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闲时期，几乎所有的成年妇女都能纺纱、织布，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你走进哪一个村屯，都可听见机杼声响。用木制的纺织机织出的土布幅宽一尺二寸，厚重结实，经久耐用。到民国年间，比较富裕及纺织技术较高的人家，织出棉布的质量上乘且数量多，除供家庭人员缝制衣裤外，还把剩余的布料投入市场。随着纺织业的迅速展，在圩集中出现了染布业和缝纫业。染布业是自染自用的，均分散在各村屯，有这一手艺的人也只是极少数，方圆几里内也只有一两人而已。而代他人染布的作坊，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间，下南圩集有两间。他们为当地的民众代染纺织的土布，按布的重量收取染费。在染布的基础上，还出现了“染画”印染业，把毛南族所喜爱的“狮子滚球”“双凤朝阳”“双龙戏珠”“麒麟送子”等象征吉祥的图案印染在背带、被面和门帘上，以此种工艺印染出的布制品深得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的喜爱。

    缝纫业在毛南族地区是规模较大的手工行业。缝纫业在毛南族地区出现较早，据《思恩县志·经济篇》记载：“民国初年，各处大圩场开始逐步采用少数车衣机（缝纫机）以代人工……毛南、水源、洛平、洛阳、麻村各村亦各有缝纫机数架，日事工作”。这些车衣师傅都以代他人缝制衣裤、床上用品为业，每套衣裤或每张床单收取若干手工费。另有少数车衣者，散居于毛南族地区的各个村屯，可人数极少，他们在自己家中为他人缝制衣裤。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仅下南六圩从事缝纫业的就有十七家之多，其中有十六家是毛南族人开设的。他们在为本民族人民服务的同时，也为周边的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的人民提供服务。

    （三）竹编制品。毛南族人多有善于编织竹器者，毛南族的竹器编织以花竹帽最为著名。据《思恩县志》记载，毛南族地区的中南、下塘的三百峒、茶峒等村有百分之四十的人编织花竹帽。他们利用农闲、中午和晚上休息时间进行编织，所编织的花竹帽做工精致，经久耐用，是妇女一件很好的装饰品。直到现在，该产品的实际功能虽已经丧失，但仍然是毛南族人赠送客人的礼品，而来到毛南族地区的客人，也都以得到一顶“顶卡花”为荣。

    （四）银器饰品。毛南族的银器饰品也颇具盛名。银器制作在毛南族地区虽只有两三家，但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制作技术也较高。据调查，毛南族妇女所佩戴的银器饰品，清代前是由湖南银匠打制销售的。后来，毛南族的一些心灵手巧的铁工匠从中学会了打制银器的技术，而且革新了传统制作工艺，所制作的银手镯、银项圈、银麒麟、银环、银筅、银锁和“五子登科”帽饰等银器饰品非常精巧，吸引了本民族及其周边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人民。

    （五）石雕产品。历史上，毛南族的石雕工艺独步桂西北。由于毛南族聚居地都是大石山，石多土少，因此毛南族人很早就大量地利用石头。他们不但利用石头建造房屋、修造坟墓、修建公路和桥梁，而且很多生活用具也都用石头制成，如石磓、石碾、石凳、石槽等。这些日常生活用具都雕刻精美，堪称艺术精品。有的能工巧匠还受聘到外地从事石刻生产，给世人留下了精美的石刻艺术品。一些石匠把自己刻制的各式生活用具拿到市场上出售，受到各族人民的青睐。

    （六）陶器。毛南族的陶器也是很有名气的。据《思恩县志·经济篇》记载，在仪凤乡，大多数家庭都能制作陶器。在仪凤、上光等村，有的全家从事陶器生产，产品有陶盆、陶碗、陶鼓、陶缸等。这些陶器做工精巧，形状工整规范，而且表面还涂上釉，使所制的陶器品表面光泽透亮，硬度更高，畅销“三南”境内外。

    3第一节商贸交往（3）

    （七）土纸和沙纸。毛南族地区遍地生长着的沙树，枝繁叶茂，它的叶子是菜牛和猪的优良饲料，树皮则是造纸的上好原料，因而毛南族有生产土纸、沙纸的传统。据《思恩县志·经济篇》记载：“后区之头沦村亦擅造沙纸，且较之葛家、上北（思恩县产沙纸之地）为优。纸质以沙树皮为之，足供全县之用。宜北、河池边地均用之”。由此可知，当时毛南族地区的沙纸不但质量上乘、产量高，而且远销“三南”境外。土纸产于下南的仪凤，沙纸产于中南三圩。其纸质纯白而柔软，有韧性，除可供写字用外，又是毛南族及壮族、汉族人民于清明节供奉祖先时最佳的祭祀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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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酒饼及酿酒业。酒饼也是毛南族有影响的商品之一。酒饼是酿酒的必要原料。毛南族制作酒饼的原料全部是用产于本地的中草药配制而成的，不添加任何化学物质。用酒饼酿造的米酒芳香而味纯，酒精度高，喝醉的人不会头疼或有其他不良反应。下南乡的上纳屯、中南的南昌屯都以制酒饼或酿酒而闻名。

    （九）矿产品。在清朝中叶毛南族地区已经出现人工采矿产品。乾隆年间（1736～1795年），下南干峒就设立有炼铅厂，且明确规定该项产品必须向朝廷交纳课税，可见其冶炼规模已经不小。据记载，当时除课税铅之外，余铅积存尚达164万余斤。而到民国时期，政府曾招雇毛南族农民数十人当矿工，在中南乡的干孔村开采水银，至今仍保留有矿坑、矿砂和冶炼水银火炉的遗迹。在波川一带的石灰岩溶洞中，储藏有丰富的硝矿，不少毛南族农民前往采矿熬硝制成火药，对外出售。硝制品有塘硝、白硝。硝是制黑色火药的主要原料，塘硝还是施于玉米、稻谷植株最好的碳肥。

    总之，近代以来，正是由于手工业的展，技术的革新提高，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展，也就自然而然使得商品贸易得以快速展。最终，毛南族和周围苗、瑶、壮、汉等民族人民在生产、生活资料方面的交换活动不断地扩大和繁荣。特别是在外地商品及“洋货”逐步输入的况下，毛南族地区形成了许多市场，这些市场的圩日实行传统的农历轮转制。“每月三十日，天天有圩赶”是毛南族地区圩集众多的写照。近代至新中国成立前，毛南族地区的商贸交往，主要是通过这些众多的圩集来完成交换和流通的，也有汉族、壮族商人把毛南族的土特产品运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

    二、圩场

    由于环境和历史的局限，毛南族的圩场经历了从小到大、从萧条到繁荣的过程。直到民国初年，毛南族地区才有众多圩场形成。据民国22年（1933年）《思恩县志》记载“县地边鄙，商场冷落”。又民国26年（1937年）《宜北县志》亦有“县属边僻之地，交通不便，处处圩场至属微小”“圩场中卖品仅猪、牛肉、白米、棉布、鸡鸭而已”的记载。当时全县上规模的圩集有思恩、明伦、牛峒（今川山乡四圩）、洛阳二圩、毛南六圩、常洞（今吉祥）、梁洞四圩、达贡（今东兴）、水源一圩、喇门（今水源三美）、温平、寨国（今大才）、安顺九圩（今大安）、驯驻九圩（今驯乐）等。而在毛南族聚居的中心区域，真正属于毛南族籍的圩集有中南的三圩、下南乡仪凤的五圩、上南乡的八圩、下南乡波川村的九圩、下南乡堂八村的十圩。以上圩集的圩日是传统农历的轮转式圩日制，即初一赶水源的一圩，初二赶洛阳或木论的二圩，依此类推。圩日，四乡的民众可根据自家的需要奔走于各个圩场。或将自家所产的铁制品、纺织品、印染品、银制品、竹木器具、白硝、黑火药、花竹帽、缝制好的衣裤、石器具、陶制品、土纸沙纸、烟叶、酒、酒饼、桐仁、中草药等，拿到圩集上摆卖，获取钱币后，买回自家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具用品，或将自己生产的商品，与周边来赶集的苗、瑶、仫佬、水、壮、汉族商人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到了民国后期，由于匪乱纷起，社会秩序不稳定，毛南族聚居中心区域荒废歇市的圩场很多，如下南仪凤的五圩、上南乡的八圩、下南波川村的九圩、下南堂八村的十圩，荒废歇市至今。至新中国成立前，毛南族人民经常赶的主要圩场有以下五处。

    4第一节商贸交往（4）

    （一）思恩圩。县治所在地，唐时为环州的州治所在地，宋、元、明、清、民国时为思恩县县治地。民国年间（1912～1949年）的田因、底下、西圩有三条卵石铺就的街道，四排圩亭（砖木结构瓦盖亭），圩日为农历逢三、六、九日，赶集人数4000人左右。上市商品有农作物类、水产类、肉食类、生产工具类、日用百货类、苏杭百货、布类、药材、棉花以及壮锦等。其中以大米、黄豆为大宗商品。新中国成立后，圩亭和街道经多次改建、扩建，20世纪80年代有圩亭六排共108间，街道为水泥或柏油路面。环江一桥连贯东西城区，柏油路达洛阳镇和金城江，还有省、县道通往各乡镇，其中省道252线过境至宜州市德胜镇。市区有国有商业大楼两座，平房商店几十间，以及随处可见的供销合作社商店，集体、私营、个体商店（摊），还有书店、车站等。20世纪80年代后，圩期改为逢公历三、六、九日。上市产品百货俱全。名优特产有竹凉席、大糯、香猪、香鸭、香牛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貌有了更大的改变，建起了商贸城。商贸城高大宽敞，容纳各种商品。新建了江滨路、两条长街，街道全部为水泥道，街道两旁的商店全都是钢筋水泥结构的楼房，有大型超市四五家，有二级水泥路达宜州市的德胜镇及贵州省的荔波县，每天有若干趟直达班车往南宁、广州、桂林、金城江、柳州、宜州等地。

    （二）川山圩。原名由动圩，又名牛峒圩，位于思恩县城西北50千米（公路），新中国成立前是贵州省与思恩县货物的主要集散地。川山、思恩诸圩集的农产品及商品大多数都通过一条经川山圩、甘蔗坪、社村的黔桂古商道流入贵州省，此古商道是贯通贵州省与思恩县的交通大动脉。川山圩的圩期为逢农历四、九日，圩亭有三排木砖瓦房，圩集人数约5000人，誉称“小思恩”。上市产品百货俱全，特别是牛市成交量较大，是桂西北与黔南边境著名的牛市，辐射范围可达河池、南丹、宜州、荔波、从江等县，故得名牛峒村。该圩集的竹凉席、青麻和晒谷用竹席等商品非常有名。20世纪80年代时期有四排56间砖木瓦结构圩亭。圩期改为逢公历一、四、七日，赶集人数约10000人。新上市货物有化肥、五金、化工、家用电器、纺织品、新百货、服装等。川山圩有公路北通贵州省荔波县城，南达环江县城和金城江，东经上洛阳达融水县城抵桂林，西至下南乡。其东7千米有都川火车站，铁路由南北通贵州省荔波县茂兰，南接黔桂铁路金城江站。20世纪90年代后，川山圩已将旧圩亭拆除，重新在宽阔的田峒中建起四排钢筋结构、铝铅混制铁板盖顶的新圩亭。圩集场地拓宽，容量更大。北通贵州荔波县茂兰的沙石公路已改成水泥公路。圩集周边的泥墙砖瓦房已全部建成钢筋水泥结构的多层楼房。货物种类繁多，还增设有五金建材、医疗器械、通讯器材店，理店及网吧。

    （三）洛阳圩。俗称洛阳二圩，位于县城西北30千米（公路）处，清朝康熙年间（1662～1722年）形成圩场，为黔桂商路要冲。圩亭三排居于坡顶上，皆为砖木瓦结构。圩期为逢农历二、七日，赶集人数约4000人。市场上有大米、棉花、布类、家禽、小牲畜、耕牛、肉类、烟叶、酒和工业品、食盐以及农具、铁器等日用百货，大米成交量居全县圩场之。20世纪70年代建成金红、洛茂两条铁路，该圩集处于两条铁路的交汇处，又建有普洛火车站。铁路由南向北通贵州省荔波县茂兰，东北通红茂矿务局红山矿区，南通金城江衔接黔桂铁路；公路有省道贯穿圩镇南北，东北沿省道经东兴圩、融水苗族自治县城达桂林市，南有柏油路省道通县城和金城江抵宜州、柳州以及经都安抵南宁市，西北有沙石公路通达毛南山乡和贵州省荔波县城以及贵阳市，是工农业产品的集散地，赶集人数达10000人。大的商场有红茂矿务局商业大楼、供销合作社商店和新建的钢筋水泥结构农贸市场大楼，圩期改为逢公历二、五、八日。20世纪90年代后，南面柏油省道改成水泥公路，普通班车改成直达快巴；西北通达毛南山乡的沙石公路也改成了柏油公路。且圩集还增设有钢材、水泥、通讯器材、房屋装饰、饭馆、照相馆等经营门面，设有工商银行网点。

    5第一节商贸交往（5）

    （四）水源圩。位于县城西21千米（公路），1949年以前，圩日为农历逢一、四日，圩亭两排，圩日约4000人赶集。上市货物以竹器为大宗，大米、黄豆次之，还有其他百货产品。20世纪80年代，有大量化肥、农药供应，还有化纤纺（针）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新百货、服装、卷烟，圩日上集人数近10000人，圩期改为逢公历一、四、七日，圩亭全部新建，共71间。公路有县道通下南圩、上南圩，省道柏油路通县城、金城江，往东北经洛阳圩通达融水、桂林市。北面3千米处有坡华火车站，北上直到红茂矿务局红山矿区的贵州省荔波县城茂兰，南抵黔桂铁路金城江站。20世纪90年代后，圩亭已全部为钢筋水泥结构。圩集上市的商品除了传统的商品外，还建有钢材、水泥、装饰等建材商店。

    （五）下南圩。俗称下南六圩，位于县城西南70千米（公路），是毛南族人聚居的中心。其南部和东南部接近黔桂铁路线上的金城江、怀远、宜州以及思恩等城镇，交通较为便利，清康熙年间逐步成为圩场。到清末民初，它已经展成为毛南族地区经济商贸中心。民国时期（1912～1949年），圩亭有两排，圩期为逢农历六日，赶集人数约3000人。六圩不仅是毛南族人民集市贸易之地，而且是附近壮、汉、苗、瑶、水等族人民及南宁、宾阳、桂林、柳州、宜州、河池、怀远、荔波等外来商人进行商品交换、销售的场所。交换或上市的百货俱全，以花竹帽、黄菜牛为名优特产。1940年黔桂铁路通车之后，日趋繁荣，在下南六圩、中南三圩、仪凤五圩、上南八圩、波川九圩、堂八村十圩上，各类商品的交易活跃。20世纪80年代以后，六圩圩期改为逢公历三、六、九日，有三排共25间砖木瓦结构圩亭，赶集人数上升约8000人，市场交易量较大，尤其是著名的土特产品下南菜牛肉。现在，毛南菜牛肉又根据古老的工艺，加工成毛南牛肉干，产品远销区内外。

    6第二节族际往来（1）

    毛南族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民族。毛南族先民早就意识到闭关自守是难以进步的，因此，毛南族自古以来都积极地与周边民族友好往来。

    毛南族与其他民族的族际往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一、杂居

    根据毛南族的传说，历史上的毛南地区是很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包括水族、壮族、瑶族等兄弟民族。后来，其他几个民族或迁移，或融入毛南族。如瑶族，现在都迁到位于毛南族地区西边的打狗河西岸，与毛南族隔河而居，但却保持着与毛南族密切的交往。打狗河沿岸一带的瑶族同胞基本上都赶下南六圩，通过六圩与其他兄弟民族进行商品贸易。根据毛南族的传说，毛南族地区也曾经是水族的聚居地之一。在毛南族谭氏先祖的传说中，毛南族谭氏始祖谭三孝是当地水族领方刚振的女婿。后来，这里的水族大多都融入了毛南族。与毛南族交往最为密切的，应该是壮族。毛南族地区的北边是广西环江县的洛阳、川山、水源三个乡镇，南边是广西金城江区的拔贡镇，西边是南丹县的八圩乡和里湖乡。西北还与贵州省荔波县的翁昂乡接壤。这些地区有壮族、汉族、水族、布依族等民族。毛南族都能与这些民族自由通婚、通商，友好往来。

    二、迁移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毛南族人也不断地向外迁徙，与其他民族杂居。据考证，毛南族在历史上曾有几次大规模的迁徙行动。这些迁徙行动大多都生在明清时期，现在都能从口述相传的传说中找到来龙去脉。如清末民初，毛南族最大的望族谭姓一支，远迁都安可道（今都安县）。近些年来，都安毛南族谭氏都派代表到凤腾山谭氏始祖谭三孝的墓前扫墓，认祖归宗。谭氏的另一支，于清朝中叶从下南波川村的“卡淡”举村迁到环江思恩镇的中山村。他们到中山村之后，也把新的居住地称为“讲淡”。“讲淡”是壮话，跟毛南族的“卡淡”之意相通。还有下南、波川两村的一部分毛南族人，迁到南丹的七圩。这些到七圩的毛南族人，虽然经历了两百年，至今仍然讲毛南话，一切风俗习惯都还保持毛南族的特点。除了毛南族人往外迁徙之外，也有其他民族同胞或因战乱、或因生意，到毛南族地区定居。这些外来人大多都居住在下南村的六圩街上。不管是往外迁徙的毛南族人，还是从外地迁到毛南族地区定居的外来人都能和睦相处。

    三、临时往

    这种交往主要包括亲朋走访和其他文化活动。由于毛南族聚居地比较狭窄，不管从东到西，还是从南到北，基本上花一天的时间就可以走完，从而便于与周边兄弟民族交往。因此，毛南族人都乐于跟周边兄弟民族同胞交朋友，大家互相走访，互通有无，互相帮助。毛南族有个换工的习俗，不但与本民族人换工，也与周边其他民族的朋友换工。民国时期（1912～1949年），毛南族很多有文化的人都曾到南丹七圩、里湖一带开私塾，为那里的毛南族及其他民族学子传授知识。同时，也有很多外来的知识分子到毛南族地区开学馆，为毛南族的教育事业作贡献。另外，由于毛南族聚居地是大石山区，狩猎曾是毛南族以及周边兄弟民族的主要生活支柱之一。农闲时节，一村、一屯或一族的亲戚朋友，喜欢相邀去狩猎。开始狩猎前，一拨人必须根据狩猎的地理环境，确定该地有几个“卡”（即野兽必须走的道口），然后安排持枪者守住卡。其他的人则带着狗驱赶猎物，一边追赶一边高声吆喝“错嗬”（毛南语），场面非常壮观。如果场地过于宽广，人手又少时，就相邀邻近的其他民族共同出猎，如居住在打狗河对岸的瑶族。获得猎物后，双方的人除进行还愿仪式外，就聚在一起将猎物做成精美的菜肴，共同享用。吃不完的，再按人和狗的数量均分。

    四、大工程的合作

    这个活动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政府的统筹安排下进行的。如1966年修建水源乡下滩水库时，上南毛南族派出数百名青壮年，主动承担最繁重、最危险的炸石、运送石头、砌石等石方工程任务。据不完全统计，30多年来，三南地区派出帮助壮族地区修建各项工程的人数达311422人次，做了2596420个工作日。使壮族地区的水利、交通等方面的建设有了迅速的展，促进了壮族地区经济的展。20世纪70年代建成的下浦水库，也是下南乡的毛南族和川山乡的壮族、汉族共同修建而成的。毛南地区的很多青年也参与了环江大桥的建设工作。

    7第二节族际往来（2）

    五、劳务输出形成的交往

    改革开放以来，毛南族地区大批青壮年走出毛南山区，到全国各地务工，向汉族学习知识、技术。他们通过年的知识、经验、技术的消化积累，掌握到丰富的各项专业知识及一整套的生产工艺之后，再将这些无形资产带回毛南地区办厂、开店。一方面，这些务工的毛南族人能为务工地的经济建设增添力量，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这些学成的务工人员将在汉族地区学到的东西服务于本地的经济建设，又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展。

    总之，毛南族这个开放的民族，在任何时代都与周边的壮族、汉族等民族有着全方位的交往，使这个民族越来越繁荣。

    8第三节文化互动（1）

    毛南族的文化，既有自己独特的内涵，也有与周边各少数民族文化互通之处。这是毛南族与周边兄弟民族在文化上互动的结果。

    一、居住饮食文化互动

    壮族的居住饮食文化对毛南族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毛南族传统的民居“干栏房”，跟壮族有共同之处，饮食文化的交叉点也很多。如都有用烟熏法炮制腊肉，都有冬天打边炉的饮食习惯，都有春节杀年猪的习俗。在送礼待客方面，也颇多共同点。至于毛南族“百味用酸”的特点，又受到黔南地区饮食文化的影响。这是毛南族在饮食和居住文化上，长期与周边兄弟民族互动的结果。

    二、文化用品的互动

    毛南族所用的笔墨大多都是外来的，但也有一些是自己生产的，如墨。毛南族墨的制作方法很简单，用柳木烧成炭即可。这种墨叫“柳炭墨”，可以做绘画颜料。以前毛南族的人物肖像画基本都用这种“柳炭墨”。毛南族除了自己用之外，也提供给周边民族。另外，毛南族的土纸在当时环江、宜州、南丹、贵州的荔波等地都有出售。

    三、服饰文化的互动

    民国（1912年）之前，毛南族服饰上衣都是右开襟、布扣，裤子是两面全裆无扣、大管裤脚。民国后上衣改成“唐装”。新中国成立之后，改穿中山装、国防装或西式服装。改革开放之后，只要是社会上流行的服饰，毛南族和壮族的人民都买来穿，服饰与汉族人民已经没有什么差异了。壮族的古代文化，除了铜鼓、崖壁画，还有壮锦、陶瓷工艺。而毛南族也有类似壮锦的织锦。如毛南族人在被面、帘布和小孩背带面上，都喜欢用各种丝织锦缝制成各种图案，画面栩栩如生，不但族人喜欢，也深受周边兄弟民族的喜爱。

    四、语的互动

    在毛南族地区，大多数毛南人都能用壮话或汉话与周边的民族交流，而与毛南族接壤的壮族或别的民族大多也会说毛南话。有些边界村屯的村民，在口头交流中，甚至会出现毛南话和壮话掺杂的现象。

    五、婚姻习俗文化的互动

    毛南族和壮族在从准备缔结婚姻到结婚的整个过程中，绝大多数环节是相同的，这是两个民族在婚姻习俗方面相互学习、影响的结果。据民国《思恩县志·社会篇》记载：“有以年庚八字为凭者，必年庚配合者方能结婚；有征求男女同意的，即由媒人约期带男女双方到圩场或亲朋好友家中会面，俾互相认识，双方中意即可成婚。其中送聘礼、接亲的环节大同小异。但童男童女固无考虑知识也，其有亲戚旧友，父母先有联姻之意者，双方父母自行主持，特借媒人为凭证，其婚不避中表，但避同宗，然同姓为婚亦复不少。”这里记载的是思恩境内毛南族和壮族求婚阶段的一些况，两者完全相同，至于“以年庚八字为凭者，必年庚配合者方能结婚”的习俗，明显又是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又“新妇过门，乡村习惯只斑信宿，仍偕送同送嫁娘归母家，未即团聚。城厢习惯则必三朝后新妇始得归宁”。很明显，在思恩县境内除县城区外（当时县城区少有毛南人），包括壮族和毛南族地区，新媳妇出阁，只在夫家住一夜，未与新夫团聚，次日便跟送嫁娘一起回母家。“后一月在婿家遣妇女辈唤来，仍有伴姑一二人，亦信宿而归。以后逢种地插田剪禾时期，及婿家房族有婚丧事，则新妇必来。渐久，仍由五日至十日、二十日匝月留住，然归回母家常匝月或经旬，须达成年至十八岁始可团聚。”这说明毛南族与壮族在婚姻上不提倡过早结婚生子。

    六、丧葬文化的互动

    毛南族与壮族在处理丧事过程中，也有许多程序和做法是相同的（丧葬仪式可参见本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向舅家报丧，由舅家全权主持仪式，如果因死者八字或方位不合吉利，就不入土，先把棺木安放到墓地上，搭好草棚或用草帘挡雨，此谓“浮葬”，待到吉利日时再将棺木入土。在对待非正常死亡的丧葬做法上，两个民族的处理方式也是一样的。如死者尸体不能从大门抬出，要从窗口、晒台口或打开楼板从牛栏中抬出去，棺木抬杠只用一根，下葬后墓体也不能堆得如正常死亡者的一般，未满36岁的，日后子孙也不得为其立碑。毛南族和壮族的红、白事及重大活动，都以“舅”为尊为大。还有，在民间祭礼活动及许多小的民俗方面，也存在着相同相似的地方。至于在丧葬仪式上都念佛经超度、挂佛像，则是从汉族那里“拿来”的文化。由于这些仪式基本相同，因此，毛南族和壮族在办丧事时都能互相帮助，亲如一家。

    9第三节文化互动（2）

    七、文学艺术的互动

    毛南族的文化艺术也深受壮族、汉族文化的巨大影响。这是由于各民族在历史过程中社会进化不同步形成的差异。在秦汉时代，汉族先民居住的中原已是鼎盛的封建王朝，而这一时期毛南族居住的地域尚属“生蛮”地。至628年，唐王朝在宜山、环江一带设环州，后不久又设抚水州（宋朝改安化州），强化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这个时期，汉族文化大量传入毛南族地区（更多的还是通过壮族传入毛南山乡的），如狼外婆故事《阿玉》《谭梅》《阿侬智斗巴亚变》、蛇郎故事《桑妹和大蟒》、龙女故事《螺蛳姑娘》等。其中有的流传于古百越地区，与毛南族故事可能同源而异流；也可能是古百越故事经汉族加工形成汉族先民的故事，再传入毛南地区形成毛南族先民的故事。毛南族文化走了一条少数民族—汉族—少数民族多重交叉融合的道路，终于形成了既有与周边兄弟民族文化相同之处，也有毛南族自己特色的文化。而这种勇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心态形成了一种开放的民族文化精神。毛南族比周边兄弟民族汉化程度高，正是这种民族文化精神的体现。

    毛南族是一个善歌的民族，唱歌是毛南族生活的一部分，是毛南族最普遍的一种文娱活动。毛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民间叙事传，均以山歌表达。最常用的是“欢”“比”“排见”“耍”“朗”。这些民歌曲调轻快活泼、高亢嘹亮，具有鲜明的山乡特点和浓厚的民族特色。

    毛南族歌谣也深受汉族、壮族等民族歌谣的影响。许多毛南族歌手会唱壮语民歌，一些歌手会用汉字记毛南语音与壮语音，记录民歌抄写成“民间手抄歌本”。这实际是汉族、壮族、毛南族文化相互渗透、融合的结果，是各族人民文化互动的表现。

    除了山歌这种较短的歌谣外，毛南族的长歌有抒长歌《旱歌》、叙事长歌《枫蛾歌》等。《旱歌》不仅继承了汉族长歌具体、逼真的特点，还在此基础上以旱比喻爱的种种考验，颂扬不畏困难追求爱的坚韧精神，这种根植现实而善于展开想象的艺术创作是对汉族文化艺术的一大展。《枫娥歌》虽然是毛南族的叙事歌，但在表现手法上，明显借助了传统汉族文学的表现手法，如重章叠调、赋比兴等。这些手法的运用，使整歌的感染效果增强到了极致。后来，整理这长歌的也是汉族人。

    再看看民间故事。汉族的《狐假虎威》故事见之于汉朝刘向编的《战国策·楚策》。这个古老的故事到了毛南族变成《狐狸、老虎和狗熊》。毛南人对狐狸与老虎的节只作了些小改变。故事的末尾，毛南人增加了狐狸在狗熊面前威风不再的节。在毛南族故事里，狐狸的性格丰富和复杂了，最突出的是狡猾，同时它表现为狂妄到愚蠢的地步，不倚仗老虎的威势，也敢自称大王，吆喝狗熊走开，以致受到狗熊对它的惩罚。因此故事的主题不仅比喻倚仗别人的势力欺压人，而且告诫世人狡猾是不得人心的，狡猾者最终会得到可悲的下场。此外，在叙述上，毛南族的故事显得非常有艺术说服力，使故事的境更合理，更突出狐狸的狡猾。可以说毛南族人民在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中表现出了卓越的艺术创造才能。

    毛南族传说故事《螺蛳姑娘》与原型的《田螺姑娘》故事也有很大不同，毛南族在流传中变异和展了故事。毛南族的《螺蛳姑娘》主要节构架与汉族的《田螺姑娘》是相同的，但大团圆的结局寄予了毛南族人追求美好婚姻的愿望。可以说，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展，是各民族文化长期交流形成的硕果。

    像以上在毛南族流传中变异展的故事还有《朗追和朗锤》《石匠的传说》、狼外婆故事《阿玉》《谭梅》《阿侬智斗巴亚变》、蛇郎故事《桑妹和大蟒》等。

    八、宗教文化的互动

    毛南族宗教里有道教、佛教的元素，又有楚地巫文化的元素，可以说是多种文化与本民族文化心态的结合体，这本身就是一个互动的产物。前文已经说过，毛南族的神仙谱系里，多有外族神仙，而且很多经文也用汉语来念，如《还愿唱本》。《还愿唱本》是毛南族在敬神祭祀活动中由师公表演念唱的文章，包括“大供”“劝解”“歌本”三大类，师公表演念唱时，视其节顺序，三种穿插运用。“大供”全是诬语，用宜山德胜方（即客家话）念，讲的是开坛前后各阶段应备哪些祭品及请哪些神；“劝解”是韵文体散文，汉语德胜方、壮语、毛南语兼用，专讲各神的来历、身世及职能；“歌本”用民歌体，但一般不勒脚，以壮语为主，少部分用毛南语，它主要解释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的起源以及宇宙间各种事象产生的原因（当然是唯心地猜想），近似创世神话。

    10第三节文化互动（3）

    近代，毛南山乡附近的壮族地区，如川山、水源、洛阳等乡镇的一些壮族群众，还有南丹县一些瑶族同胞，也请毛南族师公到他们那里主持“还愿”法事。只是到壮族地区，“还愿”中的三界公爷换成莫一大王（壮族地区一个为民造福的大英雄），而删掉太师六官、三娘、土地这几个角色；到瑶族地区则减少瑶王这个角色，其他表演程序和角色照搬。毛南族“还愿”的表演形式，神灵名称及主要伴奏乐器（陶鼓，形如峰鼓），与桂林汉族跳神及壮族师公戏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不仅说明三者有渊源，而且也是汉族、壮族、毛南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印证。

    九、戏剧文化的互动

    毛南族在戏剧上与外族的互动在近代以来很频繁。据记载，最先到毛南族地区演出的是壮族的彩调剧。毛南族艺人现本民族人喜欢彩调，便也组织民间彩调团，在春节期间巡回演出，有时还到川山、洛阳、水源一带演出。

    新中国成立后，在汉族和壮族剧作家、曲作家、导演的帮助下，毛南族文化人成功地把《三娘与土地》改编成毛南戏，并由毛南族及壮族、汉族演员联合在毛南山乡演出，大获好评。随后，又有改编剧《迎春》《心红菜牛肥》《蜜堂火红》《黄三打鸟》等现代题材的“毛南戏”相继出演。

    11第四节婚姻往来（1）

    毛南族在婚姻方面是比较开放的，从来都鼓励本族人与外族同胞缔结姻缘。就拿占毛南族人口90％的谭氏来说，当谭氏还在草创之时，就明确规定，同姓不能结婚。后来，谭氏展迅速，毛南地区几乎都是姓谭的人，再遵循这一法则显然已不现实。于是，谭氏把自己分成八个支系，即“八疆”。传说中的“八疆”是说谭氏始祖谭三孝的四世孙谭时杰生有八子，每个儿子的名字都有一个“疆”字，分居于毛南族的八个地方，称为“八疆”。但根据考证，谭三孝的传说缺乏事实依据，且把八个儿子分到八个地方居住也不合理。因此，“八疆”就是谭氏在壮大之后，为了婚姻方面及其他管理上的方便而划定的部落范围。谭氏划疆之后，即规定同疆不能结婚，如果违反这些规定，处罚是极其严厉的。这些规定，实际是用一种要求毛南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宗法制度。再如著名的“肥套”《三娘与土地》，讲的就是一个毛南族女孩（三娘）与壮族小伙子（韦土地）从恋爱到成家的故事。这是用宗教的手段来鼓励毛南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由此可见毛南族在婚姻方面的开明。

    毛南族与其他民族缔结婚姻的原因、途径是各不相同的，主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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