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出奇轻易地占领了楚都鼓城，却又神奇地被回军来援的项羽击败。在刘邦溃逃的过程中在后面死命追赶的就有丁固，因此上演了一出刘邦的残忍戏。刘邦本想借逃亡之机，顺便过老家沛县把妻儿老小都带上，但一打听，他们得知刘邦战败，先溜了。刘邦只得自顾逃命，不想在路上遇到了儿子刘盈和女儿鲁元，真是意外之喜，于是父子三人团结一致地逃跑。然而丁固的轻骑着实快，眼看就要被赶上了，刘邦残忍地两次把一对儿女推下车，以减轻车的重量好逃得快些，两孩儿却两次被给刘邦当司机的夏侯婴救起，这才有了后来的汉惠帝和鲁元公主。追兵实在逼得紧，刘邦不得已，只好下车短兵相见。斗勇刘邦肯定不行，形势渐渐敌不过丁固。也是刘邦，一边打一边还会想阴谋诡计，就对丁固说：“你我都是好汉，为什么一定要互相厮杀而分出胜负呢？”丁固按现在话说肯定是个很好面子的人，一听此话，认为刘邦看得起自己，因此放了刘邦一马，这才让刘邦捡了一条命回来日后坐龙椅。刘邦称帝后，丁固来见。刘邦在军营中当众宣布丁固为臣不忠，是使项王失掉天下的人。立即把他杀了。刘邦是不想让后人也学丁固的反覆。司马光对此有很长一段评论，并且上升到理论高度，认为汉家天下四百年，全赖此举。

    到了武帝时，却是把法家的性格暴露无遗。武帝好法制，以严刑御下，尊用酷吏。地方官员承袭此风格，治下多残暴，逼得百姓以身试法，相聚为盗。大群至数千人，攻城夺邑，释放罪人，杀死太守。小群也有数百人，劫掠乡里，阻断交通。始皇帝干过的事，武帝也变着法再做一遍。《汉书·刑法志》总结武帝一朝的刑狱情况说：“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工作人员看都看不过来，于是郡国刀笔吏上下其手，因缘为市，让你活死罪也得活，让你死活罪也得死，议者咸冤伤之。这和秦末太像了。幸而有中兴之主的汉宣帝，励精图治，把王朝的车轮拉回到正轨上来，才避免了怒水吞舟。但政治性格上依然遵用法制。

    汉武帝不喜欢戾太子刘据，后者性格仁恕温谨，对法治颇有异议，武帝认为刘据缺少才能，不像自己，关系就有所疏远。武帝用法严苛，多任用酷吏；而刘据宽厚，多有，虽然得到百姓的拥护，但执法大臣心里很不痛快。舅舅卫青一死，刘据没了外家庇护，一些大臣乘机中伤，因此，太子便誉少毁多，终于巫蛊案发，父子兵戈相向，刘据兵败自杀。

    宣帝亦有“乱我家者太子也”之叹。宣帝太子刘奭“柔仁好儒”，提起他的老师，却比刘奭的名气还大，便是在《三字经》中提到的疏广、疏受两父子（有说是叔侄关系）。父亲为太傅，儿子为少傅，同做太子的老师，位二千石。疏广字仲翁，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人，治《春秋》之学。元康三年（前63）四月，疏广对疏受说：“我听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现在我们官做到二千石，算是官成名立了，如果不急流勇退，将来恐怕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惧有后悔）。”父子即日称病，提交辞呈，当时叫“乞骸骨”。宣帝也是成|人之美，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太子赠以五十斤。疏氏父子有此识见，在朝为官人缘估计不坏。回乡那天，公卿故人设阻道，张拱东都门外——这是古人的风雅，设阻道表示挽留与惜别，还饮离别酒，唐朝的霸陵折柳即是此意。前来送行的小车达数百部之多，路上的行人都感叹，“贤哉二大夫”。

    第二章治乱因缘（4）

    却说父子俩回到乡里后，却不拿皇帝、太子赏赐的钱为子孙置产业，天天花钱办酒席，宴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好心人就劝他，也应替子孙想想，办个房地产公司（田产）之类，好钱生钱。疏广却不愿意这样做，他说：“我并不是老糊涂了，不懂顾念后代，只是现有的旧田庐，子孙只要肯经营，吃穿用度管够。现在再给他们添置财产，只是增长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惰性罢了。如果是贤材，财富多了，就会损害他们的志向；如果是蠢材，财富多了，就会增加他们的罪过。况且一个人太富了容易引起别人的忌妒，我虽没有把他们教育好，却也不想增加他们的过失。再说这些钱是圣主赏赐给我养老的，我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大家也就心服口服得不得了。

    有这样明智的老师，刘奭的志趣便可想而知，自然对宣帝的“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也有些微议了，再加上大臣杨恽、盖宽饶因言语不谨而见杀。因此借侍燕之机，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从宣帝的这一番话，我们深可佩服疏氏父子的识见之高了。《周易》说“知几其神乎”，知道做事情的火候，那是神仙的本事。宣帝于“独尊儒术”之后，对儒士依然不感冒。

    而“本以霸王道杂之”一语，道破机关，点明了汉朝的历史性格，霸道在前，王道在后，看重法制重于儒。往后的历代亦以因之，都是用这两条腿走路，直至清末。尽管花样会有不一样，比如唐时的释道，明初的兼用老，但万变不离其宗，终是亦法亦儒的张本。

    二、儒的确立

    历史学家评说汉朝，多以“内用黄老，外用儒术”总结。我觉得这话有道理。汉初的局面有点小百家的样子。前文说过的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陆贾，都注重在笔头上练点功夫，于是“文学彬彬稍进”，文化活动稍得到复兴。为始皇帝禁锢的《诗》、《书》在民间也时有发现。“文学”在古代是指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范围比现今所称的文学为广。刘邦手下，萧何刀笔吏出身，可算法家，叔孙通、陆贾是儒家，陈平、曹参自然是道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显然是个人才济济小百家的局面。而曹参的“荐盖公言黄老”，成为汉初用黄老思想的第一个倡导者。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神龙一流的人物，我说这话是百分之一百的敬畏。老先生们如三青山上的云气似的缥缈不可捉摸，身份地位不详，籍贯室家不详，高矮胖瘦不详，隐然民间，可闻而不可见，却又如月色的反光，虽不能自身建业垂名，却可以假借高徒之手，四两而拨千斤，对历史的未来施加巨大的影响。圯上老人之看中张良，盖公之教授曹参，比比皆是。

    盖公自然是神龙，其人身世隐在历史之后，只知道他的学派主修道家。苏轼为胶西太守时，就多方寻觅他的坟墓、子孙后人，而不可得，慨然怀之，做盖公堂，撰《盖公堂记》，聊表心思。史书上说，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乐瑕公、乐臣公皆是名将乐毅后人。（《史记·乐毅列传》）当时，曹参任齐相，曾请来很多名儒巨学求教安邦治国之道，可是人言人殊，各人的主张都不一样。他听说胶西有位大学者叫盖公，就向他请教。盖公给他点拨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用此思想治齐取得成功，而后继萧何成为惠帝的相国，把无为思想带到庙堂，因此演绎了“萧规曹随”的美名。黄老政治推行的结果是，人口增长，财富增加，地方粮仓爆满，国家粮仓因存粮太多以致霉变，库存的钱因为长期不动用，串钱的绳子都被虫蛀断。史书的文法是“衣食滋殖”、“刑罚罕用”、“天下晏然”。第二书包网

    第二章治乱因缘（5）

    用“黄老”的思想，在历代帝王中，突出的例子是朱元璋。明太祖读《道德经》很有心得，说“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术也”。认为道家并不是闲云野鹤、餐风饮露、炼丹求仙之一流，而是有很多的国家经验在里面。他在亲自撰写的《道德经序》中深有感触地说，自即位以来，对前代哲王的治国之道一无所知，心里很是着急（宵昼遑遑），于是问道诸人，人皆我见，未达先贤。一天偶然读到《道德经》，见书上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是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早上十人被杀，晚上仍有百人铤而走险，这岂不是和经书所说的一样？于是罢极刑，而改为劳动改造。野史上说，朱元璋一次独上寺院，一高人在寺壁上题了一首墨迹未干的诗，劝朱元璋行政不免和气些。作为故事来听，自然有趣，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明初的反省刑法苛刻，如朱元璋所说，实是受道家的影响。

    而把思想收编到儒家上来，这是建元元年（前140），也就是汉武帝即位初年的事。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这可是历史上极重大的事，直接影响了往后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史家多以“禁锢思想”一说来认为此政策提出的负面性。已归道山的柏杨（先生千古）就说：“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我却不这样认为。

    百家争鸣，也就是六国的多辩士。这和封建时代的用人制度有关。封建时代，从天子以至官吏都是世袭，龙生龙，凤生凤，一般的读书人想参知政事，只有一途，自荐与游说。鼓起如簧巧舌，奔走游说，情形有点像现在的推销员。张仪一次遭毒打后，回家问妻子，我的舌头在吗。回答说，在。张仪说，这就好办。韩非舌间功夫不强，口吃得厉害，只得以书面上陈见解，错过了与嬴政的见面，因而见杀，这不是韩非的错，这有历史的因缘在里面。而汉的察举、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唐宋的科举，是把布衣读书人的入仕之途全面开放了，只要有本事，考个进士，自然不愁无用武之地。因此也就没有必要遑遑然如丧家之犬。

    历史之所以选择儒家，自当有其选择的理由。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唯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一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一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钱穆先生持此说，是有理有据的。班固就认为，诸子之说虽然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但合其要归，也是六经之支与流裔，源头都可以归到六经上来。换句话说，儒家在吸纳的过程中其学术思想是优于各家的，此即历史独青儒家的原因。

    此地旧长安

    李白《金陵》诗：“晋朝南渡日，此地旧长安。”虽是指晋朝南渡以现在的南京为都城，然文意极好，我于是拿它实指了。故都此时，已然如乐游原上，夕阳正苍。而自刘邦开都于此，迄赵宋易都开封，凡一千多年，却是风月满长安的。

    第二章治乱因缘（6）

    刘邦本是属意洛阳的，东有成皋，西有殽山、渑池，背靠黄河，南向伊洛二水，也是险峻之地，足可凭恃。群臣大多持此意见。独娄敬主张定都长安，张良支持他的意见，说：“洛阳虽有这样稳固的地势，但中心地区太小，方圆数百里，四面受敌，田地又贫瘠，此非用武之地。而关中地区东有殽山、函谷关，西有陇山、蜀地的岷山，沃野千里，南有巴蜀的富饶资源，北有胡地草场的畜牧之利。三面地势险要，独以一面东向牵制诸侯（此易守难攻之地）。倘若天下安定，可以通过黄河、渭河水路运转天下粮食，西给京师。如果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将关中粮草运抵前线。这就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了。娄敬的意见是对的。”见《通鉴》卷十一。原文：“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成语“高屋建瓴”即出于此。刘邦即日车驾都长安。

    刘邦的善采纳意见，亦于此见之。当时群臣多是山东人（山东，史上所指不同，汉时则是指殽山以东地区），因此主张定都洛阳的呼声甚高，洛阳且是周时旧都，已有一定的城市规模，不比长安，还只是一个乡邑。刘邦肯定是要力排众议的。

    长安的前身，不过是一个藉藉无闻的长安乡。然而关中沃野、八百里秦川，以其形胜和富庶，早在周朝时即已是风云际会之地。即如今，秦腔的粗犷沉郁，亦如满眼黄土坡，给人心灵之震撼别于“明朝深巷卖杏花”的江南。周文王在公元前11世纪灭掉了崇国之后，在长安西南沣河以西，营建新都丰京，自岐山迁都于此。关中沃野自此登上历史舞台，至李唐而大放异彩，光照千秋。周武王时，卜得在滈水西岸开阔地建新都则大吉，有利于周王朝的兴盛。这就是镐京，位于长安西北。此两段史实俱见《诗经》。

    关中之所以博得文武二王的中意，亦是以其得天独厚的农业经济之故。迄至赵宋，移鼎开封，长安自此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续后的任何一个王朝，不管疆土大小、国运长短，均没有再选基于此。历史学家分析说，这是因为经济中心东移的缘故。东南地区肥沃的土地，便利的水道交通网，显然优于迭经干戈、已是水土流失严重的关中。此话在理。

    话说战国后期，秦国有一位智者，叫樗里子，秦惠王的异母弟，名嬴疾，因住在咸阳郊区渭河以南阴乡的樗里而得号。其人既风趣且多智，为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时的三朝重臣，他开疆扩土，为秦国立下汗马功劳，深为秦人所重，因此被秦人称为“智囊”。他曾预言说：“我死后百年，我的墓地两边将出现两个巍峨的皇宫（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这就是后来的未央宫和长乐宫。樗里子也算是未卜先知的奇人。

    长乐宫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修成，未央宫则由相国萧何一手督造。高祖七年（前200），刘邦与匈奴交兵归来，远远看见昔日的关中平原上赫然耸立起雄伟壮丽的未央宫，不禁大怒，数落起萧何来。萧何说：“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萧何此一番话全是诡辩。估计刘邦见到宫殿设施齐全，住得舒服，比起当年的泗水草亭，不知强过多少倍，嘴上责怪，心里高兴，也就住了进去，正式从栎阳徙都长安。

    第二章治乱因缘（7）

    之所以说萧何是诡辩，原因在于往后的兴建还要壮观。汉惠帝元年（前194），开始筑城墙，先后动工14万人次，历时五年。至武帝时，其雄才大略也表现在修治宫殿上。兴建北宫、桂宫、明光宫、建章宫，在城南开太学（这倒是好事），在城西扩充上林苑，在周朝旧都镐京的原址开凿鼎鼎有名的昆明池，池水经由滈水，北注入渭。昆明池周长40公里，湖光山色，烟波浩渺。自此经过百年兴建，长安都城文物大备。

    说来有趣，长安的“带河阻山，悬隔千里”，在西汉一朝倒是富庶与平安，之后却迭经烽火，几度失陷。

    长安首次失陷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赤眉攻占长安，一番动作，繁华之后的萧瑟亦发萧瑟，刘秀只得别营洛阳，史称东汉。之后的长安被攻陷不下十次。公元192年，董卓部将李傕伙同郭汜、张济、樊稠等攻向长安，击败吕布，杀死王允等人，占领长安，把持朝廷大权。时汉献帝迁都于此。公元313年、316年，后来建立十六国之前赵的刘曜为了显示攻城手腕，两次攻入长安。公元426年，北魏拓跋氏攻占长安，时为赫连勃勃所建夏国都城。

    至此，形胜之地的长安城已残破不堪，无险可守。于是，从外孙身上扒下龙袍披在自家身上的隋文帝，只得在旧城东南另起炉灶，名大兴城——唐长安的前身。长安终于有机会歇一歇了，这一歇肩不打紧，直孕育出李唐国际大都会这颗历史明珠来，也是钟灵毓秀所致。

    作为南北大运河的北方，长安犹如得胜者的微笑，雍容大度，气势恢弘。此时的长安，比汉长安大倍，是明清北京城的倍。同时代，地球那边的繁华都市拜占庭、巴格达，与长安一较，至少小6至7倍。仅横贯南北的主干道——朱雀街，宽度就达500尺。长安以其100万人口的局面，在当时首屈一指，一派歌舞升平。

    著名的华清池，现在已然美人迟暮，可就是这残山剩水，在游人眼里依旧风景绰约，由此可想当年唐明皇与杨贵妃，车水马龙的盛况。天宝十四年（755）六月一日，他们双双临幸华清宫，恰又是贵妃生日，“上命小部音声，于长生殿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贵妃蜀人，喜食荔枝，那好吧，五百里加急，快马扬鞭，于是“红尘一骑妃子笑”，估计此时的华清池，亦美如荔枝的通透。

    人生两大得意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曲江宴饮”新科进士，万人空巷来观，亦是读书人三更灯火五更鸡之后的荣耀与际遇。至如上林苑，环绕长安西境而建，它的面积大得令人吃惊，走一圈足足有二百多里路，苑中太液池，有“蓬莱”仙境。不说了，林林总总终归是“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啊。

    渔阳鼙鼓还是不客气地动了起来，霓裳羽衣曲就地解散。胡人安禄山，这个年长于杨贵妃的义子，率部一路向长安开进，此行他不是来祝寿的，他要把繁华长安当故乡，全然不顾年轻貌美的干妈一袭白练香殒马嵬坡。之后长安二度易手，又二度收复。最后的一击来自失意的士子黄巢。当年他没能侧身“曲江宴饮”的荣耀，失落地站在长安街上，回望琼楼玉宇，不禁心潮起伏：“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我黄巢既然做不了进士，那就直接开科取士吧。他说到做到，数年后，他的大军踏平了长安城。皇帝宝座就在他的屁股下，“曲江宴饮”现在由黄某人我说了算。

    第二章治乱因缘（8）

    不过，黄巢终究没做成皇帝，倒是他的部下、后来降唐的朱温做了后梁的开国之君。朱温做皇帝之前，李唐为了表彰他的忠诚，赐名“全忠”——全部的忠心，或者完完全全的忠诚。于是朱全忠兴高采烈地把老领导未竟的事来继续干完，动手拆宫殿，搬木料，挟持唐昭宗，一路迁都洛阳而去。

    长安至此落幕，虽然弦歌不绝，留给后人的梦想很多，但还是回不到从前了。

    文可安邦

    李世民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入宫宿直。太宗听朝之暇，与学士们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常到深夜。终至有贞观之治，民间风俗质朴淳厚，百姓富足。

    唐太宗以武定祸乱，与之出入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太平，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文可以安邦者也。胡三省说：“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而儒生的价值有多大？古人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顶不济，如五代时期的王虔朗，受王逵的指派，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符彦通去王号，王逵便嘉许他，一言胜数万精兵。

    历代帝王中，以儒生身份而最终荣登大宝的，只有三人，刘秀、刘备和梁武帝萧衍。然而刘备、萧衍之功业，无法与刘秀比肩，因此，史家多盛称刘秀有三代遗风。

    秀才造反，自与英雄之起于草泽者有异。黄巢也是秀才造反，但他的诗显然要比他的功业做得好。刘秀在“天下未定，战争方亟”之时，起用于革命贡献不大、但品行可嘉的卓茂，位在三公之右，司马光就大大赞扬了一番。及即位，每日朝罢，已是伴晚，又与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老父亲如此辛苦，劝说：“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刘秀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

    刘秀以征伐济大业，然立国之初，并不用功臣而是起用文吏，这既防止了功臣居功自傲，又能使“君臣交尽其美”，终刘秀一生，没有发生诛杀或贬谪功臣的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不过是学了点样子，但总比建国之初，就拿功臣开刀要好得多。

    刘秀也不是一律不用功臣，不过在众多战将中，他只用了三人而已。李通是他妹夫，另当别论，另二人是邓禹和贾复。他们在交出兵权后，潜心研究儒家经典，而邓禹、贾复本来就是儒生出身，所以后来就大用了。像来歙、祭遵、寇恂、吴汉等人，皆出可为能吏、入可为大臣，祭遵还“少好经典”，但光武终不任将帅为宰辅，诸将也是安心做富家翁，刘秀得了好处也不忘他们，逢年过节还赏点东西，因此君臣之间就能交尽其美了。

    不战而屈人之兵

    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者也。2003年，美伊战争，美军长驱直入，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巴格达，这是个近乎完美的经典战例。美军除了大武力支撑外，更有个制胜法宝在里面，即对伊拉克国内民情民意的准确把握。而国内某军事评论家在央视实时评点这场战争时，却只一味推测美伊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认为至少可以打多长多长时间，结果和萨达姆一样，都输掉了这场战争。

    五代，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郭崇韬伐蜀入散关，指其山对属将说：“如果我们此次出征不利，将没有机会再经过此山了，诸位应尽力一搏。眼下我们后方粮运困难，宜先攻取凤州（今陕西凤县），夺取其粮草。”诸将认为蜀地险固，未可长驱直入，宜按兵观衅。郭崇韬问李愚。李愚说：“蜀人苦其主荒滛，莫为之用。宜乘其人情崩离，风驱霆击，彼皆破胆，虽有险阻，谁与守之！兵势不可缓也。”是日，前锋李绍琛告捷，郭崇韬很高兴，对李愚说：“公料敌如此，吾复何忧！”乃倍道而进，自出师到克蜀凡七十日。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治乱因缘（9）

    李愚的智谋让美国人学了，或者说，美国人的兵法与李愚不谋而合。而民情民意，是国家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古来如此。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入长安。凤翔节度使郑畋召将佐议拒贼，大家都说：“黄巢现在势头正劲，我们应从长计议。”郑畋说，你们是劝我投降黄巢吗？一时急火攻心，仆倒在地，自午到明旦，尚未能言。这时黄巢的使者拿着黄巢对郑畋部的赦书前来，监军彭敬柔与将佐前去迎接，代郑畋草表署名以谢黄巢。监军摆酒席宴请使者，席间奏乐，将佐以下皆哭。使者感到很奇怪，幕客孙储灵机应对说：“大家是担心郑畋的病情。”郑畋听说这件事后，说：“吾固知人心尚未厌唐，贼授首无日矣！”于是，修补城墙，补充器械，训练士卒，密约邻道合兵讨贼，邻道皆许诺发兵。当时皇家禁军在关中的兵力尚有数万人，而皇帝又跑到四川去了，无人指挥，郑畋派人前往招集，由是军势大振。

    虽然唐祚终究气数已尽，但还是支持了26年之久，民心尚在故也。而观20世纪苏联的倒台，苏共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国内民众却面无表情，民心久失故也。

    鸠摩罗什法师

    鸠摩罗什生活在南北朝时期，法号三藏，印度人。家世显赫，据说主要职业就是为了当丞相，祖父就是一位丞相。父亲鸠摩罗炎放着到手的丞相不当，却另谋职业——出家当和尚，后来到了龟兹国。鸠摩罗什的母亲是龟兹国公主，也是一个怪人，国内那么多俊男看不上，却偏偏看上鸠摩罗炎，逼着鸠摩罗炎和尚还俗和她结婚，这才有了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七岁时，他母亲的一个选择引发了一场家庭风波，这回是他母亲想出家。鸠摩罗炎立即翻脸，先是我当和尚好好的，硬要逼我还俗，现在你却想一走了之，那怎么行。不肯就是不肯。他母亲一不哭，二不闹，三也不上吊，只是不吃饭。饿了几天，气若游丝，也是一个死，无奈的鸠摩罗炎只好同意。这样，鸠摩罗什也成了一个小和尚。

    鸠摩罗什十一二岁就悟道，三十多岁来中国弘法。南怀瑾先生对鸠摩罗什评价很高，说他影响了中国文化一两千年。

    为一个知识分子而与邻国大打出手，这在中外历史上都堪称稀奇。《晋书》载：西域诸国都非常崇拜鸠摩罗什，崇拜到什么程度呢？每次法师开坛讲经，各国国王都要赶来听法，并且以国王之尊而长跪在法师坐侧，让罗什踩着他们登上法座。而这时候，鸠摩罗什才刚刚十一二岁，要现在的孩子，还在看动画片呢，实在了得。前秦国王苻坚听说后，动了心思，密有迎罗什之意。

    这时，天文台台长（太史）奏报说：“有星现外国分野，当有大智入辅中国。”苻坚很高兴：“我听说西域有个叫鸠摩罗什的人，非常厉害，莫非就是此人？”然而苻坚也考虑到，单靠动嘴皮，就想引进此等人才，估计不行，于是想到了一个绝妙主意——抢。公元382年，他派遣骁骑将军吕光率兵七万（《通鉴》说是十万），西伐龟兹，行前对吕光说：“如果得手，立即快马护送到长安。”可见急切之心情。

    关于前秦西域的原因，《晋书》与《通鉴》的记载大不一样。《通鉴》认为，秦王之所以出兵，是为了西域之不服者。但我宁愿相信前者，因为《晋书》的记载，如千顷水波，荡漾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读来余香满口。中国历代，不管盛衰，对文化的重视一脉如此。

    第二章治乱因缘（10）

    当吕光不负众望，将鸠摩罗什抢到手时，可惜苻坚已无缘见到他。因为经过淝水之战，以及之后国内的一系列动荡，强大的前秦迅速瓦解，最后苻坚被后秦国王姚苌所杀。吕光得讯，也不回来了，直接在凉州建立后凉，自己当起国王，把法师留在身边。苻坚栽树，吕光乘凉，也是有福。

    公元403年，后秦姚兴灭后凉，把鸠摩罗什法师迎到长安，前后经历了二十一年时间，才完成了苻坚的夙愿。

    佛典的深邃与中原文化的厚重，两相融合，终于开了中华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周作人先生对鸠摩罗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两晋六朝的译本多有文情俱胜者，什法师最有名，那种骈散合用的文体当然因新的需要而兴起，但能恰好的利用旧文字的能力去表出新意思，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一种成就。这固然是翻译史上的一段光辉，可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意义也很不小，六朝之散文著作与佛经很有一种因缘，交互的作用，值得有人来加以疏通证明，于汉文学的前途也有极大的关系。”

    《通鉴》卷一一四载，姚兴“以鸠摩罗什为国师，奉之如神，亲帅群臣及沙门听罗什讲佛经”，“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姚兴腾出西明阁和逍遥园，供他译经。鸠摩罗什以国力为后盾，召集天下才子，不管在家的或出家的，只要有才华，均召至麾下，专事佛经翻译，据说仅佛门弟子就有八百之多，最著名的便是僧肇。当时那些人可都是一等一的人才，可常常为了一个字的准确翻译，几百个才子要讨论好几天。其功夫花费如此，才有诸如《金刚经》等华章的盛传不衰。至如影响巨大的“反切”——相当于现在的拼音，也由鸠摩罗什首创。

    《晋书》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有点神怪，但明明白白记载在正史里。吕光和姚兴都很敬重鸠摩罗什，却又先后采取强硬手段为难他，逼他破戒娶妻。奇了怪的是，鸠摩罗什竟然一点都不为难，和尚照样当，老婆也照娶不误。按照阿q的理论：为何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因此，诸僧多效之。鸠摩罗什想想，这个头带得实在不好，又不好当面训诫，也不好直说自己的道行有多高深。于是想出了一个法子，他在面前摆了一钵针，然后对诸僧说：“谁有本事把它吃下去，谁便可以娶妻。”他像吃菜一样吃起来，“诸僧愧服乃止”。他每次升坛讲法，都对众弟子说：“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

    后秦姚兴年间，鸠摩罗什在长安圆寂，卒年说法不一。关于他的身后，却如他自己写的一首诗所说，“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

    旧唐密码诗

    《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一载：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唐朝与高句丽交兵，运粮使郭待封率海军舰队从海上直插平壤，主帅李勣命冯师本运送粮秣武器在后接应。不想补给船只在海上遇险，未能及时送达前线。郭待封军中乏粮，作书向李勣告急，但他担心书信会落入高丽人之手，从而暴露军中虚实，于是将告急书信写成“离合诗”。李勣不解诗意，大怒说：“军事方急，何以诗为？必斩之！”军情紧急如此，这厮还有闲工夫做诗，赶明儿一定砍了他。行军管记通事舍人元万顷接过一看，道出其中用意，李勣恍然大悟，“乃更遣粮仗赴之”。

    第二章治乱因缘（11）

    依愚管见，这应算是最早的密码通讯文件了，可惜余未见其原文。李勣一代名将，风马蚤差了点，要没有元万顷，此事还真悬。或许郭待封了解元万顷其人，所以才敢出此险招。据史载，元万顷善属文，然放达不羁，有点没心没肺。尝奉旨做《檄高丽文》，只要按套路出牌，严厉恫吓他们快快受降便是。可是元万顷毕竟文人，当说的话说了，不当说的话也说，竟自恃才高，讥讽高句丽“不知守鸭绿之险”。高句丽实际掌权者泉男建回应道：“谨闻命矣！”于是“移兵据鸭绿津，唐兵不得渡”。唐高宗得讯，将这个多嘴多舌的家伙流放岭南。

    元万顷把才用歪了。不过，他的诗还真写得好，有《奉和春日二首》，其一曰：“花轻蕊乱仙人杏，叶密莺喧帝女桑。飞云阁上春应至，明月楼中夜未央。”后人也有说这首是上官仪的作品，但此诗写得确如阳春般轻盈。

    离合诗，是指用拆字法写成的诗，属文人的一种文字游戏。以皮日休的《晚秋吟》为例：

    东皋烟雨归耕日，

    免去玄冠手刈禾。

    火满酒炉诗在口，

    今人无计奈侬何。

    第一句的最末一字“日”与第二句的首字“免”，合“晚”字。第二句的最末一字“禾”与第三句的首字“火”，合“秋”字。第三句的最末一字“口”与第四句的首字“今”，合“吟”字。三字组成诗题。

    最早的离合诗，据说是三国孔融的《离合郡姓名字诗》，后来的诗坛名家也都玩此一手以消遣。北宋词人黄庭坚在《两同心》一词中说：“你共人、女边着子，争知我、门里挑心。”女边着子是“好”字，门里挑心是“闷”字。《两同心》写秋闺女子的“妆淡情深”，却未尝不是黄庭坚的寂寥。黄山谷多有此类的游戏文字，清人刘体仁就讥之为“山谷恶道”，故当时的法秀大和尚，就曾面诫山谷少作此类“荡天下滛心”的艳语，以免日后堕入“犁舌之狱”（《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57）。

    柳宗元的政治冒险

    柳宗元文章是写得好。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成为当时公认的文坛盟主，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紧随其后，一同开出有唐文章风气，风格直接承继周、汉之朴实，不取魏晋以降之雕琢。柳诒徵对韩柳的文章评价甚高，认为“极雄奇深秀之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足为有唐一代之特色”。有唐文章有如此之气象?br/>电子书下载shub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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