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的把关者邓小平，和作为舆论权威的第一报，《人民日报》（徐水县试点经验详见本书第16—第20页）。

    刘少奇和邓小平审定的，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又一重要事实！这篇社论是背着毛泽东发表的。在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起了很坏的导向作用。社论要求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一类组织，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化，更加集体化的优点。

    社论强调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把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成片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要转归社有。

    社论鼓吹少数人民公社可以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或供给制。并鼓吹这种实验是有益的，因为它指出了农村中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途。

    社论鼓吹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它公然把在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由毛泽东加上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半句删去。

    刘少奇、邓小平的以上所为，说明了以下问题：

    第一，刘少奇、邓小平主张跨越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心情非常急切，正像徐水县试典经验中所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本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上说，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刘少奇、邓小平把毛泽东加上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删去，正是反映了他们的“左”倾幼稚病。

    第二，刘少奇、邓小平非常独断，像这样重要的涉及到党的重要方针政策的社论，他们不经过身为党和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审查同意，就冒然自行决定发表。违背了中央政治局西柏坡会议关于有关重要的涉及到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文件，必须经过毛主席审定的决定。

    第三，刘少奇和邓小平藐视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领导同志，霸气十足。因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如此重大改动，谁都没有权利，必须大家讨论同意。

    第四，刘少奇和邓小平违反了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

    1958年9月16日—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说：刘副主席在9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那么，要创造那些条件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呢？《人民闩报》将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的指示，提纲式的归纳为以下几条，并强调指出，这是办好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

    ——每个人都应当参加体力劳动：

    ——对小孩子必须强调社会教育；

    ——要由低级到高级实行供给制；

    ——工厂办半工半读到大学；

    ——工厂也可以实行半供给半工资；

    接着《人民日报》详细的报导了少奇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第一，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毛主席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按：在这之前，刘少奇把办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放在第—条，说它是“共产主义萌芽，现在放在第二条，把它当作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了。——笔者注）

    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分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

    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按：这条很要紧，现在报纸上只登一句话作提纲，到19日，刘少奇视察江苏时就具体阐述了。——笔者注）

    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报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制度，要比较稳妥的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刘少奇违背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生产规模大，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以后，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好，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高凯主编《毛泽东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16页。）

    刘少奇违背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规定，人民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

    ——要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

    ——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

    ——全民教育普及并提高了；

    ——社会主义时期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渐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灭了；

    ——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

    刘少奇用他的所谓过渡到共产主义五个条件，来代替“决议”规定的五个条件。

    毛泽东对刘少奇鼓吹“穷过渡”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按：此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笔者注）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笔者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候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l一112页。以下应用简称《忆毛主席》）

    《人民日报》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具体作了哪些指示报导没有具体讲。但从毛泽东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看，可以认证刘少奇指示的后果：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三　毛泽东进行调查

    1958年10月，毛泽东派吴冷西、田家英，去刘少奇视察过的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做调查，弄清楚刘少奇是怎样做的，以便有效的纠正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纳入降发展的轨道。

    出发前毛泽东的谈话

    以下是吴冷西的回忆（吴冷西：《忆毛主席》）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泽东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

    毛主席还向我们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

    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

    情况调查经过

    我和田家英一行10月10日夜乘火车离京南下，第二天抵新乡下车。我们同新乡地委商定，当天下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七里营公社调查，我带一组去修武县。四天为期，然后调换，我回七里营公社，田家英去修武县。

    修武调查

    我和记者们10月29闩下午去修武县，我们先请县委一位副书记介绍全县办成一个大公社（13万人）的一般情况，然后分别同城关大队（原为公社）大队长、五源乡（大队）的支部书记、艾曲乡（大队）艾曲村的生产大队长谈了话。还召开了群众和下放干部座谈会，最后才请县委书记单独谈他们对一县一社的看法。在修武县调查的四天中，我们还利用晚饭和中午歇晌的时间串家走户，同个别群众接触。

    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一县一社是由原来245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的干部和群众生产情绪很高，正巧碰上他们全县总动员大炼钢铁，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矿石，不叫苦，不叫累，兴高采烈，十分感人。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妇女都上山了。但从中也了解到，由于大办钢铁，地里庄稼没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孩摘一点点，据财贸干部对我们说，本该收籽棉900万斤，到10月底只收到159万斤。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当然大家高兴，许多人都说，一生也没有像这两个月吃这样饱的饭。但好几位老人（有的原是贫农，有的原是中农）都在发愁，说：“这样吃法长不了。”

    最后我们同县委书记谈了一个晚上，他先说了一县一社的优越性，也谈了今后三年规划，但提出了不少关于全民所有制的供给制疑问和顾虑。

    我们11月1日从修武县转到新乡（田家英也从新乡转到修武），那里是另一番天地。新乡县委给我们简要介绍时，着重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像修武那样搞一县一社，只搞了一个“县联社”的招牌，似乎他们以为我们是赞成一县一社的。新乡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经济比修武富裕，粮棉都高产，每人平均分配也高于修武。

    七里营十六“包”

    第二天，我们去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这个公社有5个大队，79个生产队，人口3万，耕地9万亩。年收入1218万元，是新乡最富的公社。这里给我们的印象最新的是，他们实行了供给制。据公社书记说。他们实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了，这十六包的费用每人一年共78元。

    调查了七里营公社以后，我们又去看公社所在地周围的两个大队（刘庄和陈庄）。其中刘庄大队（即史来贺同志当支部书记）给我印象特好，主要是那里干得实在，说得也实在。史来贺同志，既讲成绩也讲困难。他的大队有800多人，1900亩土地，总收入31万元，人均分配104元（1957年即为96元）。当时他正在发愁的是还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没有人收。大部劳力上山炼铁去了。

    兴宁人民公社搞男女老幼分开居住

    在新乡，我们还调查了一个公社——兴宁人民公社。这是一个4000户、2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了15个营，50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我们具体的调查了东郭大队，这个大队共有224户，开始时有150户男女老幼分开住，现在仍有60户集中在8个地方，男女各住4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人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队干部说，正考虑改变作法。我遇到公社干部时，就顾不得下来调查前规定的守则（不要随便表示意见），忍不住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作，并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不是别人，就是刘少奇。

    他不但在河南主张这样做，而且还到江苏去推广。1958年9月19日—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在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条件时，同在河南讲的一样，他是这样说的：“第四，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刘少奇所说的“男女老少换班”，是刘少奇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家庭革命”的一个举措。（以上所引，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

    向毛主席汇报

    关于“一县一社”问题

    11月6日，我们从新乡调到郑州，当晚毛主席要我们向他汇报。我们按原来计划先扼要介绍情况。由于我先到修武，着重汇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

    我说到，修武县委书记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我说，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我还说到修武县委书记怀疑他们实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是很勉强的“温饱”。

    毛主席详细地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我汇报说，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来往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料等农副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的。

    关于供给制问题

    毛主席对供给制也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并且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谈到，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据估计一年需42元（菜肉未计）。“衣”一项是—年21尺布，二斤棉，两双布鞋（因妇女上山炼铁、下大田、不能做了）共18元，医药费每人每年2元为限，产妇补助一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那年只看了一次戏，六次电影。田家英和我都认为这只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毛主席的评论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

    毛主席谈到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拨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端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按：所谓搞“集体住宿”即刘少奇鼓吹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搞军事化生活”，“行动战斗化”“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这就是刘少奇主张的共产主义“家庭革命”——笔者注）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95—103页）

    现在我们看刘少奇在江苏视察，又是怎样兜售他的“共产主义”的。

    1958年9月19日—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刘少奇指示应该做好五件事：

    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第二，彻底把妇女从繁锁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

    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

    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里刘少奇讲的“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条件，实际上就是他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不同的仅仅是变了—下说法：在河南，是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五个条件。在江苏，是作为“建立美好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标志。刘少奇特别注重第四条，即“改善劳动组织……”，他把这一条看作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他所倡导的“家庭革命”，就是康有为《大同书》中破九界之说的“破家庭界”。无论是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还是在河南、江苏视察，刘少奇反复强调这一条。原来，刘少奇搞的“共产主义，不是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此胡闹，岂能不天下大乱！

    刘少奇在河南的具体做法：

    例如一家三代同堂，则将夫妻、父母、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原来社员的房屋，由公社统一调配，分为集体住宿营房和家人团聚营房。每星期准许夫妻、父母、儿女回团聚营房住宿生活一次，第二天即返回各自集体营房过军事化生活，如此循环往返），群众对此很反感。毛泽东知道后批评说：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诬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哪里群众起来造反。

    刘少奇到江苏视察，还大肆兜售他在徐水、河南实行“供给制”的做法。他在江苏常熟视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他问和平公社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提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皓江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听后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这样的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哪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刘少奇实行的“供给制”和实行全民所有制的主张，不仅在国内大力宣传实行，而且对国际友人也大讲特讲。1958年10月3日，他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少奇“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少奇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泽东说：“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1958年的统计，显然是夸大了的统计，中国农民人均月收入是70元，这样的贫穷状况向共产主义过渡，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一些人所说的向共产主义过渡，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其后，刘少奇、彭真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又提高了一些：人均收入150元—200元就可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富起来了再过渡困难就大了？！毛泽东反复地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地讲，一些人就是不听，我行我素。致使毛泽东不得不召开一系列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需要提到邓小平一句话：“贪穷不是社会主义”。但邓小平没有说清楚在人民公社运动中搞“穷过渡”的是谁？反对“穷过渡”的是谁？作为当时宣传口负责人的邓小平，对此是非常清楚的。许多不知底细的人，听了邓小平这句话大家都在猜，一直猜了20多年，到了今天人们才弄明白，搞“穷过渡”的是彭真、刘少奇；反对“穷过渡”的是毛泽东。然而历史却发生了一个大误会，一些人说，毛泽东搞的是“穷社会主义”。对于这种误会，从集体化道路走过来的中国农民从不予以认同。而在知识界则吵得振天响，吵吵让让，无休无止。谁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饱受帝国主义掠夺的旧中国基础上诞生的。中国实在太穷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要摆脱贪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经过五个五年计划，便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四大工业强国（美国、苏联、日本、中国）；三大军事强国（美国、苏联、中国）。五、六十年代，在朝鲜、越南，两次打败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两次打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两论〈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稳定了东欧局势；九评，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世界树起了崇高的威望。那些污称毛泽东搞“穷社会主义”的人们，不过是为他们搞资本主义而寻找借口，中国的工人、农民广大劳动人民，是从来不买他们的账的！

    四、刘少奇大刮镐风　　毛泽东一再泼冷水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谁是搞镐，说大话的第一人、第一事呢？是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事情发生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讨论农业合作社小社并大社的讨论中，吴芝圃在会上表示，河南今年能搞个丰产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在吴芝圃吹牛说大话的影响下，夏收中，当时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虚报成3200斤，另西平县城关公社则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后经调查，这两个公社的亩产数字是谎报。正当信阳地委准备纠正时，继《河南日报》之后，

    好看的电子书shubao2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