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我还想把王小波与前两年大红大紫的王朔作一点比较。

    从语言的表层看，王小波的小说和王朔的小说都有幽默讽刺等特点，但他们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作家。虽然他们都是自由撰稿人，但王朔成为自由撰稿人，好像不是主动放弃单位的。而王小波却是很自觉的。从美国回来以后，他曾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教书，用世俗的眼光看也很体面，但他主动放弃了。这种选择也许不具有普遍意义，但这种选择中所体现的叛逆性格和理想精神却是值得珍视的。王朔和王小波同样讽刺知识分子，但所取的态度很不相同，这也是为什么知识界认同王小波，而对王朔却持批评态度的原因。王小波对知识分子身上的缺点挖苦调侃比王朔要厉害得多，但王小波是善意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哀其恐惧，怒其昏庸。知识分子的基本品质应当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就必须具备一种叛逆的性格。王小波对专制对一切反文明的东西，绝不留情。而王朔在专制与知识分子之间，常常抱一种只嘲讽知识分子，而回避专制的取巧态度。王小波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生存环境来考虑问题，他在那些充满智慧和幽默的小说随笔中，对专制的批判是很无情的。而王朔则越来越顺应现实，用王蒙的话说，他是躲避崇高。实际不只是躲避崇高，而是不想面对惨烈的人生。通俗点儿说，王朔是个“乖孩子”，而王小波是个“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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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波：一位知识分子和一个时代4

    丁：我还没有认真比较过他们二位。从直觉上讲，我觉得王朔倒不是“乖孩子”，也是“坏孩子”。但他的“坏”缺少一种明确的建设性。而王小波要建设什么是很清楚的。他对于什么是人类文明成果中的好东西是很明确的。他不是要消解一切价值。他要粉碎的只是专制愚昧虚伪等等腐朽的价值取向，同时，以科学理性独立自由的价值观建设新的文化。他与王朔的差异可能在这里。

    四王小波的意义

    谢：小波的影响恐怕是长久的。这几年我们说陈寅恪也好，吴宓也好，顾准也好，他们都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虽然每个人的思想都曾经历过不同的变化，但就其整个知识背景而言，他们毕竟与我们不是一代人。而像王小波这样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离我们却很近。他辞世的时候还不足45岁。他的去世，提醒新一代知识分子，我们不但承担着历史的责任，我们自己也开始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要写好自己的历史，不要给后人留下空白。

    前几天看到清华大学秦晖的一篇文章，是说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的，我觉得小波的意义就在于他有贵族精神。我和他只有一面之交，就是上次我和你一块去他家为黄河组那篇寻找无双的稿子。看他的举止，感到他是一个外表散漫单纯，而内心特别丰富的人。再回头读他写的东西，发现当代作家中真正拥有他那样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人真不多。

    丁：小波是1988年回来的，当时情况还不错，他也想让国内文学界承认自己，他也是普通人嘛。黄金时代出版以后，北京作协有一次开会请了他。他参加了一次这样的会，就不想再参加了，因为他觉得讨论的话题实在没什么意思。

    谢：这一两年，还没有哪一位作家的死，让我产生这么多的联想。你说王小波是中国第一个英年早逝的自由撰稿人，我不知道是否确切。但小波在的时候，我们读他的随笔，他的小说，对他的未来抱以很大的希望，总相信他还会写出更多的好东西来。他的突然早逝，让我为之一震。他的角色，没人能够替代。知识界对小波的惋惜和怀念，也是一种警觉，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做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事情。历史的发展有时很奇怪，一个人的偶然去世，也许会唤醒人们早已麻木了的神经。王东成说得好，上帝为什么对中国如此不公平，我们缺什么就要拿走什么。在小波45岁生日那天，参加花城出版社为小波举行的时代三部曲讨论会，不知不觉中，我突然感觉到，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有许多美好的心灵在始终伴随着我们。小波说到底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总觉得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他的理想就是人们应该自由地生活在宽松的环境里，而这是人类能做到的。

    1997年5月10日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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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纪要1

    李银河整理

    1994年9月28日上午9∶30，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在华夏出版社二楼会议室召开。与会者有著名文学评论家及报社记者近20人，会议由华夏出版社编辑黄金时代一书责编赵洁平主持，副总编辑林建初出席了会议。

    以下为研讨会发言摘要：

    第一部分：主题发言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是一部奇特的作品，它与当前流行的作品决然不同，以新的眼光新的方式表现了新的意味。

    谈三点印象式的观感：

    1反讽的方式：这本书中的主人公王二，就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来看，可能是“垮掉”派，不能算是好孩子。但他追求个人自由和反媚俗的行为方式，却反射出了时代本身的荒谬；这样就使“垮”与“坏”具有了另外的意义；另外，作品里对“性”的描写，又构成了对渗透意识形态的爱情的一种反讽，写出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

    2喜剧的心态：这本书在看取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上，超脱，随意，嘲讽的意味处处显现，具有一种玩历史于股掌之上的倾向，这种意识比正剧意识和悲剧意识更为独特，也更为重要。

    3放达的语言：作品的语言与作品的内蕴相得益彰，机警而内含诙谐，粗俗而富于理趣，自由放达中充满了感觉的灵动与理性的聪颖，可读而又可思，从而使语言本身构成了一种表现对象。

    朱伟人民文学：

    这本书很有意思。记得1989年我就看过书稿，当初看了印象很深刻，如果当时能发表，对整个文学界都会起很大作用。

    王小波写的是自己的生活和感受。我也当过知青，但在我看来，所有写知青的书都很假，像梁晓声的小说就是这样。王小波写的知青生活是真实的。文学理论界正在讨论“新体验”和“新感觉”，王的小说就是这类理论的现实表现。

    王小波的小说在表面层次很好读。他贴近自己的感受，不故作高深状，也不故作平庸状，是很本色的。建国以来大多数文学作品总是被意识形态牵着走，作家不写自己的感觉，不愿面对自己的感觉，怕人说自己没有深度。

    蒋原伦文艺报：

    这部小说在台湾得奖，我觉得不仅在台湾，在大陆也应该得大奖。从文体上看，内容粗鲁，但一开始看马上就进入了。时间上掌握得很好，跳跃交合非常自然。我看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作者是有意识的，另一种可能是作者进入了写作的无意识状态。叙事时间间隔20年，但作者在两个时间点之间跳跃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有别的作家也做过这种尝试，但没有这么成功过。也正因为小说能在时间上跳跃自如，反讽的效果就出来了。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把性大胆直露不媚俗地写出来。历史上，官方意识形态对性的描写永远是要束缚的，而文学永远要冲破这种束缚。中国的小说受意识形态影响很大，王小波的小说撇开了意识形态，按自己的体验写。这种新体验是成功的。

    兴安北京文学：

    王小波的小说对新体验理论有借鉴作用。尤其是叙述角度和人称的变化。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二的人称变化很自然，不留痕迹。看了他的小说之后，我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新体验小说产生于新体验理论之前。

    朱正琳东方杂志：

    首先应肯定的是这本书的文学价值。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是西欧的传统。从堂吉诃德开始，小说一直追问存在的方式。而我国的文评长期接受苏联的传统，强调现实主义，认为小说是讲社会问题的。例如，认为子夜幻灭都是批判社会的。就连安娜卡列尼娜都是揭露贵族社会的。王小波写的是人的生存状况，而不是社会问题。就像加缪萨特写二战不是写二战本身而是写生存状态一样，王小波写“文革”，也不是在写“文革”本身，而是超越了“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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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纪要2

    马克思说过，人和人的关系全都社会化了，只有性关系还保留了社会和自然的双重性。爱可能是矫揉造作的，性却不可能。它是一个自然的事实。要写人的生存状态，不写性是不可能的。写性是必要的。关于艺术与色情的界限，我的观点是：必要的性就不是色情，不必要的性就是色情。陈晓明插话：在西方，淫秽和色情是两个概念。

    王小波掌握了独特的叙事方式，语言表达的正是感觉本身。我们搞哲学的，总有个观念在前面，比如荒诞啊，浪漫啊，感觉跟在观念后面。王小波的叙事，感觉走在观念前面。

    我有一个担心，对书中的反讽意味，现在的年轻人能不能体会得到。陈晓明插话：我觉得他们能接受。人们接受文学的感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接受与自己体验相通的感觉；另一种是接受自己完全陌生的感觉。蒋原伦：现在的年轻人聪明得很，他们都懂，即使没有体验过，他们也能看懂。

    陈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我看王小波的小说比较迟，第一次看到是花城上的革命时期的爱情。当时感到很震惊。王小波的小说表面上和文坛隔膜，实际上提示了中国文学变动的方向，是在文学史之内的，是8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转型的一个提示。无论是先锋派，还是新写实派，都是回归生活的原生态。由于王小波的写作在文坛的经验之外，使他的写作显得尤为纯粹。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作为总体不再起作用。用王蒙的话来说，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80年代后期，文学队伍解体，有人因此认为，中国文学已经垮掉了。我却认为，这是个人化写作的崛起。王小波的价值就在于此。他一方面回到个人的记忆去，一方面又是历史的记忆。他找到了二者的契合点。他看重个人的体验，但也不能说没有历史感。中国文学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转轨经过80年代的困惑，开始进入90年代的直道。我们搞文学理论的人，有行使暴力的倾向，理论不能没有一点暴力倾向，对新的文学现象就要由理论来命名。近来我正在思考，把这种回到个人经验中去，直接追问存在的写作方式命名为“直接存在主义”或“超级存在主义”。

    不少作家担心，回到个人体验的叙事会丧失深度。在苏童的小说里，自我永远是缺席的，他不敢追求个人的存在，没有勇气面对个人的存在。而王小波在梳理革命年代的往事时，没有回避个人的存在。当他的小说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推到了最纯粹的状态时，小说就超越了革命。张贤亮的小说是从历史到个人，寻找个人在历史中的位置；王小波的小说却是从个人到历史，革命成为背景。

    王小波对个人存在的追问是赤裸裸的。人们总是为性添加了很多的附加值，而王的小说使它回到了纯粹状态。福柯说过，性和政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我的荫阳两界中，小孙是文化的代表，她深入到王二的地下室去，为他治病。当她治好了他的阳痿，使他成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之后，同时也把他拉回到文化里去了。这里，反讽的意义是十分深刻的，性和历史文化政治之间的界限被打通了。

    王小波的写作风格是自我对话式的，他在追问自己的存在，在所有的细节上都在追问自己。

    我认为革命时期的爱情也很精彩，叙事的节奏把握得很好。叙事动机一步一步推动着情节。小说中的男女主角一开始就有欲望，从表面上看，女的要求男的扮演一个历史的角色；实际上她渴望超越革命，超越历史。小说写到高氵朝时。性爱主题突然出现，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第二部分：自由讨论

    朱伟：大家谈到中国文学的转型期，新体验，新状态等等。在中国，每隔三五年就有一次新的文###流。1989年后，一直感觉到文学的转型即将来临，王小波的小说就提供了文学转型期到来的信息。这一信息就是，文学能不能以个人经验直接反映社会，而不是从社会中找到个人的位置；过去的意识形态作家总要对社会作概括，能不能转向对生活的描述，而不是简单概括；能不能从小写大，而不是从大写小。过去的东西只注重大，忽略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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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纪要3

    白烨：看了那么多小说中所写的性，没有一篇像王小波笔下的性这么不矫揉造作的。

    邢小群：最近看了几本小说朗园等，作者大多还是把性作为人格的见证来写的。

    朱伟：王安忆笔下的性是作家化了的性。

    白烨：废都的性也是矫揉造作的，贾平凹写性是失败的。

    朱正琳：贾写的性是中国士大夫式的，一股邪气，态度不端正。

    白烨：王小波的小说一出来，就把别的写性的小说全给“毙”了。

    林建初：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我在签字出这本书时还没有这种认识。我认为这本书的可取之处有三点：第一，它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表现了在“文革”那样严酷的环境中人的生机。二战后，在被原子弹炸成一片瓦砾的日本，人们曾在瓦砾上放上了鲜花，那鲜花显得生机盎然，王小波的小说也写出了人们的这种活泼的生机。第二，几千年来，由于性观念的禁锢，中国人的性意识极不健康。两个极端，要么把它写得很好，要么把它写得很坏，还没见有人像王小波这样纯粹中性地来写性。因此，这本书对培养中国人健康的性意识是有好处的。第三，这本书反映出年轻一代对完美个性的追求，它从性的角度揭示了个体的生存价值。它至少是无害的，而且对净化大众的性心理是有好处的。

    狂欢诅咒再生崔卫平1

    关于黄金时代的文体

    崔卫平

    阅读王小波小说的那份体验是奇特的和难于言表的。这并不是说要将他的作品神秘化，而是指其中许多令人忍俊不禁的地方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便当众指出或者干脆就是孩子气的。一个经过多年苦心经营衣冠楚楚的成年人似乎不应从这种东西中得到乐趣，但如果我们想想，即便是我们这些终日行色匆匆的凡夫俗子，于节假日的某些空闲时光，尤其是与儿时朝夕相伴的亲朋好友聚会闲聊时，也难免会拥有那份与生俱来的淘气和放肆，并从中得到一份互不追究的宽容和喜悦。那么，王小波设计的场面和人物，便意味着每天是这样的节日，它们希望读者不必过于当真，希望他们始终预备一份自由放松和宽待的心情。否则，读到这样的东西，有时便不知所措了。譬如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豆腐厂革委会主任老鲁已经“四五十岁”，且为女性，“胖乎乎的”，多少也该有点这类人通常具备的骄矜和福相，但她毅然将所有这一切都置之脑后，因为怀疑王二在男厕所里画了不利于她的淫画，她便“常常朝王二猛扑过来，要撕王二的脸。幸亏这时旁边总是有人，能把她拦住。然后她就朝王二吐唾沫。吐唾沫想要吐准需要一定的练习和肺活量，老鲁不具备这种条件，所以很少吐中王二，都吐到别人身上了”。

    这不禁让人哑然失笑。我不好意思说，读到这里，我们天性中久藏不露的冥顽不化的那一面终于按捺不住，径直同这种东西握手言欢，使我们的脸上浮现出那种几乎是不知羞耻的微笑。

    犯罪嫌疑人王二此时已经跑得无踪无影。他在一座最好该“穿条裤子”的塔里工作，绝少下地面。老鲁上不去，呆在下面干着急。她唯一的指望是王二在疏通连接塔和各车间的管道时，自己从上面摔下来。但王二久经考验，平衡能力好得很，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于是老鲁拿根长的鸡毛掸子捅他的腿，王二只好退回到原来的房顶上去。可当对面车间拼命敲管子，问豆浆怎么还不来时，老鲁又不得不收回长竿，放王二过去。

    这简直是动画片中猫和老鼠之间一场无休无止的追逐游戏。某种孩子气的东西在其中暴露无遗。我想不揣冒昧地顺便指出作为个人的王小波的一种心理现象：这位身高一米八几的先生更像是一个大男孩，他非常完整地保留了一个顽童对待世界的全部态度，并且喜欢把事情说成自己希望看到的那样，以个人的想象弥补现实世界的不足。互相追逐爬高爬低的描写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逃离逃脱始终是中心议题之一，有关这方面的想象时时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王小波的小说看做是供成年人阅读的童话卡通故事或传奇。

    然而理解王小波的小说，却需要在这一点上稍作停留。这种突出的儿童情结是进入王小波小说世界的一个入口，同时需要把它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去认识。我们若以官方民间有权无权，上层下层这样的区分来理解社会结构，那么显然，儿童处于无权无势的社会下层，属于民间团体，应归入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在这个范围中的人们不得不面对来自权威的多方面的压力，饱受种种限制包括话语权和思想自由的限制，儿童当然也不例外。他们的处境往往是惩罚性的，常常被吓得不敢向对他们发号施令的人多看一眼，对方的威严和法力似乎是无边的。然而这样的场面同时也透露出某种喜剧性。第一，那个把自己打扮成威严十足的人他自己也是从儿童过来的，他不可能同面前这个他认为是不知羞耻的东西完全划清界限，谁知道他们现在还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第二，他的这种权威只是暂时的，那个年幼的“嗤嗤”生长的生命总有一天会长成比他本人要强壮的人，从而将他这个旧有的权威打翻在地，将其废黜和罢免，这肯定是指日可待的将来。第三，这个权威不只是暂时的，而且还是完全表面的。训斥者本人心里或许就十分清楚，他自己说的话有多少被这个孩子当成了耳边风，他只是因为无能和无奈才摆出那副暴跳如雷的样子。他如何是这种小东西的对手就像压制生活的人从来不是生活的对手一样。凭着年幼的生命与生俱来的信念无畏和盲目，儿童显示出不甘屈服难以屈服永远不可能令其全部屈服的特点。在这方面，他们与同处于这个沉默的阶层中的其他成员有所区别，这表现在他们一系列的恶作剧不知悔改故意捣乱信口开河颠倒黑白“蔫坏”上面。他们是这个广泛的阶层中最活跃最不安于现状最生气勃勃的一部分。同时还要提及的是，因为年龄偏低的缘故，尤其是王小波所属的50年代的孩子们，有更多的机会和未被意识形态浸淫的底层劳动人民保持接触，学会用他们朴素的眼光看待周围世界，他们很容易和这些人们产生交流和共鸣，看到另外一种更具有民间色彩的生活，感受到来自民间的活力快乐及粗俗放肆，包括这些人说话的口气所使用的俚语俗语甚至不文明用语。因此，概括地说，在孩童身上体现了色彩丰富的人民性和民间性，焕发出更多生气勃勃的奇想和革新精神。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民间官方权威反权威之间复杂微妙的辩证法，很可能成为某种喜剧性或狂欢精神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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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欢诅咒再生崔卫平2

    我还想列出王小波不止一次提到的一些作家作品的名单，他它们表明这位没有上过一天大学文学系的理科学生，如何凭自己出色的嗅觉和对生活的洞察，绕过为更多的人们熟悉的19世纪欧洲小说，把眼光投向更为遥远广阔的历史深处，和另外一些伟大的深具变革精神的作品相遇：奥维德的变形记，薄迦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拉封丹的寓言诗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马克吐温富于喜剧性的几乎全部作品，包括一本并不太流行的康涅狄克州的美国人在亚瑟王朝。这些作家作品都产生于对他们本民族来说是伟大的新旧交替时期，面对旧世界走向衰亡和新世界即将诞生的情景，作家们来自民间的新生力量一边，从新鲜活泼的民间生活传统语言中汲取营养，结果是在他们有时看似荒诞离奇的叙述背后，不可遏制地透露出来自人民大众生活的再生力量和欢乐景象。王小波以最热烈的口吻赞赏的是意大利当代作家卡尔维诺，正是这位被视作“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人物，曾经花费了整整两年时间，沉湎于浩瀚的民间传统资料当中，整理编纂出长短两百篇意大利童话中文译本80万字，其成就可与德国的格林兄弟相媲美。当然王小波阅读的范围比这份名单还要广阔得多其中还有对中国读者作者几乎是完全陌生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但这一部分却是他独特的，他人莫属的。所有这些处于变革时期取自民间穿上民间服装语言的作品与王小波的气质及看待事物的立场眼光不谋而合，使得他独辟蹊径地找到了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的相关形式。

    最近我又回到俄国学者巴赫金关于拉伯雷的世界如何体现了中世纪狂欢节等民间诙谐文化的天才论述。这里我不禁深为震惊：巴赫金关于拉伯雷的分析描述竟然如此适合于王小波，他所指出的那个民间狂欢节的立场竟是解开王小波小说之谜的一把钥匙譬如在狂欢节上所呈现出来的来自上方和来自下方的东西权威民众精神肉体头脑肚子之间秩序的颠倒；有关“贬低化”“亦即把一切崇高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和肉体层次”；有关“为肉体恢复名誉”夸张而怪诞的人体，它的“凹处凸处分支处和冒出处”；有关殴打辱骂诅咒排泄“粪的形象”；有关发落到物质和肉体的底层之后归于埋葬的新生弃旧图新“正反同体”毁灭否定中包含着积极再生等等，几乎也可说概括了王小波小说中的全部精彩段落。最为重要的是，巴赫金同时指出了所有那些表面上看来“乱七八糟”的东西巨大的思想意义：颠倒的行为，诅咒和废黜一个旧世界及其中的旧权威和旧的真理的代表者，正是为了促使和预备一个新世界的诞生；把原有的人们愚昧地奉为圭臬的东西发配至下水道，令其速朽，正是为一个新世纪的到来开辟道路。在那些看似不雅的甚至“有伤风化”的乱糟糟的场面之中，狂欢诅咒再生是同一个词语，是并行不悖和互相生发的。“死而再生”“死而复生”便是这样的含义。由此我们也才可以解开难免积压心头的那个疑团：为什么出身于严谨的知识分子家庭受过良好的现代科学和学术的训练在其为数可观的随笔中极力主张理性求知和文明精神的王小波，何以写出这种文词鄙俗有人称之“格调不高”的小说显然，光是具备某种才华是不够的，这里需要的是更高程度的自觉意识，对于历史和民族命运的深刻自觉。巴赫金对拉伯雷这样的评价也完全可以用在王小波身上：

    “他是最民主的一个。但对我们说来，最主要的是，他同民间源头的联系比其他人更紧密更本质”；“也是由于这种民间性，拉伯雷的作品才有那样独特的非文学性拉伯雷的形象固有一种特殊的原则性的和根深蒂固的非官方性：任何教条主义，任何权威观念，任何片面的严肃性，都不可能同拉伯雷的形象共容，这些形象同一切完成性和稳定性一切狭隘的严肃性，同思想和世界观领域里的一切成规和定论，都是相敌对的。”重点号为原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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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欢诅咒再生崔卫平3

    我无意把王小波说成“中国的拉伯雷”，这其间的区别在后边我将谈到，但如果说我们在王小波的小说中读到了拉伯雷的伟大身影，那么只能说历史有时候“何其相似”，来自民间的精神和力量“何其相似”。在小说中，所有那些民间的立场，冲破成规的革新精神，贬低化和弃旧图新的努力，最终完成的，是王小波小说呈现的独特的文体。也就是说，某种眼光贯穿到作品的一切方面，渗透于场景人物动作结构语言细节穿插隐喻等从局部到整体的全部形态，从而形成完全是统一的一致的效果。这是作为小说家王小波的过人之处和取得成功的依据。可以说他富有天才地抵达和完成了一种对中国读者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狂欢性文体，提供了用现代汉语写作的狂欢体小说。

    “狂欢”作为节日的特点在于：它是从日常时间中逃逸出去的一部分，是对于现存秩序规范特权禁令的暂时摆脱，是消弭一切界限，打破来自观念的和来自身份地位阶级关系的各种等级制度。它的方法和力量产生于无所不在的覆盖一切的笑声，“以万事万物取笑包括以参加狂欢节的人们自己取笑，整个世界都以可笑的姿态出现，都被从它的诙谐方面，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方面来看待和接受”巴赫金语。王小波自己有个非常朴素的表达是：“从反面看一看”。于是他看到和记录下来的是如同在哈哈镜中看到的那样夸张变形怪异的东西。我个人认为，王小波独特的文体，在时代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黄金时代中已经完全建立和成熟，其中同名为黄金时代的那个中篇如横空出世，在它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全部这种文体的巨大可能性，而革命时期的爱情则是信息量最大处理得最为完备完整的一部。现在让我们就这种狂欢体小说所包含的某些具体元素及其统一化效果稍作观察。

    殴打。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革委会主任老鲁和豆腐厂青工王二之间的追跑打闹，即属于这一类。不过这两人之间有点虚张声势，真正结结实实的拳头是落在了王二的好友毡巴身上。那是发生在澡堂子里，王二“精赤条条”，“第一拳打在他右眼眶上，把那只眼睛打黑了。马上我就看出一只眼黑一只眼白不好看，出于好意又往左眼上打了一拳，把毡巴打得相当好看”。作为狂欢性质的打架斗殴其嬉闹的特点在于：馈赠老拳者和接受它的人之间没有严格的是非界限，对于任何遭受损失的后果都不予追究。王二打了毡巴其中一半是出于美学的动机，毡巴仍是他最好的朋友；并且他因为犯下了这桩货真价实的“罪行”被关进学习班，在那里认识了前来帮教他的团支书x海鹰姑娘，从而发生了那桩先进青年和落后分子之间不可思议的“革命时期的爱情”。这样不计后果的殴打具有一种真正的民主精神在内，因为短兵相接，甚至具有了一种直接交流和亲切的色彩。

    辱骂。要说王小波小说中的人物“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在我们儿时所使用的意义上，那是千真万确的。像商量好了似的，这些年龄身份职位不一的男男女女，虽话语不多，但必出言“凶狠”，针针见血。即使是恋爱中的妇女也不甘示弱。李先生的情人线条后为他的妻子一口一个“打丫的”小转铃路遇十几年前的情人，现为大学教师的王二时，就欢呼起来：“是他妈的你是他妈的你”三十而立好像她们就不会好好说话似的。但是谁都不难察觉，在这种极具民间色彩的笑骂背后，别有一种柔情蜜意在。难道要每一位女性表达感情时都要通过福楼拜或好莱坞的明星之口不成尤其是在这个从日常世界中逃离出去的“快乐的时间”里。巴赫金指出在辱骂和诸如“你死了吧”这样的诅咒背后，有着和殴打一样的死而复生正反并举的效果：“辱骂变成赞美”。从另一方面说，在这个特定的时空中，不存在那种十恶不赦不可宽恕的坏蛋，好人与恶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因而也没有那种一定要置人死地的咒骂。一切从嬉戏出发，到嬉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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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欢诅咒再生崔卫平4

    恶作剧。恶作剧产生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出乎意料，使人落空颠倒事实混淆黑白，搞得“乌烟瘴气”。老鲁终于有一次揪住了王二，据王二说他是“早有防备”，被老鲁抓在手里的只是他用白纸画的一个假领子，王二本人则“如断尾的壁虎一样逃走了”。另有一次的的确确被老鲁拦腰抱住，他便“直愣愣地倒了下去”，老鲁只好组织人马送他上医院。上三轮车时，“我硬得像刚从冷库里抬出来一样。刚出了厂门，我就好了，欢蹦乱跳。”王二的这种行迹令老鲁大为不满：“下次王二再没了气，不送医院，直接送火葬场”。生物室主任兼农三乙班班主任王二第一节德育课是这样开场的：“同学们，男同学和女同学们，也就是男女同学们。我站在这里，看着大家的眼睛，就像看捷尔仁斯基同志的眼睛，我不敢看”在我们这一代人几乎能全文背诵的那部著名影片中，捷尔仁斯基同志的眼睛直逼叛徒的眼睛，这位老师声称自己在学生面前吓得像个“叛徒”。这个玩笑绕来绕去，像一张纸片对折了好几次。然而让人失去判断，不辨真伪，正是恶作剧所要达到的效果。

    怪诞。有评论者努力挖掘王小波的小说中时代历史和人性的因素，但这远远不能得出结论，王小波的小说是“真实的”或“现实主义的”，它们充其量是一种怪诞现实主义，是怪诞环境中的怪诞人物及其怪诞行为。在疯狂怪诞的背景或布景之上，人们的言谈行为乃至外表若是正常的，那就不可理解了。在王小波的世界中，一个人的生活往往被削减成某个方面，不及其余；这个人本身甚至被缩减至身体的某个部位，被剥光了衣服作一种肆意的描写。

    狂欢节道具。狂欢节是在特殊的光线之下亮起来的舞台，这里，不仅舞台上的人物不分尊卑贵贱，而且在演员和观众之间也没有明确的区分，每个人都忘我地投入其中。在一片陶醉甚至混沌的气氛中，若说有什么制约的理性的因素，那便是狂欢节道具。其实此时道具的技术含量越高，越合乎科学，便愈增添其狂欢性质。在这方面，理科出身的小说家王小波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热情和耐心，有关打造发明等技术活动的描写显然使他兴趣倍增。豆腐厂青工王二小时候热衷发明各种东西，小至“火药枪”“电石灯”，大至“蒸汽机”“大炮”“汽油发动机”，所使用的材料仅仅是“废铜烂铁”，把家里弄得像个“垃圾场”。12岁那年，他做了一台电源，可以发出各种电压的直流电交流电，把大批的蜻蜓电死。67年武斗时，他是一名中学生，但却作为工程技术员加入了大学生之间的武斗，发明了一台百发百中的投石机，装在自家楼房里这座楼的居民都撤到楼下“中立区”去了。这东西“从前头看，像法国造的断头机，从后面看像台龙门刨床，有滑轨，有滑块，最前面还装了架气象站偷来的风速仪”。他对这东西“爱得要了命”，以最大的热忱投身于发现目标推算距离，风速拉力弹道等，不亦乐乎。一度，这楼上还被“铺设了铁轨”，这架投石机和它的主人“就能及时赶到任何危机地点”，而且别人也打不着。于是，一幢好端端的建筑被改造成了一颗“铁蒺藜”，“一座20世纪的住宅楼改成了15世纪的城堡”。王小波笔下的人物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不“入流”，但对于科学的尊敬赞叹及至少身怀一技之长是他们的共同之点。

    “粪的形象”。此类排泄物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比比皆是，还有那些林立的厕所，多是众人合用的公共厕所，以及与排泄间接有关的如痔疮整个海淀区公共厕所的电话见未来世界，远看就像一个臭气熏天的积肥胜地。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又获得了一种集体的集合的形象，远远超出了在日常生活中其狭隘的生理含义。从细节上来看，正是这无穷延续的“粪的形象”，使得王小波和拉伯雷之间的联系有了具体直接的说明。拉伯雷的世界也是一个“粪山粪海”的世界。运用巴赫金在这方面的天才论述，“粪的形象”意味着：第一，辱骂和诅咒用语。第二，快活放肆的物质形象。在这种放肆背后，蕴含着取消一切界线的要求，发出对于禁令禁忌的挑衅，并提醒着那种叫做“众生平等”“归于一”的东西。第三，再生的纽带。粪是要被埋葬的，埋葬于大地深处，而万物正是从这个容纳一切的腹腔中生长和繁茂起来，随着新生命的孕育和生长，粪的含义于是发生了转变。

    狂欢诅咒再生崔卫平5

    “正反同体”。巴赫金的这个术语用来表明对立的东西之间互相包含渗透相反的含义通过互相转化而取得一致。它涉及狂欢节的核心。多少有点令人惊讶的是，在王小波极富主观性的，急速的叙述语流中多少把这个核心直接吐了出来，在原本就已经十分迷乱的背景之上又重重涂上一笔，起到类似画龙点睛的效果。如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反复提及中正彩和负彩的问题，爱和恨互相化解的问题，“快乐和痛苦本来就分不清”的问题。王二声称他很爱他的爸爸，理由是“除了他从小到大一直供养我之外，还有他“从小到大每天都打我”。他爱他爸爸的方式是“老盼着他掉到土坑里去，然后由我把他救出来”。他之所以爱上x海鹰，是因为他打了毡巴之后不得不每日对着她“磨屁股”，反省自己，在那间小办公室里一方面与她东拉西扯，一方面恨她恨得要死。终于出于无奈，发现只能“用爱来化解仇恨”。他所打的那个毡巴在他眼里始终很可爱，毡巴那副对王二既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在王二看来“简直是个快乐的源泉”，x海鹰却是个“痛苦的源泉”。可x海鹰仍不免让王二“魂梦系之”，如同他爱毡巴爱得要死一样。王二的这种喜剧辩证法就是腾出八张嘴来也说不清楚。

    从若干作品中挑选出这样一些片断面对这样一种危险：只看到作品的局部，看不见它们的整体。实际上完全可以说，对王小波的小说而言，所有这些闪光的局部正是它的整体。美国新批评派代表人物兰色姆曾经用两个比喻将文本的结构分作两大类：“极权政府”和“民主政府”。“极权政府”的文本只顾有效地执行极权总目标的职能，将它的“公民”局部和细节看做是国家的机能部分，它们的意义要视其对政府总目标的贡献而定。“民主政府”的文本则充分发挥所有局部个别细节的作用，尊重其“公民”各自的“性格”，并不一味地强调服从。那些细小的部分兰色姆称之为“各部的肌质”有时候和那个大的“逻辑构架”有机配合，有时候则呈游离状，自身独立，在这个大构架的屋檐下过自己的日子，像它悠然自在的内部装饰一样。王小波的小说显然属于后者，他的民主精神贯穿一致地体现在他作品的结构之中。那种叫做总的情节或故事的东西并不处于突出位置，作品的前后部分之间只有一些微弱的，甚至是表面的联系，其逻辑层面只能承担很少一部分内容；当然也无所谓伴随情节的发展而展示的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革命时期的爱情就其情节的推动来说只有两件事：青工王二打了毡巴，然后被关进学习班交待“罪行”其实只是一回事，然而却从中穿针引线惹出一串串丁零咣当的璀璨细节。它们像被邀请前来参加一次盛宴的尊贵的客人，个个本身即已容光焕发，气度不凡，或兴奋不已。这也是狂欢节的逻辑，所有的东西都是临时被召集在一起，在一个特定而短暂的时空里，它们一律平等，尽情玩耍，既无过去，也无未来，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局，不知何时生，也不知何时死。而导致这些盛大节日诞生的，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王二”。王二绝不可看做王小波本人，但无疑是他赴汤蹈火的“替身”，他的“代言人”。这个家伙从这个故事串到那个故事，虽身份年龄略有差异，但断不了是那个“小神经”的角色，他是每一场狂欢节乐池上的首席小提琴，由他在狂欢的音乐响起之前“给乐器调音”尤瑟纳尔语，另外还包括提台词填补空隙，在各场地之间回忆和现在之间穿来插去，救急场或火上加油惹是生非或息事宁人蒙骗一方或当仲裁人。他既是孙悟空又是猪八戒，既是堂吉诃德又是桑丘，既是鲁滨逊又是星期五，既是福斯塔夫又是哈姆雷特，既是庞大固埃又是巴汝奇首席小提琴同时又是舞台监督和他一切方面的执行人兼狂欢节导游。如此嘈杂混乱而又浑然一体的东西当然最终交付给了小说语言，关于这方面的特色，从前面所引的那片断中业已见出，其中充满了诙谐反讽矛盾用语奇异的比喻悖论等等，几乎每一个句子都像事先上好色的毛线，它们张灯结彩酝酿好了充足的情绪，作出要飞离地面的姿态，然后被一条一条精心编织进去，同时又时时“红杏出墙”节外生枝。我尤其想指出的还有两点：其中儿童叙述和民间叙述的口吻。前者表现为语调急促句子短小逻辑跳跃语法上的零部件时有失踪，稚而拙，拙而朴；后者除了体现为一系列形而下的俚俗语歇后语之外，还存在于诸如“这个故事是说”，“这件事说明”“这件事的真实含义是”这种最古老的民间叙事语式之中。

    狂欢诅咒再生崔卫平6

    我无意把王小波说成“中国的拉伯雷”，其主观的原因在于我若向一个人表达敬意时，首先考虑到的是如何节制。当然，客观上也有一些理由。第一，拉伯雷提供的作品对他的时代而言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巨幅画卷，他涉及了几乎社会的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们，讨论了当时全部那些重大问题教育婚姻修道院经济科学司法等；相对来说，王小波的世界则狭窄逼仄得多，黄金时代记载的是以王二为主和他身边一两个两三个人的“行传”后来的作品如青铜时代着重描写的也是寥寥几人。第二，拉伯雷的世界中其狂欢活动是全民性的普天同庆的民间集市和广场般的，所发出的讽刺性笑声是集体性的雷鸣般的暴风骤雨式的；王小波的主人公及其行为则是更加个人化的更加孤独的，所引出的笑声也是更加秘密掩卷式的孩子气和“窃喜”的。同时在这种个人化笑声的背后或底部存在一股不能抹去的苦涩。它们部分出自我们处于其中的特定环境，部分出自王小波对自己才华多少有些自恋他舍不得节制自己的“过人之处”，舍不得对人对己稍稍留有余地，非要闹到那种凄惨的笑容出现为止。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他的艺术上的进一步发展。比较起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突破性不大，青铜时代中的古代气氛其华美和那些残忍畸形的东西并不协调。然而归根结底，王小波的确是一位才华过人独具慧眼和有独特建树的中国当代小说家，革命时期的爱情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他英年早逝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事业的巨大损失。写这篇文章，令我一再沉思普鲁斯特所说的：“艺术家的良知，一部作品精神性的唯一标准，是才能。”“才能是独创性的标准，独创性又是真诚的标准，欣悦快感对写作的人而言也许是真正才能的标准”。

    如何消受王小波为这个时代所提供的这份独特而真诚的礼物呢我愿意给人们推荐拉伯雷为自己的巨人传第二部所写的“作者前言”的结束语：“如果我在整个故事里说过一句瞎话，我情愿把灵魂肉身五脏六腑，全部交给十万篮子小魔鬼。同样，假使你们不完全相信我在这本传记里所述说的，就叫圣安东尼的火烧你们，羊痫风折磨你们，雷劈你们”

    线是由一系列的点组成的；无数的线组成了面；无数的面形成体积；庞大的体积则包括无数体积不，这些几何学概念绝对不是开始我的故事的最好方式。

    如今人们讲虚构的故事时总是声明它千真万确；不过我的故事一点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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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波缔造“黄金时代”黄集伟1

    新近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黄金时代的作者王小波坦言他的小说“缺少了一个积极的主题，不能激励人们向上，等等”见黄金时代后记。这番含混的意思到了该书编辑的手里，变得清晰了：“这些小说的主人翁都叫王二当然不是同一个人物，主题都与性爱有关全书穿插了不少性描写，作者认为，生活就是这样，无须掩饰见黄金时代内容简介这一含混坦率的含蓄清晰含蓄的坦率，本身就构成了一道风景：这道风景在现如今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书摊上很容易看到当1994年北京的秋天来临的时候，从书摊上随手翻开一本从书名就开始脏得令人不安恕不举例的小说大都为长篇小说，你会发现，从窄窄的第一页起，苟男苟女们就已经上床了。从这个角度说，黄金时代没能免俗。虽然小说黄金时代的封面没有采用“为了风度，无视感冒及其他”之类的“挂历风格”，可它的“导读”，却真正顺应了“潮流”。

    翻开黄金时代，“金”有没有单说，通常理念之中的“黄”的确俯拾即是。在这部共收有三部五篇均以第一人称写成的小说集中，无须跨页跳行，东寻西找，有关主人公王二的性经历性心理性行为性观念性手段之类的描写，已是乱石铺街，令人目不暇接。隐蔽在王二身后的王小波，显然是一个状“性”高手。北京知青王二与云南建设兵团某队医生陈清扬的一段恋情某豆腐厂青工王二与团支书x海鹰的几许姻缘某医院工程师王二与妇科医生小孙的相恋同居结婚等等，被他信手拈来，平常道出，竟也是云雨翻飞动魄惊心对不住王小波的是，如此这般的描绘和概括，显然会给他带来效益之外的麻烦。可是，本文正在继续之中更为关键的判断就要出现了

    不错，王小波仅用一部30万字的黄金时代就昭示出了他涉足文坛的实力这种实力当然是由于他写了性。然而，更为要紧的是，他不同寻常地写了性。粗分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大致有着这样两种情形：一为浪漫写实，一为自然写实。浪漫写实者如英国的大卫劳伦斯，自然写实者如国产的贾平凹。这两种对于性的文字呈献状态孰优孰劣姑且不论，就黄金时代而言，至少它使我们看到了有关性描写的另一种呈献方式。说王小波涉足文坛的实力即指此，说王小波写性的不同寻常，亦即指此。

    劳伦斯书写性事的浪漫高招是一个个近似童话的诗意的畅想，有着太多的英伦雾水，当诗去读，在感人至深的同时难免误人不浅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之中，我们无法阻止我们的兄弟姐妹不将其当作新婚须知一类的小册子去读；而贾平凹呈献情欲的良谋较之查太莱夫妇的缔造者来说，则要逊色许多贾平凹殚精竭虑所企图攀登上的，仅只是古已有之有案可稽的“脱到不留一点余地”那样一级台阶。港地称这类专事官能描绘的作家称为“咸湿作家”，贾平凹的废都除去够“咸”够“湿”而外，另又奉献了一道够“脏”。你不能说贾平凹所谓不是写实，你也不能不说他鸿篇巨制记录下来的刚好就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相当一部分国人所拥有的既“脏兮兮”又“软兮兮”的性状态，可是，就呈献者自身的性态度而言，就显然令人失望健康不说，恐怕连自然也一点儿没有。而王小波则全然不是这样的无论有意无意，王小波用他“性”象纷纭的黄金时代，试图在拥有浪漫的同时超越浪漫，在搞定咸湿之后超越咸湿他将诸多性命题中原本就有的元素一一捡了回来，力求让性成为那枚达芬奇笔下的生动自然的素描鸡蛋。

    劳伦斯于性的浪漫写实，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而贾平凹于性的扭捏作态，则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在如此背景的映衬之下，王小波既超越了“离经叛道”，也抛弃了文化传统，王小波的聪明才智，也恰恰在这样双重的躲闪之中得以充分地体现因为，就算是“离经叛道”，也并不保险，那类积重难返式的离叛就更是如此：它容易带来走火式的夸大，入魔式的煽情，而这些与性的事实其实是并无瓜葛的。

    王小波缔造“黄金时代”黄集伟2

    王小波写性，第一是稳得住劲儿他不放纵，不以为所谓真实地写性，就一定是交代器官的位置及其名称如同为人体百科词典写词条儿；第二是拿得准调儿他不遮掩，不在紧要关头掉链子，不在焦点时刻语焉不详，也不动辄上下五千年地抒情，把琴棋书画诗酒花一古脑地往敏感带上招呼；第三是收得住气他不奢望，不把性升华成事关国计民生，不把性蔓延为危及民族生存，也不宣示性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切的幸福和温馨王小波笔下的性，是寻常性，是无师自通不学有术既不可阙如又自然自限的性。映衬王小波笔下人物性行为的背景多为“文革”十年###时期的不健康，又刚好展示出了人类性行为超越意识形态的一层，并且，它有可能越是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之下，越是生机盎然。王小波笔下的人和人的性，在不免或多或少地呈献着五颜六色的环境的种族的时代的颜色的同时，更为重要地呈献出了一种自然健康的肤色。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谈性的口吻，甚为稀松平常。这种在描述性记录性谈论性时趋向于零度的口吻，显露出作者有意将性还原为平常，还原为衣食住行酒足饭饱。这样的性，其实不过是一种常识。它当然是一种被民族文化民族传统过于青睐过于宠爱的常识，也正是因为这两种“过于”，许久以来，性在我们的生活中，由常识变成了观念和言谈当然不是举止中的禁忌。因而，王小波以稀松平常的口吻谈论原本也是稀松平常的性这一事实本身，在还原常识的同时也是在捍卫常识。当咸湿小说对于性的夸张糟践污染和浪漫几近将性全线逐出健康概念的时候，王小波以颇为个人化的方式将性拉回了常识的中心。

    在黄金时代中，除了性，显然还有更多的也更值得玩味的东西。从数学的角度说，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表达出来的“性本寻常”的理念，亦可由此窥其一斑性充其量只是我们生活蛋糕上非常诱人的甜蜜一角。那些把性张扬成整整一大块儿蛋糕的人，如果不是存心想把读者噎死，就是如同个头矮小的建筑设计师最愿意设计摩天大楼以求心理补偿一样：要么是阳痿患者，要么是唯利是图的商家，或者兼而有之。黄金时代中更为值得玩味的那一部分是值得另外撰文推敲的。尤其是王小波在黄金时代字里行间所呈献出来的那种对于文化和生命的反思之慨那种对于似水流年的伤逝之情，那种对于荒谬的人类生存现状的反讽之笔，都为现今所谓文坛大家们笔下少有这大概与王小波同时又是一名学者有关。将王小波的学术论文与他的小说对比着去读，是一件值得一试的有趣之事：不少可以放在论文中的话，王放在了小说中，反之亦然。这种自身的知识结构即可构成优势互补的情形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尚不多见。尤其是性这桩无论怎样误解曲解渲染污染都可能拥有读者市场的事情，对于它的呈献者的要求其实是宁高勿低的。考察一下目前敢于涉足性区域欲施展才华一展身手的中国作家的学历档案，就会发现，有关性事描写上的扭捏作态还算是好的，其他者流，除去把自己也脱得光光溜溜以外，就什么也剩不下来了。从这个角度说，王小波的出现值得鼓掌。

    有关黄金时代文字“导读”顺应“潮流”，文首已经说过。可是，在一个细心而又认真的读者的价值判断中，黄金时代不</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