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应从事一些机器所望尘莫及的创造性劳动。我想编写未来日历的工作还是不做的好。

    但有一点我想还是展望一下，对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易学。

    让我们再次遥望一下已经逝去的朋友李约瑟先生和他的研究所。犹如李约瑟先生在世时一样，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学者们忙碌而目光深邃，为中华文明所吸引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们仍在紧张地研究中国科技史。李约瑟先生静卧在研究所院子里的菩提树下，默默地审视着这个新鲜而又重复的世界，默默注视着他的朋友们。人类生生死死，日月升落循环往复。

    李约瑟研究所继任所长古克礼先生回忆了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通过我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我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我想，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吁一种新思维、新科学，而这种科学与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东方科学不谋而合，只不过星移斗转，沧海桑田。东方科学这一火车又在恢复它的动力，面临又一次的发展机遇。在目前这个时期，单靠东方科学这一火车带动人类文明发展既无必要，现实上也还力不从心，中华民族对自己文明充满自豪与信心之余，无视西方文明的巨大成就和现实借鉴价值，肯定不是一个东方智慧民族的应有表现与选择。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应当而且必然会在某一个阶段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动力。西方科学与东方科学在思想上、方法上，将出现一个大融合的趋势，在一段历史时期它们将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中国有句古话朝宗于海，完全可以认为，不同文明的古老科学细流，正象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汪洋大海。科学实际上包纳了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各民族的贡献源源不断地注入，或者来自古希腊、罗马，或者来自阿拉伯世界；或者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文化。

    面向未来，我们不妨考虑一下，20世纪在物理学和生命科学领域都发生了重大的科学革命，21世纪是否会出现新的科学革命如果有的话，我们科学界、中国的科学家应该如何应对

    李约瑟曾表达过这样一个意见，未来的科学革命，将绝不是牛顿式，而是普朗克和海森堡式的。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将来主导科学发展的世界观、科学观，不会是那种机械论的，而是一种注重整体、注重辩证关系的思维模式。

    李约瑟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机自然观非常崇尚，在讲这个话的时候，还不知道20世纪60、7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一些科学成就，比如说协同学、混沌理论、分形理论、复杂性科学等，当时这些比较新鲜的科学分支还没有诞生。如果这些成果早些获得，他的这样一种信念也就会更加清晰与强烈。但从另一方面，这也更证实了这位科学伟人如炬目光的深远。

    最近关于科学与伪科学的辩论一时风起云涌，我不闻其详，不敢评述。不过我总感觉唯科学主义把科学的某些理念与某些阶段性结论当作至高无上的权威，凌驾于一切观念之上的思维方式是不对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科技伦理问题更是一个人类文明内涵问题，科学本质精神问题。迷信不仅产生于中华文明的某些失误与讹传，它同样存在于某些舶来的思维模式的自闭。科学精神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包括了对未知的不同探索模式的尊重。当这些看似离经叛道的探索未曾具有社会危害性时，妄加指责实为不智。图财害命，自有法律准绳。基于不同思维模式的理论与方法在相互印证时，观点与观念上产生激烈冲突应该不算个意外。举个通俗的例子，通往一个目标的两条路，除了在终点可以汇合之外，仅仅根据其路径不同，途经地不同就偏要认定一个人走错了路，多少会显得有那么一点操之过急。若非要在时间、实践上论一短长，中华文明的灿烂历史应该不能置于不顾。

    后记9

    依我愚见，掌握了具体的科学知识并不意味着能够运用科学方法，更不等同于具有科学精神。历史上确实有过一些科学家，他们在专业领域的知识是一流的，但是其所作所为却与科学精神大相径庭。科学精神的核心是建立在勇于探索，实事求是精神上的理性批判主义。科学历史上的许多巨匠，在其当代，也曾饱受那一时代科学巨擘的责难。理论创新也往往在众说纷纭的激烈争论中，由异端走向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必须认识到，科学精神可以无限伸展，人类认识总有局限。

    在文化领域，近几年来，盛传季老季羡林先生有一个说法，即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而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无疑是中国所创造的文化，因此东方文化的世纪也就是中国的世纪，和者甚多。季老师是我极尊敬的长辈，他老人家研究梵文的学问我一点都不懂，不敢造次评说，更不敢人云亦云。他的风骨品格令我辈汗颜，我年轻而贪玩，老人家坐冷板凳的精神，我想都没敢想过。

    但是我总觉得一个民族的文化如同这个民族的灵魂，就目前而言，成为统领新世纪的民族，我们的文化准备似乎还远远不够。而且文化的复兴，不象是止痛针，立竿见影，需要相当的一个过程。如同中华古代文明中，易学的衰落也不是马上就体现到整个社会的综合国力。从北宋易学的衰落到十六世纪，也经过了一个过程，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同时，我们未来的世纪中，欧州也正在崛起，俄罗斯也正在励精图治，文明也正积蓄力量，印度的信息技术与经济在日趋瞩目，韩国包括南、北韩虽小，经济上、政治上却志存高远，骨气十足。美国已经呈现了一些走下坡路的迹象，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况且美国还不是一只小虫。这些国际格局不可能不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产生影响。如何因势利导，仅凭没有综合视野的书生之见是不行的。就历史而言，百年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我总觉得季老这些看法有些乐观。随手采撷一个不新的数据，2002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达万亿美元，占全世界生产总值的30，而中国当年的gd为1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一年中占世界人口的125的美国创造了当年世界13的财富，而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只创造130的世界财富，显然中国落后于美国甚远。虽然我并不认可这种直线思维的比较方法，因为文明演进过程中，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东西在打破世界格局的时侯往往变幻的令人措手不及，但是这两个数据也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至少可以鞭策我们在自身文化建设上，保持清醒，奋发有为，早作准备，防患未然。没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崛起，中华民族就不会有真正的，持续的崛起。中华文明的弘扬工作从现在做起委实不早，任重道远。

    更有极端乐观主义者，声称中国的综合国力现在已处盛世。这点上，作者实在不敢苟同。一国之盛世从来都是有硬标准的，一国之盛世要求这个国家于国内，举国之众和谐安乐，于国际，没有敌手，更无匹敌对手。现实之中国，还远不能如此，大家还当居安思危，不可轻有自大自骄之气，更不可恣肆无忌。一点点小成就就冲昏头脑的民族，是不会真有出息的。

    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20世纪的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动荡、大转折、大崛起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余波会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几十年继续持续。这期间也是中华民族英才辈出、伟人辈出的时代。中华民族迈向文明迈向复兴的前奏已经开始，中华民族已经从用大刀长矛对付船坚炮利的年代走出来了，已经从食不果腹的赤贫走向了一个经济大国。这些都是一个文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转折拐点出现的征兆。比起一个易学研究者的理性目光，我更愿用我中华儿女的情感来盼望中华民族的万年复兴，永世昌盛。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近几十年改革开放中的成就已经用铁的事实告诉了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中，中国特色必不可少，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髓必不可少。照抄照搬所谓国际惯例，死路一条。不论是政治文明建设、经济发展模式、国防建设、文化建设方面等大思路上，还是在各领域具体问题的处理上，都是如此。当代某些强势国家与文化主体不断给我们灌输所谓“国际”惯例、思维定式、政治模式、经济模式、文化模式、甚至生活方式，其目的不仅仅是所谓占领市场，究其根本是意图占领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从而形成我们各个方面发展上对他们优势的路径依赖。以此从根本上消除我们独辟蹊径，引领世界的创新能力，并成为他们永久的、不具挑战能力的跟随者。这些问题都要在我们民族与国家的在未来发展中，长期保持警惕。

    后记10

    路径依赖又称为路径依赖性，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优劣，都会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而不能自拔。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轻易走不出去。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在近代的历史进程中，凡可成为一代世界强国的国家，无一不是善于审时度势，立于全球视野，结合自身特征，结合本国特色，创造出一条适应国际环境而又引领世界发展大趋势的独特道路。照抄照搬、简单模仿、盲目崇拜都不可能造就出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和优秀民族。

    16世纪前后，相继崛起的九个世界性大国都是善于打破惯性思维，冲破原有强势国家建立的国际秩序，脱颖而出赢得发展的。它们都具有对自己国家发展的无比信心和创新精神，都具有不折不挠的冒险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应该予以借鉴学习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这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崛起历史进行系统的了解，这些国家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每一国家之崛起，都是走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都不是对上一个世界性大国发展路径的重复与依赖。中国改革开放的智慧国策从根本意义上讲，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创举的具体表现。

    写作的兴致，可以说是作者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而言，作者更喜爱徜徉祖国壮美山河之间神游遐思。因此，此书的写成，尤其不能不着重提及西南财经大学和其北京校外学习中心的朋友们，不能不提及某大型银行的众多朋友。他们发自肺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令我感动，他们的多次提议促成了这本书的写作。这些朋友认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不了解、不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忘记自身民族的根本智慧，是一件极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倡导中华传统文化上，他们多方奔走不遗余力，在搞好各自本职工作基础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自身行业的发展和业务的拓展紧密结合起来，其中不乏对弘扬易学的认识具备真知灼见之士。在成都举办的海峡两岸金融研讨会上，作者在进行中国文化与金融发展的专题发言时，海峡对岸金融界的中华儿女也对伏羲易学表现出令作者感动的民族文化认同与支持。凡此种种，使得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能懈怠。事实上，本书的部分写作基础就来源于作者主持西南财经大学北京国学讲坛的简要讲座提纲，来源于中国某大银行高级客户讲座中的部分讲座内容，来源于伏羲易学俱乐部沙龙活动和登载在网站上的交流内容。

    我们坚信，人类认识宇宙的思维方式肯定不仅仅是唯一性的，不同的思维方式都有可能成为人类认识自然奥秘的有力工具。但是，开创出不同于现在的认识思路和理论工具，其难度是超出人们想象的，也一定需要经受实践考验。这一理念对我研究易学具有启发和鞭策作用。

    易学理论确实不是现在人们常常提起的科学理论，两者在思维方式与理论工具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一差异使得具有“当代科学”思维的人们，在理解古人智慧上面临巨大鸿沟。这一鸿沟也确实是作者在写作上遇到的相当大的困难，用易学体系和科学体系对照着说明“易”，对我而言确实是个挑战。在以往的易学界，也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因此大家大可不必将作者的此书看作一本所谓的科学论著，将其看作作者对易学的领悟似乎更为贴切。本书中的许多观点既来源于史料与考证，也来源于作者根据伏羲易学的基本原理所作出的推演结论与思考。但是，请大家相信作者的这些体会都是经过作者一段时间思考的，并非信马由缰，随意而出。勇于探索、实事求是将是我毕生研究的准则。爱民族、爱国家、爱自己民族的文化与智慧则是我终生的情感与信仰。

    后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