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诸葛亮多年的打击和排斥，加上杨仪、费?等人的嫉恨，处境艰难，势单力薄。从主观上分析，魏延本人在这场突发事件中头脑发昏，处置失宜，他不该轻信费?，也不应在退军途中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阁道”，授人以“谋反”之柄，更不该“据南谷口”，以所部数千之众去对抗杨仪的十万大军。这完全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我认为，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韩信确实非常相似，即他善于用兵，是军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却显得幼稚，缺智少谋。魏延死后七年，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给魏延下了这样几句评语：“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杨戏肯定了魏延“折冲外御，镇保国境”的功劳，叹息他不能善始善终，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协不和”、桀骜不驯的性格，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魏延“谋反”说，那完全是罗贯中捏造的罪名。陈寿对此已经下了结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对头杨仪倒似乎是“脑后长有反骨”。杨仪诛杀魏延后，自以为“功勋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属。岂知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后主仅给杨仪一个虚衔，“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于是杨仪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费?密报后主，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杨仪被废为庶民，仪“复上书诽谤”，遂下狱治罪，“仪自杀”。　　杨仪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毕竟也甚为可惜，因为他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诸葛亮北伐时，“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蜀汉国小，人才较之魏、吴要少得多，诸葛亮生前用人不当，又不能协调好部属的关系，死后导致蜀汉政权的这场内讧，这对人才资源匮乏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势必加快蜀汉的衰落趋势。对此，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马谡案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在很多人眼里体现了诸葛亮得大义灭亲，惩罚分明。也为这个圣人添上了一点点的失误，看起来更加完美，更加丰满。可是作为一代名帅，一国圣相，掐指一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圣人。为何派马谡前往街亭？

    街亭作为一个战略要塞，自古就为兵家必争之地。诸葛亮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可是又为何派上马谡呢？也许有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诸葛亮既然在招降魏延的时候就能看出他有反骨，将来必反。可是为何就没有看出马谡乃赵括之类的纸上谈兵之辈？失误否？非也。

    依本人之见，与其说是孔明先生的失算，不如说是其在赌博。当时蜀国多次出征未果，损兵折将无数，场面堪忧。才有后来“蜀国无大将，廖华做先锋”的说法。对此状况身为三军统帅的孔明先生自然是看的非常清楚。因此，培养将才就十分必要。而此前马谡曾给诸葛亮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其实孔明也未必不知其才学。但是为了将才，有必要赌上一把。正所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可是运气不济啊，比起孙权得赔了妇人又折兵简直就是更惨。屁滚尿流亦不为过。

    失败之后，剩下得自然是杀鸡给猴看的本领了，这个我们中国人用得是最熟悉的了，即表示自己说话算数（立过军令状），又可以服众。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呢？让更多的人害怕，让更多的有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和豪气。

    可以说，从整个事情来看，孔明自然是最大的赢家。但是这个赌博却让蜀国损失惨重。作为国相，有道理吗

    失街亭

    街亭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关口。

    马谡,生于公元一九○年,死于公元二二九年,马良之弟,蜀国将领。字幼常,襄阳宜城(今湖北省宜城)人。

    马谡诸葛亮权术的牺牲品

    马谡的狂妄、无知不仅害了自己，而且坏了蜀汉伐魏之大业，故其一死不足以谢国人！这似乎是近两千年来的定论！本人颇不以为然，个人觉得马谡很可能只是诸葛亮权术的牺牲品而已！分析如下：

    蜀弱魏强之势诸葛先生心知肚明，故伐魏带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不得已心态，当司马懿[或按《三国志》为张颌，下同]主掌魏军以后，蜀军靠诸葛先生个人的聪明才智获胜之机显然就丧失了！与优势魏军硬碰硬吗？丢失荆州和夷陵之败后的蜀汉政权再也输不起了！任何大的损失都可能把它推到灭亡的边缘！对此，诸葛先生应该明白全身而退才是上策！但对如此声势浩大的北伐，没有充足的撤军理由是不能向蜀汉君臣和百姓交代的！于是诸葛先生想到了街亭！而此时的司马懿也想到了街亭，渴望截断蜀军退路一举全歼蜀军主力，建不世之功！于是街亭之战展开了！

    怎么看街亭之战和马谡的责任？我们可以对比古代希波战争中的温泉关之战，李奥尼达凭天险，虽然竭尽全力，但最终不免关陷身死！原因何在？没有援军！可见，以绝对劣势兵力据险而守的一方，若得不到及时增援，很难守备成功！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因此，我觉得街亭之战能否成功的关键在诸葛亮，而不在马谡！即使马谡部署得当亦不过多拖几日而已，他单凭自己力量是绝对守不住街亭！诸葛亮交给了他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再看诸葛先生的运做！他已经估计到司马懿要打街亭，街亭的重要性他更清楚，此时应如何应对？我觉得要么他率主力袭击司马懿背后，与马谡前后夹击，歼灭魏军于街亭；要么直接进攻魏军老营！道理一样，趁魏军分兵之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这是以弱克强的唯一良策！但直到街亭失守，诸葛先生竟没有任何动作，为什么？他在这段时间里在做什么呢？我们先记下这个疑问！看街亭之战后的情况！

    当司马懿占领街亭以后，我想他一定忘乎所以，以为蜀军覆亡不远矣！但诸葛亮竟然在这样的被动情况下，迅速全身而退！对此，司马懿只能自叹弗如！本人曾十几次穿越秦岭，望着那连绵的崇山峻岭，也不得不钦佩诸葛先生的才智！但先生毕竟不是神人，他能做到这点，我觉得他事先不仅有过周密的安排，而且在街亭之战正酣时，甚至战前他就在做从另外通道撤退的准备了，否则，难保不乍闻街亭失守，军心大乱而全线崩溃！如果是这样有另外的通道可以保全蜀军安然撤退，街亭重要性并不象渲染的那样！那他派马谡去守街亭，并要他立军令状的用心就非常可疑了？他难道不是想借马谡的头来搪塞蜀汉君臣之口？结果就是这样，直到现在我们往往把一出歧山失败的责任归到马谡头上而不是诸葛先生！――佩服先生高明的权术，可怜马谡！

    接下来的问题是诸葛先生有杀马谡的动机吗？我觉得有！马谡和杨修性格类似有才但不免轻狂！这样的性格不会为权臣欣赏的！刘备不欣赏他，有些人觉得在白帝城托故时候有明显表露，个人觉得这不可信！刘备在这样的庄重场合不会单独向诸葛先生嘱托这样一个小人物！嘱托意味着不信任，以诸葛先生才干会看不出马谡几斤几量？还要先主提醒？先主不会这样不明事理呀！多半是诸葛先生在杀马谡时的托词！先主已死！在场的只有诸葛先生，说什么谁敢怀疑？但诸葛先生不欣赏马谡是真的！征南中的时候，马谡献策，诸葛先生什么反映？我觉得这里反映了先生虚伪的一面！他绝对反感马谡的表现！权臣往往想给部下一个神秘莫测的感觉，而揭破权臣的谋划，不管是好心还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干，都会招致他的反感，虽然表面可能赞美你几句！看杨修在几个场合，曹操什么表现就明白了！诸葛亮也一样啊！从不被重用的“参军”突然委以关系全军的重任，不奇怪吗？若曹操派杨修担当类似的任务，我们难道不会想到曹想借机杀他吗？

    马谡之死为蜀汉撤军提供了一个充足的理由！保全了蜀军的颜面，对蜀汉政权综合影响是好的！对诸葛先生个人而言，仅用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马谡，就维护了自己的威望！而且还让马谡直到死都感激他！高明哉！凭心而论，先生是我最叹服的三国人物之一！我在成都的那几年中经常到武侯祠瞻拜千古才俊！最令我感叹的是武侯祠的最后院落竟然是昭烈帝陵！先帝才干高于先生是不争的事实，但千古以后人们不忘的竟然是先生而不是先主！叹服！先生！---我觉得原因是先生能把自己的权术和蜀汉的最高利益统一起来！千古权臣惟有先生能做得如此完美！

    蜀后主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为实现统一大业，发动了一场北伐曹魏的战争。他命令赵云、邓其为疑军，占据箕谷(今陕西汉中市北)，亲自率10万大军，突袭魏军据守的祁山(今甘肃)，任命参军马谡为前锋，镇守战略要地街亭(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临行前，诸葛亮再三嘱咐马谡：“街亭虽小，关系重大。它是通往汉中的咽喉。如果失掉街亭，我军必败。”并具体指示让他“靠山近水安营扎寨，谨慎小心，不得有误”。

    马谡到达街亭后，不按诸葛亮的指令依山傍水部署兵力，却骄傲轻敌，自作主张地想将大军部署在远离水源的街亭山上。当时，副将王平提出：“街亭一无水源，二无粮道，若魏军围困街亭，切断水源，断绝粮道，蜀军则不战自溃。请主将遵令履法，依山傍水，巧布精兵。”马谡不但不听劝阻，反而自信地说：“马谡通晓兵法，世人皆知，连丞相有时得请教于我，而你王平生长戎旅，手不能书，知何兵法?”接着又洋洋自得地说：“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置死地而后生，这是兵家常识，我将大军布于山上，使之绝无反顾，这正是致胜之秘诀。”王平再次谏阻：“如此布兵危险。”马谡见王平不服，便火冒三丈说：“丞相委任我为主将，部队指挥我负全责。如若兵败，我甘愿革职斩首，绝不怨怒于你。”王平再次义正辞严：“我对主将负责，对丞相负责，对后主负责，对蜀国百姓负责。最后恳请你遵循丞相指令，依山傍水布兵。”马谡固执己见，将大军布于山上。

    魏明帝曹睿得知蜀将马谡占领街亭，立即派骁勇善战，曾多次与蜀军交锋蜀大军张?领兵抗击，张?进军街亭，侦察到马谡舍水上山，心中大喜，立即挥兵切断水源，掐断粮道，将马谡部围困于山上，然后纵火烧山。蜀军饥渴难忍，军心涣散，不战自乱。张命令乘势进攻，蜀军大败。马谡失守街亭，战局骤变，迫使诸葛亮退回汉中。

    诸葛亮总结此战失利的教训，痛心地说：“用马谡错矣。”为了严肃军纪，诸葛亮下令将马谡革职入狱，斩首示众。临刑前，马谡上书诸葛亮：‘‘丞相待我亲如子，我待丞相敬如父。这次我违背节度，招致兵败，军令难容，丞相将我斩首，以诫后人，我罪有应得，死而无怨，只是恳望丞相以后能照顾好我一家妻儿老小。这样我死后也就放心了。”诸葛亮看罢，百感交集，老泪纵横，要斩掉曾为自己十分器重赏识的将领，心若刀绞；但若违背军法，免他一死，又将失去众人之心，无法实现统一天下的宏愿。于是，他强忍悲痛，让马谡放心去，自己将收其儿为义子。而后，全军将士无不为之震惊。

    马谡被推走了。诸葛亮拭干眼泪，又宣布一道命令：对力主良谋，临危不惧，英勇善战，化险为夷的副将王平加以褒奖，破格擢升为讨寇将军。善于自省的诸葛亮斩马谡，升王平之后，多次以用人不当为由，请求自贬三等，一品丞相为三品右将军，仍尽心竭力辅佐后主刘禅，欲图中原，成就大业。

    李严案

    ()刘备病逝于永安前，曾精心安排了一个“亮正严副”的辅臣结构，即托孤于诸葛亮，并以尚书令李严为副。但刘备去世后，李严并没有能够起到辅臣的作用。相反，在八年后被废黜和流放。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这种断然的决定背后，又有什么深刻的政治原因呢？

    在蜀国，诸葛亮的同僚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李严。为什么呢？同为顾命，并受遗诏。据《三国志?先主传》，刘备临终前曾“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李严传》也说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而且刘备还“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这个安排，和孙策死后的情况十分相似。据《三国志》之《张昭传》和《周瑜传》，孙策临终前曾托孤于张昭，周瑜也“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诸葛亮担任的丞相，和张昭担任的长史都是文职，或行政长官；李严担任的中都护和周瑜担任的中护军都是武职，或军事长官。周瑜与张昭“共掌众事”，李严与孔明“并受遗诏”。一武一文，一副一正，真是何其相似乃尔！这说明在刘备的心目中，李严就是周瑜，或者希望他是周瑜。?

    那么，李严起到了周瑜的作用吗？没有。

    李严不但没有能够和诸葛亮一起辅佐刘禅，反倒还在刘备托孤八年以后被废，身败名裂。这和周瑜的情况完全不同，也为历史留下了一个疑案。为此，必须把李严被废的经过说一下。?

    据《三国志?李严传》，事情大体上是这样的：蜀汉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四出祁山，北伐曹魏，安排李严督运军粮。这时，李严已改名李平（为方便读者，以下仍称李严），正以中都护的身份代理丞相府的政务，催办督运粮草自然是份内的工作。可惜李严的运气实在太差。这年夏秋之际，连降大雨，军粮无法如期运到前方。于是，李严就派人到军中说明情况和想法，请诸葛亮回师（呼亮来还），诸葛亮也答应了（亮承以退军）。

    但是，当诸葛亮退兵的消息传来时，李严却故作奇异大惊小怪地说，唉呀，军粮很充足嘛，为什么要撤退（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又上表刘禅，说诸葛亮的撤军是“伪退”，目的是诱敌深入（欲以诱贼与战）。这当然不是事实，也会引起猜疑。诸葛亮只好把李严前前后后亲笔所写的书信都原原本本地拿出来给大家看（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这下李严没有话说（辞穷情竭），只能坦白交代，低头认罪（首谢罪负）。?

    这就是李严被废的经过，明眼人一看便知可疑。

    第一，犯罪动机不明。《三国志》的说法，是李严要推卸责任（解己不办之责），嫁祸于人（显亮不进之愆）。前一条说得过去，后一条就有问题。李严的表文说得很清楚，诸葛亮的撤军是“欲以诱贼与战”。这明明是说他诱敌深入以退为进嘛，怎么会是“显亮不进之愆”呢？

    第二，作案手法拙劣。李严如果要陷害诸葛亮，他就不该这样前言不搭后语，也不该留下证据和把柄。以李严之聪明，岂能想不到将来诸葛亮会“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

    第三，只有一面之词。我们知道，蜀汉是没有史官的，也没人为李严编文集。所以，李严的真实想法和说法，我们永远都不得而知。不过，正如北京大学田余庆教授《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一文所言，前述故事“过于乖谬，不符常情”，实在不像李严的所作所为。因此，田先生“颇疑其间另有文章”。

    当然是另有文章的。

    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一种暗箱操作的秘密政治。公布出来的材料，往往未必能够代表事情的真相，甚至是掩盖真相的。比如伏皇后的那封信，就怀疑是曹操捏造的。诸葛亮当然不会伪造李严的信，却不等于李严的“罪行”和“罪证”只有这几封信。也就是说，李严肯定出了问题，但问题不会这么简单。?

    不过这并不重要，第一，李严认了（辞穷情竭，首谢罪负）。这就说明，诸葛亮至少是抓住了李严的把柄。第二，众臣支持。据《三国志?李严传》裴松之注，诸葛亮上书时，联署者多达二十余人，包括魏延、杨仪、邓芝、刘巴、费?、姜维。

    于是，李严被废黜为平民，流放到梓潼（郡名，治所在今四川省梓潼县）。三年后，也就是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李严听说诸葛亮去世，也发病而死。?

    李严被废，对于蜀汉政权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而冰冻三尺，也绝非一日之寒。也就是说，诸葛亮恐怕早就想解决李严问题了。这次事件，只不过提供了一个机会而已。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问题：诸葛亮为什么要废掉李严？?

    也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李严被废，是他争权夺利自取灭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诸葛亮玩弄权术排斥异己。这就针锋相对，也必须先把情况弄清楚。

    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据《三国志》之《诸葛亮传》和《李严传》，在刘备把诸葛亮和李严召到永安托孤以后，诸葛亮回到了成都，李严则留镇永安。刘禅继位，封诸葛亮为武乡侯，李严为都乡侯。诸葛亮开府治事，领益州牧；李严则假节（有尚方宝剑）、加光禄勋（宫廷卫队长）之衔。建兴四年（公元226年），李严由辅汉将军晋升为前将军。辅汉将军是“杂号将军”，级别较低。前将军是“名号将军”，级别较高。而且，前将军还是关羽担任过的职务，可以说是给足了李严面子。

    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李严又由前将军晋升为骠骑将军。据《后汉书?百官志》及注，将军当中，地位最高的是大将军，其次骠骑将军，又次车骑将军，再次卫将军，又再次前、后、左、右将军。大将军和骠骑将军“位次丞相”，车骑将军、卫将军，以及前、后、左、右将军则“位次上卿”。李严由前将军晋升为骠骑将军，地位又上升了一步。而且他的儿子李丰还被任命为江州都督，统帅江州军队。?

    那么，这又有什么问题呢？?

    表面上看，李严是步步高升。但和诸葛亮相比，却是处处不如。首先，诸葛亮在朝，李严在外。诸葛亮近在君侧，总揽朝政，无论大事小事都由他说了算（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李严可是一句话也插不上。实际上，由于李严留镇永安（今奉节），后来又移驻江州（今重庆），可以说是一直远离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这对李严来说是不利的。

    由于远离成都，他无法参与朝政，难以辅佐少主，也疏远了官场关系，失去了表现机会。南征北战都没他的事，举贤荐能也没他的份；上上下下既疏于来往，扬名立万也不大可能。用现在的话说，李严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他后来在官场斗争中败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潜在原因。

    这里面显然有一个谜，那就是李严为什么不入朝？是他自己不愿意呢，还是诸葛亮不让？托孤之后，诸葛亮回成都主持朝政，李严留永安镇守边关，从“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这句话看，这应该是刘备的安排。那么，刘备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这是临时的安排，还是长期的安排？如果是临时的，后来为什么不改变？如果是长期的，刘备的想法又是什么？可惜，关于这一切，我们都已经无法得知了。?

    可以肯定的是，同为顾命的李严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诸葛亮。比方说，诸葛亮拥有自己的行政机关和官僚系统（开府治事），李严就没有；诸葛亮兼任地方官员（领益州牧），李严也不能。再加上一个在朝，一个在外，李严很明显地被比下去了。这当然会引起不平。于是李严就想，你这个正的顾命大臣可以兼任州牧，我这个副的就不能当个刺史？

    但是，当时的蜀汉只有一个州，就是益州，总不能一州之内又有州牧又有刺史？不过李严也有办法。据《三国志?李严传》和《华阳国志》，李严移防江州以后，曾向朝廷提出，以江州为中心划出五个郡，另外成立一个巴州，自己当巴州刺史，结果“丞相诸葛亮不许”。这当然又让李严不爽。

    过了几年，李严又向朝廷提出要开府。理由也很正当：在曹魏，并受魏文帝曹丕之遗诏，共同辅佐魏明帝曹?的四位顾命大臣――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可都是开府的。结果，这个要求又被拒绝。不过，诸葛亮也给了李严补偿，就是表荐李严的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以提高其待遇（隆崇其遇）。

    这就是李严与诸葛亮关系的大概。据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李严被废，完全是咎由自取。为什么呢？因为李严身为顾命大臣，既不见他出谋划策建设国家，又不见他出生入死保卫国家，却只见他争权夺利以权谋私，而且不择手段。比方说，他的“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是在什么时候呢？大约是在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

    当时，魏文帝曹丕已经去世，魏明帝曹?已经继位。诸葛亮为了相机北伐，要调李严之兵进驻汉中。李严接到命令，推三阻四，拖拖拉拉，却要求划出五郡，建立巴州，让他当刺史。这不是讨价还价是什么？建兴八年（公元230年），诸葛亮准备西出祁山，打算让李严镇守汉中。李严却趁机大谈司马懿等人开府的事，实际上是借司马懿说自己。这不是敲诈勒索又是什么？?

    更为严重的是，据《三国志?李严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此前李严还曾写信给诸葛亮，劝他“宜受九锡，进爵称王”，结果被拒绝。李严为什么要怂恿诸葛亮受命称王呢？一种可能是为了自己要官，先鼓动别人要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要陷孔明于不义。

    此时的诸葛亮，权力和地位颇似当年的曹操。曹操爵封县侯（武平侯），官任丞相，开府治事，兼领州牧（冀州牧）。诸葛亮也是爵封县侯（武乡侯），官任丞相，开府治事，兼领州牧（益州牧）。如果再来一个受九锡，称某王，那就和曹操毫无区别一模一样了。显然，无论何种可能，李严都是不怀好意。?

    如此看来，李严的人品十分可疑。所以，余明侠先生的《诸葛亮传》就说李严“完全是一个j诈自私、阴险残忍、不以国事为重的恶劣分子”。将其废黜，可谓天经地义。

    不过这事也有两说。

    第一，所谓李严自私自利（所在治家），滥施恩惠（尚为小惠），沽名钓誉（安身求名），不以国事为重（无忧国之事），只是诸葛亮的一面之词，缺乏证据。

    第二，李严没有起到辅臣作用，是因为他不在朝廷，使不上劲，不能怪他。

    第三，李严要求当刺史，要求开府，也不能简单地说就是争权夺利，跑官要官。因为他这位“副顾命大臣”的权力、地位、待遇，与那位“正顾命大臣”相比，实在是相去甚远。所以尹韵公先生的《李严之废》一文，就认为李严是在“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为此，李严甚至想出了劝诸葛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的馊主意。在尹先生看来，李严此举，是“存心让诸葛亮难堪”。结果，诸葛亮“大为恐慌”，不得不立即回信表迹。诸葛亮说，如果灭了曹魏，杀了曹?，和诸位一起受封，即便十锡我也敢接受，何况九锡（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话说得大义凛然，却也大犯忌讳。什么叫“十命可受”？曹操只不过受了九命，就被大家骂得半死；诸葛亮如果当真受了十命，又会怎么样呢？?

    由此也可见李严相煎之急。这在赞成诸葛亮的人看来，就是“猖狂进攻”。但在赞成李严的人看来，则无妨说是“维权行动”。尹韵公先生就认为，李严已经看出，诸葛亮“没有把他这位托孤同事放在眼里”，处处“排挤、压制、冷落”他这个副手，还时时“予以掣肘”，李严当然会“不示弱，不服气，不买账，伺机反扑”了。?

    或许有人会问，诸葛亮为什么就不能给李严一些权力呢？尹韵公先生认为，就因为诸葛亮是一个“权欲极盛的政治家”。他的作风，是“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按即所谓“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哪怕同为托孤，也得束之高阁，而李严偏不吃这一套。也就是说，李严的悲剧，就在于他不愿意当一个有名无实的顾命大臣，而“擅权心烈的诸葛亮”则“根本不愿、也不容他人染指最高权力”，这才水火不能相容。结果，“善于玩权的诸葛亮”逮住了“李严送上门来的过失”，一出手就把他打翻在地，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按照以余明侠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严亮之争的实质，是李严争权夺利猖狂进攻，诸葛亮顾全大局一让再让。其斗争轨迹则是：进攻，忍让；再进攻，再忍让；直至李严自我暴露自取灭亡。相反，按照以尹韵公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严亮之争的实质，是诸葛亮擅权心烈打压同事，李严奋起维权据理抗争。其斗争轨迹则是：打压，抗争；再打压，再抗争，直至李严出师不利头破血流。?

    这实在是太有趣了。?

    余明侠和尹韵公都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他们根据的材料，都是正史所载，没有戏说，所说也都不无道理，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以人品和道德来看历史事件，这条路是不通的。就事论事也不行。我们知道，的导火线常常是些小事情。小事情引发大事件，背后必有大原因。何况诸葛亮是大政治家，他作为蜀汉政权的掌门人，考虑的一定是大局、全局。所以，即便认定李严是小人，是“恶劣分子”，把诸葛亮和他的斗争仅仅看作君子与小人之争，也是小看诸葛亮的肤浅之见。何况李严是不是小人，还很难说。

    那么，诸葛亮考虑的大局又是什么呢？?

    这就必须追溯到刘备的永安托孤。也就是说，刘备托孤时，为什么要安排李严这样一个被尹韵公先生称之为“第二提琴手”的人物？谁都知道，刘备“天下枭雄”，一生征战，见多识广，虑事周全。他的安排，肯定不是一时性起，而是出于深思熟虑。问题仅仅在于：刘备考虑的是什么？?

    田余庆先生回答了这个“哥德巴赫猜想”。田先生的《蜀史四题》一书认为，“亮正严副”的托孤安排，乃是为了消除隐患，巩固政权；而蜀汉政权的最大隐忧和祸患，不在曹魏、孙吴，恰恰就在蜀汉政权内部。正是这一内部矛盾，让刘备的托孤非同寻常。?

    于是我们就要问：是这样的吗？是！

    我们知道，刘备建立的蜀汉王朝或者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第一股是“本土势力”，包括原仕洛阳的益州官僚和仕于益州的本土豪强，我们统称之为“益州集团”。第二股是“刘璋旧部”，包括追随刘焉父子入蜀的和后来投靠刘璋的，我们统称之为“东州集团”。第三股是“刘备亲信”，包括刘备的骨干（如关羽、张飞）和后来投靠刘备的（如马超），我们统称之为“荆州集团”。

    这三股力量，由于有一个先来后到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主客新旧矛盾。刘焉父子入蜀时，益州集团是主，是旧；东州集团是客，是新。主客新旧之间，曾大打出手刀兵相见。刘备入蜀以后，关系就变了。原本是客是新的东州集团，变成了主，变成了旧。主客新旧矛盾，则变成了荆州集团与益州、东州两个集团的矛盾；而东州、益州两个集团的矛盾，也依然存在。刘备的蜀汉政权，就是建立在这三重矛盾之上的，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更不好玩的是，刘备在?亭和夷陵一败涂地，这就难免让一些原本就心怀不满的人蠢蠢欲动。据《华阳国志》，刘备败退永安后，十一月生病，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就反了（次年三月被剿）。而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去世后，南中地区各郡居然全都反了（南中诸郡，并皆叛乱）。可以这么说，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

    这无疑是让刘备深感忧虑的事情，而为他可以分忧的只有诸葛亮。这是刘备要“托孤于丞相亮”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又要以李严为副呢？因为另外两股力量也不能不考虑。也就是说，所谓“旧人”当中，也应该有代表人物，而李严是最合适的。据《三国志?李严传》，李严原本是荆州人（南阳），曾经在刘表手下做事，因为能干而名扬一时（以才干称）。曹操南下，刘琮投降，李严却西行投奔了刘璋。刘备入蜀，李严又率众投降了刘备。

    所以，刘备选中李严，除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提出的“蜀土故臣，宜加奖慰”；“荆土归操，严独西归”；“理民治戎，干略亦优”三个原因外，恐怕还因为他在所谓“旧人”中，和刘备的“荆州集团”关系最好，也最密切。?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的代表性。前面讲过，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而这三股政治力量在刘备心中的分量是不一样的。从当时政权的结构不难看出，荆州集团是政权主体，东州集团是团结对象，益州集团是防范对象。这并不奇怪，因为以刘备为首的荆州集团是一股新的外来势力。他们要在益州站稳脚跟，不能不团结依靠比他们来得早一些的外来势力。这就是东州集团。东州集团半新半旧，亦客亦主，正好可以起到一种沟通新旧双方的作用。这样一来，属于东州集团又亲近荆州集团的李严，便成了刘备寄予厚望的人选。

    实际上刘备的这一安排的用心极深。首先，它体现了处理新旧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虽无明文记载，却不难从蜀汉政权的官员任命中看出，那就是“后来居上，不容颠倒；以我为主，兼容三方”。因为要“以我为主”，所以诸葛亮为正；因为要“兼容三方”，所以李严为副。也就是说，刘备的托孤，是用人事安排的方式留下了自己的政治遗嘱。这也是后来诸葛亮能够废掉另一位顾命大臣的政治底气――此人挑衅了“后来居上”的原则。?

    但这只是“首先”，还有“其次”。其次就是刘备的“帝王心思”了。据《三国志》之《李严传》、《先主传》和《诸葛亮传》，刘备将李严召到永安，拜为尚书令，是在章武二年（公元222年），月份当在十月。召诸葛亮到永安则是在第二年，即章武三年（公元223年）的二月。从两个人到达永安的时间和“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这句话看，刘备对诸葛亮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时，李严很可能是在场的，至少也是知情的。

    这就很有意思了。一方面，刘备是在告诉李严：诸葛亮是朕最信任的人，信任到可以让他“自取”的程度，你不要挑衅他的地位！因为李严作为“旧人”的代表，既可能维系新旧关系，也可能促成旧人异动。这是一把双刃剑，不能不防患于未然。因此田余庆先生认为，诸葛亮的角色是打鬼的钟馗，而且“这个鬼就是李严”。?

    不过，依我“小人之见”，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或者说，李严未必这么理解。李严很可能认为，刘备是在“用为君的两手对付为臣的两手”，否则为什么安排他留镇永安？无非是在暗示，如果诸葛亮当真取刘禅而代之，他李严就可以从永安出兵勤王。这是李严敢于和诸葛亮抗衡的政治底气。正因为这样，他才要求开府，要求当巴州刺史，才写信要诸葛亮接受九锡，晋爵称王，也就是看看诸葛亮是不是有“不臣之心”。他认为这是在执行刘备的政治遗嘱，所以理直气壮。

    当然，这些都是猜测。我们还是愿意善意地相信，刘备的愿望，只不过是新人旧人和衷共济，荆州、东州、益州三个集团同心同德。?

    现在看来，刘备虽然用心良苦，但他的愿望还是多少有些落空。一方面，诸葛亮的手太紧，只肯让名，不肯让权。另方面，李严的表现也让人失望。第一，自视甚高，难以共事。当时的民谚有“难可狎，李鳞甲”的说法，意思是李严的身上有鳞甲，轻易碰不得（乡党以为不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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