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就采取了一系列报复行动，先捕杀了徐羡之、傅亮及谢晦之子谢世休、弟谢嚼等，后发兵攻谢晦。宋文帝对檀道济网开一面，因为刘义隆深知，要打败拥兵自重的谢晦，非檀道济不可。于是在檀道济的强力攻势下，谢晦兵败被杀。(古语说，长兄如父，故一并言之。)

    刘宋时的另一志洁人物颜延之，诗人，与谢灵运的关系很好，时称“颜谢”，但没有谢灵运的傲脾气。其子颜竣地位也是显赫，可是老子却从不接受儿子孝敬来的奢侈品，依然布衣茅屋，萧然如故。一次出门，乘着弱牛笨车，恰逢颜竣的“仪仗队”耀武扬威地鸣锣开道，立即闪到路边。他对儿子说：“吾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颜延之一天早晨去看儿子，见宾客盈门，颜竣还在高卧未起，颜延之大怒说：“汝出粪土之中，升云霞之上。遽骄傲如此，其能久乎！”后来，颜竣无大过而被祸，还真是骄宠以致灭身。

    清雅之士

    清水煮活鱼，味之上品者也。如果雨夜，面前有这么一碗汤，酒盅里还有一些烧酒，那就太好了，一直呷到微醺，雨却在外面淅淅沥沥，直到天明。清雅之士对生活的理解不出其右，清淡得近乎枯寂。但和颓废却是不同的，就像竹叶疏落，竹干却是笔直。“绳墨自矫，以备世之急。”庄子说。

    东魏权臣高欢礼聘儒生卢景裕当家庭教师，教授诸子。有刁难者对卢老师的学问提出质疑，甚至大声厉色，言至不逊，而卢景裕神采俨然，风调如一，从容往复，无迹可寻。性清静，历官屡有进退，无得失之色，弊衣粗食恬然自安，经日端严，如对宾客。

    我读史书，极喜遇到这样的人物，即如雨打在暗夜的水泥地上，枕上听来亦是可喜。

    陶弘景博学多艺能，好养生之术，仕南朝之齐，后弃官隐居茅山。梁武帝萧衍年少时和他就有交往，及即位，恩礼甚笃，每得其书，焚香虔受。屡手敕招之，陶弘景不出。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先咨之，月中尝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

    想起庄子的一句话：“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并不急急于功名，只做认为当做的事，韬光养晦也好，和光同尘也好，潜龙勿用也好，总之是知足本分，箪食瓢饮。

    后赵石勒既灭王浚，王浚的那些老部下，争相去巴结石勒，馈赂交错。唯独前尚书裴宪、从事中郎荀绰这二人傲性不来。石勒很生气，把他们找来，责让说：“王浚暴虐，孤灭他是正义的，诸人皆来庆谢，就你们二人不来，什么意思，想找死吗？”对曰：“我等世仕晋朝，吃晋朝俸禄，王浚虽是大老粗一个，但还是晋之藩臣，奉晋朝正朔，所以我等追随他，不敢有二心。明公如果不修德义，专事威刑，那我们只有甘愿受死的份儿，没什么好说的。”说完，两人扭头就走。石勒连忙把他们追回来，赶紧赔不是，待以客礼。王浚的那些老部下，个个家赀巨万，唯独裴宪、荀绰止有书百余帙，盐米各十余斛而已。石勒说：“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

    第二章治乱因缘（21）

    如此人臣，何代无之。刘宋末年，权臣萧道成篡位，却搞起禅让的花样。禅让当天，朝廷百官都来捧场，唯独侍中谢朏一人在那美好的日子里砸场。

    那天恰好谢朏当班，按侍中的职责，当解下宋顺帝的玺绶，上奉萧道成。当吉辰到时，谢朏却假装不知道，看见傅诏盯着他看，反问说：“有什么事？”傅诏说：“解玺绶授齐王。”谢朏说：“齐王有他自己的侍中。”于是把枕头拉过躺下睡觉。傅诏替谢朏担心，让他装病。谢朏说：“我没病，怎么装！”遂朝服步出掖门，登车还宅。

    陈婴母与王陵母

    陈婴在秦末时是东阳县的令史，平素为人诚信而严谨，很得人心，称为仁厚长者。陈胜王一举旗，东阳县也呼啦响应，聚众两万多人，杀了县令，公推陈婴为王。陈婴回去跟母亲商量。母亲告诉他说：“自打我嫁进陈家，没听说你们祖上有出过王侯将相的，现在突然得此大名，是一件很不吉祥的事。不如找一个人投靠，事若成功，凭军功也可以封侯；事若不成，也很容易逃跑，别人也不会注意到无名小卒（‘非世所指’）。”

    这就是婴母著名的顶缸论。陈婴因此不敢称王，对拥戴他的那些人说，项氏家族以世代为将有名于楚，现在要想举大事，没有一个得力的将领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投靠项家，一定能够把秦灭了。其众从之，以兵属项梁。

    陈婴一直追随项羽，汉高祖四年，项羽自刎，归属刘邦。因为平定自立为王的壮息，有功，封堂邑安侯。

    王陵和刘邦是同县人，且是拜把兄弟，史书上说“高祖微时，兄事陵”。可是王陵这人革命觉悟不够高，待刘邦攻入咸阳，事业有点气候时，才在南阳地区召集了数千人，却不肯跟从沛公。楚汉战争开始之后，才归属汉王。刘邦因之让王陵赶快派人把太公、吕后接来。项羽却抢先一步得到讯息，在阳夏（据胡三省，夏音贾）一带阻击王陵，劫了太公、吕后，同时落入项羽之手的还有王陵的母亲。

    项羽于是跟王陵谈条件，当着王陵使者的面，让陵母东向坐，表示尊敬。而陵母在给使者送行的时候，流着眼泪，偷偷对使者说：“请您代老妾转告吾儿，一心一意追随刘邦，汉王是宅心仁厚的长者，一定能够夺得天下，不要因为老母亲而生二心，我以死送您。”拔出使者的佩剑，自刎而死。项王大怒，连死人也不放过，烹陵母。

    王陵终得铁心追随刘邦，封安国侯。这个侯位很有意思，安国虽是个地名，但也可以看出刘邦对此人期许很高，安国，安邦定国嘛。汉惠帝六年（前189），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王陵地位在陈平之右。

    婴母知时，当为则为，不当为则不能为。陵母知人，兴亡成败全系乎一人之身。因此，班固极推重这两位知见高超的伟大母亲，他说：“夫以匹妇之明，犹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而全宗祀于无穷，垂策书于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就是说，婴母与陵母，作为妇道人家，却能洞达事物的道理，明了祸福的关键，不但很好地保存了家族，而且也使名声垂于史册，博得后人的敬重，大丈夫处世也不过如此了。

    避祸

    杨彪、袁闳、范粲，此三者皆处身乱世，或为避祸，或为节义，行为“乖张”，很有儒家“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味道。对此等人物吾深表敬意，庄子也不过主张和光同尘而已。电子书分享平台第二书包网

    第二章治乱因缘（22）

    杨彪，杨修他爹，杨彪及其祖上声名赫赫，四世三公，与袁氏世家并驾。献帝时拜为太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专权，欲迁都以避冀州刺史孙馥与袁绍、孙坚等人的兴兵，杨彪力争，被免职。董卓死，复起为太尉。后遭曹操疑忌，欲杀之，孔融力救始免。杨彪见汉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称脚挛，积十余年不行，由是得以免祸。儿子杨修很聪明，但聪明不过他爹，公元219年被杀。

    袁绍、袁术、袁闳是叔伯兄弟。袁闳见时方险乱，而家门富盛，常对兄弟叹道：“吾先公福祚，后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此即晋之三郤矣。”本想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当“野人”，无奈母老，不忍远遁。于是在庭院里筑起一个没有门的“碉堡”，其实更像牢房，饮食都从窗户递进去。一家子中，只允许老母随时前往探“监”，兄弟妻子莫得见。潜身十八年，卒于土室，名列《高士传》。故而清唐孙华有一句诗说：“藏身且筑袁闳室，避世难求秦系峰。”

    司马师废曹魏末主曹芳，迁金墉，范粲素服拜送，哀动左右。于是假装神经病，住在车上，足不履地，不出门，不说话。子孙有婚宦大事，与他商量，合他的意则脸色不变，不合则眠寝不安，妻子以此知道他的意思。他的三个儿子也受他影响，无心仕途，不大关心外面的事，足不出邑里。司马炎即帝位，诏以二千石禄养病，范乔代父辞不受。范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终于所寝之车。

    十几年、十八年、三十六年，古人之意志力诚不可想象。陆游晚年再出，为韩侂胄写《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而周作人折节小日本，则毁了一世文名。

    诸葛亮为何六出祁山

    诸葛亮自辅佐蜀汉后主(223年)，至其病没(234年)，共掌权十一年。晚年六次北伐曹魏，有的说是五次，其实只有二次出祁山。取六出祁山者，是泛指其西线北伐的整体战略行动而言。

    祁山位于甘肃礼县东、西汉水北侧，地扼蜀陇咽喉，成为魏蜀必争之地。其实进攻曹魏不必绕远途，诚如魏延所建议的，由他统兵万人出子午谷袭取潼关，与由斜谷出兵的诸葛亮大军会师，这样便可一举平定长安以西。司马懿不是也担心蜀汉军队进兵斜谷么。诸葛亮之所以不同意魏延的建议，主要有三点考虑：

    一是子午谷此时已废，而褒斜谷难行。子午谷，北口为子谷，南口为午谷，北口距长安仅百里。子午谷全长六百六十里，刘邦入汉中，烧绝栈道，即在此处。汉顺帝时罢此道而通褒斜道，至三国时已荒废。

    褒斜谷，南口曰褒谷，北口曰斜谷，全长四百七十余里，进兵此道，可由褒中(陕西褒城)直驱郿县(陕西郿线北)，但路途险阻，行军不易，且有被伏击的危险。

    二是大军由汉中沿西汉水平坦地带，出祁山，即进入关山道，为陇山东西要道。西口即街亭(甘肃秦安县东北)，东口为陇城(陕西陇县)，可瞰秦川，其流水汇注于渭水，适于行军，粮运补给也比较方便。

    三是陇西自古多产马匹，而战马是蜀汉最缺乏的。关中平原及洛阳附近地区皆适合骑兵作战，而魏军多骑兵，要与之决战，战马自然不可缺少。

    综上考虑，诸葛先生决定出兵祁山，而不是抄近路出子午谷。

    而对于诸葛亮来说，北伐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之举。当年，孔明未出隆中而计定天下，后人传为神奇。尽管他在《隆中对策》中提出，只要攻占荆、益两州，俟天下有变，一路自荆州以向宛、洛，一路自益州以向秦川(今陕西南部)，两路夹击达到灭曹复汉的目的。但孔明的战略重点无疑是在前者。

    第二章治乱因缘（23）

    当鼎足之势已成却要六出祁山攻打魏国，意图光复汉业，按当时的情形来讲，蜀之国力未足以并吞吴魏而尘定天下，这不明摆着不自量力么？诸多疑问，在读了魏纪太和二年（228）诸葛亮给后主的上言中才找到答案。

    诸葛亮在上言中说：“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当知臣伐贼，才弱敌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按当时的形势，敌强我弱，北伐固不足以取胜，坐守却也仅是苟延残喘而已，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臂而起，或许尚可一搏。至于成败，只得听天由命了。

    诸葛先生在写这份上言时，“山人自有妙计”的洒脱已不复存在，悲壮之情，读来跃然纸上。

    青衣行酒

    公元313年，汉王刘聪在光极殿大宴群臣，命晋怀帝青衣行酒，怀帝的两位旧臣见状，“因号哭”，结果被杀。青衣是仆人穿的服色，晋怀帝以皇帝之尊而从事仆役之事，境况惨极。

    东汉任城人郑均，有道行，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朝廷屡征不就，汉章帝出巡任城时，住在他家，因赐“尚书”俸禄终身，时人称为“白衣尚书”。“白”是表示平民身份，后来文人自命“白衣卿相”以示，盖出于此吧。

    余在《通鉴》中读到上述两则故事，因对旧时服色作了一番小考。《左传·定公十年》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中国人注重服饰的礼制，渊源久远，且相当看重，把它当作礼的重要表征。古人说，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上称“衣”，下称“裳”，也就是裙子，此制今已不存。

    《周易》说：“天玄地黄。”因此，周天子在祭天时，便着“玄衣纁裳”，玄指深蓝近于黑的颜色，纁兼有赤黄之色。此大概为古人讲究服饰颜色之始。黄|色作为皇帝垄断的专用颜色，迟至唐朝时才开始，而此前皇帝的服色并不统一。《礼记·月令》记载，天子“着青衣”，所谓青天在上。晋怀帝要是处在周朝，着青衣不但不为贱，反以为贵了。秦时，始皇帝采用“五行说”，认为周朝为火德，秦朝代周，秦为水德，故皇帝的服饰为黑色。汉朝代秦，汉为土德，汉朝皇帝的衣服便是黄|色。晋代实行金德制度，以赤色为贵，故晋代皇帝着红袍。至隋朝，文帝、炀帝着黄袍。但此前，包括汉代，并未明令禁止他人穿黄|色衣服。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才开始禁止百官百姓穿黄|色衣服，因为赤黄近似日头之色，而日是帝王之尊的象征，黄袍遂成为此后历代皇帝的专用之服。

    百官公卿章服，《周礼》记载了十二章纹制度，《礼记》也说“天子龙衮”、“士玄衣裳”之类。孔子也曾说“恶紫之夺朱也”（《论语·阳货》），说明当时贵人的服饰已有制度区别。但真正确立章服制度的，是在东汉。东汉永平二年（59），孝明皇帝诏有司博采《周官》、《礼记》等史籍，制定了详细的祭祀服饰及朝服制度，“衣画裳绣，十二章”，章服制度得以确立。十二章纹作为帝王百官的服饰，直至清末，沿用了近两千年之久。

    秦之前，政府并没有严格界定庶民皂隶的服色。秦汉之际，才规定说，“庶民为黑，车夫为红，丧服为白，轿夫为黄，厨人为绿，官奴、农人为青”。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又诏定：“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丝，胥使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所以柳诒徵先生说，“衣服之制，别之以色，则起于隋”。

    开篇所说的“白衣卿相”之“白”，是针对“十二章纹”而言，意指不加纹饰的衣服，表示没有地位，也称“素”，后人又称布衣。

    谢安的闲暇

    东晋谢安，小时就了得，朝廷多次让他出来做官，皆推脱不就。平时多花时间读书，或带着歌妓游山玩水，“虽为布衣，时人皆以公辅期之”。到他想出山的时候，年已四十多了。

    谢安好声律，就是在守孝期间，也不废丝竹之乐，典型的竹林七贤之做派。江左士大夫极力效仿，遂以成俗。这风俗成的确实不好，后厅挺着死人，前厅却在奏乐，心肝确是大大的坏了。王坦之就苦劝说：“天下之宝，当为天下惜之。”王坦之先拍了谢安一下马屁，说谢安是“天下之宝”，接着就老实不客气了，大家都盯着呢，注意影响。而谢安不吃这一套，该奏乐的还奏乐。

    我在想，是谢安在江左开了蔑视礼法的风气，还是魏晋本就有这种风气，而谢安只是不能免俗？细思之，好像两者皆有。因为魏晋清谈不始于谢安，而竹林七贤的视礼法为粪土，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因此，我认为，谢安的开江左不良作风，其罪只是没有尽力加以引导而已。而范晔的祖父范宁数落王弼、何晏之罪，说“蔑弃典文，幽沈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礼崩乐坏，至今为患，其罪深于桀纣，语气就非常吓人。这么说来，谢安的责任好像又很大。

    但谢安不是闲暇得荒废公事，也不至于误国。面对强大的前秦，谢安“兢兢焉为自保之谋，常持戒心，此其所以济也”。他的侄儿谢玄在淝水一线与苻坚鏖战，后方谢安却与客人闲情雅致地下围棋。当捷报传来，谢安轻轻瞄了一眼，便放在一边，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谢安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

    等一局下完，转身回内室，过门槛时，不觉屐齿之折。还是高兴坏了，没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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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渔樵评弹（1）

    谁动了我的凤凰池

    司马光说：“国家选人，先门地而后贤才，这是魏晋的弊政，魏晋几百年间竟无人能改变这种局面。关于君子、小人，并不以身份地位来区别，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可是在当时，连魏孝文之贤，都免不了因袭这一陋习，看来能够明辨是非而又不为流俗所迷惑，确是太难了。”

    我不同意司马光的观点。不随波逐流确实难得，“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世间能有几人？而“以今日视之，愚智所同知”的情况，以孝文帝的才智，难道看不出来？我以为问题的根子在于，他不敢也不想去触及那些既得利益集团，那些门阀世族可都是当权者，谁动了他们的“凤凰池”，无疑是自树敌人，自掘坟墓。家国都不保了，改革有屁用。辅佐拓跋珪起家的崔浩，开国元勋，最后却被太武帝拓跋焘(拓跋珪的孙子)灭了全族，原因之一，就是崔浩大整流品，明辨姓族，拿门第开刀，由是得罪于众。崔浩的外甥曾力劝说：“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有几人！宜加三思。”崔浩不听，遂罹祸。

    以现今的情形看，明暗两规则，傻子都看得清楚，可是有话语权的都自甘聋哑，都信奉“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一团和气，各守各的“凤凰池”。没话语权的只好装疯卖傻，骂两句以泄私愤。

    “凤凰池”典出西晋荀勖。荀勖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宠，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迁尚书，甚罔怅，人有贺之者，荀勖说：“夺我凤凰池，诸君何贺邪。”

    幸福指数

    杨坚一统宇内，下了一道太平诏，说：“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很实在的话，没有什么吓人的建国方略，但如能做到，也可以称大治。

    中国文化看重心性的修养，修身、齐家，摆在最前面，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基石。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一人一家快乐平和了，天下国家没有不平和快乐的道理。近日，读卡耐基的书，好打打杀杀的西方人，原也把心性的培养放在第一位。卡耐基说：“生活的快乐与否，完全决定于个人对人、事、物的看法如何，因为，生活是由思想造成的。”他在《改变你生活的九个字》一文中引述说：“能变化气质的神性就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心思，也就是我们自己。”想起曾国藩的一句话：“书味深者，面自粹润；保养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伪为，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验。”

    无论中西，学问之最高境界其实是一致的，尽管西人没有“境界”一词。

    “从小，我的家人每一天晚上都会从《圣经》里面摘出章句或诗句来复诵，然后跪下来一齐念‘家庭祈祷文’……”卡耐基在《报复的代价太高了》一文中说：“我现在仿佛还听见，在密苏里州一栋孤寂的农庄里，我的父亲复诵着耶稣基督的那些话——那些只要人类存有理想就会不停地一再重复的话：‘爱你们的仇人，善待恨你们的人；诅咒你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的，要为他祈祷。’我父亲做到了这些话，使他的内心得到一般将官和君主所无法追求到的平静。”而在耶稣基督出生前的551年，我们的夫子就已主张“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的，只要人类存有理想，就不能没有“恕道”，“恕”是人生永远不变的最高贵的情操（柏杨语）。然而事实是我们久已没有了我们的圣经。第二书包网

    第三章渔樵评弹（2）

    儒家主张知足常乐，夫子座前大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别人都受不了这份贫苦，颜回却一天到晚乐呵呵。卡耐基同样在西方推介这份快乐活法。叔本华说：“我们很少想我们已经拥有的，而总是想到我们没有的。”卡耐基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剧，所造成的痛苦可能比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和疾病来得多。

    “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杨坚的这个太平诏，仿若普天下读书人书房里的座右铭，浓缩了儒学的最精华部分。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幸福指数了。

    婚姻自由

    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真是各有各的理。古汉语中没有“女”字边的“她”，不利平权，五四之初便造了一个，而古文中通以“姪”称呼侄儿侄女，也不见男子们直呼其冤。

    西方国家已发达到两男子可以登记“结婚”了，婚姻至此完全丧失本义，仅停留于法律意义上的两个人的组合，正如组合一支乐队。倘陷于家庭暴力或性格纠葛等诸多因素，婚姻自由确可以还被侵害方以自由身。但目下情势，离婚自由有太过之嫌，结容易离也容易，自由而散漫，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乎？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汉时的杜钦，说过一句话：“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妇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待于未衰之年，而不以礼为制，则其原不可救，而后徕异态。”他虽是针对嫡庶之间的明争暗斗而言，但较之于今，亦有深刻之意义。给我一箩筐的胆，我也不敢去反对一夫一妻制，这不明摆着欠揍么。我是服杜钦识人性之深，开出的“药剂”也中理。

    儒家社会，礼法森严，竟然允许秦楼楚馆存在，先是惊诧，继而也是佩服。礼禁的是缙绅之家，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为众人瞩目，所以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纲纪。而守节也不是一刀切，得由当事人提出申请，报经政府批准，如若不愿，则听任再醮（我们这一代的后人写历史，对此一节误读太多）。秦楼楚馆疏导的是芸芸人性，与其放任自流，不若纳于规范，也少些什么病的背地猖獗。自然，文明社会，我们不应允许秦楼楚馆余孽再现身，也不应支持辜鸿铭的纳妾合理论，但确定一个礼来调节当前的婚恋状态却是必需的，也是当务之急。恋爱自由一过头，多有禁果先食者。家花已无花期在，自不比野花香，婚姻自由恰成另觅新欢的绝好借口。

    社会之和谐，首在家事之谐顺上。日暮时分，百鸟归巢，而家事扰怀，殊非平安夜。汉朝匡衡说：“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情性以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又说：“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考诸史实，嫡妻制对女性却是一个绝好的关怀，不至于人老珠黄而横遭遗弃。

    文辞欺人

    不管什么工作，只要写作班子把总结报告编写得出神入化，领导看了首肯，这项工作就算安全到达陕北了。此种文风之坏，无疑是新生代党八股，我以为比党八股还要恶搞。党八股还只是文章的僵硬、不活泼，而前者却无视具体工作，一门心思只在文句上雕琢，从而益发滋长了弄虚作假的做派。唐朝柳公绰惩治这种风气，只有一个字：杀。

    第三章渔樵评弹（3）

    公元823年，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过邓县，有二吏，一犯赃，一舞文，众谓公绰必杀犯赃者。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j吏乱法，法亡。”竟诛舞文者。蒲松龄在《聊斋》里愤愤地说，国家应出台这样一个法规，凡杀死j吏的人，不但不应判重罪，反应减刑若干年，因为天下j吏无不可杀者。当时之人对j吏痛恨如此。

    古来以文辞欺人者，首推谢灵运，次则王维。谢灵运身为东晋元勋之后，袭封国公，刘裕篡晋，他与陶潜走出两条路，陶潜挂冠西去，谢灵运侧身宋朝。及仕途失意，乃兴兵拒捕，作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观其前后所为，并非有忠义晋室之迹，却声称自己忠义，可谓欺人之甚。

    王维的遭遇有点像周作人。初为唐朝“给事中”，安禄山陷两都，被迫出任伪职。后作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王维被捕下狱。因为有这首诗，及弟弟王缙的营救，唐肃宗乃特宥之。后来杜甫称赞王维，谓之“高人王右丞”，杜甫之意原是赞叹他的诗画境界，顾炎武却很是不平，说：“天下有高人而仕贼者乎？”顾氏进而将文辞与国运连接起来，“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镜者，明辨也。

    官员的读书

    吕蒙字子明，汝南富波（今安徽阜南）人，打小跟随姐夫邓当在孙策部下效力。邓当死后，他升任别部司马，代邓当领兵。后来屡立战功，历任平北都尉、横野中郎将、偏将军等职。

    一天，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身居要职，应该注意多读书。吕蒙和李云龙一样，认为军人只要会打仗就可以了，读什么书，就以军中事多为推脱。孙权对吕蒙的态度很不满意：“我难道要你钻进书堆，当个博士吗？不过是要你浏览书籍，多知道些过去的事情。你说你事情多，难道还会多过我？我就经常读书，自以为大有益处。”吕蒙听了孙权的话，很惭愧，当真开始读书。

    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冬，鲁肃接替周瑜出任大督都，路经寻阳（今湖北黄梅），与吕蒙闲扯。越扯，鲁肃越感到吃惊，因为眼前的吕蒙跟过去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他惊奇地对吕蒙说：“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鲁肃这句话在历史上很有名气，接着吕蒙讲出了一句更有名气的话：“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后来吕蒙接替鲁肃统帅吴军，成为一代名将。

    这则典故现在也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我读过很多次，每次读都有一种感动。孙权的“但当涉猎，见往事耳”的读书态度，很符合诸葛亮的脾气。

    建安初，诸葛亮在荆州，未出仕，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交好，一起讨论学业。石广元他们三人读书，务于精熟，把前代典章制度记得很牢。而诸葛亮读书，拣重要的来看，独观其大略。每天早晚，他们三人都抱着书本死背，而诸葛先生却显得闲暇，常常双手抱着膝盖，在竹林里长吼（长啸，一种养生方法）。诸葛先生一次对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三人都可以做到刺史郡守一级。”三人问其所至，诸葛亮笑而不答。显然诸葛先生认为，他们的读书态度作为学者可取，而对于有志从政的人来说，并不可取。

    第三章渔樵评弹（4）

    也是三国，另有一则相当好的读书态度，我指的是官员的读书。

    蜀汉大司农（财政部长）孟光，向刘禅的老师郤正了解太子最近在读什么书，学识有什么长进。郤正回答说：“太子对父亲很孝顺，有古世子之风；接待群僚，也很有礼貌。”孟光说：“这是普通百姓家的孩子都能做到的，我问的是，太子治国的本事如何了？”郤正认为，太子既能做到忠孝，又懂礼貌，就不会乱来，而智调权略，藏于胸怀，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怎么会知道？看样子，郤正有点生气。

    孟光知道郤正一根筋，得点拨点拨他。于是说：“我这人说话很直，你不要介意。现今天下大乱，应多教些谋略方面的东西，这才是当务之急，才可以在强手如林的乱世中存身。储君读书，哪能像我们一样，竭力博识以待访问，如博士探策讲试，以求爵位邪！”郤正认为有道理。

    孙权没明说的话，孟光直捅捅地说出来了，吕蒙通过读书读懂了孙权的意思，鲁肃也观察出来，所以才和吕蒙拜把子成兄弟。而郤正也转过弯来，可惜刘禅扶不起，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或者有人要说，这不是教人学鬼吗，明摆着厚黑学嘛。确实是。然而，不鬼点，能上史书吗？或者这样说，能上史书的，都是极鬼的人，不管好人还是坏人，问题是怎么一个鬼法而已。朝中好人要都老实得一根筋，跟坏人斗不起来，也不禁斗，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权谋萧杀。只是所谓的好人与坏人，他们的人生底线不同罢了，或者纯粹为了功名利禄，或者为了人间正道。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月丁卯，皇帝给大学士杨士奇等的上谕中说：“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学校失教，故岁贡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岂可任安民之寄？”此中深意不知当今的为官者能否明白。

    读史的态度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些都是可以留给后人的实录，连君王本身都无权过问，这个职责如今的记者担当了些。那些在台上者，春风得意时指点江山，身陷囹圄后涕泣自陈，都是白纸黑字，不啻又是一个实录。

    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也有为尊者讳的。秉笔直书者进而掉了脑袋，这样的例子不必再举。而后人也不必因为有为尊者讳的地方，便疑及整个二十五史，相反却应该从曲讳的地方探出隐情，才是正经的读史态度。

    东晋秘书监孙盛作《晋春秋》，直书时事。权臣桓温见之，大怒，对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一战确实失利，但也不至于像你的父亲所说的那样。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枋头，在今河南新乡东北，东晋太和四年（369），桓温北伐前燕，与慕容垂在此交战，惨败。恼羞成怒的桓温终于亮剑，这是政治家的惯用伎俩。

    这时孙盛已老，在家安度晚年。可脾气依然是那个脾气，方正严厉，一丝不苟（“性方严，有轨度”）。儿子们虽然也年过半百，但孙盛对他们的管束一点都不放松（“待之愈峻”）。因此，当儿孙满堂跪在孙盛的面前，哭喊着求他改几个保命的字时，孙盛就是不肯，不但不肯，还将他们骂了一顿。没办法，诸子遂私改之，保住项上人头要紧。

    孙盛估计也没老糊涂，见子孙们突然不吵了，不哭不闹了，而桓温的侍卫也没有破门而入，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孙盛也不吭声，装作不知道。原来，他事先已抄写别本，传之外国。及东晋孝武帝即位，购求异书，辽东人将别本呈上，与当时流行的删改本不同，遂两存之。

    唐太宗要看《起居注》，担心有什么不良的言行被载入史册，褚遂良不肯。唐文宗要魏谟拿《记注》给他看，魏谟也不肯。吴兢写《则天实录》，语涉宰相张说不光彩事。身为宰相的张说暗地里恳求吴兢改数字，吴兢就是不肯，说：“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

    史上确也曾发生过以写书做交易的事，就如现在的记者做有偿新闻。齐中书令魏收撰《魏书》，凭自己的喜好褒贬人物，还大言不惭地对人说：“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话讲得很露骨，然而时人终是不服，谓之秽史。

    即使如前四史之一的《史记》，鲁迅先生盛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马蚤”，王夫之也对其提出批评，认为“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此“忠”，不是不忠诚，而是指没能信守史官的职责。表现之一，即是司马迁对李广与卫青的不同态度。

    然而，群众的眼光终是雪亮的，史官在史书上做手脚，除非手段极其特务，否则终是要现身阳光下。故余意，二十五史，纵有瑕疵，终是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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