敛是无名！白刃劫君君勿言，人生祸难俱由天。君家岁计能多少，未了官军一饭钱。庭下螺囚何忿争？刀笔少年初醉醒。黄金满把未回眼，笑杀迂儒欲措刑。在李觏看来，“为国者未有不欲其民富且寿矣。保喊敛所以富之也。”而当今的统治者及各级官吏，却不是这样，一些特权阶级。贪官污吏不仅不纳税赋。不服谣役，反而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广大农民，有感于此，李觏在他的诗文中，进行了大胆的揭露，无情的讽刺。他指出，繁重的赋役像杀人的刀子一样按在人民的脖于上。虽然这般残酷，人民却敢怒而不敢言。李觏对官僚地主阶级对农民“夺其常产，废其农时，重其赋税，以至饥寒惟淬，而时赐米帛以为哀人之困”的非礼不仁的罪行，不断揭露，痛加鞭笞。他指斥这种不仁道的罪恶行径是违反先王之道的。他以先王之道、税制为据，予以批判，在批判中，继续阐发了他的赋税主张。他说：先王之道，取于民有制，计口发财日赋，收其田人日税。赋共车马兵甲士徒之投，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诸侯亦什一而税。贡之所入，各有其常。贡不以常，则人无备，人无备而责之必有，非买于蓄家不能以有也。故取之于非其地，求之于非其常，皆农人之病而商贾之利也。李觏积极主张以田亩收税，以人口征赋，实行严格的赋税制度，做到贡赋有常制，使人民有准备，不得随意增加赋税。如果无制而取赋税，必然使广大农民无所措手足，只好向那些商贾蓄积之家高价购买粮食，以致伤害农民，有利商贾。

    李觏的这些主张是非常有针对性的，由于土地兼并的恶性膨胀，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不仅垄断大量的土地，而且享有各种免赋役的特权，他们隐瞒大量的土地，漏纳赋税，也有些农民为了逃避赋税的沉重负担，而携带土地“匿比舍而称逃亡”，成为特权者的佃客，这样就使登记在册的田亩大大减少，田赋随之亦相应减少。因此，按田亩纳税，计人口缴赋，在当时是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宋真宗时，丁谓说：“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二者有之。”即豪强地主兼并者们，二十亩田纳一亩田地的税，三十亩田纳二亩田的税者，大有人在。在此同时，只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和中小地主，却负担着沉重的赋税。以至他们在破产之后，却依然负担着原有的田税。这样就出现了“有产无税”，“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结果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由此可见，李觏主张的按田亩计赋税的办法是有时代背景和实际意义的。

    李觏的轻税薄赋政策，既是为了使各级官吏“不敢厚敛”，又是为了“宫民”，使农民免于饥寒冻馁，流离失所，达到“内以给吉凶之用，外以奉公上之求”，就是说要达到利国富民的目的。所以他告诫统治者要〃保喊敛〃，以富万民。

    李觏在主张“保喊敛”的同时，又主张“均力役”。我们知道，宋代的差役，名目繁多，极为苛重。诸如：衙前、里正、户长、耆长、壮丁、承符、人力、手力、渡于、斗子、拦头、厅子等等种类。尽管差役繁多，负担甚重，可是官户以至沾点官气的，都不服差役。商人也基本上是“赋调所不加，百役所不及”，和尚、道士等都兔除差役。大部分有钱有势的地主也想方设法逃避差役。因此，沉重苛刻的谣役都压在农民的头上。由于繁重的谣役连年不断，使许多人“困于久役”，“破坏家产”。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李觏提出了“均力役”的主张。他指出，按《周礼*乡大大》的规定：“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同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其他的人都不能免力役。可是，当今却不是这样，倒是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人不服谣役，为此，李觏主张，除了按《周礼*乡大夫》所规定的人免役外，其余所有的人都应当平均担负力役。他说：君子之于人，裁其劳逸而用之，可不谓义乎？世有仕学之乡，或舍役者半，农其问者不亦难乎？而上弗之恤，悖矣！贵者有爵命，服公事者有功劳，诚不可役，然复其身而已。世有一户皆免之，若是则老者，疾者亦可以同门不使耶！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六曰安富〃，谓平其繇役，不专取也。大哉！先王之法，其所以有天下而民不者乎？及其为国家则有反是者矣。田皆可耕也，桑皆可蚕也，材皆可饬也，货皆可通也， 独以是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兴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时，听上令也。如此而后可以为人之民，反疾恶之，何哉？疾恶之，则任之重，求之多，劳必于是，费必于是，富者几何其不黜而贫也。使天下皆贫，则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繇役，不专取以安之也。先上之法，是干谣役，只有少数贵者、服公事者、老者、病者才予以免役，其余的人都要平均负担谣役，不专取一部分人。这样可以使天下宫庶，民不怨恨。李觏依据先圣王之法，主张平均徭役，不专取之。他所说的专取对象是那些“任之重，求之多，劳必于是”的中小地主阶级。李觏认为，如果国家把沉重的摇役负担，全部压在他们的头上，专取之他们，使他们不堪重负，最终必然由富变穷，以至造成天下皆贫，国家不安。这样对封建统治者非常不利。因此，李觏反复说明不应专取徭役的道理和平均役力的必要。他的动机是为封建国家着想，为中小地主阶级争利，与大官僚、大地主抗争，客观上对广大劳动者有利。李觏在揭露、痛斥那些频征役力、聚敛财富的贪官污吏的同时，对那些不频征役力和不重取赋税的亲民、爱民官吏予以称赞：太平无武备，一动未能安。庙算何时胜，人生到难处。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只有盱江守，怜民不爱官。（自注：时国子慎懤土守本郡。）

    贪官污吏，频征力役，耗尽农力，加重赋税，使民饥寒，他们都是只爱官，不爱民，使人民在重赋频役的压榨下，生活到处难，简直无法生活下去。只有盱江大守，才怜民不爱官，值得赞扬。

    李觏还指出，国家发展经济，强本抑未，除了采取理财富民、平土均田、薄赋均役、控制物价等措施外，还要兴水利，备水旱，制农器，修稼政，救凶荒，委积粮，国足用，治病疫，兔民疾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救国富民，康国济民。如果说李觏的全部著作都是“从大处起论”的“真医国之书”，那么他的有关经济思想方面的著作更是如此。这就使他的经济思想不仅十分丰富，而且极为有价值。

    第七章 经济思想 四、为民申怨之争

    李觏目睹北宋中期在社会经济方面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了一系列有重要价值的经济改革措施和具体主张。同时，他对统治阶级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失策、非道、无理，以及大批贪官污吏的聚敛、压榨。盘剥，给广大劳苦农民所带来的无穷灾难，造成的悲惨局面，予以大胆的揭露，发出强烈的抗争。李觏指出，由于各级统治者的腐败、榨取，使人民陷入贫病交加的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种严酷的惨景，当权者理应“所宜动心”，然而他们却不动心。李觏在《周礼致太平论*国用第十四》中，列举了如下情况，告诫“人主宜动心”。一是发生疾病。疾病是常有的事，发生了疾病，“或连月不愈，或阖门不起，丁壮卧于床藤，则老稚无能为。饮食所不给，医药所不济，以至于死者”，面对这种情况，“人主所宜动心矣！”下达政令，急救民病，不可坐视不管。二是遇到凶年。自然灾害是常有的现象，遇到了凶岁，就要舍证赋税；不可依旧征收，不能助天为虐。“凶年非直除减田祖，彼货贿之征皆舍之，疾疫亦然。夫阻饥之人，营求衣食，固无所不至，又将笼其货贿，则何以措手足乎？况于疾疫之世，安得助天为虐？人主所宜动心矣！”三是祸灾杀礼。遇到了各种灾祸、意外情况，要杀礼去用，节省开支。“若新建国及札丧、祸灾，在野在外，皆杀礼也。礼许俭不非无，安得重困于无聊之民，求备乎篷豆之事也？人主所宜动心矣！”这些外事之礼可以封杀。四是贬抑王膳。遇到大灾大荒之年，不仅于外事杀礼，而且“王膳亦为贬也”。否则就如同“父母，其子之不哺而日余膏粱可哉，人主所宜动心矣！”

    在李觏看来，那些身为民之父母的当权统治者及其豢养的各级官吏，而对万民的疾苦、灾难，不仅不动心，思考“忧民之道”，解救民众之苦，反而变本加厉地榨取民众的血汗、膏脂。因此，他在自己的诗文中予以无情的揭露。李觏揭露当权统治者罪恶的理论根据，是他的“以礼为本”的思想。他认为，国家的一切制度、政策、法规，都应当“以礼为本”，以“礼”来规范、指导各方面的行动。对那些违礼、非礼的行为，他毫不客气地加以抨击和挞伐。他指出，由于当权者的违礼，失本，而对广大农民在经济上是：“夺其常产，废其农时，重其赋税，以至饥寒惟淬，而时赐米帛以为哀人之困”；在政治上是：“宪章烦密，官吏枉酷，杀戮无数，而时发赦有以为爱人之命”；在军事上是：“军旅屡动，流血满野，民人疲极，不知丧葬，而收敛骸骨以为惠及死者”，诸如此类，都是“非礼之仁也。”这一系列非礼不仁之举，不仅造成了大量的旷夫、怨女，而且使广大农民陷入了无法生活的绝境。李靓在他的诗中，常常描绘沉重的租税，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的现实。如云：“朝阳过山来，下田犹露湿。饷妇念儿啼，逢人不敢立。青黄先后收，断折伛偻折。鸟鼠满官仓，于今又租入。”一面是穷苦农民的悲惨景况，一面是官仓粮食流溢，陈陈相因，养肥了鸟鼠。一幅鲜明对照的画面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使人怎么能不痛恨当权者，同情劳动者。

    更有甚者，李觏在《哀老妇》一诗中，具体描述了一个老妇人守寡四十余年，到六十岁时，虽然几孙成群，围绕膝下，然而却由于生活所迫，无以为生，不得不改嫁的悲惨情景。他写道：里中一老妇，行行啼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从二夫。寡时十八九，嫁时六十余。昔日遗腹儿，今兹垂白须。子岂不欲养？母岂不怀居？徭役及下户，财尽无所输。异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图。牵车送出门，急若盗贼驱。儿孙孙有妇，小大攀且呼。回头与永泱，欲死无刑珠。我时闻此言，为之长叹呜。天民固有穷，鲜寡实其徒。仁政先四者，著在孟轲书。吾君务复古，旦旦思黄虞。赦书求节妇，许与施门间。繄尔愚妇人，岂日礼所拘。蓬茨四十年，不知形影孤。州县莫能察，诏旨成徒虚。而况赋役间，群校葫同趋。奸欺至骨髓，公利未锱铢。良田岁岁卖，存者惟莱汗。兄弟欲离散，母子固变渝。天地岂非大，曾不容尔躯？嗟嗟孝治王，早晚能闻诸，吾言又无位，反袂空涟如。李觏详细地描述了这位老妇人，从十八、九岁守寡，到六十多岁改嫁的经过，她暮年离开故土，离别子孙，既不是因为她不守节，不怀恋故居，也不是固为儿孙不愿意养活她，而是因为“徭役及下户，财尽无所输。异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图”所致。李觏以描述老妇与儿孙离别的凄惨情景，揭露了“苛政猛于虎”的罪行，抒发了自己的慨叹之情，告诫统治者要施行黄帝、尧以来的仁政，不可施行暴政。老妇改嫁出门时，母子永诀，祖孙悲痛，一家老小彼此攀牵的痛哭惨景，使人看到一幅悲惨的画面，不仅诗人为之愤慨，而且引起社会的共鸣。

    我们说，李觏的经济思想，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内涵极为深刻，并具有重要的价值，有许多思想是颇具光辉的。然而，由于豪强大族、官僚地主、富商大贾及其利益的最高代表者——赵宋王朝进行着专制统治和贪得无厌的残酷剥削。即使叫他们作出一点让步，减轻一小部分赋税。徭役，他们也都是万万不肯的。这就决定了李觏的改革主张、经济政策，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当权者采纳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他的一系列经济主张只能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一种幻想，事实上，李觏所积极支持并为之立论的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的改革运动，刚刚进行不久，就在大官僚、大地主为首的政治保守势力和经济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下，而成为昙花一现的失败记录。李觏的后继者王安石所领导的“熙宁新法”的改革运动，尽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远远地超过了李觏的思想主张，亦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失败，这是由历史时代所决定的必然结局。

    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李觏的平土均田主张，在当时只能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主观愿望。列宁曾说：“地权”和“平分土地，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土地所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李觏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只为与大地主阶级争利而发出的一种抗争，提出了“平土均田”的主张，当然不可能代表农民提出“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土地所有制”，更不可能完全表现〃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李觏尽管常常讲到“民”，虽然他所讲的“民”，有时也包括农民，但是他的思想主旨是指中小地主而言的。李觏的经济思想，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为了缓和日趋尖锐化的阶级矛盾，抑制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而开设的药方。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条件所决定，他的一切主张和措施，都只能付之东流。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李觏作为一位“愤吊世故，警宪邦国”的进步思想家，他的一系列经济主张和他的全部思想一样，都有其一定的人民性和时代的进步性，这在十一世纪来说，确实是思想领域中的可贵珍品。

    第八章 政治思想 一、康国济民的医国之论

    李觏的政治思想主张，大都是针对北宋当时社会的弊政、鄙风，有的放矢，有感而发的。为了康国济民，他提出了一整套的医国政论。

    李觏指出，要治理好、医治好国家，安定、稳定住民心，就必须有明君、贤吏，推行德政、仁政。对明君的要求是：除了在经济上做到无私财，以天下为公，为国家理财外，在政治上要清正爱民，以天下为务，以万民之身为身，以万民之心为心，不可只管自己一姓一家一人之享受，而不顾万民的死活。李觏说：君人者不以身为身，以天下之身为身也；不以心为心，以天下之心为心也。如使下皆狂，则上谁与肃？下皆僧，则上谁与义？下皆豫，则上谁与哲？ 下皆急，则上谁与谋？下皆蒙，则上谁与圣？故明王欲肃则去下之狂，欲义则去下之僭，欲哲则去下之豫，欲谋则去下之急，欲圣则去下之蒙。君明臣忠，百姓亲睦，然后可以致和气也。若能自知而不能知人，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愚旨在位，贪者在职， 以找贼元元，家愁户怨，靡所控告，是虽尧为天子， 舜摠百揆，其何以媚于上下神袄哉！故去四凶，举十六相，所以为大功也。做一个贤明的君主，就必须以天下万民的政务为己任，要想万民的利益，为天下兴利除弊。不仅要做到“自知”，而且能够“知人”；不仅要做到“自治”，还要能够“治人”，就是说要知己知人，知人善任，不能以己昏蒙，而使天下皆蒙。这样才能够使贤者在位，明者在职，不使愚者在位，贪者在职，人民方可兔遭戕杀贼害。

    由这个明君治国理民的理想出发，李觏十分称赞古代那些以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务的君子，反对那些以一身为私，以一身富贵为务的小人，要人们为君子，而不要为小人。他说：士之不见礼于世久矣。古之君子以天下为务，故思与天下之明共视，与天下之聪共听，与天下之智共谋，孳孳焉唯恐失一士以病吾元元也。如是安得不急于见贤哉？后之君子以一身为务，故思以一身之贵穷天下之爵，以一身之富尽天下之禄，以一身之能擅天下之功名，望望焉唯恐人之先己也。如是谁暇于求贤哉？嗟呼！天下至公也，一身至私也，循公而灭私，是五尺竖子成知之也。然而鲜能者，道不胜乎欲也。李觏十分称赞古代那些见贤若渴，见贤思齐的君子，因为他们以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务，能与天下人共视、听。智、谋，“不以天下之大私一人”。李觏极力反对后世那些追名逐利、求官欲爵的“君子”（实则小人），因为他们以一身为务，一心想穷尽天下之富贵，擅得天下之功名，以天下之大私一人。李觏更指出，虽然有一些人知道天下为公、一身为私的道理，口头上讲循公而灭私，而实际上却不能行之，就在于为私欲所蔽，即道不能胜欲使之然的。

    李觏指出，君主施行仁政。德政是通过各级官吏实施的，实际上“郡守县令，吾民之司命也。”因此，要谨慎选拔、设置各级官吏，任用贤才，罢不肖之人，为民造福、免祸。“惟聪明睿智，益垂意于仟官，则灾害可消，而富寿在矣。”相反，如果任用。设置不肖之人为官，人民就会遭到饥寒惊痫，受到穷、役、杀、害之祸，无以保其生，无法得平安。李觏说：君者，亲也。民音，子也。吏者，其丨乳丨保也。亲不能自育其子，育之者丨乳丨保也；君不能自治其民，治之者官吏也。赤子之在极褓，知有丨乳丨不知有母也；细民之在田野，知有吏不知有君也。丨乳丨之不才，则饥之渴之，惊之痈之，亲虽慈不能幸其子以生也。吏之不才，则穷之役之，杀之害之，君虽仁不能幸其民以安也。然丨乳丨保之任，不离帷房之间，亲之卧起可以接也。官吏之职，必远畿疆之外，君之视听无由及也。是故置吏不可不慎也。李觏认为，君主与万民的关系，如同父母气子女的关系，因 为父母总是爱护其子女的，所以君主亦应当爱护万民；〃官吏与万民的关系，如同丨乳丨保与婴儿的关系，因为丨乳丨保要使婴儿健康成长，就必须很好地抚育婴儿，不能使其遭受饥饿惊痈，更不能使其遭受穷、役、杀、害之祸，所以要像丨乳丨保爱护婴儿一样地爱护万民。李觏对君主与万民、官吏与民众之间关系的看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传统看法。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皇帝被称为“君父”，其各级官吏被称为“民之父母官”。这种封建皇权思想藩篱，李觏也不可能跳出。马克思说，“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不过李觏指出，既然皇帝、官吏是民之父母、丨乳丨保，那么就应当爱护其子，抚育婴儿，保护其民，而不能杀害、伤残万民。

    然而，当今的各级官吏，却既不师古道，又不守法治政，随心所欲，各行其是，姑息养好，放纵恶人，不求善德，而务阴德，以这般不知治体的官吏来治政，怎么能管理好国家和万民之事呢？李觏说：窃思今之所谓良吏者，多不得其衷焉。不师古道，不观人情，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已。其务近名者，则日政必以猛，其务阴德者，则日政必以宽。其务自异者，则曰前之政猛矣，我必以宽；前之政宽矣，我必以猛。其务自守者，则曰何必以猛，何必以宽，断诸法而已矣，是皆一方之论也。是故近名者，刻薄之人也。阴德者，柔邪之人也。自异者，诡激之人也。自守者，畏愞之人也。皆不足以知治体矣。在李觏看来，这些所谓〃良吏者〃之为政，务近名者认为“政必以猛”，实行苛政；务阴德者认为“政必以宽”，宽容恶人；务自异者认为“前之政猛，我必以宽”，“前之政宽，我必以猛”；务自守者认为“何必以猛，何必以宽”，以法行事而已。这些人都是持一方之论，行私己之政，而不知治政之体，不观人情施政，结果是政猛对善人无所谓善，政宽对恶人却有益，“以容奸为大度”。良吏如此，污吏更可想而知了。

    李觏认为，理民治政，过猛和过宽都不行，而应当按孔干所提倡的“宽猛相济”的办法治政，这样才可以使百姓阜康。他说：仲尼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言宽猛不可偏任也。夫之于宽，则济以猛。失之于猛，则济以宽。宽猛并行，然后为治也。何谓宽猛并行战？于善则宽，而于恶则猛也。皋陶曰：“看过无大，刑故无小。”过虽大而有其宽也，故虽小而刑其猛也。明主诚宜处宽猛之用，以命群吏，谨察其所为，而废兴之，则治道一致而百姓阜康矣。

    理民治政，不能片面地猛，亦不能片面地宽，而要宽猛相济，宽猛并行，视情况而定。对于善人善行要宽，对于恶人恶行要猛，且要始终一贯，并用如一，只有宽猛并用，不偏任一方，才能政和民通。明君贤主要以宽猛并用之政来任用官吏，考察百官所行所为，而废兴之，这样治道一致而百姓阜康。据此，李觏主张贤明的君主，必须认真选择任用各级官吏，慎置清官廉吏，勿择贪官污吏。他认为，各级官吏要与人民相知心，相亲爱，要做到这些，就必须经过长期的相互了解。吏知民则政令明，政令明则政平；民知吏则信服，信服则令行。李觏说：吏之于民必相知心，然后治也。吏知民心则明。明则政平矣；民知吏心则信，信则令行矣。欲相知心，岂一朝一夕而可哉？上下未相知，或知之未久， 遽委而去之，后来者亦如此，则是吏未尝知民心，民未尝知吏心。吏以所治为传舍，事或不举，则日以待后人；民视所属如过客，理或不胜，亦日以侍后人，官何以修？众何以服？谓其有功邪，进其爵可也，重其赏可也。矧伊无功之人，而可虚受禄食，往来于道路间邪！官吏要治好民，取得民的信任，就必须彼此相知、知心。要做到相知、知心，就要长朗相处，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故为官者要有长久为民治政的打算，不能以治所为传舍，不务民事，以待后人，如此则民视其所属为过客，理或不胜，亦以待后人，这就造成了官不修，民不服的局面，久而久之使积弊丛生。因此，要慎择官，任良吏。

    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和万民，除了要慎重选择、任用各级官吏外，还要严格执行政令，不可朝令夕政，必须做到政令如山，这样才可以使民众赴汤蹈火，拼命向前。李觏说：民之所从，非从君也，从其令也。君之所守，非守国也，守其令也。君端冕乎奥阼之位，而民被坚执锐，履肠涉血，赴死万里者，令使之也。君夙驾乎囿游之中，而民居处笑语如不知者，令不及故也。是民从令非从君也。

    封疆有固，山川有险，人犹踰之。比间小吏，执三尺之法，则老奸大豪无敢违者，是君守国不如守令也，君以令用民、民以令事君。令之所取，民亦取之；令之所去，民亦去之。故令可一而不可变也。是故令之于民也，与其出而中废，不若勿出之愈也。善人见善而莫肯进，惧其令变而不必赏也；恶人见禁而莫肯改，幸其令变而不必罚也。朝一命焉，夕一命焉，群吏奉承之弗暇，愚民惶惑而失图，出令如此，不若勿出之愈也。李觏指出，民众之所以服从君主的统治，并不是惧怕其个人的威严，而是服从政令。君主之所以能进行很好的统治，并不在于守住国家，而是要守住政令。君主属于高位，只有做到政令严明，万民才会为其尽力，“被坚执锐，履肠涉血，赴死万里”，在所不辞，万民之所以这样不顾个人安危，为君主卖命效劳，这一切都是政令使之然的。既然政令有如此大的威严和作用，因此，一旦把政令颁布实施，就要始终如、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而不能随意改变，中途废止。与其将发出的政令中途废止，倒不如不发出为好。因为随意更改政令的结果是：善人见政令勤换而不肯进取求功，恐怕政令多变而有功无赏；恶人见政令勤改，即使有了禁令也不肯改正恶行，侥幸政令多变而不受惩罚，蒙混过去。如果政府不断发布政令而又不断更易政令，朝一道政令而夕改之，夕一道政令而朝改之，这样就会使百官应接不暇，百姓不知所措。这样的政令，不如根本不发为好。李觏认为，治国安民，必须严格政令，严守政令，严肃政令，不可朝令之而夕改之，要取信于民，不能使民无所措手足。所以必须改变随意发布政令，更改政令，使民无所措手足的状况。以此取信于民，使政和民悦。

    ⊙━ 新书库：阅读越好看！ ━⊙

    ——

    第八章 政治思想 二、通变救弊的治国之术

    李觏指出，政令有重要作用，君主凭藉各种政令，可以使万民赴汤蹈火，即君主能够“主政令，必生杀”，使民“不得不从”，这是政令严明而有其利的一方面，同时李觏还指出，政令亦有弊的一方面。他说：夫为令之弊有四：初不审，终不断，言者矜，闻者争也。彼作事不咨于众，虑不待尽而辄行，使人有以诟病，是初不审也。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垦，则有风雨，谓政治不可偏从民欲耳！彼有沮之，则不计利害大小而速改，是终不断也。君陈以谋，猷入告而顺之于外日：“惟我后之德。”彼议以一事则夸以为功，使其党间而疾之，是言者矜也。彼闻人之功，耻居其下，虽善必沮，是闻者争也。人主能知弊之所在，则可以行令矣。李觏在说明政令之利的同时，又指出政令之弊的方面，并从政令之利与弊的两个方面告诫君主必须“慎令”，不可随意发布政令，要深思熟虑，计算利害得失，不夸功自矜，不听风是雨，要初审、终断，做到上威、下听、令行、禁止。为此，君主必须看到政令不严之弊。李觏由政令之弊而看到宋代社会政治之弊，故他提出必须解救社会之弊，而救弊必须通变。通过社会改革，挽救社会危机。所以说：夫救弊之木，莫太乎通变。在李觏看来，只有通变，才能救弊，通则变，变则久，否则社会的政治危机是无法解决的。为此，李觏积极发挥了《周易》的通变理论，结合社会政治实际，提倡政治改革。要改革弊政，就要了解社会的弊政所在。因此，他主张了解社会真实情况，体察人民疾苦隐痛，要允许人民讲话，尤其是讲真话，这就要广开言路，畅所欲言，实行“开讳”，不设“禁区”。他在《庆历民言》中，把“开讳”作为“补于世”的第一项变革措施。他所说的“开讳”，就是解除忌讳，允许讲话，打破禁锢，正视国家的利害得失、生死存亡，不要忌讳人家讲死亡，大力提倡人民讲实话，尤要提倡群臣直言敢谏君主的是非功过，这才是智者之策，明君之举。李觏说：主谏净，则不得讳其恶矣。身莫不恶死，而未尝有不死；国莫不恶亡，而未尝有不亡。等死耳，殇不若彭之寿；等亡耳，奉不若周之世。寿虽高而归之死，世虽永而归之亡，然而以死亡为讳者，是不智也。闻死而温，则医不敢斥其疾；言亡而怒，则臣不敢争其失。疾不治则死， 或非命；失不改则亡，或非数。是讳死而速死，讳亡而速亡，智者果如是哉！

    李觏针对当时堵塞言路，只听颂歌，不听逆言等弊病，经过多年思考和事实验证，为了有“补于世”，而发出这些救世。

    除弊之言。他认为，君主治理国家，洞察群臣，救民善政，就要立谏净，不讳其恶，这如同一个人，没有不害怕自己早死一样，假若害怕自己于死而讳疾忌医，听到死而烦怒，那么医生就不会说出其病症所在，不得医治，因而早死，这就是怕死、讳死而早死的道理。如果一个国家，害怕群臣说其弊端、亡症而不准说亡，听到说亡而震怒，那么群臣也不敢说出其亡症和亡因，不纠其失，因而早亡，这就是讳亡而早亡的道理。怕死、怕亡，而不准言死。言亡的做法，显然不是智者之策，而是愚人之举。

    明君贤主要“立谏净”，“不讳恶”，“设开讳”，让群臣讲话，要相信人事的作用，不要相信天命的主宰。因为“守国在政，行政在人”，只有发挥人的作用，才能治理好国家。李靓的这些政治见解，既是有胆有识的智者之论，又是切中要害的救弊之术。

    在“通变救弊”、“开讳救弊”的前提下，李觏还提出了“审奸”，“防蔽”，“虑永”，“谨听”等治国救弊的措施。

    李觏明确指出，国家的治与乱是交替进行的。“治之民思乱，乱之民思治”。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要看到这种乱与治的不同发展变化，能在乱中思治。求冶，在治中备乱、防乱。愚昧的统治者，却看不到这种乱与治的不同发展变化，认为治永远不会变乱，故不能备乱、防乱。李觏说：“治之民思乱，乱之民思治。故智者虑乱于治，愚者谓治不复乱。”李觏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历史经验为借鉴，具体地分析了造成国家混乱和灭亡的重要因素是“盗”和“奸”。“奸”比“盗”的危害更大，因为“奸”以锄“盗”为名，借以收买人心，培植自己的势力，最终可以推翻君主的统治，而“盗”则没有这么大的作用。但是，“盗”为“奸”提供了条件，二者狼狈为好，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破坏国家，搞乱社会，俱为危险者。因此，明君贤主要思治防乱，杜盗除奸。

    “盗”与“好”是乱国坑民之患，由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