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不会因此就等同或等值于了地摊文学。正如你不能说张大婶趁着天刚擦黑儿就跑到西直门地铁站门口兜售的茶叶蛋就一定是臭蛋一样。其实所有敢于将性事作为小说主题的作家都充满了风险意识和可资赞叹的奉献精神而奉献搞不好就会成了出卖。作为读者，捧到手里的究竟是“奉献”还是“出卖”很难分清，可货色的味道他们自有品尝的经验就算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是一次大胆的出卖吧可我认为，他出卖的正是真诚和现今已不多见的对于生命的美好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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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说黄金时代艾晓明1

    作为一个我们这一辈人曾十分热衷的词，“黄金时代”的词义正在淡化，如同我们的大好年华一样逐渐飘然远逝。那个黄金时代，正好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年代，它从“伤痕文学”开始，已经被讲过多遍，以至于快成为一个老得不得了的故事了。不过，假如我们同意故事学大师普洛普dimir　propp的论断：所有的故事都是在重述一个老故事，那么王小波的小说集黄金时代，则是1994年的中国文坛上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重述。

    一走出混沌

    黄金时代分为三辑，包括总题为黄金时代的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这三个中篇，另外书中还收有中篇革命时期的爱情短篇我的荫阳两界。这个作品集子中的主人公都叫王二，他是故事的人物，又是叙述者。王二多少有些邪性，没正经，在年轻时，时而是“流氓”，时而是画淫画的嫌疑犯；岁数大一点，又是个阳痿“小神经”，按某种文化社会学的意见，属于次文化或边缘文化一类。总之，在人群中是异类。而王二们，还要算是异类中的异类。比方说，同是受到迫害，张贤亮笔下的章永麟还是资本论的信徒，王二们不在这个范围里。他们一点不错是搞了男女关系，犯了打人错误或者婚前同居婚后搞婚外恋。在这一点上，他们大致是把主流文化不当回事的一群，或者说是混沌的一群。这群人，在性爱这个社会生活中最多禁忌的区域里，他们放浪形骸，挑衅成规和传统。性爱，并且不合社会成规之性爱，正是王小波这个集子中反复分析的题材论域。黄金时代开篇便挑出一个逻辑上的悖论：陈清扬找我证明她不是破鞋，我一本正经地向她建议举行一次性交。这种直言不讳是王小波叙事的基调，基本的风格。岂止是直言不讳，他还要肆意发挥，敞开想象，把人们历来耻于言说的性性意识性的感觉性在人的肉身上的表现形态性的惶惑困境与奇妙情趣说个透彻，令其摆脱混沌而被洞悉澄明。无论是否赞赏作者的手段，它产生的效果首先是令人惊异。

    王二和陈清扬的恋爱故事整个地包括在一个罪恶与情欲的冲突形式中，这个冲突是如此的激烈，男女主人公被迫逃离了人群到深山里野合。他们很快就成了搞破鞋的人犯，陪斗的节目。有意味的是，作者利用了被指控有罪与人物供认不讳的荒谬关系，以自供状的叙述，言说了性爱惊人的力量和美丽。男女欢爱在性禁忌的年代成为罪恶罪名，这不稀罕，罕见的是还从来没有人如此理直气壮，如此汪洋恣肆地写其出于生理本性的自然单纯。王二与陈清扬多次做爱作案，只是因为他们年轻他们乐意。王小波还原性爱的单纯性，正好戳穿了逼供者的潜意识。夸张张扬恬不知耻的叙述姿态，调戏了那时代集体性的窥春癖。偷情者的对话，也充满戏谑风格：“我把小和尚拔出来，把精掖射到地里。她在一边看着，面带惊恐之状。我告诉她：这样地会更肥。她说：我知道。后来又说：地里会不会长出小王二来，这像个大夫说的话吗”

    在王小波的作品中，对性的感知又反映着联系着人的内在资质，他们的性格行为方式。黄金时代中反复出现两类人，李先生一类，王二们一类，前者是穷困潦倒但执迷不悟的成年人，后者是无法无天捣蛋闯祸的顽劣少年。不过这两类又可以说是一类，一群想按自己的价值观念精神欲求生活的人，无论他们是书呆子还是小神经。李先生感到情人的乳头凉冰冰，就动了格物致知的心思，想问一个“对头吗”这个微妙的心理活动与另一个李先生耽读西夏文，以致丢了饭碗的破内裤内裤里露出的屁股“像个风干的苹果”一样，是具揭示性的。格物致知的内心恶习与抽狗屁烟喝狗尿茶听狗屎收音机的物质享受极不般配又自然浑成，使得中国李先生们在日瓦戈医生等同类中决不会被搞混。格物致知又是少年王二们性成熟过程中重要的青春体验。王小波在描写叙述者小说家王二的精神成长时，一些优美独特的语言意象依然与性爱相依存并由此引向人对自我的追问。他写到人物感知着生命的松动，落叶遍地，王二仿佛顶着落叶的黄金雨。他念诗给女友听：“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倒挂下来。”还有，他这样描写恋人的夜：“满天都是星星，好像一场冻结了的大雨。这是媚人的星空。”黄金时代开始于搞破鞋的交代回忆，中间由三十而立过渡这个过渡包含杂耍性的现实生活片断，又包含关于精神与肉体各种欲望故事的插曲最后终结于对似水流年生命的终极价值的体认。性爱历史生命与艺术在此融为一体，敞开了王小波所用强光投射出的一个价值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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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说黄金时代艾晓明2

    二自由叙事

    黄金时代是王小波第一部在国内引起专业批评家关注与喝彩的小说集，这一反响实则姗姗来迟。在此之前，集中的黄金时代单篇和未收入集中的另一小说未来世界也先后获台湾联合报系第1316届中篇小说大奖。此外，王小波还曾出版过一部短篇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如果再把王小波尚未出版但已在一定范围内流传的长篇传奇红拂夜奔寻找无双以及我的舅舅等计算在内，那么他实在不能算作一位小说新人，最起码也不是生手了。

    唐人秘传故事已经透露了王小波与众不同的创作路径，这就是对老故事的重说重新讲述。所谓“秘传故事”，作者何以得之显然，作者在此故弄玄虚的标题下乘虚而入，尝试移花接木故事新编。他将现代人的爱情与唐人传奇相拼贴，或将唐人传奇现代化，在其中贯注现代情趣。

    不过王小波始终没有满足过仅仅是说故事，对说的兴趣固然反映了作者对小说其形式自由的热爱，而他的热爱自由更见之于通过这种自由发挥的叙事游戏，表达当代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特定人群的感受，表达对他们生存状况的俯瞰。这在他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写的一系列作品中可以见出。我说俯瞰，是因为王小波在这些作品中发展出一种由叙事者随心所欲地穿行于古今中外的对话体叙事。如他改写唐传奇的红拂夜奔，其中数学家王二的故事与古代大科学家李靖的故事对话，他们各有各的命运，有各自对爱情生命自由和死亡的想法，他们互相映照又各行其是。在写实与幻想寓言两种体裁的穿插中，王小波做着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存体制限制下知识分子处境的俯瞰，看出智慧创造爱情这些生命的永恒价值与极权昏庸世俗之间长久的对峙。

    自由叙事，一个关键是对时间的处理。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一张多重时间的网络覆盖于性爱之上。有现在时间我现在在一家研究人工智能的研究所工作，有过去时间我和妻子留学旅行欧洲时，有过去进行时我对x海鹰交代问题，接受帮教，有过去完成时我交代1967年和姓颜色的大学生恋爱。时间跨度繁复阔大，空间遥远的事物发生奇特的组合。例如，达利画的塔楼与大炼钢铁的标语，小孩爬高楼摔断胳膊，胳膊里流出的筋膜与“湿被套”的感觉，还有高炉残骸里的屎与避孕套，这些不相干的图景，由“塔”这中心意象生发出来。穿过弯曲的时间隧道，超现实的画风稚拙的性体验与乌托邦实际景象相遇，光怪陆离。

    童年，是作者观照这一革命时期的又一尺度。王小波尽兴想象，以一个欢天喜地投入军事游戏的顽童的视角，重写“文革”中的武斗场景及荒诞变态的性与青春。历史被儿童当做玩偶，成年人被政治家当做玩偶小孩的感觉传达了作家对革命的隐喻。

    时间，实际上不只是一种被处理的题材，它是一个潜在的主题。王小波往往用时间的称谓作为小说标题，这个时间是烙有中国人当代集体记忆的特殊时间。在某个时间，知识分子只好用印度师兄做法术害他来解释他的挨揍；在某个时间，得像吃忆苦饭或思甜饭一样性交；或者，男人被派作日本鬼子式的强奸犯，女人像忍受严刑考验一样自愿被强奸。施虐与受虐被压抑的潜意识与性变态，这些在弗洛伊德那里受到分析的范型，被王小波施之于中国的时空之中，揭示出现代中国人种种古怪荒谬的文化心理。这是历史的霍乱时期，它“好像是过去了，又仿佛还没开始。”

    三语言颠覆

    王小波的叙述风格保留了北京作家一贯的幽默传统，但仍然是一种变体，不似前辈作家通常难以克制的悲痛激愤，也不混同于当前由北京风行于各地的就事论事的调侃。王小波的语言以戏谑的比喻加上反讽的思辨为特征，对人们习惯的优美抒情与认真说理传统它是一种悖离，是喜剧性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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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说黄金时代艾晓明3

    “gui头血肿”的故事把众人引以为耻讳之不及的“gui头”直呼出来，并对这个粗鄙别扭的词语联结详加描述，揭示其荒谬性。荒谬在于，众人虚伪的羞耻心掩饰着带有性虐待意味的罪恶，这是要体面的知识分子死不肯接受的。李先生奋起自卫一论再论“gui头血肿”贺老先生纵身跳了楼。人物的反抗，形式上有滑稽和悲凉之分，但究其实质，于普遍的无理性的羞耻文化与心理是一个有力的暴露。“磨屁股”“革命时代的痔疮”“地主老财的屎橛子”，都把属于人体隐私部位，历来文学作品一带而过或多以隐语暗示的东西拿出来示众。由此，革命时代最荒唐无稽的现象显露无遗。也正是这样，原欲的真正意义令人动容：刘老先生被一只鸭子馋死了，贺老先生脑浆子洒了一地，那杆大枪又粗又长，“这说明他们身上还有很多没有用完的生命力”。

    王小波空前坦率地描写了性包括性爱姿势与器官，这些描写兼具写生的细致和想象的谐趣。它新鲜独特，通常超越了写实层面，成为人物处境的隐喻。例如：王二在x海鹰床上半跪半坐：“这时候整个人就像一朵扎出的纸花，或者崩开了的松球从一个底子王二的屁股里，放射出各种东西。他的上身，他的折叠过的腿，他的荫毛和###它们是黑黑的一窝，每一件东西都坚挺不衰。”还有苟欢之后两个人斗鸡式的坐姿：“这时候她的乳房在我们俩中间堆积起来，分不清是谁长的了。那东西有点像北京过去城门上的门钉。”比喻选择的是日常性形象，但从来没有人可以顺手拈来形容性事。在前一个比喻中，影射出人物如折纸花一样被迫扭曲的精神状态，剩下的肉身的坚挺显示了欲望的非理性。而关于两人对坐的比喻更是古怪滑稽，显出了这对男女的貌合神离。

    王小波用“屎”这个词汇的次数之多亦属少见，连带的还有各类形容性器排泄物的俚语俗语歇后语及秽语包括英文。他让这些通常被视为垃圾的词汇频繁出现，发掘出其非常的表现力。这些词语竟然代表了人的存在的如许重要内容，只要看看似水流年中挖屎坑及煮大粪的故事就可以体会了。人们理想中的美妙新世界原来如此之多的与屁味萝卜嗝味和屎联系在一起，圣与俗的界线被颠覆了。

    我的荫阳两界表面上是带有猎奇色彩的故事，以阳痿病人作叙事者，仿佛要挑逗读者的窥淫心理。但实际上它不折不扣是一段浪漫爱情，不过不是古典式的浪漫，而是一个现代智者与情人戏仿世俗的传奇。病人与医生为功利目的同居，由此引出男女之间及他们与环境之间种种误解和冲突。在一幕幕可笑情境中，病态与正常态的界线游移混淆粗鄙与高雅亦互为表里，需要复杂一点的言说了。

    被称作“黄金时代”或“革命时期”的阶段正在一步步变成历史，它离我们越远，我们越感到那一切不可理喻。在这个时候，王小波写出了他的上述小说，把那个时代放在人类理智共同标准的天平上来掂量，掂出其全部无意义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荒谬逻辑。他以中国作家一贯欠缺的喜剧精神书写革命时代，这实在有助于我们重建一种健全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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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羞耻心文化丁东1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应该算是典型的大陆文学，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首先在香港出版。黄金时代由三部相对独立的中篇小说组成，背景是“文革”时期。那是一个个人无助而政治权力无所不能的年代。作为个人，很难有个人意志和尊严可言。指鹿为马，鹿就是马。人只有接受这种现实，而无证明自己的可能。谈起那个年代，许多过来人都心有余悸，一点儿都不具有解虞之处。但作者却将这种恐怖化作一种荒谬。他对身外的现实采取了一种全盘承认的态度。既然不能改变，不如依法炮制。被发落到边疆农场的医科大学毕业生陈清扬，仅仅因为是结了婚的女人，“脸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就被舆论污为“破鞋”。据小说主人公王二看，只有两个方法洗刷：1把自己整得全无姿色，没了当破鞋的本钱；2干脆偷汉，当名副其实的破鞋。王二赞成第二种，总之清白不得这是一种看透了荒谬，自觉不值得在理性层面上与之较量才产生的心态。这就摆脱了文人的传统悲剧模式，摆脱了理想和幻想的纠缠。这里不妨与张贤亮的小说做一对比。绿化树的主人公政治理想尚未破灭，于是才有结尾踩上红地毯的自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对爱情还抱有幻想，于是才有主人公与黄香久的“感情的历程”。在黄金时代中，这两层理想和幻想都没有，于是小说便形成了一种嘲讽和戏谑的风格。

    荒谬的年代培养了王二式的玩世不恭的游戏态度。在黄金时代里，王二回忆道：“我记得那些日子，除了上山放牛和在家里躺着，似乎什么也没做。我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这与加缪的局外人有同有异。同样是对荒谬的超越，局外人的主人公采取的是一切与我无关的态度，是一种高度的冷漠，连母亲死了都无动于衷，他始终是一个局外人；王二们则不同，他们是想做局外人而做不得，他们没有那份可以置身局外的自由，面对荒谬的处境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无能为力，如同阉牛，只有被阉的份儿。但王二有王二的智慧，他知道面对绝对的荒谬，较真儿只能是自取灭亡。置身于绝对荒谬的大游戏中，千万认真不得。既是游戏，就不能破坏游戏的规则。王二的处世态度是：“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倒倾向证明自己不无辜。”我对付不了你，我就不如配合你。他和陈清扬对清查批斗采取的就是一种配合的态度。让王二写交代男女关系的材料，他故意写得很有文采，似乎受辱的不是他，而是热衷于看材料的人。性是王二们反抗外部世界的最后据点。王二说：“在我看来，这东西无比重要，正如我之存在本身。”既然外部力量对于我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么人的欲望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你按你的来，我按我的来。你的荒谬无理可讲，我的性欲也无理可讲。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的“丑陋”和政治强权的荒谬在程度上足以匹敌。陈清扬曾认为：“真的事要有理由。”这正是她烦恼的原因。荒谬的本质就是无理由可讲。最后，她达到了犬儒主义的化境，不再为是不是“破鞋”而烦恼，“挨斗时她非常熟练，一听见说到我们，就从书包里掏出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用麻绳拴好的解放鞋，往脖子上一挂，等待上台了。”并为她是挨斗的“破鞋”里最漂亮的一个而“觉得无比自豪”。

    小说的叙事方式不是要读者沉浸在当年的气氛里，而是通过今天的主观滤光镜看当年。中国当年斗“破鞋”，挨斗者必定狼狈不堪，羞愧难言；而批斗者则居高临下，如同动物园里看猴子。但在小说中，这一切都反过来了。精神上的优胜者不是批斗者，而是挨斗的王二和陈清扬。王二们精神上很优越，态度上很从容；对方则显得十分委琐。小说既能在对人物心理的体察上入乎其内，又在价值判断上出乎其外。这种叙事方法是颇为现代的。

    中国的现代派小说，特别是近几年某些先锋派小说，阅读起来十分艰涩。而黄金时代不然，处处给人以阅读的快感。想寻找作品内在含义的读者自可寻找；但作品的价值首先来自阅读本身。阅读本身就使人陶醉，以幽默和智慧给人以全新的感受，简直不需要再去追寻它的内在含义。作者用一种幽默的光辉烛亮了当年那种无处不在的压抑，使人的精神世界从悲惨暗淡的历史荫影中超拔出来，感到一种解放的愉悦。作者有意让读者感觉，这不是历史之“真”，而是历史的变形。这使人想起一位西方作家的话：“如果我对你说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假的就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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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羞耻心文化丁东2

    这种叙事方法并非史无前例。但用这种方法来叙述性的主题，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效果。它既可以写得很透彻，又不失高格的美学趣味。以前，写实主义小说面对性几乎无法回避一种两难抉择：追求高雅不免失去透彻，追求透彻又不免失去高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范本。但它那种抒情诗式的笔法，并非唯一的恰当选择。现代人的性感受并不是只有抒情诗的美妙，同时也有痛苦困惑和焦虑。黄金时代的尝试扩大了以往的视野。它的基调是反讽的调侃的。但某些细节又不失动人的温情。比如，写交代材料，王二怎么也过不了关。因为看材料的专案人员怀着一种无止境的窥淫心理，根本不可能满足。但陈清扬却一下子就过了关。为什么因为她将一个女人最真实最美好最微妙的性感受写进了交代材料，让那帮专案人员一下子感到羞愧难言。这是黄金时代中最精彩的细节。让我们感受到荒芜之中，自然的人性具有怎样的威力

    这还引起了一个超越羞耻心的话题。中国以往的绝大多数小说都被笼罩在羞耻心文化的荫影里。红楼梦里性描写很含蓄，淫丧天香楼等场面作家写了又删了；金瓶梅里性描写很放肆，但写一段就要配一段谴责或说教。这都是羞耻心文化的不同表现。按文字的本意，羞和耻本来都是人体不可缺少的部位，是长期的社会文化使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赋予这些与性活动相关的部位以负面价值。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意识到要超越这种观念的桎梏。文学创作中对羞耻心文化有不同的超越方式。劳伦斯是一种方式，他认为性就是美，他在小说中给性活动以至善至美的描绘。黄金时代不同，它肆意嘲讽对性的表里不一，但同时对性作游戏的处理，不是将性美化神圣化，而是将性的价值中立化。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当“我”不承认人们给性施加的丑名时，口气随意而平淡。让读者阅读时也滤去了那些故弄玄虚的羞耻色彩，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在作家看来，围绕性兴师动众本身就是可笑的。性关系只是当事人的私事，用不着别人去干涉。干涉本身就让人发笑。只有人们对性的态度坦然了，不再大惊小怪了，人们的心理才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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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纸荒唐言朱正琳1

    听说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已由华夏出版社推出，不胜欣慰。一位大陆作家写的一部纯文学作品，在海外出版，在海外获奖，在海外引起关注，而大陆读者几乎毫不知情，这委实让人气馁。究其原因，据称是因为“这本书里有不少地方写到性”。我们且听听作者自己是怎么说的：“虽然在文学中过分写性有媚俗之嫌，但是笔者决定不加改动。因为生活就是这样，又何须掩饰虽然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但是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活过来，还要这样一步步活下去。对我们来说，没有比这更值得珍视的了。”作者写性，是在写生活写生命，无须回避。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媚俗，不在于它是否写到性，而在于它所写到的性在全书结构中是否必要。滥用之笔方可称为“过分”。再者，媚俗者写性必然会写得浮浪虚假，关键则在于他们把性制作为某种消费品，而没有把性理解为生活本身，或者说，他们从根本上就缺乏对生活的理解。好作家笔下的性总是会引发对生活的观照与思考，每每令人正襟危坐。当然，有批评家早就指出过，对于那些见到圣母像都要起淫欲的人，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我读过黄金时代，香港版，出版商竟易其名为王二风流史，且收入“风月系列”。据我所知，这使得王小波颇为恼火，所以这回在大陆出版，他坚持把书名改回来，宁可冒不畅销的风险。我曾戏言，红楼梦原先也曾名为风月宝鉴，港台的出版商抑或大有深意难得的是台湾人毕竟能认识到这本书的文学价值，书中第一辑曾获台湾联合报“第十三届小说奖”之中的中篇小说奖就证明了这一点。易名为王二风流史也并非完全不切题，书中主角叫王二，的确有好几档子男女故事。只不过这些故事难称风流，倒得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神韵。因此，王二风流史一名过于外在，未解其中之味。但要港台商人解得此味未免要求太高，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我们那个“黄金时代”。

    全书由3个中篇辑成，但由于人物与情节不乏连贯性，一气读来倒也仿佛读了一个长篇。从王二的半世人生中截取了3个时段作为视点，于是有了黄金时代20岁，三十而立30岁，似水流年40岁3篇，而其生途际遇却在其中交错蔓延。20岁的青春活力无所收束缺乏凝聚点，金灿灿地抛洒在穷乡僻壤插队在云南。性爱是自然的节奏，挨斗挨批是社会的旋律，二者协奏成曲，怪诞中被嘲弄的是某些观念，被显现的则是不可遏制的生命。30岁时生活居然又重入“正轨”回城入学且做了大学教师。无奈已然“偏离的原子”取伊壁鸠鲁之意本文笔者梦魂难归，时时刻刻只感到“而立”的别扭与可笑。实际上这别扭也因环境而起，原以为一场震荡已改变了一切，回过来却发现并没有改变人们的思想方式。这使人想起柏拉图的“洞喻”，出洞见过另一番景象的人怕是很难再老老实实地呆在洞里。40岁人谓年届不惑，偏偏却蓦然回首，一咏三叹地追忆似水流年。几个难忘的人，几件难忘的事，反反复复在那儿敲击。其荒唐，其惨烈，是够人想一辈子。然而那种轻淡幽默的叙说却直让人啼笑皆非。掩卷长思，又只觉它胜过声泪俱下好几筹。

    我这样来概括全书的内容难免失之过简过粗，而且势必有欠准确。小说你得去读，不能听人介绍。观王小波之走笔，很快就能发现他掌握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有人说他走了黑色幽默的路子，似也有几分道理。不过，我想补充强调一点：这不是说他模仿或借用了黑色幽默的叙事方法，王小波的独特叙事是和他的独特感受血肉相连的。独特的感受包含了独特的领会，文学家的才能正在于使之直接得到独特的表达。杜甫写寒露，却道“露从今夜白”；加缪写下雨，竟说“终于把大海都淋湿了”。即便是一景一物，一落笔也惊人，出人意表而又在情理之中。语言与感觉浑然一体，易一字便不再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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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纸荒唐言朱正琳2

    王小波就具有这样的文学才能。说来惭愧，我与王小波是同代人，经历也大致相仿。每常暗自思量：我们这一代人几十年无功无果但却有声有色的经历不该被我们带进坟墓，写下来，记录下来，或可为时代见证一二。然而却苦于下笔无神，一说就是套话。套话也者，人云亦云而已。自己的经历套在别人或众人的理解之中，表达出来自然有隔靴搔痒之感。也有人不顾隔靴之苦，连篇累牍地写，读来却让人有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感觉。无他，许多作品都只是某一众人认可的观念之图解，不是独特感受之直接的独特表达。文学作品就是奇，恰恰是其独特的个性最能打动人心，使人从深处领略到某种普遍性。缺乏文学才能如我者，既不满意作泛泛之谈，便只好让自己那一点感受窖在心中馊掉。间或发出一声喊，也直如鲁迅先生所云：“天地之大呀，我说不出；父母之恩爱呀，我说不出”说不出有说不出的苦。王小波却说出来了，真真切切地说出来了，既不落套又不离谱，既没有如某些人煞有介事地作反思状，也没有如另外一些人故作姿态地作潇洒状。他也在严肃地思考，他也在机智地调侃，但这一切都毫无卖弄之嫌地融入了他独特的叙事之中，朴实无华，轻淡幽默。单从这一点讲，他的作品黄金时代已经是我们时代难得的一部文学作品了。如果多有几位这样的作家，各自从不同角度叙说，一代人的陈年旧事也许就能在较为充分的显现中重获生命，成为鲜活的记忆。据我了解，王小波本人是一个不善经营但却十分勤奋的作家，已完成和待完成的作品还有许多部，我们有理由寄予厚望，期待它们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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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读黄金时代何怀宏1

    读黄金时代，首先吸引我的是其中的逻辑。王二插队那地方的队长说王二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王二若想证明他的清白无辜，只有以下三个途径：1队长家没有一只母狗；2或者该母狗天生没有左眼；3王二是无手之人，不能持枪射击。不巧这三条一条也不能成立。王二知道是谁打瞎的，但他不能出卖朋友。然后，又有传闻，说王二与另一个队的医生丈夫坐牢的陈清扬搞破鞋，要证明他们无辜，只有证明以下两点：1陈清扬是处女；2王二是天阉之人，没有性交能力。不幸这两点又难以证明。

    这大致就是黄金时代的辩伪逻辑：如果说你8，你证明你是7，是6，或者是9，是10都没有用，你必须证明你是0，或者根本不是个数字才行，余者可以类推。比如说你“反动”，说你是“坏人”，大致也都得如此证明，也就是说，你必须证明你根本不会动，你根本不是人才行。当然，这些证明都很难。不过，王二也有自己的办法：一天他借了朋友的气枪上山，看见了队长家的母狗，就射出一颗子弹打瞎了它的右眼，这条狗既无左眼，又无右眼，也就不能跑回去让队长看见了天知道它跑到哪儿去了。对于搞破鞋的指控，大致也是如此办理，因此才有了一个咸湿的故事。但是，在那个时代里，许多人并不是都能有王二这种办法的，于是自戕者有之，发疯者有之；真的反动真的不反动，真的不再是人者也有之。

    王二后来出息了，还写了篇哲学论文，他举出下面两个推论：1凡人都要死。皇帝是人，皇帝也会死。2凡人都要死。皇帝是人，皇帝万岁这两种说法王二都接受。他认为在他所在的世界上存在着两个体系：一个来自存在本身，一个来自生存的必要。只是具体应用时必须做出判断，事关存在，就从大前提小前提，得出必死的结论；事关生存，那就高喊皇帝万岁万万岁。通过学习和思想斗争，最后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可以无比真诚地同时说“皇帝必死”和喊“皇帝万岁”，可以无比热情地同时唱“从无救世主”和“出了大救星”。

    我们很少读到真正有哲理意味的小说，我这里所说的“哲理”不是明确的道理，而恰恰是暧昧的刺激人思考和分析的，如卡夫卡的小说所提供的。我想，8年前出的忆沩的遗弃是一本，不过它很快就湮没无闻了；最近史铁生的务虚笔记也是，但也罕见书评。王小波这本书也应当算，哪怕就凭作品直接描述及其中隐含的逻辑，其中还有许多看似荒谬的故事，例如王二总被老鲁追逐武斗守楼等等，当然，最耐人寻味的还是王二这个中心人物。

    王二想按他真实的本性去生活，但是，他又生活在一个有相当多禁忌和面具的时代，王二是少有的一个在那样一个掩饰的时代里不加掩饰的人。所以他老是磕磕碰碰，王二对强者不以为然，有时也有损招，但一般并不正面对抗，对女性弱者受害者相当心软，甚至有点怜悯，但这种怜悯一般总是隐藏得很好，只是偶尔一露，例如在贺先生横死刘老先生馋死的时候。王二碰到障碍并不想斗争或者率众反抗，他的办法是不争辩不正面对抗，不妨有一些妥协，他不执著，对什么事都有点无可无不可，但基本上还是我行我素，让别人无可奈何，他自己也无奈，但绝不是一种沉重的无奈，而是轻轻松松的无奈。他的许多行为几近“下流”，但他并无恶意，并不想伤害谁，他甚至可以说是经常做好事的，虽然这好事满足了对方的心愿，却被社会视为“坏事”，他做这种好事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和强烈的热情，当然也不是损己利人舍身饲虎。他有几分义气，也有一点痞气而这种痞气也许是为了对付同样带有一点痞气的时代，这种痞气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一个一本正经的时期之后，时代突然放松了一下，虽然放松了一下又马上收紧了，但一旦尝过这种滋味，本性如此的人就再也不愿意放弃了。

    王二到底是一种什么类型的人物是一个“反英雄”一个“局外人”还是一个“多余人”是一个现代“游侠”还是一个都市“流浪汉”是更像堂吉诃德还是更像唐璜甚至王二到底是几个还是一个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无论如何，王二这样一种形象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感受方式这样一个记录时代的方式都是极其独特的。王二是一个不想与时代对抗但还是有点不合时宜的人物，然而又恰恰要由他来看这个时代由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来看这个时代，也许是再适宜不过的。王二这一形象的意义尚难判断，但却足可以使作品传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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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读黄金时代何怀宏2

    对黄金时代我只是初读，又是仓促交稿，只能谈些印象。我感觉作者对语言的把握能力极具功力，包括在古文与外语方面都有很好的修养。作者对小说形式可能性的探索达到了竭尽其所能的程度，具有相当的创意，其叙述的角度和方式不断地转换，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对形式的探索也有可能失去一些读者，包括一些作者并非不介意的读者。作者一种独特的幽默感和想象力则使人印象至深。语言想象力和幽默感，这已经可以成就一个很好的小说家了，而我还感到了作者的一种深厚开明的智慧和学养。所以，这样一个作者的猝然离去，不能不让人感到极其痛惜。在一个大量制造印刷品的时代里，好作品很容易被淹没，于是我希望有好的批评，好的批评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抗这种淹没，预先指出那在时潮退后会仍然屹立的东西，而不必以作者的死为代价。

    我读黄金时代邢小群1

    关于性价值观的超越

    邢小群

    文学艺术与人的生命体验生存方式的某种同构关系，决定了它不可能规避文化对人的制约。近些年大陆文学中所展示的当代人在现实的性文化格局中的困惑，作家在同样格局中的困惑，让人感到一种人生的永远无解。而黄金时代令人耳目一新的，不仅是它以幽默机智的话语讲述了一个不必当真的故事，更体现在它以性意识的自觉对文化困惑的摆脱及对传统性价值观的超越。

    一对知识青年的一段性爱经历，被放在大陆“文革”那个非常荒谬的时空中结构成故事。背景的荒诞往往可以反衬人的某种真纯。如果我们不去从政治的或是社会的角度而仅从人性的角度去阅读它，便完全可以不去理睬那个富有寓言意味的背景，或者把小说自始至终戏谑的那个人文背景视为历时性与共时性并存的更封闭更荒诞的文化心理空间。当21岁的知青王二意识到自己发育成熟的时候，产生了性渴望，希望体验一下男女间的事情，来证明自己的性能力。同样被发落到云南农村的医科大学毕业生陈清扬，仅仅因为是结了婚的女人却“脸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便被周遭污辱为“破鞋”。她曾洁身自好地粉碎过各种人的不轨觊觎，只因王二是唯一能看透个体真实在集体无意识封固中的无助，是唯一试图以“不无辜”给那个“纯洁”的世界带去些人性的本真，所以出于理解与心灵的沟通，她以友谊的方式与王二建立了性关系。在以后的性交流性体验中，他们产生了爱情。“那时我对此事充满了敬业精神，对每次亲吻和爱抚都贯注了极大的热情，陈清扬对此极为满意，我也极为满意。”这段感情经历主人公是以犯罪的身份通过检讨的方式描述出来的。但作家却写出了王二与陈清扬在别人道貌岸然又百般窥探的捉弄下，那种从容坦然并不耻于言说的姿态，且冷静得潇洒，洋溢着性体验的灵感。“我写的全是发生过的事，发生过的事有无比的魅力。”小说的叙述层面似乎指向王二对羞辱他们的那个时代的嘲弄，然而却让你看到人所应有的那种自然合理的生命形态。或许是文化制约到了极致，那么战胜它超越它就来得更为彻底。在这里，以往小说中那种人在性秩序中的困惑已荡然无存，人该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事情是以它本身的自洽性呈现意义。作家张贤亮笔下的章永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食色都极度匮乏下，极力用资本论这类精神武器来武装自己，以证明自己从精神到肉体具有较高的素质。其实，这是一种人为的文化矫饰，他让人感到的是人的理想式自我塑造。而王二的行为让人看到了人的纯粹的一面。在作家王小波看来，性不需要任何理由，它只是存在着；就如同那些反人性的荒谬不需要任何理由而存在着一样。他的小说以一种文化与人性对峙的格局，表明着对性文化困惑的精神超越：人越想证明什么，越不能证明什么，人的道德自律在于要正视自己的纯粹自然和真诚。

    小说对俩人性关系的描写，细致到双方微妙的心理感觉。但是从阅读效应看，绝没有阅读金瓶梅时那种心理的反感，而是一种自然的生命体验的美感。性在文学作品中从来是遮遮掩掩，欲盖弥彰，让读者以意会代替直接的阅读。这都是出自于对性的羞耻心。

    羞和耻是体现在人的心理层面的文化因素。最初，当人质朴地将性与人的其他需要处于同等位置时，人并没有什么羞耻感。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特别是财产式婚姻以双方互相占有的方式出现时，两性关系便成为排他性的私情。事实上，人类的两性关系以婚姻形式出现以后，一般都是以男性个体对女性个体的独占为特征。生理的独占要求相应的伦理秩序和心理导向，就需要把性负面化隐秘化私有化，于是形成了羞耻心文化。文明史同时就是羞耻心文化史。排他性越强羞耻心就越强。否定人性感区的暴露，否定从性行为中获得感官和心理的快乐，否定正常异性之间的交流，否定富有性感的服饰，这都是而后形成的伦理和心理定势。对它的约束性愈强，对它的负面价值的确定就愈强。在男权统治的生活世界中，羞耻心多赋予了女性。在男性创造的女性中，女性的羞耻心越强越好。羞耻心导致“抑制效应”。那么，即使在夫妻之间由于这种心理作用，性生活也不会是舒展平等自由的。不同程度的压抑是避免不了的。以往的文学多回避写性，自然是这种羞耻心文化使然。当然，也有人躲躲闪闪地写它；也有人放肆地写它，而当放肆与猥亵并存时，还是羞耻心文化的变相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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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黄金时代邢小群2

    中国文学超越羞耻心文化也只能出现在20世纪的今天。黄金时代就是一次超越。劳伦斯将性的负面变为正值，公然提出性就是美，并将他笔下男女主人公的性关系，以浪漫的诗化来表现。黄金时代则在对以往道貌岸然的反讽中，将性价值中立化，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当然不意味与作家角色的复合，但观念是一致的。当“我”不承认人们给性施加的丑恶时，叙述起来就十分随意而平淡。我们阅读时的心理体验也随之滤去了那些故弄玄虚的羞耻色彩而净化了。在净化中理解两性关系的意义，于平淡之中体味到感人的温情，人性之美自然溢出。王二写交代材料，如何细致具体都过不了关，或者说都难以填平看材料人欲壑之心。但陈清扬只写了一次，检查便结束了。因为她写了自己的真情，写了因爱和喜欢产生的最真实的心理。所以陈清扬说：“承认了这个，就等于承认了一切罪孽。”这“罪孽”便是人性中最动人的一面，恰恰是它使那些心怀叵测的人无地自容，自惭形秽。在小说主人公看来，人们认为最为羞耻最该隐讳的东西，恰恰是最不值得以为耻去隐讳的东西；别人以为是私情，“我”却以为那是人所共有的寻常事，所以“我”叙述它就像公众事物一样；而恰恰小说不得不流露出的感情，才是每个具体人的私性，才是最为个性化的东西。作家若有羞涩也当在这里，因为他总在揣测读者是否理解它。这是小说全篇的一个亮点。它让我们看到对羞耻心文化的超越是在什么样的人生境界上实现的。

    超越了羞耻心，也就超越了“性沟”。把男女放在同等意义的人的位置上，去理解，去体验把握，由不平等意识造成的性沟就不存在了。王二和陈清扬的关系揭示了，两个人的性关系可以有不同的心理要求，但是两人都是自主的自由的个性的。他们精神上是平等的。无论是为了友谊还是为了需要，传统的所属性的性道德在这里已无能为力了。

    困惑羞耻心性沟都是在价值取舍中产生的。20世纪的文化思潮为我们提供了多元价值参照及终极价值消解的认识观。如果不去进行唯一价值的选择，就会迈上超越困惑羞耻心性沟的一个新的精神层次。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所显示的超越，恰恰是价值的超越。从它价值中立化的叙述格调看，性的美与丑都是文化的价值观使然，而对人来说最为合理的常态为什么不让它自自然然存在着呢

    总之，观念的不同，带给了小说一种全新的叙述和阅读时的全新感受。这当是文学中性表现值得十分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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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时期的心理分析艾晓明1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革命与恋爱这两个母题常常分不开，甚至，像一对感情不好的夫妻，互不讨好又合法地同居在一起。于是当批评革命文学的公式化现象时，产生了“革命加恋爱”这个贬义的批评术语，而在50年代的革命文学中，又出现了“志同道合”或“人性论”两种表现模式。虽然时代有别，但在有一点上是不约而同的，即在三四十年代及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或不革命的恋爱中，恋爱本身，均不涉及性。所以无论志同还是志不同，爱本身是带情欲色彩的，它或可称之为意志之爱或意念之爱，总之，爱的核心以思想观念为主。这可以举王蒙小说中一首情诗为例，这诗的题名就叫：给我一点意见吧。当然，这也不是说，写实派作家王蒙在这方面胡编乱造，相反，我倒趋向于相信，五六十年代的人们就是这样恋爱这样看待恋爱的。这也合于伟大领袖的教导：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大家都在有缘有故思想缘故上做文章，这样，革命文学中的爱可能成为思想斗争###的扩大延展继续，并且基本上不涉及性欲。这种无性之爱与恨泛滥于革命文学，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新时期文学中，张贤亮的作品以其对性的大胆描写首先在这一题材疆域打开缺口，引人注目，正是他把这个一直不为人正视的东西，人的本能，人身体所强烈感到的饥渴食物与性，引入了作品。张贤亮把革命加恋爱中的恋爱行为变成了有性的行为，这恋情才算多少走出了意志意念的圣殿，带上了心灵与肉体的双重色彩。

    但是王小波仍不属于这个经过革新了的叙事传统。出生于书香门第，成长于###年代恢复高考后就学于商品学系，后又到美国留学，拿到文科硕士学位，他的经历显得杂乱无章，略为显得杂而不乱的则是，当他年近不惑重新开始小说创作时，始终把我们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它被叫做革命在我们已往的意识及其文学中把似乎已成为逝水流年的革命时代，作为一个基本的叙事母题。只不过，作为定义，王小波宁愿向一个西方传统认同，这正如他的自述所说：“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维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在西方文学中，乌托邦曾经是理想国，是太阳城，这些代表了人类的理想与完美之追求的作品要算正面乌托邦，但是在20世纪，反面乌托邦作家描写的是一切都按完美的模式铸造出来却完美得让人受不了的地方，因为它的完美，人不再成其为人，而成为动物农庄里的羊群。反面乌托邦影射了20世纪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20世纪以前的人没有感受过它，也就没法想象出这么一种文学意象来。而不管反面和正面，乌托邦本意是空想，就是说它是与现实对立的，不现实的东西。而我们现在居然经历了作为历史的乌托邦，所有世界上通用的语汇难免都分错了位，正像指驴为马指东向西一切都乱了分寸。那是怎样一种情景你又如何去分辨这个革命时代有多少可取之处，多少不可取之处，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还是五五开不，王小波根本就不上这条分清主流与支流的习惯轨道，他就照乌托邦本来的面目去写，照它本来的真幻不清混沌混乱照它的语言语义逻辑心理的悖论面目来写。这里有的不是是非，而是一种全体荒谬，从前提到一切具体结论细微末节的荒谬，但不是西方现代派作品中的无理性荒谬，而是有理性的，所有的荒谬背后都有一整本革命时期的逻辑推理。

    这样，王小波就在黄金时代之后，写下革命时期的爱情，探讨性爱这个问题。小说主人公还是叫王二王小波小说中许多叙事者共有这个符号性质的名字，这回的王二除了长相凶恶丑陋个子小毛发重之外，像其他王二，也像西方黑色幽默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一样，是个非英雄的小人物。时值70年代，王二，是北京某豆腐厂的小工人，被疑为厂厕所淫画的作者，这样，由于这个怀疑恰巧他是个绘画爱好者他就陷进了一个自己没法儿选择又没法儿逃脱的迷宫了迷宫是王小波小说主人公的基本命运和处境。在他面前，受到怀疑而被朋友掏兜发现被掏兜而出手打人因打人要被治罪送去劳教因害怕劳教而老实接受团支书x海鹰的帮教接受帮教后屁股生了痔疮交代自己1967年参与派仗与姓颜色的大学生恋爱这些个圈圈套套一环套一环把王二绕了个结实；情节就在这一边结套一边解套的同时回环往复曲曲折折地进行。王小波以他擅长的自由联想即兴发挥，描述了一个革命时代，它简直就像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画一样不真实，而不真实却正是这个时代这类乌托邦社会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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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时期的心理分析艾晓明2

    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时代理所当然地是一个无性时代，因为性是一切动物的本能，革命时期的人崇尚理想，崇尚一切把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的素质，不能接受人有其动物性的观念，并且敌视自己与生俱来的动物性。不幸的是，生命本能激情冲动以及性的成熟，不顾这个时代的革命与否，它生长起来，带着其先天的自发性，在强大的革命时代的社会力量下，隐秘地结出各种怪诞的果实。王小波透视性爱在革命时期的处境时，便是表现了当时的人们之间情爱关系的怪诞性。老鲁徒劳地追捕王二，王二莫名其妙地成了嫌疑犯，绞尽脑汁地逃避老鲁，从另一角度来看，不过是无聊乏味的政治运动年代，更年期妇女病态的畸形发泄。换句话说，那种病态的政治热情，类似群众性的性兴奋，集体发作的窥春癖，在无性的严肃表情方面，实在有一种与性的曲折联系。性本身受到压抑，而在窥测他人隐私干涉他人自由剥夺每一种独立意志的行动中，压抑了心性本能获得快感的满足。

    作品中有几组不同的时空组合，彼此形成对比，在中国北京，欧美大陆城市，在我与毡巴的同性爱多少带有施虐性质，我与革命一代的情人，与现在妻子或对立或和谐的性爱组合中，作者开拓出一个广大的描写领域，而我与x海鹰的关系最明显地表现出了精神与肉体的敌对关系。她是正面人物，我是被帮教的后进青年，流氓，这种角色的发展终于进入了性的对立状态：x海鹰等着我去强奸她以表现出自己经历严刑拷打的精神上的优越感，但我与x海鹰两个人与这种角色的指派定义实际上不相符，她并不是受虐者，我也不是施虐狂，这样，两个人的性关系只能有性而无爱，灵肉分离，肉体上成功而精神上失败的状态。这一情境对既往那种无性的革命文学传播的性意识是一个有力的揭示，即两性间的肉体行为只属于敌我双方施虐与受虐范围。既然在一系列小说电影英雄传说中，只有严刑拷打才涉及肉体与肉体的接触，只有日本鬼子汉奸才强奸妇女，那么，性交便只有一种可能，它联系逼供与受刑，施虐与忍从，鬼子与革命者。无论哪一种形式，它唯独不可能是男女之间的自然交融，意识形态角色的化入把性的自然状态变成了政治行为的模仿。我与x海鹰是革命时期那种虚构的有害的性意识的牺牲品，而虚构的被政治毒化的性意识，这恰恰是乌托邦现实的一个特征。

    我与姓颜色的女大学生的爱显示的是一种向自然归趋，但仍无法融洽的男女之爱，是一个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有爱而身体无法融洽的另一种灵肉分裂状态，这包含了生理的成长经验。这种生理的性体验与人物在政治上的幻灭感对小孩来说，是英雄感的幻灭相融，延伸出情爱关系的不同意义，它是游戏性的安慰，但又是无可奈何的不合适的安慰。这一处境实际上是乌托邦政治中人的处境的象征。政治中的人只是些玩偶，所有的战争光荣失败全都是玩偶之间发生的事。它们是那样不真实，犹如我与姓颜色的大学生的无性之爱。

    我对x海鹰不断交代我过去的“恶行”，这时，叙述常常变成一种童年及其少年心境的回忆，这种回忆本身，又成为观照革命时代的乌托邦性质的特定叙事视角。在这里，包含了王小波处理历史现实内容的独特方式，他不是模仿，不是再现，而是重构。革命，对于一个向往神奇向往创造发明的少年人来说，是一场狂欢节一个巨大无比的军事游戏，他热情无比地制造弹弓，投石机，参与把自家所在宿舍楼改造成一座铁蒺藜的军事行动，这样，“伤痕文学”中出现的悲剧情调，枫一类作品中描写过的攻楼应战战斗在这一视角里全都丧失了庄严，暴露出来的是荒谬滑稽，连同死亡也是滑稽的：一丈长的矛枪刺穿了一个人，这景象便是人在地上旋转，“他就那么一圈圈地转着，嘴里呃呢地叫唤。大夏天的，我觉得冷起来了，心里爱莫能助地想着：瞧着罢，已经只会发元音，不会发辅音了。”由于这种在场又游离于现场的少年视角</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