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中的一种在相同的初始假设之下，也完全有可能推演出另外一串后果来，假使当时的人们真的选择了我们的初始假设，出现的也有可能是后一串后果。第二点，要大致地猜测哪一串后果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者说不算小，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去寻找别处发生过的，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有类似之处的历史经验，这便是我们常说的“以史为鉴”。我们今天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人有另外的选择，但作为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当时的中国人就是选定了那么一种选择。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去假定当时的中国人做了其他选择会怎么样，那永远只是一种猜测。在历史学问题上，猜测也是人类的重要智力活动之一，但它至少还需要“以史为鉴”来补充。

    当时的中国人与欧洲人交往的历史是一个已经发生的既定过程，我们要“以史为鉴”，就不得不寻找其他文明在与欧洲人接触时所发生的事情，作为借鉴。我在这里就举一个16世纪时印加帝国与西班牙征服者接触时的例子。当时的印加王阿达瓦尔帕在得知西班牙人正在向他的国度行进时，他决定不是消灭这些西班牙人，而是把他们接纳进来，当地的印第安人民众对于这些西班牙人也极为友善；当他回访这些西班牙人的时候，他更是把大队人马留在原地，并命令跟随自己的卫队不要携带武器。这个印加王阿达瓦尔帕的做法怎么样无论他在过去争夺王位的战争中有多么凶暴，也无论他对于西班牙人的和平姿态中暗藏着什么心计，他在表现出来的成为历史事实的对待西班牙人的做法上，应该不是“吃狼奶长大”了的吧应该令袁伟时教授满意了吧然而，某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至少是命令自己的卫队不要携带武器这一点，是个最致命的错误。我们已经看到随之而来的是什么了不仅仅是印加帝国的灭亡，甚至连这个种族都基本上被灭绝了。在这里我还可以补充上一个小细节当时的西班牙人看上去已经很讲究“程序正义”虽然像西班牙、法国这些国家，即使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年代，也仍旧和当时的中国人一样，并没有明确的“程序正义”概念，他们派出了一位教士，要求阿达瓦尔帕接受基督教，在阿达瓦尔帕拒绝了接受基督教之后，西班牙人才开始了屠杀。袁伟时教授也许会说你看看，你看看，欧洲人还是很文明的嘛，你接受了基督教不就没事了吗更何况，基督教难道不比你印加人拿活人献祭的宗教更文明吗然而，第一，无论是当时的印加人，还是当时的中国人，都不可能到21世纪袁教授的课堂上认真接受一番改造再回去做出“正确的”选择，对于他们做出这样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第二，当时如果阿达瓦尔帕接受了基督教，是否就会“没事了”，这也永远是个谜，人们可以做出自己的猜测，“没事了”至多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第三，袁伟时教授在文章中经常拿现代的尺子去卡古人，如果拿现代的尺子去卡，那么，宗教信仰自由，阿达瓦尔帕不接受基督教是他的权利。当然了，仅就这个问题要扯下去还有的扯你可以说，即使当时阿达瓦尔帕的军队携带了武器，他们也未必打得赢，他们打赢了这一次，也未必打得赢下一次，他们终归是要被灭绝的，等等。这些话也许都有道理，但无论如何，这里一切一切的底线是，印加人没有“吃狼奶”，也还是被灭绝了，“争取时间”什么的也都谈不上了，“吃狼奶”的结果也不可能比这个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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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3节章节标题73

    其实，不仅仅是印加，在欧洲人向外扩张的过程中，有无数的民族、国家，乃至文明，或者因为力量更弱，或者因为意愿更弱，对欧洲人的反抗弱于中国人，但他们并没有逃脱被奴役，乃至被灭绝的悲惨命运，这里面也包括印度。说到印度，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许马上会想起圣雄甘地，并迅速地得出“英国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所以，完全可以通过非暴力运动来获得独立”这样一个时髦的观点。然而，他们往往忽略了两点第一，在印度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并非完全没有暴力运动的发生；第二，英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德、日法西斯从东西两线夹击，大英帝国危若累卵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在这样的时刻帝国内部再发生不测事件，才承诺印度在战后独立的，而丘吉尔先生在战后对此承诺后悔不已。脱离了这两点，甘地的非暴力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在19世纪的中国人当中，也有为袁教授所赞赏，主张“勿以小嫌酿大衅”的“有识之士”，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以为，过去将李鸿章脸谱化，说成有意卖国当然是有问题的，但今天大行其道的“翻案文章”将李鸿章说成是救中国的大英雄则问题更大。别的问题先不论，李鸿章对于甲午战败是要负相当重大的责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与当时的欧美列强相抗，中国的力量确实不够，但与当时的日本相比，则中国的综合国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当时的欧美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中日开战，中国不仅能够战胜，而且能够轻易战胜。然而，战争的结果却是中国的惨败。这里，我们且不论李鸿章在北洋水师腐朽的问题上负有极大的责任，且不论他在拿海军经费去讨好慈禧太后的问题上其实也负有责任，最严重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李鸿章是袁伟时教授的好学生，他从中日冲突的一开始，就把希望寄托在西方列强的主持公道上面，根本就没有立足于打。在对外问题上，李鸿章与那位印加王差不多，是真正的一点“狼奶”都不吃的乖绵羊，结果却遭受了如此的惨败。我认为，甲午之役，即使北洋水师的问题照旧，清政府的问题照旧，中国文明的问题照旧，只要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打，即使黄海海战败了，中国也未见得就必输。当时的李鸿章若是吃过一两口“狼奶”，中国就绝对不会输得这么惨，中国就能争取到更宽裕的时间、空间、金钱，真正像袁教授所说的那样，“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

    袁伟时教授对于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嗤之以鼻，认为义和团运动决不像瓦德西所说的那样，遏制了列强瓜分中国，而是正相反，加剧了中国被瓜分的危险性。然而，历史的事实就是，相对于那些民族、国家或文明而言，中国的“殖民地”前面，要加上个“半”字。当然，你也许会说那是西方列强争斗的结果，而不是中国人反抗之功。你可以那么说，但如果我说中国人的反抗在里面是起了作用的，你也绝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明我的看法就没有道理。

    那么，有没有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与欧美列强的强烈冲突，从而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遇的国家呢确实也有，比如说日本。但我认为，这与其说是日本人到过袁教授的课堂接受过改造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因地缘或其他一些原因而来的幸运，因为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日本决不是一点不吃“狼奶”的。

    回归到“火烧圆明园”可不可以避免的话题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不能完全否定袁教授所说的这种可能性，然而，其他的可能性也是不能否定的。比如说，又有谁能保证，英国人绝对不会凭袁伟时教授也承认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大体符合历史事实”的亚罗号事件一个借口就开战呢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袁教授确实可以提出自己的猜测，但袁教授有足够的理由完全否定其他的叙述方式，乃至谩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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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4节章节标题74

    二、人类历史的进步历程真的就是袁伟时教授所说的那么一条路吗

    袁伟时教授在文章中说“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这段话如果应用于当下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也许大体上是适当的同时我认为也有一定的片面性。然而，袁教授似乎忘了他是在谈历史教科书，在谈一百多年以前的那段历史。放眼到一百多年以前，甚至更久远的时期，人类历史真的可以仅仅沿着袁伟时教授所说的那么一条路进步吗根本不是这样。

    不知道袁伟时教授翻没翻过两位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贝京和曼德拉的历史。1946年7月22日，这是西方历史学家们认做现代恐怖主义发端的日子。这一天，贝京在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饭店制造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爆炸，炸死91人，其中有70名英国人，还有许多犹太人，以及一些阿拉伯人。曼德拉呢他于1961年6月创建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并自任总司令。几十年后，贝京以及其他一些和他具有同样背景的通缉犯成为了以色列国的多届总理，不仅成为美国政府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包括曾经通缉和逮捕过他们的英国政府的座上宾，而且成为它们最亲密的盟友；曼德拉则成为全世界，包括西方世界的和平、民主、自由的象征。

    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两段历史，就是想告诉我们的年轻人，人类历史的进程是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也许不尽像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说的那样，但也并不像袁教授说的那么简单，袁教授所说的进步道路并不总是行得通的。如果袁教授所说的道路在历史上总是行得通，那么，姑且不论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以及20世纪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也当被归入愚昧无知，开历史倒车，“反文明、反人类”的“暴民义和团”当时的这些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为什么没有“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在没有修改以前”，还是“遵守它”，却是揭竿而起呢我们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去认识历史吗我们能够教育我们的孩子以这样的方式去认识历史吗不能，因为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如果说，我们今天真的到了可以通过不断批判和揭露列强主导下形成现存的规则和条约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的时代，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的先驱者在我们之前走过了一条光荣的荆棘路，我们才有了今天。具体到中国，我前面说袁伟时教授的“这段话如果应用于当下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也许是适当的”，至少原因之一也是叨无数先驱者的光，我们今天相对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中国而言是强大多了。要是从这个世界上走过的每一个人都对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深信不疑，恐怕我们今天整个人类都还会停留在两三千年以前的奴隶制社会。

    如此轻佻地对历史上的先驱者进行评论，如此轻佻地总结历史，则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是不适宜的，作为一个认真的学者是不适宜的，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不适宜的。遗憾的是，这样的轻佻在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似乎成了一种时髦，并常常被同样轻佻的大众传媒恶炒。

    三、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强调了“学习”就应该完全否定“反抗”吗

    袁伟时教授在文章中说“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我不知道袁教授所说的“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这句话究竟指的是“现在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还是“当时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如果是前者，那是当然现在的洋人是在我们允许的前提条件之下，或来旅游，或来做生意，或来学习，或来公干，或来生活和居住，总而言之，是我们允许他们来，甚至是请他们来的。如果是后者从上下文看恰恰是后者，那就只是袁伟时教授本人的观点，而且我认为这样的观点不应出自一个理应具备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教授之口。为什么这道理太简单了因为那时候的洋人首先是作为毒贩子和强盗打进门来的，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允许他们来，更没有欢迎他们来；就算是那些商人和传教士，也是仗着毒贩子和强盗闯进来的。毒贩子和强盗强闯进你的家门，你却无法阻挡他们，这就意味着你已经沦落到完全不能保护自己，自由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