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的话“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想必是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原谅弟兄眼中的刺，而反省自己眼中的梁木。然而，包括郭先生在内的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只为日人不道歉辩解，说这是日人的脾气，而同声谴责中国要求道歉的“愤青”，这就令人不解了难道郭先生们的“弟兄”只有日本人，而无中国人不成

    四、结语外交政策贵在能伸能屈，为日人辩则大可不必

    笔者曾在日本留学，亦可说曾受日人恩惠，绝无妖魔化日本人的意思。首先，日本人并非妖魔，相反，他们确实有很多地方非常值得中国人学习，包括他们做事的认真态度，也包括他们那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他们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使笔者获益匪浅。说实话，时至今日，日本经济已无笔者留学时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风光，但笔者仍旧认为日本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最值得中国参考、学习。其次，作为国家的外交政策，中日关系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贵在能伸能屈，全以国家利益为权衡，确实不必逞口舌之快。然而，一个基本的现实不容忽视中日关系时至今日，仍然充满不祥的变数；日本社会整个向右急转，对于中国的挑战日益加急，我们虽然不应过度夸张其危险，但也必须认真对待。我们把日本的问题认真对待了，则两国和平更加有望；如盲目相信日本一定是一个和平国家，效燕雀之焉相乐，则两国和平反将处于危险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包括郭先生，也包括此前的“对日新思维”诸君，大可不必如此费心机为日人辩。如此不顾事实地为日人辩，于中国当然有害，而于日本也未必有利，两害之事，不做也罢。中国百姓虽有脾气，却也未必就像诸君想象的那么缺心眼，不必诸君如此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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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0节章节标题70

    从洋人性能力神话谈起

    我本来不想多谈这个问题，但既然大家在谈这个问题了，而且讨论得比较热烈，我就也说几句。

    就涉外婚恋实际发生的情况看，特别是跨种族的，比例小而又小，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如果说它说明了什么问题的话，倒是说明，种族之间的隔离是根深蒂固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最近几十年，逆向种族主义者们制造出来的洋人性能力有多么多么强一个洋男人平均莋爱时间是几分钟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会猜错。根据英国的统计，是四分钟。在西班牙，站街女郎交易一次的标准时间是七分钟，这里面包括前期准备和后期整理，对于女人有多么多么浪漫和爱护，而中国男人的性能力有多么多么弱，对于女人有多么多么的不浪漫、不体贴的神话。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圈中，曾由女作家施淑青掀起这个神话的轩然大波，世界各大通讯社争相报道，最后甚至不得不请出若干嫁给华人的白人妇女来谈自己的切身体会。这就成为一个问题了。

    yaoi曾经问我为什么说一个男人性能力弱就算是煽动对于他的蔑视和仇恨要回答这个问题，你不妨看一看法国大革命时，有无数的小册子把路易十六说成是“二尾子”，说成是同性恋中的女角。关于这些说法究竟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至今仍是历史学家们争论的问题。但当时散布这些小册子的用意是很明显的，那就是煽动对于路易十六的仇恨和蔑视我在这里使用法国的这个例子，也是要事先就挡回那些逆向种族主义者很可能会说的“只有中国人才会这么想”之类的蠢话。所以，我们才说，这种关于洋男人和中国男人的神话，是逆向种族主义的一个环节，是在煽动对于中国人的种族仇恨和种族蔑视。

    逆向种族主义者们除了在性能力方面制造洋人如何比中国人优越的神话之外，在智力方面也制造了洋人如何比中国人优越的神话。有个网上名人毫无根据地推断中国人的智商比白人低，中国男人的智商只相当于白人女性。然而，无数西方科学家自己做的研究，包括最近英国科学家做的样本量极大的研究，都说明事实恰好相反中国人的智商比白人略高，大致地说，恰恰是白人男性的智商和中国女性差不多，比中国男性却要低一点。本来智商差这么一点也没什么，我们比人家高了这么一点是用不着骄傲的，反过来，就算我们比人家低了那么一点，也用不着沮丧的。但为什么要在没有任何支撑它的数据的情况下编造这个神话其用意当然十分明显，那就是煽动对于中国人的种族仇恨和种族蔑视。

    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煽动对于自己种族的仇恨和蔑视算不算一项罪行我认为应该算。这里的法理依据就是，一个人谋杀自己的亲属算不算谋杀当然算。从法律上说，谋杀就是谋杀，谋杀谁都一样；从道德上说，谋杀自己的亲属更令人不齿。我们看到，在加拿大就出现过中国人投诉中国人煽动种族仇恨的事例。如果说我们这个民族确实有一些劣根的地方的话，那么，这个最明显的劣根，就是生养出了这样一批逆向种族主义者，他们确实是低劣不堪的一群。

    最后，顺便告诉大家一个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知识当逆向种族主义者们拿中国男人生殖器的尺寸大做文章时，我要告诉你们，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古希腊人认为男人生殖器小才是美，生殖器大的是蠢货，是笑柄。不相信吗自己到西方的大博物馆去看看那里的古希腊雕塑。

    谁在指鹿为马

    中美示众比较

    甲国实行a制度，乙国实行b制度。一些非常喜欢甲国a制度，却非常不喜欢乙国b制度的人，抓住了乙国发生的一件事，正在那里大肆谴责乙国b制度，甚至上纲上线到了乙国的文化低劣、国民性低劣的高度。令他们尴尬的是，同样的事情在甲国也发生了。他们该怎么办呢

    单就这件事而言，他们或者可以说，甲国别的虽然好，但这件事做得也不好；或者可以说，这件事看来也没有什么太不好，当时谴责乙国也是说得过分了。这两种做法都是可以接受的，符合逻辑的，符合理性的，符合道理的。如果他们还是要批判乙国的b制度，为甲国的a制度辩护，也没有什么问题。假设他们还是坚持认为乙国做的那件事是不好的，他们可以论证，甲国虽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但发生得少，程度轻；他们可以论证，甲国虽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但甲国改得快，而乙国却改不了；他们还可以干脆说，就算这件事甲国也做得不好，但并不可以仅就这一件事就否定甲国的a制度比乙国的b制度强，因为在其他许许多多的事情上，甲国的a制度都比乙国的b制度做得好。这些论证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符合逻辑的，符合理性的，符合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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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1节章节标题71

    然而，在争论中美都有的示众行为时，这些人又是怎么论证的打个比方吧，他们把两只鹿牵了过来，在那里寻找两只鹿的不同。当然了，这很容易做到，因为天底下不可能有两只完全相同的鹿，毛色多半会有不同，重量多半也会有不同。他们找得很细，把两只鹿的毛的根数的差异都算清楚了。于是，他们说，其中的一只鹿不是鹿，而是马，鹿不好马好。在看了那么多为美国的示众辩解的理由之后，我实在还是看不出美国的示众与中国的示众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以我说，这是指鹿为马，指鹿为马就是那些急于为美国辩护的中国学者们做的事情。

    我对于中国的司法很不满意。我认为从效果看它存在着两方面的大问题第一，没有给好人以充分的自由；第二，没有十分有效地制止坏人干坏事。换句话说，好人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之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由于对中国司法的不满，我相信也许是盲目的，但我还真是这么相信，美国的法治比中国强，甚至印度的法治都有可能比中国强。所以，如果是想论证美国的法治比中国强，应该有太多的理由，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是用不着这样指鹿为马的。指鹿为马来为美国辩护，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给我的感觉是你自己智力不够，逻辑混乱，抑或是你在把我们当傻瓜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而且这样做还会产生很多连带的恶果，这些恶果我的其他文章里已谈过很多，在此就不赘述了。

    我看指鹿为马的做法的效果也许与那些这样做的人的初衷相反人们甚至会怀疑，你们说的所有的美国的好处，都是以这样毫无公道可言的逻辑推导出来的。指鹿为马，就算你声势大，有话语霸权为美国的示众辩护的文章好像是发在中国的大报上面的，就算别人不敢言声，也很难让人心服我们再傻，哪个是鹿，哪个是马，心里还是有一杆秤的。就我自己而言，这样的做法使我觉得那些我本来认为过于极端、偏执的人或言论，如“狭隘民族主义”，也有它们存在的社会价值，因为这些指鹿为马的人太过分了。

    也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题记一个刚刚离开中国青年报的名记者李方在发表的人均1000－3000美元不稳定论有这么一段名言“曾经跟一个朋友聊天，我们谈到未来理想社会什么时候可望实现。当时我就跟他谈到人均gd1000－3000美元论。我说，现在我们一千多美元，假如马上搞美国那样的大选，你认为什么人会被选出来朋友想了想说，一定会是那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人吧我说，你乐于接受这样的人吗他说当然无法容忍。我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要把人均1000－3000美元这个坎儿熬也要熬过去的原因吧。没办法啊，这区间如果有点什么大事发生，那么得志的人几乎一定是民族主义者加民粹主义者，恐怕不是国家之福，也非民众之福。”这就是说，如果实行民主选举有可能选出他们不喜欢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人”的话，那他们“当然无法容忍”，故此他们也就不要民主了。持如此观点的人在“民主派”或“自由派”当中不占少数。请问，如果民主选举只允许选出他们喜欢的人，否则就宁可不要，这和专制有什么差别吗我想说，这样的“民主派”或“自由派”永远不会有出息。我现在说这样的话，也许会给人“落井下石”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但随他们说去吧。既然他们认为像我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比专制还让他们“无法容忍”，那即使我“策略”了，又能怎么样呢

    读了袁伟时教授2006年1月11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第一个感觉是与袁伟时教授一样，我也对于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非常不满。实际上，从少年时起，我就不仅对于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非常不满，对于我们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乃至很多的其他文科类教科书，也非常不满。恰恰是因为这种不满，我在28年前考大学时，决定放弃我所喜爱的文科而报考理科。而后却因割舍不下自己的爱好而绕了个极大的圈子兜回文科来。然而，在我认真读了袁伟时教授的文章之后，我却感到，与我们的令人非常不满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相比，袁伟时教授的经过精心包装的历史学观点更经不起推敲。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缺陷并不能证明袁伟时教授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偏颇就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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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2节章节标题72

    一、如果当时的中国人恪守了“程序正义”，火烧圆明园就一定能够避免吗

    袁伟时教授文章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如果当时的中国人不去做那些挑衅洋人的事情，火烧圆明园并不是无法避免的。比如说，如果能够在法国马赖神父的问题上“程序正义优先”的话；比如说，当时的中国人像现在的中国人一样高高兴兴地欢迎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话；比如说，当时允许公使愿意走哪条道就走哪条道的话；火烧圆明园就是可以避免的。顺着这条思路下来，袁伟时教授认为，义和团运动加深了中国被瓜分的危险，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则中国可以赢得时间。总而言之，就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应该招惹洋人，这样就可以赢得时间，可以避免许多灾祸。

    袁伟时教授在这里做的是历史的假设。有人说，历史不可假设。我说，历史确实是可以做假设的，否则，我们根本就不可能从历史中学得任何东西，历史就成了茶余饭后的一种纯粹的娱乐。然而，在做历史假设时，我们必须注意两点。第一点，我们在做了某种初始假设之后进行推演出的某种后果，只是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