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一旦开始动笔写起涪陵，哪怕刚刚才写第一页，我就已经明白，有些东西变得不一样了。

    文字汩汩涌出，一切都在我脑中活灵活现地冒了出来；当我回过头重读那些段落章节时，它们宛如珠玑一般叮当作响。

    我意识到，我的写作意欲已经完全改变，调子变得更深沉了；增添了一种新的信心，其中的描述和幽默信手拈来、十分自然。

    部分原因是我收集写作素材时的认真，但也反映了一种新的成熟。我方才明白，在涪陵所面对的那些挑战迫使我成长，而这种新的成熟让我的写作有了新的深度。

    就这样，我的写作速度快了起来，每天都能够写上五六页。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没干过别的。

    我一般上午写作，中午的时候出去跑上十英里或者更远的距离。下午和晚上我会继续写作。

    夜里，我会梦到涪陵，有时甚至醒来后发现眼里满含泪水，因为我太想念那里了。

    我在四个月内写出了《江城》的初稿。期间，我也向美国的各大报纸和杂志寄去求职信。

    我依旧怀揣这样的梦想——先从给美国的出版物干活儿开始，不论迟早，他们总会派我担任驻华记者。

    但很快我就明白，没人对我感兴趣。实际上，他们甚至都没有给我亲笔回复——《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费城问讯者报》、《芝加哥论坛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给我寄来的都是格式化的回绝函。

    只有《洛杉矶时报》给我寄来了亲笔回信。那位编辑说，他很喜欢我写的东西，对我的中国经历也很感兴趣；可我缺乏正式的从业经验，他们不可能聘用这样的人。

    他还建议我先从美国的小报干起。如果我以此为起点，通过几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最终有望在大报找到活儿干。

    然后，我得通过苦干来再次证明自己，也许在几年后将担任驻华记者。

    那样的话，至少需要六年我才能回到中国。《江城》快要封笔的时候，我收到了最后一封回绝函。

    这时，我感到身心俱疲，因为我写得太快了。写最后一章的时候，我尽量不去理会那些回绝函，强迫自己聚焦于

    “涪陵”。写完最后一个字，一切都犹如崩溃了似的。我陷入了可怕的沮丧之中——我霎时明白，我二十九了，找不到未来，找不到回中国当记者的路子。

    至于《江城》，我也觉得糟糕透顶。这本书似乎一文不值——不过小孩子的写作水平而已。

    我完全无所适从，也想不起我在书里表达了什么样的观点。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作家在完成了高强度的写作之后，都有过类似的崩溃体验，就好似十月怀胎的妈妈们一朝分娩，接着遭受产后抑郁的折磨。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