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只有像主人公所说“不做牺牲品，就做刽子手”？

    曾看过一部法国影片《警官的诺言》：一批警界内部的激进派，痛感法律无能，便暗中组织起来，以诛灭方式对贩毒、贪污、黑帮等犯罪集团进行袭击……按他们的话说，这是在为人类清除垃圾，乃终极正义的需要。最后事情败露，他们或自杀，或被同事所逮逋。

    每个人都有权捍卫自以为的道德理念，都有权对世界公开自己的爱憎和价值判断，而一旦将个人审判的结论付诸暴力实践，执行对那些对立面的肉体制裁，则又会受到现有法律的制裁。

    伦理和法理的悖论、情感与理性的矛盾、自由和秩序的抵牾、程序正义与终极正义的冲突，也是折磨现代社会的一组精神难题。

    和个人惩凶反遭法绳的例子不同，历史上确有一种几乎不受惩戒的杀人现象：战争杀人，或集体方式的革命铲恶。

    看看我们小时候读的“农民起义”“无产者暴动”“青年革命家”的故事，哪个不是怀着深仇大恨，在月黑风高之夜、杀了财主豪绅、投奔了“革命”？一部《水浒》全是这种人生道路，可他们全被后世视为了枭雄。说是被逼上梁山，可哪个时代的落魄杀人者不这样？杀人者几乎都可被追问：为何不求助法律而鲁莽行事呢？所以，除非造反成功（届时你已拥有法律的解释权），一旦落败锒铛，该判刑还要判，该偿命还要偿……

    试想，像主人公杀死高利贷老太婆这事，若赶上俄国1917年那样的时局，会是怎样情形呢？还用得着惶惶然吗？岂非资产阶级、消灭投机ji商大功一件？哪场斗争不鼓励“合法”杀人呢？战场上，两个素昧平生、无怨无仇之人，只要军服颜色不一样，即抡起刀片砍向对方脑袋——连眼皮都不眨，这就是战场逻辑和斗争哲学。再比如在德国，若一个日耳曼人对一个犹太人有敌意，正常社会，他并不敢对其有所伤害，但换一个特殊背景，比如1938年“帝国水晶之夜”，该日尔曼人即可轻易伤害或杀死他的犹太邻居，完全不负法律责任。

    纯粹为个人杀人，还是为集体或主义杀人——不仅社会评价不一样，自我评价和心理感受也大不同。

    为个人杀人，多少会感到恐惧，甚至情感矛盾和道德负罪，而一旦转化为替集体杀人、替政权或国家杀人，情势则完全不同了，不仅道德阴影一扫而光，而且理直气壮，颇有英雄主义的自豪感和成就感。一旦信仰成了行为的盾牌，个人的有限行为便被放扩成集团和民族在场的无限行为，崇高感、神圣感、使命感油然而生，也轻易能和“伟大”“光荣”“不朽”联在一起。

    综观历史上的“革命者”，大多经历了：起初为个人杀人——继而替集体杀人——最后标榜杀人——之履历。比如恺撒、拿破仑……乃至陈胜吴广、洪秀全……无不在自己的时代和族群赢得了殊荣。说到底，皆为胜利带来的利润，“革命”成功了，“杀人”也就成功了。

    所以，大人物杀人是否有罪，并不在于行为本身，而在于权力大小、权力所匹配的话语权和解释权。关键在于能否将个体杀人——依附和挂靠于某种集体或团队杀人——这一“大”的行为集合和政治笼罩中。

    此即“历史英雄”和“杀人犯”的区别。我们的主人公显然清楚其中的奥妙和猫腻，但还是不幸成了杀人犯。

    不管政治主义者怎么说，我本人的一个观点是：

    真正的英雄须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和生命支持者。是圣雄甘地，是反抗加尔文的卡斯特利奥，是马丁?路德?金……而非恺撒和李自成之流。

    杀与被杀，都是我的恐惧。

    （2000年）

    (选自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2001年版)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1）

    ——关于伊凡?克里玛《我快乐的早晨》及其它

    “将每个人都驱进纯粹物质生存的单人掩体……被提供了一种自由地选择哪一种型号的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由……生活陷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

    ——（捷克）瓦茨拉夫?哈维尔

    布拉格不快乐

    与其称“我快乐的早晨”，倒不如说它真正的主题是：布拉格为何不快乐？

    1968年，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国部队突然袭击，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夭折，推行改革的总书记杜布切克下台。尔后，在苏联坦克的授意下，傀儡政权大肆搜捕改革派和异己分子，推行使一切“正常化”的稳定措施……于是，逃亡的逃亡，入狱的入狱，缄默的缄默，“早春”的痕迹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捷克重回一潭死水，风声鹤唳，草木噤声。

    1975年4月，剧作家哈维尔发表致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披露“安定”掩盖下的政治和道德危机，以及全民族为此付出的良心代价。

    “现在真正相信官方宣传和尽心支持政府当局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少，而虚伪之徒却在稳步上升，以至每个公民都不得不变得口是心非……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

    在《无权势者的力量》一文中，哈维尔指出：“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的名义下被奴役……剥夺人的知情权叫作政令公开，弄权ca纵叫作群众参政，压制文化叫作百花齐放……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大表现，闹剧式的选举成了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因为该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他伪造将来……”（见《北京文学》1999?2，徐友渔《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理解哈维尔》）

    正像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被剥夺了自由的布拉格，它的知识分子们也时刻面临“挺住，还是倒下”这一痛苦和矛盾……从遭遇上说，布拉格更像知识分子生存史上的一座“孤岛”，政治和精神铁丝网下的一块“圈地”。

    布拉格精神

    “布拉格充满了悖谬。”克里玛说。

    荒诞与悖谬并非偶然，而是从它的身世中长出来的。

    地理上的布拉格，是一粒蝌蚪般的标点，但它捐献的作家却总不乏世界级（像卡夫卡、哈谢克、伏契卡、哈维尔、昆德拉、克里玛等），而其作品所传递的精神也是世界性的（比如卡夫卡的“内心危机”和“人性异化”，昆德拉的“选择”痛苦与理性“悖谬”，哈维尔的“责任”和“公民义务”……无不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精神命题），这大概因其生长史即有“世界性”吧：近三百年里，这座迷人的城市屡遭侵犯，反复地沦陷和被占，而它只有被动地承受与消化。族群、疆界、语言、信仰、政体、习俗、命运——反反复复被君临者扯向四面八方，就像一个人无时不在忍受“车裂”刑罚。挫败感、萧条感、无力感、挣扎感、荒诞感、悲剧感……由此而生。

    尤其二十世纪，凡世界性的政治震荡和标志性精神事件无一不拂及它：世界大战、奥匈帝国解体、东西阵营对峙，纳粹枪刺和“老大哥”的履带，“早春”政治改革（“布拉格之春”）及夭折，民权运动（“七七宪章”），“天鹅绒革命”……它似乎成了全球政治的晴雨表，既是急先锋、又是大后方，既为战士、又充炮灰，既当受害者、又做见证人。而大国的每次胜利，配给它的无非一杯傀儡的冷羹和羞辱……同样，对二十世纪或更长远的人类历程来说，它的反抗和依附、觉醒和昏迷、骁勇和病弱、心路徘徊和成长故事——无不具有典型的标本意义和启示性。书包网小说上传分享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2）

    布拉格，多舛的家世注定了它的“悖谬”。就像一个早熟的儿童，过多地承受命运的诡谲与乖张，使它过早地走向忧郁和复杂，过早地懂得害怕、保全和佯装……也使它比别的孩子更早地埋下反击命运的种子（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都证明了这点）。

    同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自信与矜持——及随之而来的桀傲不驯和英勇悲壮相比，捷克人似乎对一切都是低调、谦卑、优柔的。如果说俄罗斯历史以尖锐、凝重的抗争而醒目，那捷克人的生态则以沉默而坚忍的“钝”著称。卑微的身份使之早早有了一种自嘲诙谐的习惯和抗压能力，就像哈谢克《好兵帅克》中的人物性情一样。

    1994年，伊凡?克里玛出版了《布拉格精神》。书中说——

    “不同于周围国家，布拉格的一大特色是它从不夸张，市中心你不会发现一幢高层建筑或凯旋门，那儿的宫殿都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外表，像军队的营房。上世纪末，布拉格人甚至还仿造了一座埃菲尔铁塔，但比原件整整缩小了五倍，看上去就像是‘对伟大的一个幽默’。”（《布拉格精神》，伊凡?克里玛著，崔卫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这正是“早熟儿童”的特征：钝。朴拙而内敛，谨慎而务实，谦卑而犹豫。

    这种生存，是惯于驮着盾牌的蠕动性生存：缓慢，但有别于畏缩；沉默，却不等于服输。有一种生物，表面上匍匐，却牢牢站着；外壳迟钝，内里却灵敏；容易捉到，却难驯服；凸起，又绝非张显——这就是沙滩海龟。仅仅用“忍辱负重”并不能勾勒其生存格局，虽其一生都不会爆出激烈的动作或声响，但依然有着令人敬畏的肃然和尊严。布拉格即这样一个“龟类”气质的场，那种由长期屈辱史所锻造出来的抗压性、防御性，足以令任何一个入侵者感到困惑和恐慌——即使你骑在了上面，也不会舒服，总有说不出的寒意和危机感。

    它永远也不会有恐龙般的侵略步履和磅礴的笼罩感，但却最大程度代表着小人物真实而厚重的生存。尤其给历史提供了研究“反抗者”的绝好蓝本和精神实体。

    它身披的命题是：强权下的弱者如何生存？如何于灰烬中不致泯灭未来？如何在铁幕下保留对一粒寒星的眺望？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如何度过被占领下的日子？

    有一细节或许最能诠释“冻月生活”的残酷寓义：

    多年后，苏联帝国体系终结，在加拿大一所大学课堂上，有人就当年的“布拉格之春”询问一位捷克流亡者的女儿，局外人想知道，这二十年的光阴大多数捷克人是怎样过来的？那位平日里嘻嘻哈哈、性格活泼的女生先是一阵沉默，之后突然失声痛哭……

    我想，这并不仅因为“不堪回首”，恐怕还有更实质和复杂的隐情。

    于任何一名捷克人而言，从“布拉格之春”到“天鹅绒革命”，都是一段难以启齿、苦不堪言的岁月。既悲愤屈辱，又暧昧难表；既理直气壮，又隐隐底气不足……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它已不属于个人，而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性问题。如果单纯地表白个人，并非一件特别难的事，比如控诉侵略者yi威，称颂你所熟悉的抵抗者，倾吐有家难返的落寞，尔后顾影自怜一番……而要回答自己的祖国、几千万同胞，那就是一桩令人窒息的事了：她能解释一个民族20年的郁积和内伤吗？她能对同胞的整体行为作居高临下的评价吗？她有权替千百万人说出他们的不堪承受之轻或之重吗？书包网电子书分享网站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3）

    任何代言都显拙劣。一代集体的事实，从来就是庞杂、混乱、暧昧的。语言的简陋——与历史真相的根藤枝蔓、与灵魂深坑里的嘈杂纷攘——实难匹配：一个积弱经年的民族，一个反复被占领的城市，上万个日日夜夜里，该怎么做？能怎么做？白天是什么？晚上是什么？心里想什么？实际做什么？谁说了算？……不仅反对占领，更要反对绝望；除了对付他杀，更要对付自杀；不仅提防出卖与告密，更要提防内心的变节和投降；除了向英雄的身影献上敬意，更要承认凡人的平庸与自私，对默默无闻的生活予以理解和同情……

    一个人对“集体”能侃侃而谈吗？那真实吗？

    任何自炫都显得虚伪，任何镇定都显得做作，任何评价都显得困难而多余。

    最真实的内心一定是喑哑的。或者哭泣！哭泣是令人尊敬的。

    至此，或许亦不难理解——为何昆德拉老用“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这类矛盾重重的题目了。叙述的艰难，来自事实的荒诞与正反的折磨。

    我为什么不离开祖国

    众所周知，米兰?昆德拉的业绩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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