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对于结构主义来说，甚至对于法国思想界来说都是不同寻常的一年，甚至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一年。罗兰·巴特在1971年为其后来出版的批评文集留下的序言里写道：“1966年是中央参照点……至少在巴黎，我们可以说，这一年许多事情混在一起，对于绝大多数专业研究领域而言，这或许是至关重要的一年。”20年之后，一位当年的结构主义者吉勒·拉普热回忆1966年在法国知识界的影响力时写道：1966年之后，一切都土崩瓦解了。一个朋友向我提起《词与物》，于是我错误地打开了那本书。……我放下了司汤达、曼德尔施塔姆和兰波的作品，就像有一天你不再吸茨冈牌香烟，以便阅读福柯正在谈论的那些作者（弗洛伊德、索绪尔和李嘉图）的著作。我被感染了，我发烧不止，但我喜欢这次感染。我并不想好转。我为自己的知识而骄傲，就像寄生在教皇头上的一只虱子。我谈的是哲学。我称自己是结构主义者，但我没有大喊大叫，把嘴皮喊破，因为我依然心神不定，最微不足道的摇摆也足以使我动摇。……我满怀激情，以几乎战栗的声调提起德里达、普罗普的名字，那时正值秋日的夜晚，就像一个年迈的士兵抚摸着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旗帜。……雅各布森是我的热带和我的赤道，埃米尔·邦弗尼斯特是我的瓜德罗普岛，动作语码是我的地中海休闲度假村。我觉得叶姆斯列夫就像干草原。……在我看来，迷失在这些迷宫中的，不仅是我一个人。1966年对于法国的思想界来说是奇峰突兀、群星灿烂的年份，出版界在这一年推波助澜，捷报频传，财源滚滚。这一年先是罗兰·巴特出版《批评与真理》，这部关于文学批评的书甚至被人誉为思想界的《人权宣言》，格雷马斯出版了《结构人类学》。任何一本书只要加上“结构”一词就可以多销1000册。巴特的密友弗朗索瓦·瓦尔说服拉康出版900页的鸿篇巨制《著作选集》，一上市就销售5000册。这部艰深晦涩的精神分析学经典之作，在不到20年间销售了36000册，简装本第一卷和第二卷分别销售94000册和65000册。这一年出版界最大的事件当推福柯的《词与物》的出版，这部书在1966年卖出了20000册，到1987年，20年间，这部深奥的学术著作共卖出了103000册，这在法国出版界是少有的奇迹。如果再看看这一年的法国期刊杂志，就更能见出结构主义风起云涌、高潮澎湃的景象。《语言》、《精神分析学刊》、《交流》、《现代》、《新批评》、《泰凯尔》、《解蔽》、《精神》、《快讯》、《电弧》等期刊杂志，连篇累牍的都是关于结构主义的消息、活动、事件和争论，足以看出结构主义在思想界铺天盖地的壮观形势。

    相比较起来，德里达在1966年10月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做的报告《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就只能算是沧海一粟。这一年后来也被描述成后结构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轰轰烈烈的年头，这只能算是事后诸葛亮的做法。在当时，人们沉浸在结构主义的欢欣鼓舞中，没有人把这个高潮年份联想到结构主义走到穷途末路的标志。这一年出版的不少登峰造极之作，后来都被看成是对结构主义的选择，最耀眼的明星罗兰·巴特的《批评文集》和福柯的《词与物》都是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作，但在当时没有人这样看。德里达却不同，他的那篇讲演一开场就先声夺人，立即传递着与结构主义不同的消息，可以说是炮轰结构主义。当时与会的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济济一堂：吕西安·戈德曼、乔治·普莱、罗兰·巴特、茨维坦·托多罗夫、尼古拉·吕威、雅克·拉康等人。人们怀着热望要听听来自巴黎的道地的结构主义言说，但却听到德里达胆大妄为的另一种声音，据说当时会场里一片哗然，而拉康当场就拂袖而去。现在人们更乐于把1966年看成是后结构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年份，而不是结构主义白热化的时期，这就是时过境迁人们对历史采取的非常不同态度。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在《人文科学话语的结

    <t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