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政客的婚姻悲歌：汪精卫与陈璧君第17部分阅读
一次空前热烈的欢迎。
汪精卫与日军在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俊六会谈，一脸十足的奴才相。
因汪精卫决定乘坐日本天皇送他的专机到苏州来，苏州机场就要重新整修。他要到达的那天早晨，机场通往城内的道路被封锁起来，禁止通行。沿途岗哨林立，如临大敌。汪的专机带着刺耳的呼啸降落在苏州机场，舱门打开，使大小汉j饱开眼福的是，汪竟穿着大元帅戎装，佩着上将领章。这身打扮使汪这个党棍、政客看起来颇为滑稽。原来，汪为表示他的政府和军队都是国民党的正宗，在领章前端加上一个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小党徽，和后面代表官阶的三角金星并列。伪南京政府的国旗除在青天白日满地红上面加上一面三角小黄旗，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以与重庆国民党有所区别外，其余都是一样的。到了1943年，三角小旗也取消了。据陈公博解释，取消这面六个字的小旗，不是意味着伪南京政府不反共，因为国民党本身就是反共的;同时，因伪南京政府已追随德、意、日轴心国家正式向英、美等国宣战，
穿上军服的汪精卫一到该行军礼的时候就要闹笑话。
今后的任务不只是反共，而且要反英、美等国，所以不要那六个字了。从此，南京和重庆两方面的标志便完全一致了。更使大小汉j哭笑不得的是，汪竟忘了他穿的是军装，本应行军礼，可是他却像往常戴礼帽一样，脱下帽子，手持着军帽一边向欢迎的人群摇晃着，一边走下飞机。这种不伦不类的礼节，使汉j们面面相觑，非常尴尬。
汪精卫尽管是文人出身，后为投机政客，但他到南京建立伪政权后，却东施效颦，全要模仿蒋介石，不但把党政军大权一把抓，而且在称呼上也照搬蒋介石的。他不喜欢人们叫他“主席”，而爱听别人叫他“委员长”或“领袖”。伪军官兵们听人提到这些称呼时，也规定要“立正”以示敬意。
李士群很会讨汪精卫的喜欢，他得到汪要到苏州视察的消息以后，给汪安排了一次隆重的军事大检阅，让汪多过一点“委员长”的官瘾。这次受检阅的伪军，除第二军一部分装备较齐，受过正规训练外，其余是一些保安团队，一共凑了几千人。汪精卫到办事处稍事休息，一听到李士群报告给他安排了大规模的军事检阅，对汪来说，确实新鲜，立刻就要进行。检阅仪式开始后，汪好不威风，在得意之余，几乎当场又闹出一场大笑话。原来汪一向穿惯便衣，过去向人答礼时，总是用手把帽子摘下来，频频点头;这一天，他看到队伍经过检阅台向他敬礼的时候，站在台中央的这位大元帅，却慌手慌脚地把右手向上一抬，又准备去摘那顶镶着金边的军帽。他这一举动，可急坏了主持检阅的伪军官，怕他当场出洋相，给日本军官留下笑柄，更怕这些受检阅的伪军士兵笑出声来。幸好，当汪的手触到那硬邦邦的帽檐时，看到旁边的日军顾问等都是在行军礼，他才把手从帽顶边沿落到帽檐侧面，很不自然地停了下来，总算没有出丑。就是这样，香港等地一些报纸还是添油加醋地把汪精卫这次大检阅情况描绘成一个舞台上的小丑一样，弄得笑话百出。
视察清乡区的闹剧(2)
这次随同汪到苏州视察的随员中，除日本顾问外，还有他的宣传部长林柏生、次长郭秀峰、外交部次长兼翻译周隆庠、航空署长陈昌祖、高级随从参谋黄自强，以及大批中、日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从他所带的这些随员中也可以看出，此行是为了对外进行宣传。
检阅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完毕后，李士群等请汪去休息。这时，汪却表现出了平日极少见到的兴高采烈的样子，马上又要集合全体官兵来讲话。汪精卫一向爱讲演，而且很有煽动性，这次没有讲稿，滔滔不绝讲了一个多小时，一开始便称赞嘉奖了“这个区短期内取得这样巨大成绩”和一再强调“这次清乡是以苏州区为实验反共场所，应当在全国发扬这种精神”等一类汉j常话;又放大声音说:“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从事和平反共建国，都是赤手空拳而来。我们以前是一无所有，现在有了这种力量，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大家有‘革命'的精神和信心，由信仰而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同时，也是我们的尊敬的‘友邦'和‘友军'给了我们以极大支援的结果。请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些，都是来之不易。”
最后，他大声疾呼，要所有的在场的中、日人员都要“爱中国，爱日本，爱东亚!”
汪精卫访日期间出席茶道会的情景。
当他声嘶力竭、汗流满面地结束这段讲话时，差一点又摘下大元帅的军帽来答谢。
那天晚上，他余兴未减地又听了汪曼云向他作做的长篇报告，又翻阅了许多报表，直折腾到深夜。
第二天，巡视从苏州循公路北行，到长江边的常熟，这是最不安静的一段地区。比俊六视察的地区要大得多，也麻烦得多。在汽车上，汪又发了一通空谈和谬论。接着，谈起了他的日本之行。汪这次赴日朝拜的目的，一是向主子谢恩，二是乞求主子更多的施舍。汪乘车抵东京车站时，日本近卫内阁成员倾巢而出到车站迎接。第二天，汪拜会日皇，献上一对古色古香的四曲
汪精卫与德国、意大利使节在庆祝“还都”宴会上的情景。
屏风。日皇也赐给他一点小玩意儿，汪精卫如获至宝，称谢不迭。他向日本新闻记者无耻地透露自己摇尾乞怜的心迹说:“天皇陛下关怀敝国及东亚的前途、策励有加，尤感深念。”他几乎要说出“谢主隆恩”的话来。当时谈起，还感到沾沾自喜。
汪在视察时，每到一地，都先由汉j们做过充分准备，强迫老百姓倾家而出，扶老携幼来欢迎他。所经之处，也要昼夜加以整修，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掩盖这些劫后土地上满目疮痍的痕迹。
从常熟到支塘等地，许多地方都鹄立着一群群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人民。他们有气无力地挥动着花束和小旗，用那零零落落叫喊声迎接这个他们所痛恨的卖国贼头子。
汪精卫和那些日本顾问及随从人员，对于那些欢迎他们的叫花子一样的队伍，感到极大兴趣。林柏生马上叫摄影记者把这些镜头拍成电影和照片。隔了两天，在敌伪的报纸上便把这些情景形容成为“万人容巷，夹道欢迎，欢呼领袖之声，响彻云霄”的空前盛况了。
汪精卫出巡苏州地区的闹剧，一连演了三天。汪却越演精神越足，毫无倦容，兴致勃勃。临走时还说:“希望大家继续努一把力，这是一切美好的开端，我们今后一切都寄托在这个上面。只有尽力加强我们的反共力量，才能有远大的前途。”
坐着轿子视察“清乡”的汪精卫。
回南京后，汪便发表了一篇视察感想，更是大吹大擂一番。汪对苏州地区的清乡工作有着特殊的兴趣，以后又曾三次赴苏州地区巡视。
汪后来出巡嘉兴，更富有戏剧性。为了替汪布置一个“行辕”，找了一个测字会的乩坛，先搬走在野史上说他演过“扫秦”（秦桧）的济颠的偶像，把原来佛龛加以改装涂抹，改成汪精卫的寝室，又从苏州运去了几堂红木家具，从上海置办了丝织帘幕，还临时装起卫生设备，居然眉目全非，焕然一新了。可是左邻右舍都是些矮房子，不无“有损观瞻”，且也觉得不太安全。于是用竹篱笆把它围了起来，并且在篱笆上涂了一些标语，并胁令住在篱笆内的居民，在汪精卫来的时候，一概禁止出入。
当大小汉j来欢迎他们的头子时，谁能进车站，谁不能进车站，这个权利落在日寇的嘉兴宪兵队长汤本手里。许多伪浙江省要员被排列在日本居民的“欢迎”队伍之后。这时，天降大雨，伪省府的厅处局长与委员们都身穿大礼服，又没有雨具，被雨淋得像落汤鸡，丑态百出。于是耐不住了，拥到车站门口，和汤本交涉。这时，站台上军乐大奏，汪精卫的专车已进站，这些人不顾汤本允许与否，也不顾日寇兵的拦阻，全体冲上了站台。
伪上海市长、大汉j陈公博随汪精卫一起出巡，和汪一样身穿军服，挂中将领章，他是以上海市保安司令的身份，作为汪的随员。
汪下车后，便到“驻嘉办事处”听取报告，接着出席了在当地体育场召开的“民众欢迎大会”，这些居民都是被迫而来的。等汪一到，奏起军乐时，乘乱哄哄的时候，就溜了一半。汪看到这般情景，便无精打采地讲了几句话，草草了事，也算有过这么一回事。汪的嘉兴出巡是败兴而归。
视察清乡区的闹剧(3)
汪伪政权中央监察委员的陈璧君，本来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凡是能出风头的事就少不了她。她看到日本主子，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都先后视察清乡，汪伪政权的宣传机器又大肆鼓吹，她岂能落后，也几次到清乡区视察。
陈璧君首先视察了苏州，李士群不敢怠慢，除吃住认真安排外，又准备报告，安排会场。但她只是坐车沿着汪精卫的视察路线转一转，只是摆出架势让记者拍些照片，拿到报上发表，吃喝玩乐，政事一点不问。李士群又投其所好，送给她一批古玩，陈璧君心满意足地走了。
第一次出巡尝到了甜头，陈璧君又要去杭州视察。1943年4月初，汪精卫把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汪曼云找来，说:“‘夫人'要到杭州去视察清乡，我想请你陪去。不过这次去杭州，不是以‘夫人'的名义，而是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去的。”汪曼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立即说:“先生的意思我懂啦。”他马上给李士群去电报，要江苏省沪杭铁路沿线各县的欢迎标语上一律写成“陈委员”，不用“汪夫人”字样。陈璧君带着一大批随员，坐着由“清乡”委员会向华中铁道公司包的一节专车，由上海西站出发。一走进包厢，只见伪教育部次长樊仲云、考试院院长江亢虎也在车内，陈璧君心里非常不满，当着众人面，又不好发作将樊、江二人赶走，只是气呼呼地对汪曼云说:“到了杭州，你必须对新闻记者说明，江先生、樊先生不是和我们一起的。”
汪精卫视察日伪军队。
列车进入杭州车站，刚一停稳，月台上乐声大作，欢声雷动，陈璧君正想下车，又退了回来，原来江亢虎已走到陈璧君前面了。江比陈璧君地位高，这样出站，岂不是喧宾夺主，扫了陈璧君的威风吗?汪曼云赶紧上去拉住江亢虎，没话找话地和他谈起来。陈璧君这才派头十足地下了车。
面对欢迎的人群，陈璧君非常得意，谈笑风生，连陈的亲信也很难看到陈这样高兴的时候。接着，陈璧君在浙江省主席傅式的陪同下，来到戒备森严的西泛饭店。陈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享享口福，在火车上她就向汪曼云提出:“这次我们到了杭州，你应该多介绍一点杭州风味给我们试试。”还说:“只要好吃，即使摊子也不妨。我也知道，怕脏是吃不到好东西的。”的确，杭州的名菜使她胃口大开，她一个人吃完一个红烧羊头，还要加不少冷菜和面食。陈璧君狼吞虎咽地吃完后，抹抹油嘴，为了摆摆样子，又去出席为她安排的“群众欢迎大会”，将自己炫耀了一番。
陈璧君又在几家有名饭店大吃一顿，又上街买了许多东西。临行时，李士群又为每人准备了一大网篮土特产。来时空荡荡的专车，已被各种物品塞得满满的。陈璧君的杭州视察，满载而归。
汪毙命之谜(1)
天气阴沉，满天浊云，长江奔腾着，大浪淘沙，滚滚向前。这是一个初春的下午，南京上空一架飞机盘旋着，徐徐降落在光华门外机场上。在机场上，汪伪政府的要员们哭丧着脸，默默地等候多时了。机舱打开，一群男女从飞机上抬下一具尸体，立即送往鸡鸣寺伪国民政府大礼堂，这具尸体就是汪精卫。
近半个世纪以来，就汪的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历史上一大悬案。在汪毙命之时，就广为流传是日寇所害，至今还有人相信这种说法。再一种说法，说汪不是死于日寇手里，而是在国内为蒋介石派军统特务暗杀的。第三种说法则认为汪病死于日本。汪毙命真相究竟如何?为什么至今各种说法还在流传?这一历史之谜应该揭开了。
本文现将1983年9月16日，香港《广角镜》第一、二、三期刊载的霍实子先生著的《太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的大揭露》一文中有关《汪精卫之死》节录如下:
“1942年3月，汪精卫因于1935年11月被刺，枪弹藏于腹内，发炎时有阵痛，不得不飞往日本治疗。经日本名医小黑亲自动手术，安全地取出了子弹。汪急于回国，乘飞机回沪。当时日本方面打了一份密电给日本驻南京的日寇转告汪精卫，密电说:汪先生既已回国，只好请他静养三个月才好起床活动。”
当了汉j的汪精卫国人皆曰可杀，因而其死因也显得扑朔迷离。
这份密电当即由我们破译出来，送给蒋介石。当时汪妻陈璧君不在沪，汪用中文密码发电报给陈璧君告汪已抵沪，陈也用中文密码复电，嘱汪千万不要宣布已经回国，必须改名换姓秘密住进上海虹桥医院，听候陈返沪护理商议。
上述这两份汪、陈的来往密电，均由技术研究室的密码专家李直峰破译出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即密谋派人买通虹桥医院的女护士，每于送给汪吃药时，就秘密掺入一点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延至10月，汪即死在虹桥医院，俟日寇选定陈公博继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后，始于11月为汪发出讣告，宣布汪在日本逝世，假装从日本移汪尸体到沪，然后才秘密把汪尸殓入棺材送到南京，葬于梅花山。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抗战风云录》（下）刊
有李直峰写的回忆录《抗日时期的对日无线电侦破工作》，有一段关于汪精卫的死因是这样记载的:“1943年11月据当时军统派在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破译人员杨士伦亲口告诉我蒋介石知道后，即密令军统副局长戴笠秘密将汪处死，由戴笠买通虹桥医院某护士，每日在汪吃的药中掺入一点玻璃粉，延至同年十月汪死在虹桥医院。当时汪伪政府宣布汪死在日本，是故弄玄虚。”
汪精卫与时任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一同步入首相府。
上面两文虽都认为汪死于蒋派人暗害，但在汪死亡时间上相差一年。事实真相如何呢?汪到底死于何时?还得做一番考查。
《今井武夫回忆录》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时大东亚战争的战局已对我方不利，但日本政府在1943年5月31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10月30日新缔结了日华同盟条约……十一月五六日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旺·威泰耶
康、缅甸内阁总理大臣巴莫。推举日本的总理大臣东条英机为会议主席，另外，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钱德拉·鲍斯也列席了会议。六日会议结束后，发表了联合宣言。”
本文再将美国约翰·亨特·博伊尔著的《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有关史料节录如下:1943年11月，大东亚共荣圈集团内七个政权的领导人在东京开了两天会。……汪精卫参加了那次会议。巴莫这样写道:“他仪表堂堂，笑容可掬，对谁都点头致意。他很少讲话，而且用词十分审慎，声调则是柔和中听。从他举止显得拘束和讲话时声调拖得很长等迹象看来，人们很快就会察觉到中国要出现一场悲剧了。”另外，由日本教育图书株式会社出版的日文版《昭和日本史》太平洋战争［5］（后期），和田敏明写的《大东亚会议的内幕》上记载:昭和十八年（1943年）十一月五六日大东亚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汪精卫出席了这次会议。此书第88页有汪与东条等六国首脑的照片，汪坐在东条的右侧。此书［3］日中战争部分，山口一郎著《汪兆铭与‘国民政府'》一章，在悲剧的结束一段中写道:“昭和十九年三月，汪因病住进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十一月十日病死。”
由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汪既不是死于1942年10月，也不是死于1943年11月，因为死人是不会去开会的，更谈不上照相了。
那么汪是否死于日寇之手呢?在当时，日寇根本没有害死汪的必要，尽管汪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早已是一具政治僵尸，但日寇仍认为他是可利用的工具。1944年9月5日，日本为挽救败局，其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的《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中，仍把蒋、汪合作，宁、渝合流作为实现“全面和平”的条件之一。再如周佛海获知汪精卫的病十之八九不能医治时，悲叹道:如果汪精卫死去，他与陈公博“当此难局，决难应付，以汪先生之历史及资望，尚不能打开局面，何况吾辈?”
汪毙命之谜(2)
据悉，现在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有当年留下的一块石头，上面刻有“昭和十九年三月三日南京政府主席汪兆铭入院，于同年
十一月十日逝世”的字样。昭和十九年就是公元1944年。那么汪究竟死于何地?死因是什么呢?
汪精卫毙命的最根本原因是1935年11月被刺，枪伤复发，到1943年8月间，汪背部创伤损及骨髓，致使其背部、胸部及两肋同时疼痛。入冬，病情加剧。11月初，日酋东条英机在东京举行所谓“大东亚会议”期间，汪精卫以给陈璧君检查是否患有胃癌为名，请求东条派名医到南京。据被派到南京的黑川利雄说:当他们为陈璧君检查完身体之后，汪即要求为他查一下身体。经检查，“原来子弹已经伤了骨头，但好像亦没有什么特别的障碍，我们认为还是不取去为好。”由于疼痛日益加剧，汪等“即商诸日本军医，经日本陆军医院缜密诊治，更断定为背弹影响所致，遂决施手术”。所谈日本陆军医院系指南京陆军医院。12月19日晨，由日寇军医部长后藤亲自担任手术，就可以看出日方对此十分重视，仅二十分钟即将子弹取出。20日汪移住北极阁。除体温略高外，情况尚好，医生说，7日可封口拆线，10日后即可痊愈，但汪有糖尿病，恐需延长一些时间。
12月25日，医生为汪拆除刀口缝线，汪可以坐谈半小时，精神尚好。直到31日情况都较正常。但至次年1月1日，病情开始恶化，体温上升，自此即不能起床。2月下旬日寇总司令部电告东京，日本政府遂派黑川等前往南京。黑川等人到达后，“立即检查，发现原来日本军医部长把汪的背上弹头取出了，结果汪的两腿变得不好使了。”也许由于手术的不成功，加速了汪的死亡，但是如果把手术本身看成是日寇有意谋害汪，尚缺乏证据。而当时，日寇也没有害死汪精卫的必要，何况还要利用他。
黑川等为汪进行全面检查后，断定患“多发性骨髓肿”，认为病情严重，南京、上海都无法治疗，需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以便利用其设备。黑川等认为，此病无法医治，赴日也不过“尽人事”而已。为此，南京日寇派遣军总司令派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回日本进行布置。
当日方做出这个决定后，陈璧君即于2月26日晚电告上海的周佛海，务于28日返回南京。周佛海回到南京后，立即见了伪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陈公博及梅思平等，商讨汪去日本后的伪军政事宜。29日上午，陈公博、周佛海召集伪参谋总长鲍文樾等人，在南京颐路34号号汪精卫公馆举行会议。会上，先由陈璧君说明汪精卫病况及决定送往日本医治的经过，接着，商讨了汪去日本后的军政分工负责问题。决定由陈公博代行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代行伪行政院长，但此决定及汪赴日医治之事不予发表，“以免人心动摇”。随即，陈公博等人到汪精卫病榻前，报告了上述决定，汪表示同意。
由于3月1日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脊椎病专家抵达南京，又为汪进行检查，因此汪赴日日期推迟一天。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气绝身亡。12日，其遗体运回南京。
3月3日上午，将汪抬上“海鹣”号飞机飞往名古屋。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到机场送行。随汪去日本的除陈璧君及其子女外，还有翻译、伪外交部次长周隆庠及副官共十余人。汪住进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的第二天，即3月4日，由后藤再次施行手术，下肢体温和感觉有所恢复。在住院期间，不少汉j要员和日方人员去医院探望过。6月间，汪的病情恶化，日本方面两次电促周佛海赴日，“以速为妙”。周佛海因病不能成行。
7月，日本内阁的更迭，又使周佛海赴日日期推迟。8月9日，周佛海才得以去日本，第二天去医院看望汪精卫，汪已是“病骨支离”。在此前后，褚民谊、郭秀峰、陈春圃等先后赴日探望过汪。
日方虽组成有著名专家参加的医疗小组，全力医治，但病情还是多次反复。到11月10日，病况突变，体温高至四十度以上，食欲全无，呼吸困难。延至下午4时，死于医院。
从以上叙述中，足以证明汪精卫是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并非死于上海虹桥医院;是死于至今仍无法治愈的骨髓肿症，而不是毙于军统特务之手。这也说明，汪之死与蒋介石毫无关系。
确实，汪精卫叛国投敌后，戴笠奉蒋之命多次派人对汪谋刺，但均未告成。当时，日伪对汪精卫警卫极严，汪每次外出，所经之处一律戒严，行人绝迹，由日宪兵及伪特等严密监护。汪住院的所有医护人员，均由日寇所派，收买护士之事，根本不可能。
残躯付劫灰
1946年1月15日夜，寒风刺骨，万物寂静。南京黄埔路国民党陆军总部，警备森严，会议厅内烟雾缭绕，一个重要而机密的会议正在这里召开。参加会议的是国民党南京市军政要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亲自主持会议，南京市市长马超俊、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南京宪兵司令张镇和陆军参谋长肖毅肃及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在座。何应钦首先发言说:“请你们来商量一件事，希望绝对保守秘密，不得向任何方面泄漏。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汪精卫这个大汉j居然葬在梅花山，和孙总理的陵墓并列一起，太不成样子。如不把它迁掉，委座还都看见了，一定要生气。同时也有碍各方面的视听。你们详细研究一下，怎样迁法，必须妥慎处理。”说完便退出会议厅。原来，蒋对汪早已恨之入骨，怎能容忍汪葬于中山陵之侧，夺取“孙中山继承人”的身份;同时，考虑到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对汉j卖国贼的激愤，为应付舆论，蒋1月初就电会何应钦，立即秘密平毁汪坟。何应钦一出门，肖毅肃接着发表意见，重申了何的意思。他说:“总司令已接到重庆指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内和国际的视听，限我们在十天以内处理好。”一番策划之后，决定由七十四军派工兵部队执行迁移任务;宪兵司令部在此期间派兵担任内外警戒，断绝行人交通，不许任何人接近;在迁移时，南京市政府派人协助。任务大体分配之后，马崇六向邱维达介绍了有关汪墓的情况。他说:“这个坟墓的工程，已侦察过，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坟墓不太大，但相当坚固。”接着问邱如何把它干掉，邱维达说:“这很简单，工兵有的是炸药，但要求绝对保密，否则不宜使用爆破;时间也得充裕些。”于是马崇六告诉邱:“总座的意思是时间愈快愈好，因为还要整理和建设别的东西。最好在一切充分准备好的条件下，乘一个夜间就把它处理好。”由于时间紧迫，当时决定使用爆破，再利用其他音响来掩盖，以防泄密。就这样一个毁墓焚尸的计划定下来了。会议深夜才结束。
从1月18日开始，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断绝行人，禁止游览，紫金山被宪兵戒备得水泄不通。这种阴云压城的恐怖态势，引起社会上的种种谣言，有的说又要查捕汉j，有些在敌伪时期做过坏事的人，惊慌失措，有的向外逃跑，有的四处藏匿。爆破坟墓的任务，已具体下达给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工兵营。据工兵技术侦察报告，大约要使用tnt烈性炸药一百五十公斤，才能将汪坟全部炸开。汪精卫死后，尸体是用一具不大的楠木棺材葬于此地的。汪伪政府准备花一大笔民脂民膏的巨款来建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陵墓。据一位工程师透露，陵墓图案是仿孙中山的陵墓设计的，造价预算伍千万伪币。坟墓刚把核心工程初步完工，日本帝国主义就投降了，施工也告停止。爆破时，马崇六、马超俊和邱维达亲临现场监督。工兵爆破作业分两个步骤:第一步，炸开了墓的外层混凝土部分;第二步，炸开了盛棺的内窖。随着一声轰隆的响声之后，内窖裂开，棺材露出，揭开棺盖，只见尸体上面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尸体身着伪政府文官礼服，系藏青色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真是生当大汉j，死为卖国鬼;面部略显褐色而有些黑斑点。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整个尸体尚保持完整，没有腐烂。马崇六命令不必要的人员暂时退离墓地，由马超俊进行棺内检查，主要是寻找有什么葬物。检查结果，除在死者马褂口袋内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以外，别无其他物品。这张纸上用毛笔写着四个字“魂兮归来”，下款署名陈璧君。看来，陈璧君还想以汉j亡灵，支撑其摇摇欲坠的伪政权。之后，汪精卫的尸体及棺材被运到清凉山火葬场，全部焚化。一代人妖，化作一缕青烟，魂飞体灭了。
2月初的南京，已是春光明媚。这时，梅花山的景物已经改观。原来的汪坟上，建立起一座小亭，供游人憩息。山的南北两面，新开拓了两条小路，路旁各种花木丛生。周围环境修刷一新，与中山陵的秀丽壮观景色，遥相映对，风景如画。谁能想到，此地曾经是大汉j汪精卫葬身之地呢?
但此曲奏毕还有余音，也是在2月中的一天，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说是刚从国外赶回来，自称是汪精卫的女儿。先到南京市政府，要见马超俊，气势汹汹。马知道此人为何事而来，感到难以应付，拒不接见。这个女人又跑到黄埔路陆军总部，要求见何应钦，被卫兵拦住，不准进入。以后她每天来一次，见没有结果，耍起无赖，又哭又闹，破口大骂。她指责何应钦不应该把她父亲的坟墓搞掉，说什么:“南京不能葬，就让我运回广东好了，难道又碍你们的事吗?”最后又搬出汪生前那一套臭名昭著的丑恶历史作为要挟的资本，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之事。后来，肖毅肃看到这样闹下去不好交待，于是叫一个参谋来，带上两个警卫，身佩盒子枪，先给这女人来一个下马威，让她立即离开，否则，以捣乱秩序和袒护汉j罪论处。这样，才把她的气势压下去。她见来
势不妙，只好溜之大吉。至此，这段尾声也就结束了。
汪伪巨j的末日(1)
1945年8月，日本海空军太平洋战场一败涂地;苏联红军直入我国东北，横扫日本关东军;中国各抗日武装力量举行大规模反攻，给予日寇以致命的一击。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主子垮台了，南京汉j傀儡戏也就到了停锣收场的时候。8月14日，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去找到陈公博，说日本已决定投降。大小汉j得此消息，知道末日已到，大祸临头，吓得六神无主，乱作一团。陈公博急电上海的伪行政院长周佛海，并召集其他大汉j来南京商讨后事。
16日下午，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死到临头，仍争闹不休。周佛海先发制人，首先发言，主张发表一篇简短的宣言，宣布伪南京政府结束就行了，其余问题，会上一概不必谈。接着，他的死党梅思平拿出一份事先草拟好的“宣言”稿子，当场念了一下，没经讨论，即算通过。陈公博急得汗流满面，急切地说:“结束机构容易，但我们所涉及的人很多，如何善后，应该想个办法。”周佛海立即打断:“宣言通过就算了，还谈什么其他问题!”说罢，拂袖而去。汪伪政府的送葬会议，就这样在慌乱中散场。
当晚，伪南京政府宣布解散。树倒猢狲散，大小汉j鸡飞狗跳，惶惶然各自寻找出路。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下场呢?
汪伪政权的二老板陈公博的被捕经过，颇为曲折。1945年8月30日，正是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的第十五天，重庆《新民报》以“陈公博畏罪自杀”这一醒目标题，登载了一则短新闻:“南京政府”代主席陈公博，昨天自杀受伤，本日已因伤逝世。
看到这一消息，人们拍手称快，并不以为奇。因为这个屈膝投降、卖国求荣的大汉j，罪恶累累。如今他的主子完蛋了，他也该毙命消魂了，因为社会不需要他的存在，人民不需要他的苟活。
但是，也有人对此存在疑问。像陈公博这样在侵略者面前丧失民族气节贪生怕死的民族败类，竟会自杀，从逻辑上讲也使人难以理解。
当时，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是这样向蒋介石提到此事:“现在外面有传说，说陈公博已经自杀。但事实上没那么简单，学生已经派人查访去了。”蒋介石沉思一会儿说:“陈公博自杀?”遂又道:“那才见鬼哩!一定是躲到哪里去了，说不定还有许多珍珠宝贝。给我去找!”
陈公博到底哪里去了呢?是丧生黄泉?还是匿藏在什么地方?军统特务又是如何搜寻他的下落的?结果怎样那是后话。回过头来，我们看看日本投降后第十天的下午发生在日本本州岛鸟取县西郊的米子军用机场的一幕。这个已遭战争破坏空无一人的机场，十分寂静，突然一架从西方飞来的破旧不堪的c飞机降落在该机场。飞机停稳后，机门打开，出来的第一个人是侵华日军顾问小川大尉。随后下来的是七个中国人。小川截住一辆载货汽车把这
七个人送到市区一家小旅馆中。第二天，日本外务省派来前汪伪政府经济顾问冈部长二及事务官山本和科长吉川等人，他们把这七个人用飞机接到了日本京都。他们不肯住预定的京都旅馆，移居到郊外较幽静的金阁寺。而且畏缩在寺里，不敢迈出一步。这一伙到底是何许人也?
汪伪政权的死党（右起）林柏生、陈群、陈公博、褚民谊、陈君慧。这是1940年5月10日，以陈公博为专使的“赴日答礼使节团”成员在乘坐的“太洋丸”上的合影。
这其中有南京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伪实业部长陈君慧、伪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周隆庠、经理总监何炳贤。为首的那个人就是谣传“畏罪自杀”的伪南京政府代主席陈公博，另外两人是陈公博的夫人李励庄、秘书兼姘头莫国康。众人皆知，这七个人就是伪政权的一群死党。
陈公博等为何要在日本投降之后，在“自杀”的烟幕下逃亡日本呢?
抗战前，陈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等职，为国民党改组派的首领之一。抗战爆发后，他随汪投敌，当上了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1944年12月20日，汪的棺材在南京梅花山下葬的前一天，陈公博正式就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随之又兼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长、新国民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禁烟总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军校校长等职。陈几乎囊括了所有党、政、军的头号伪职。
陈是汪精卫的忠实信徒，死心塌地的降日贼。然而，到了日本投降前夕，陈也感到末日来临，又要改换门庭，寻条生路。他见周佛海与军统特务频送秋波，暗中来往，也紧步后尘，送函重庆，愿立功赎罪，听候驱使，表示将以三十六万大军警备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完整交给蒋介石。
但事实打破了陈的梦想，蒋介石对陈以外的其他汉j的一系列任命，使他备受冷遇。他决心再做努力，又密电蒋介石，将南京政府解散经过和善后意见、日军撤退步骤等报告蒋介石，并提出许多建议，但仍?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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