否定或否定晚年毛泽东，这两种人的共同之处是“强jian历史，颠倒是非”。镐风来自何人？必须澄清，是谁的就是谁的，绝不能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刘少奇的镐风，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有谁听过看过或掌握了毛泽东的镐呢？那些起劲地反对大跃进，反对毛泽东的人，因拿不出什么事实而处境十分尴尬。到是李锐先生耍了个小聪明，玩了点小把戏，编造了一个故事来朦骗人。他说：在庐山会议期间，我问过毛泽东，主席，你怎么也相信亩产万斤的话呢？毛泽东回答说，一位科学家写文章说，太阳能利用得好就能办到，所以我信了。这是那些反对大跃进、反对毛泽东的人们花了几十年时间所搞到的仅有的一点材料？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有点常识的人一听就知道这是李锐先生苦心编造的。李锐之说无须考证，也不屑于考证，还是把它作为李锐先生内心世界的一个缝隙留给历史吧。

    毛泽东一向反对镐风，向镐风作了坚决的斗争。镐风作为党内的一种势力，克服它是很困难的。毛泽东始终不懈！请看下面的几件事：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按：国民党报纸——笔者注）。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为争取今年实现钢铁翻一番为生产1070万吨而奋斗。会间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询问，现在钢铁生产仅400万吨，到年底还有4个月，4个月能生产700万吨钢吗？大家都说能行。毛泽东非常感慨，他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国共产党60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462—463页）。毛泽东还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怎么得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95—103页）。

    关于兴修水利问题，1958年11月初毛泽东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对于农村、农民问题的了解，有谁能胜过毛泽东，在民主革命的28年历史中，无论是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或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农民游击战争，或八年抗战中的农村游击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在各种复杂环境中有关农民问题的英明决策，有那件不是毛泽东制定的。全国解放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又有谁比毛泽东更高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处理，毛泽东是全党的楷模，不愧为最英明最伟大的领袖。对此，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是公认的，而且是心悦诚服的。

    然而近20多年来，无论党内和党外，竟然冒出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公然说：毛泽东不知道一亩地产多少粮食。硬要把大跃进中的镐风按在毛泽东头上，胡说什么镐风是毛泽东鼓吹起来的。他们的公式是：大跃进搞镐，镐风就是大跃进。他们把水搅混了！20余年来，他们翻箱倒柜，把大跃进的历史翻了个底着天，但是，却没有找到毛泽东鼓吹镐风的一点事实。对于这些反对大跃进，反对毛泽东的人们，他们的情况本人知之不多，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大跃进、反对毛泽东，这里不想妄加评论。但是其中的某些人，他们的言行却给自己画出了一副嘴脸。他们才是镐风的鼓吹者。这些人想一手遮天，颠倒黑白，篡改历史，他们吵吵嚷嚷20多年，一些人可谓不遗余力。到头来反到露了自己的马脚！镐风原来是他们自己刮起来的。贼喊捉贼。

    那些说毛泽东鼓吹镐风不知一亩地产多少粮食的人，应该还记得《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吧，这个“纲要”，是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农业十七条。同年12月，发各省征询意见，1956年1月形成农业四十条草案。经过两年实践，1957年下半年作了第一次修改，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基本通过。毛泽东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1958年作了第二次修改，1958年5月5日一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通过。1960年4月，提交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

    《纲要》要求从1956年起12年内，粮食亩产量黄河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800斤，棉花（皮棉）亩产量按各地情况分别提高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要求各地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技术、农业劳动生产率、交通运输和商业及邮政、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在12年，得到一个大发展。

    这个《纲要》在党内正式通过的时间是1958年5月下旬。这时，正是大跃进发动初始。毛泽东亲手制定，经过4年准备，与14个省区负责人商讨，两次中央会议讨论适才形成。《纲要》的产生，可谓慎之又慎。毛泽东花4年的心血所产生的文件在其墨迹未干之时，党内竟有人说毛泽东头脑发热，鼓吹高指标，大刮镐风。这真是一个弥天大谎。20多年来这个谎言不知蒙骗了多少人？！是该说说清楚了！谎言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那些上当受骗者们当你们明白了事实真相时不知作何感想？！

    对于刘少奇一些人来说，5月通过的《纲要》，8月当是记忆犹新吧，你们明知《纲要》要求黄河以北12年后亩产达到400斤，而你们却在两个月后8月6日，弄出一个典型县——黄河以北的徐水县，要求亩产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岂不太离谱了。刘少奇一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做的是什么？后人有理由向刘少奇一些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人民日报》竟为刘少奇—些人的荒唐呐喊，喝彩，不知道宣传口把关的那些要人们，你们又在想什么？做什么？而在毛泽东逝世后，那些大搞镐风的人，为镐风喝彩的人，竟把镐风说成大跃进，大跃进说成镐风，把矛头指向毛泽东！这岂不是戏弄历史，戏弄人民！不知道这些人想过没有，当人民知道了历史的真相时，人民又会怎样看待你们！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而决不是其他什么人！真理就是真理，撒谎的人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五、毛泽东要求《人民日报》敢于抵制“左”的虚假宣传

    毛泽东对吴冷西的一系列谈话

    鼓吹高指标，鼓吹镐风一律不登报

    ≥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镐风、“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3、第64页）

    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讲过头话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面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嘲，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0、第72页）

    这里有几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第一，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已专门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叫他注意在“报纸报导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为什么人民日报鼓吹镐风和高指标风越来越厉害？吴冷西个人有这个胆量吗？没有。既然吴冷西没有这个胆量，那么又是谁有这么大胆量，顶着毛泽东干？！

    第二，毛泽东于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对报纸的宣传问题，又专门作了五点指示，并要求在“今年夏天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问题，吴冷西已将毛主席的指示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和彭真作了传达，而陆定一却借口“夏天太忙秋后再说”不贯彻执行，致使“五风”越演越烈。当时陆定一仅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他个人肯定不能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的，他一定有后台，这个后台又是谁呢？是邓小平和彭真吗？或者还有更大的后台？

    第三，1958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一次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对外宣传如此，对内宣传也不例外。然而它们鼓吹镐风、高指标、“共产风”却有增无减，这是为什么？

    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头脑要冷静

    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特意找我专门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他对报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4页）

    1958年11月22闩，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吴冷西长谈，吴泠西回忆道，“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下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镐风就不好。’”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沦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子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　　“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镐，这要引以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三个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按：毛泽东的指示不但不听，就连写上《决议》的话也敢删掉，可见这位政治局委员非同一般——笔者注）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的成绩，也否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摊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8一第113页）

    “第四，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刘少奇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读了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清楚的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起，一直到1958年11月12日，先后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大跃进运动中，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作新闻报道时，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决抵制“五风”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一味地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盛行推波助澜。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邓小平和彭真，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

    吴冷西回忆说：“6月14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彭真同志召集书记处会议（邓小平同志摔伤了腿，住院治疗），讨论宣传工作怎样转向问题。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由胡乔木、周扬和我准备一个文件，书记处再研究决定。我们起草了一个关于宣传上如何转向的问题通报（草案），17日彭真同志再次召开书记会议，讨论这个通报（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后，准备以中央名义下发。彭真同志将修改后的通报送给刘少奇同志审批，刘少奇同志认为通报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毛主席召来政治局会议时通过。”

    “6月2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批评镐风和高指标之后，转而谈到宣传问题时，他严肃地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中央社和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毛主席说：‘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不顾左右而言他。’”（吴冷西：《忆毛主席》第36—第141页）

    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话是针对刘少奇而发的，因为刘少奇在会议中讲到宣传问题的时候主张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会后毛泽东仍然按照1949年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立下的规定”，仍由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主管宣传口的把关工作。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在会后，对我说：‘以后有事情要请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总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我们两位，日常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42页)

    吴冷西道出宣传口主要把关人

    从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清楚的知道，当时宣传口把第一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把第二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总书记兼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把第三关的人物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把最后一关，如果他认为很重要，自己不能决定，就送给毛主席审定。如果认为自己能决定，他就自己决定。不再麻烦主席了。这是1949年中央在西柏坡“立下的规矩”，到1956年6月毛泽东又重申这一“规矩”，一直到1966年“文革”前。

    这里顺便说一点，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谈到，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是邓拓，他因为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的重要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只发简要新闻，不发社论，不久，毛泽东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拓连消息也不发，因而被毛泽东批评为“是死人办报”。到这年6月，被免除《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而由吴冷西正式接替，邓拓仍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对此，吴冷西在回忆中是这样写的：“半个月以后（即6月13日以后——笔者注），党中央才宣布邓拓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我任总编辑。邓小平同志为此专门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的同志开会，宣布中央的决定，并肯定了邓拓同志主持《人民日报》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他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在这以后，邓拓同志和我分工是，他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我主管新闻和版面，直到一年多以后他工作变动为止。”（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58页）

    在当时中央领导层，毛泽东是少数

    从吴冷西的一系列回忆，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起，一直到1959年的6月底，都一直在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要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对“五风”的问题，不要宣传，不要登报，“要卡住”。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冒失的促进派”。“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搞镐风不好”。“不要华而不实”。“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搞指标。”

    “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你是记者的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楚，要实事求是”等等。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说：“1957年6月13，在党中央决定他去《人民日报》任总编辑时，毛泽东告诫过他：‘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57—第158页）

    毛泽东这一系列指示，吴冷西听得进耳了吗？如果他听不进耳，为什么37年以后的今天，他还回忆得清清楚楚，并且在本书的末尾保证道：他所说的“主要意思是绝对不会错的”。并说：“毛泽东对他这一系列的谈话都有记录，现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看来，毛泽东对吴冷西的这一系列谈话，对他提出要抵制“五风”的一系列要求，他是听进耳的。然而，他却没有很好的执行，反而和其他什么人一起利用《人民日报》这个宣传阵地，大肆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盛行煸风点火，推波助澜，这太不应该了。

    吴冷西在回忆中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式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镐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2页）

    吴冷西的这个检讨，道出了问题的所在：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把宣传口关的这些中央领导，只片面的注重“敢想敢说敢干”的这一面，而忽略了毛泽东所提出的：既要有敢想敢说敢干的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则不然。

    刘少奇、邓小平当时在党内的地位

    从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起，毛泽东就有意的把刘少奇、邓小平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居第二线。据毛泽东后来说，这种想法是基于苏联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斯大林培养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时间太短，马林科夫没有时间和机遇获得成熟的经验，所以斯大林逝世不久，赫鲁晓夫就轻而易举地篡夺了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当然毛泽东这一设想当时还没有公开，而是以国家主席、党的主席不得超过两任为由而提出：“八大”期间，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就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出于上述考虑，推出刘少奇、邓小平于第一线，而他自己有意后退一步。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犯了“左”倾错误，惹出诸多麻烦事，毛泽东把它归纳为“五风”，即：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镐风、“共产风”，而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去补救，一件一件地去改正他们的错误。像先生教学生那样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以实现自己的培养接班人的夙愿。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犯了严重“左”倾错误，毛泽东还是迈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重要一步——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会议发表公报说：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并指出毛泽东同志专作党的主席，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

    随后，即1959年4月18—28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刘少奇正式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早在1956年夏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国家主席党主席连任期数不得超过两届，他曾想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位置上退下来。“八大”前夕，9月13日，毛泽东在谈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时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时候，就不当党的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在“八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个规定，就是为有一天毛泽东从党的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后为毛泽东设立的荣誉职务。

    自从苏联赫鲁晓夫举行宫庭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为选拔培养接班人费尽了心机。他胸怀大局，谦光自抑，选贤让贤，谦卑退让，实为全党楷模。然而以后的事实说明，毛泽东的夙愿终未实现。这是毛泽东的憾事！中国共产党的憾事！中国人民的憾事！

    在1958年兴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出于培养接班人的考虑，推出刘少奇、邓小平等到一线，而他自己则居于二线。到了8月间，事态表明刘少奇、邓小平头脑发热，瞎指挥、镐风、“共产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种种“左”倾错误，搅乱了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正常秩序，严重干扰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降发展。毛泽东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去进行整顿。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招致重大损失，而毛泽东对他们则仍然寄予厚望。希望他们从错误的教训中清醒过来，协助毛泽东把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推向前进，以实现中国历史的跃进。故而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决心不变，尽量给予刘少奇、邓小平以更多的实践机会，以使他们在不断的锻炼中成熟起来，而于适当机会把权力交给他们。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对属下的宽厚、关爱和信赖，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倚重，全党同志都是十分清楚的。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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