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部分阅读
。台湾李敖说过,他是中国白话文第一把手,不知道他看了王小波的文字还会不会这么说。真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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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只出理论家,权威理论的阐释者和意识形态专家,不出思想家,而在我看来,小波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家。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贯穿在他的整个人格和思想之中。读过他文章的人可能会发现,他特别爱引证罗素,这就是所谓气味相投吧。他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理的教条主义的东西。我对他的思路老有一种特别意外惊喜的感觉。这就是因为我们长这么大,满耳听的不是些陈词滥调,就是些蠢话傻话,而小波的思路却总是那么清新。这是一个他最让人感到神秘的地方。我分析这和他家庭受过冤枉的遭遇有关。这一遭遇使他从很小就学着用自己的判断力来找寻真理,他就找到了自由人文主义,并终身保持着对自由和理性的信念。不少人可能看过他写的沉默的大多数,里面写到“文革”武斗双方有一方的人咬下了另一方人的耳朵,但是他最终也没有把那耳朵咽下去,而是吐了出来。小波由此所得的结论极为深刻: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即使是在那么疯狂的年代也是难以违背的,比如说不能吃人。这就是人类希望之所在。小波就是从他的自由人文主义立场上得到这个结论的。
小波在一篇小说里说:人就像一本书,你要挑一本好看的书来看。我觉得我生命中最大的收获和幸运就是,我挑了小波这本书来看。我从1977年认识他到1997年与他永别,这20年间我看到了一本最美好最有趣最好看的书。作为他的妻子,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失去了他,我现在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小波,你太残酷了,你潇洒地走了,把无尽的痛苦留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虽然后面的篇章再也看不到了,但是我还会反反复复地看这20年。这20年永远活在我心里。我觉得,小波也会通过他留下的作品活在许多人的心里。樱花虽然凋谢了,但它毕竟灿烂地盛开过。
我想在小波的墓碑上写上司汤达的墓志铭这也是小波喜欢的:生活过,写作过,爱过。也许再加上一行:骑士,诗人,自由思想家。
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李银河3
我最最亲爱的小波,再见,我们来世再见。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再也不分开了
我们曾经拥有李银河1
1988年,我们面临回国与否的抉择。我们的家庭从1980年结婚时起就一直是个“两人世界”我们是自愿不育者,所以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就仅仅是我们两个人今后生活方式的选择,剔除了一切其他因素。
这个选择并不容易,我们反复讨论,权衡利弊,以便作出理性的选择,免得后悔。当时考虑的几个主要方面是:
第一,我是搞社会学研究的,我真正关心和感兴趣的是中国社会,研究起来会有更大的乐趣。美国的社会并不能真正引起我的兴趣,硬要去研究它也不是不可以,但热情就低了许多。小波是写小说的,要用母语,而脱离开他所要描写的社会和文化,必定会有一种“拔根”的感觉,对写作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
第二,我们两人对物质生活质量要求都不太高。如果比较中美的生活质量,美国当然要好得多,但是仅从吃穿住用的质量看,两边相差并不太大,最大的遗憾是文化娱乐方面差别较大。我们在美国有线电视中每晚可以看两个电影,还可以到商店去租大量的录像带,而回国就丧失了这种娱乐。我们只好自我安慰道:娱乐的诱惑少些,可以多做些事,虽然是一种强制性的剥夺,也未尝不是好事。
第三,我们担心在美国要为生计奔忙,回国这个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如果一个人要花精力在生计上,那就不能保证他一定能做他真正想做的事,也就是说,他就不是一个自由人。在中国,我们的相对社会地位会高于在美国,而最可宝贵的是,我们可以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搞社会学研究,对于小波来说就是写小说。除了这两件事,任何其他的工作都难免会为我们带来异化的感觉。
回国已近十年,我们俩从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除了我们俩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之外,我已经出版了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等七八本专著和译著;小波则经历了他短暂的生命中最丰盛的创作期,他不仅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成为唯一一位两次获联合报系中篇小说大奖的大陆作家,而且写出了大量的杂文随笔,以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他生前创作的唯一一个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得了阿根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并成为1997年戛纳电影节入围作品,使小波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上为中国拿到最佳编剧奖的第一人。
回国后最好的感觉当然还是回家的感觉。在美国,国家是人家的国家,文化是人家的文化,喜怒哀乐好像都和自己隔了一层。美国人当老大当惯了,对别的民族和别的国家难免兴趣缺缺,有的年轻人竟然能够问出中国大陆面积大还是台湾面积大这样无知的问题。回国后,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文化是自己的文化,做起事来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在中国,有些事让人看了欢欣鼓舞,也有些事让人看了着急生气,但是无论是高兴还是着急都是由衷的,像自己的家事一样切近,没有了在国外隔靴搔痒的感觉。尤其是小波近几年在报刊杂志上写的文章,有人看了击节赞赏,有人看了气急败坏,这种反应能给一位作者带来的快乐是难以形容的。
小波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为之开过专栏的三联生活周刊的负责人朱伟先生说,人们还远未认识到小波作品的文化意义。小波的文章中有一种传统写作中十分罕见的自由度,看了没有紧张感,反而有一种飞翔的感觉。他的反讽风格实在是大手笔,而且是从骨子里出来的,同他的个性生活经历连在一起,不是别人想学就能学得来的。小波去世后,他开过专栏的南方周末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对不能再读到他的文章扼腕叹息。甚至有读者为最后看他一眼从广州专程坐火车赶到北京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看到有这么多朋友和知音真正喜欢他的作品,我想小波的在天之灵应当是快乐的。
我们曾经拥有李银河2
虽然小波出人意料地过早地离开了我,但是回忆我们从相识到相爱到永别的20年,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们曾经拥有幸福,拥有爱,拥有成功,拥有快乐的生活。
记得那一年暑假,我们从匹兹堡出发,经中南部的70号公路驾车横穿美国,一路上走走停停,用了10天时间才到达西海岸,粗犷壮丽的大峡谷留下了我们的足迹;然后我们又从北部的90号公路返回东部,在黄石公园“老忠实”喷泉前流连忘返。一路上,我们或者住汽车旅馆,或者在营地扎帐篷,饱览了美国绚丽的自然风光和大城小镇的生活,感到心旷神怡。
记得那年我们自费去欧洲游览,把伦敦的大笨钟巴黎铁塔和卢浮宫罗马竞技场比萨斜塔佛罗伦萨的街头雕塑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尼斯的裸体海滩蒙地卡罗的赌场威尼斯的水乡风光一一摄入镜头。虽然在意大利碰到小偷,损失惨重,但也没有降低我们的兴致。在桑塔路其亚,我们专门租船下海,就是为了亲身体验一下那首著名民歌的情调。
记得我们回国后共同游览过的雁荡山泰山北戴河,还有我们常常去散步和作倾心之谈的颐和园玲珑园紫竹院玉渊潭樱花盛开的时节,花丛中有我们相依相恋的身影。我们的生活平静而充实,共处20年,竟从未有过沉闷厌倦的感觉。平常懒得做饭时,就去下小饭馆;到了节假日,同亲朋好友欢聚畅谈,其乐也融融。
生活是多么的美好,活着是多么好啊。小波,你怎么能忍心就这么去了呢我想,唯一可以告慰他的是:我们曾经拥有这一切。
绿毛水怪和我们的爱情李银河
最近,一帮年轻时代的好友约我出去散心,其中一位告诉我,小波的绿毛水怪在他那里。我真是喜出望外:它竟然还在我原以为已经永远失去了它。
绿毛水怪是我和小波的媒人。第一次看到它是在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这是一部小说的手稿。小说写在一个有漂亮封面的横格本上,字迹密密麻麻,左右都不留空白。小说写的是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恋情。虽然它还相当幼稚,但是其中有什么东西却深深地拨动了我的心弦。
小说中有一段陈辉男主人公和妖妖女主人公谈诗的情节:
白天下了一场雨,可是晚上又很冷,没有风,结果是起了雨雾。天黑得很早。沿街楼房的窗口喷着一团团白色的光。大街上,水银灯在半天照起了冲天的白雾。人汽车影影绰绰地出现和消失。我们走到10路汽车站旁。几盏昏暗的路灯下,人们就像在水底一样。我们无言地走着,妖妖忽然问我:“你看这夜雾,我们怎么形容它呢”
我鬼使神差地作起诗来,并且马上念了出来。要知道我过去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一点作诗的天分。
我说:“妖妖,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
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上,
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
妖妖说:“好。那么我们在人行道上走呢这昏黄的路灯呢”
我抬头看看路灯,它把昏黄的灯光隔着的雾气一直投向地面。
我说:“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
妖妖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陈辉,你是诗人呢”
从这几句诗中,小波的诗人天分已经显露出来。虽然他后来很少写诗,更多的是写小说和杂文,但他是有诗人的气质和才能的。然而,当时使我爱上他的也许不是他写诗的才能,而更多的是他身上的诗意。
小说中另一个让我感到诧异和惊恐的细节是小说主人公热爱的一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不大知名的书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小波在小说中写道:“我看了这本书,而且终生记住了它的前半部。我到现在还认为这是本最好的书,顶得上大部头的名著。我觉得人们应该为了它永远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看到绿毛水怪之前,刚好看过这本书,印象极为深刻,而且一直觉得这是我内心的秘密。没想到竟在小波的小说中看到了如此相似的感觉,当时就有一种内心秘密被人看穿之感。小波在小说中写道男主人公第一人称:
我坚决地认为,妖妖就是卡加郡主,我的最亲密的朋友,唯一的遗憾是她不是个小男孩。我跟妖妖说了,她反而抱怨我不是个女孩。结果是我们认为反正我们是朋友,并且永远是朋友。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本小说我如今已记忆模糊,只记得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卡加郡主和涅朵奇卡接吻,把嘴唇都吻肿了,这是一个关于两个情窦初开的小孩热烈纯洁的恋情的故事。我看到小波对这本书的反应之后,心中暗想:这是一个和我心灵相通的人,我和这个人之间早晚会发生点什么事情。我的这个直觉没有错,后来我们俩认识之后,心灵果然十分投契。这就是我把绿水毛怪视为我们的媒人的原因。
在小波过世之后,我又重读这篇小说,当看到妖妖因为在长时间等不到陈辉之后蹈海而死的情节时,禁不住泪流满面。
陈辉站在海边大海浩瀚无际,广大的蔚蓝色的一片,直到和天空的蔚蓝联合在一起。我看着它,我的朋友葬身的大海,想着它多大呀,无穷无尽的大;多深哪,我经常假想站在海底,看着头上茫茫的一片波浪,像银子一样。我甚至微微有一点高兴:妖妖倒找了一个不错的藏身之所我还有一些非非之想,觉得她若有灵魂的话,在海里一定是幸福的。
我现在想,我的小波就像妖妖一样,他也许在海里,也许在天上,无论他在哪里,我知道他是幸福的。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也不乏艰辛,但他的生命是美好的,他经历了爱情创造亲密无间和不计利益得失的夫妻关系,他死后人们对他天才的发现承认赞美和惊叹。我对他的感情是无价的,他对我的感情也是无价的。世上没有任何尺度可以衡量我们的情感。从绿毛水怪开始,他拥有我,我拥有他。在他一生最重要的时间,他的爱都只给了我一个人。我这一生仅仅因为得到了他的爱就足够了,无论我又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磨难,小波从年轻时代起就给了我这份至死不渝的爱就是我最好的报酬。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李银河
四月是小波去世的日子。我想起了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一个诗句: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这句诗出自荒原,过去读过,只是觉得奇怪:诗人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为什么不是七月为什么不是十二月听上去这并不是一个理性的判断。但是诗人肯定感觉到了什么。
小波去世之后,这个诗句骤然炸响在我耳边,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和诡秘。震惊之余,我仔细琢磨这句诗的含义,心中模模糊糊有了一些感觉。我想,诗人对四月的感觉可能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新的生命拼命破土发芽,以它们盲目的生猛的生命力破坏掉所有生命力不够强劲的物种,不顾一切地生长和绽放,使人们在赞叹它们的力量的同时,对逝去的一切感到黯然神伤。所以诗人说: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这些日子,北京的杨树柳树都发芽了,最早是迎春花开了,然后是桃花,然后是樱花。整个城市散发着一种姹紫嫣红的残忍气息。在一周之前,我走在路上,看着绿的树和红的花,想道:九年前的今天,小波的生命还剩下七天的时候,他知道吗他感觉到了吗今天,我又走在路上,想着九年前的今天,小波给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我发出了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他写道:北京风和日丽,我要到郊区的房子去看看了。可是就在次日凌晨,他的生命飘然而去。这对于正当壮年的他是多么残忍。这对于我又是多么残忍。如果我是艾略特,我怎能不说: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小波就这样在这残忍的四月残忍地离我而去。现在的他,已经在一个脱离了肉体而只有精神的地方了。他远离了世俗的一切。他远离了世间所有的美好,也远离了世间所有的丑陋。他远离了爱情亲情和我对他的思念,重新成为一个孤独的灵魂。他俯视着我们,他俯视他曾深爱的一切。
幸运的是,他留下了一些闪光的文字。就像小波在年轻时有一次所写的:“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刻,我站在那一个门槛上,从此我将和永恒连结在一起因为确确实实地知道我已经胜利,所以那些燃烧的字句就在我眼前出现,在我耳中轰鸣”我想,那是他感觉到自己已经写出了一些真正能够不朽的文字的时刻的欣喜体验。小波用他的文字继续保留着他的生命。其实,他并不是那些已经逝去的,而是正在欣喜地欢歌着生长着的,在这残忍的四月。
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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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字是一个接头暗号李银河
王小波身后出现了一个奇特而略带神秘感的现象,那就是,有不少读者不约而同表达过这样一种感觉:王小波就像一个接头暗号,这些人从别人对王小波的喜爱程度辨别对方是否同类。我们当然知道,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圣殿骑士,他们也没有什么关于圣杯的秘密盟誓,那么,这些人所感觉到的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他们引为同道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这个问题使我陷入沉思。想来想去,想到了下面一些东西,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的正确谜底:我首先猜测,这些人喜欢王小波的自由精神。王小波一生酷爱自由,不懈追求自由的价值自由的写作和自由的生活方式。即使在肉体最不自由的时代,他也没有放弃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自由在我们这个传统的东方国度是一种很稀少的东西,而王小波钟情于它,倾毕生精力用他美好的文字讴歌自由。因此,那些喜爱特立独行的自由价值的人当然会将他引为同道。
其次,这些人或许是喜欢王小波的平等精神。王小波最反感任何将人分为等级的事情。他的身上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平民气息。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他的写作中,他最厌恶将人分为等级的做法。他甚至不喜欢听像“使命”“拯救”这类堂皇的词,觉得自己完全不比任何人更高级以致有资格去拯救任何人的灵魂。在现代社会,平等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基本价值。
再次,我猜这些人喜欢王小波对智慧的热爱。他在许多场合抨击愚昧,赞美智慧。他对人类发展至今所积累的各种知识和智慧有一种真正的爱好。凡是能挑战人类智力的事业他都跃跃欲试。虽然他不可能什么都学,什么都做,但是他对反智的倾向有一种刻骨的憎恨,这一点也许引起了同样爱智慧的人们的共鸣。
还有,这些人也许喜欢王小波所创造的美。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看家本事是创造美。对于他创造出来的美,有些人看得出来,有些人看不出来。而那些看出来的人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接头暗号,以此来辨认审美上的同道。
最后,我猜有比前面几项比例要大得多的一批人是喜欢王小波的幽默反讽和有趣。在一个无趣化倾向四处弥漫铺天盖地的时代,王小波以他独特的幽默感引起人们的共鸣,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郁积起来的烦闷得到了一个痛快淋漓的宣泄。因此王小波的名字才成为这批快要被烦死的人寻找其他淘气鬼的接头暗号。
我常常觉得,王小波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天真烂漫嘴无遮拦的孩子,他就在那个无比庄重却又无比滑稽的场合喊了那么一嗓子,使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继而露出会心的微笑。后来,这批人把这个孩子当成宠儿,并且把他的名字当成了他们互相认出对方的接头暗号。
2005年3月23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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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善良,更希望聪明王锋1
真正能思想的人并不那么多,能从思想中得到快乐者更是寥寥,王小波就是其中一个。想找王小波。一路上,引见的朋友一再铺垫。夫妇俩十分朴实平易,一点儿不像喝了多年洋墨水的,典型的中式布衣学者。
门一开,没想到王小波个儿挺高。一件泛黄的棉衬衣皱巴巴吊在腰间,裤脚卷至小腿,像一个刚从地里收工回家的农民。他家里的陈设跟衣着一样简单,一间房里,除了贴墙的两面书柜,就是并排而立的两部电脑。“我们俩几乎整天整天坐在电脑前。”王小波说这话时声音嚅嚅的,有些不好意思。
对王小波的采访在电脑旁进行。他两眼漫不经心地盯着屏幕,双手机械地敲打键盘。人整个儿地斜倚在背椅上,双脚滑得老远,像一个正玩着游戏机的孩子。
谈话十分艰难。面前的他一点不像文章里表现的那样机智俏皮滔滔不绝。稀稀松松的话语只是浅浅地在思维表层滑过,那声音囫囵而破碎,好像来自一台走音的录音机,而不是大脑。
但我不想放弃。我想知道那些激情而又机巧的思想是如何隐藏在这不显山水的包装里的。
王锋:和您谈话真是很困难。您是拙于言辞,还是懒得开口是不是觉得说话是件很痛苦的事
王小波:说得对。在我不会说话的时候最想说话;在我真正能说,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反倒沉默了。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尤其大会小会,从不说话。你们这代人,无法想象我们是在怎样的话语环境里成长的。对任何话语的反感成了我们的病态习惯。但是不说话也不是不会说。会上不说,回到宿舍就妙语连珠,以至有人说我的话具有“不可复述性”,连打小报告都难。
这么说,不说话并不表明你停止了思想。你是不是更喜欢独自沉溺于思想的快乐
当然。与说话相比,思想更加辽阔饱满。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却失去了这种快乐。记得那时我在农村插队,生活很苦,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也就没有了思想的乐趣。傍晚时分,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无所依托。我当时年轻,害怕这么活下去,衰老下去。没有思想,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后来进了大学,才走出那段噩梦一样的日子。那时我多么快乐呵,读了很多书,科学对我来说无比新奇。它逻辑完备无懈可击,真是这个平凡的世界上罕见的东西。与此同时,我也得以了解先辈科学家的杰出智力。这就如同和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虽然自己总被击败,但也有机会领略妙招,真是快乐。
谈到思想的乐趣,我总想到我父亲的遭遇。我父亲是位哲学教授,可谈起一生的学术经历,他却说像演了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言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思想体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结果虽然他热爱科学并且很努力,一生中却没得到思想的乐趣,体会到的全是思想的恐慌。
人一思想,往往就对某些既定的东西产生更复杂的判断。比如说善与恶。你在诱供。这好像不是个能自圆其说的问题。
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低格调的思想。这说法听上去不错,却让我不解。因为高尚思想和低下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持他思想的延续性。
菲尔丁曾说,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绝无仅有。我希望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让我更聪明,而不是相反。
我一生最善良的时候,是当知青的时候。当时我一心要解放全人类,丝毫没有想到自己。同时我要承认,那也是我最愚蠢的时候。所以不仅没干成什么事,反而染上一身病,丢盔弃甲地逃回城里。
如果让我举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时候,那就是现在了。可能喜欢琢磨了,现在谁要我去解放什么人的话,我肯定要先问问,这些人是谁,为什么需要帮助;其次还要问问,解放他们是不是我力所能及;最后还要想想,自己直奔云南挖坑,是否于事有补,京郊就有好多坑待挖呢。这么想来想去,也就不会去了。无论如何,我现在总算有了自己的善恶标准,真是有幸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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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善良,更希望聪明王锋2
不要怪我拿腔拿调,不容易呵。我们民族有很多才智之士,没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了。想到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个,心中黯然。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不过道德也是个模糊性很大,充满变数的东西。你在一篇文章中曾谈及目前存在一种“道德保守主义”,很让人泄气,请详尽谈谈。
说起这我想起一件事。去年夏天,我到外地开会。看到一位男会友穿了一件文化衫,上面龙飞凤舞地书写了一串英文:“ok,lets pee”总的来说,这口号让人振奋,因为它带有积极振奋的语调,这正是我们都愿意看到的。但是这个“pee”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只觉得它念起来虽语音亢奋但不大对头。回来一查,果不出所料,是“尿尿”的意思。这样,我就觉得这话不那么激动人心了。提这事,不是要讨论小便问题,而是想指出,在提倡做一件事之前,首先要明白是在干什么,再决定是否需要积极和振奋。道德也是这样,得先看清它的价值取向,再决定值得提倡与否。否则很可能南辕北辙,造成大祸害。“道德保守主义”和这种盲目提倡和进取本质上是一回事。具体的这里不好说,扯起皮来没完没了。道德是个球,谁都可以踹上一脚。说出这种倾向,只是为了提醒大家,不要被公众道德吓倒,重新思考一下它的前提。
不谈这些抽象的东西了,还是聊聊你的小说吧。这两年你被人关注,就是几篇响当当的小说,人们不知道编故事的王小波和那个做学问的王小波是不是一个人,似乎有点突如其来。
也不是吧。我从小就好小说对不起,说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演艺明星介绍自己的艺术天分但真的,我打小就看小说成癖。小学四五年级,我就能看懂马克吐温的黑色幽默了。写小说比我做学问的时间开始早,只是不怎么发表,自娱自乐。做学问是为了明辨是非,写小说则是为了自在有趣。我喜欢写小说时的隐蔽和自由,非常personal。自己和自己对话,不碍别人的事。
截至目前,你自己感觉最好的是哪一篇
还是黄金时代吧。这小说用了我很多时间和才华,写得很精致,倾注了我对小说的许多想法。“性”是一个人隐藏最多的东西,是透视灵魂的真正窗口,这点黄金时代写得有些境界。对不起,我是不是像在夸别人的小说,这么没节制不要见怪,我并不常这样。
你写小说确实是很个人的行为。听说你还不是作协会员
不是,也没想过要去填表。都说有个文学圈,我也不知道在哪。不久前去开一个文学流派的什么会,听了两天没听懂,就回来了。
看来你很封闭,但也很完整。似乎从没见你介入文坛的一些争论里。
意思不大。现在社会轰轰烈烈的文化事件很少发生了,可有些人还想说话,于是就心虚地大着嗓门在那儿干嚷。别人不喜欢他的作品,他就利用阵地组织讨论,说别人智商低下,甚至道德有问题。我现在既不看国产电影,也不看电视剧,而且不看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比方说,贾平凹先生的废都,我就坚决不看,生怕看了以后会喜欢虽然我在性道德上无懈可击,但我也深知,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老婆那样了解我。事实上,你只要关心文化领域的事,就可能介入论战某一方,自己也不清白。我像本世纪初的一个爪哇土著人,这种人生来勇敢不畏战争,但是更注重清洁。所以,他们敢于面对枪林弹雨,却不敢向秽物冲杀。荷兰殖民军和他们作战时,就把屎橛子劈面掷去,使他们望风而逃。道德方面的非难就如飞来的粪便使我胆寒。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现在的文化领域是个屎橛纷飞的场所不是的,我只是说,它还有让我胆寒的气味。所以,如有人以这种态度论争,我习惯性的动作是,逃到安全距离以外。
除了小说,接下去你还想干什么呢
还是写小说。别的事我干不地道。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你也听出来了,就是说,小说我是能把它做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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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最初的与最终的黄集伟1
做广播读书节目“孤岛访谈”,采访的第三位嘉宾便是王小波,时间大概是在1995年的秋天。此前,我对王小波所知不多。我的采访预案,除去那个广播读书节目的一些技术性规定外,主要来自我阅读黄金时代后留下的印象:一个少见的高智商的作家。
按照朋友给我的电话,我和王小波联系上。我提出采访录音诸多事宜,他一口答应。如约前往,我和他都有些拘谨。我深知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聪明人,所以言谈不很放松。王小波话更少。我问一句,他几句话便已说清。这迫使我不停地在现场加入新的提问。在读书节目的一些规定性问题完成后,我迫不得已请他谈小说。这时,王小波的话开始阳光灿烂。更放松的交谈是在这“灿烂”之后。如果不是为电台作广播读书节目,我相信,真正的采访应该从那时开始而那些交流已没有录音,没有笔记。
我相信王小波知道,所谓“孤岛”设置,仅仅是一个“包装”。这个包装试图让被访的人没有武装,实话实说。
我开始提问
欢迎光临“孤岛”。和一位学者兼小说家在“孤岛”上交谈,想来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先请你用你认为合适的方式“自我吹嘘”一下,好么
很简单,一点不是“吹嘘”。我过去是一名教师,现在在写小说。
无论是做研究,还是写小说,我想,概括地说,你是一个“立言者”。在今天,我想大凡立言者都会有一些苦闷或说寂寞。请你到“孤岛”做客,希望你能过得轻松愉快。直奔主题,你想带一本什么样的书去“孤岛”
我理解你的“孤岛”,是要熬时间。所以,我想带一本能熬人的书比方说带一本习题集,比方说基米诺维奇编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或者是一本几何学大辞典这些都是最能熬人的书了。要不就带本棋谱吧。我想也可以。
几年前,你出版过一本小说,叫黄金时代。我想更多的人是通过这本小说了解你的你的个人经历很丰富。所以,无论是带习题集还是棋谱,到了“孤岛”这样一个我们假定的目的地后,不知是否会让你回想起从前在云南插队时的情形
肯定可以了。因为当时就跟我在假定中现在到达的这个“孤岛”的情况差不多。没电视,没电影,没什么文化消遣。所以,无论多么难看的小说在那种情况下都不难看。当然,最耐看的恐怕还是习题集。因为有很多难题可做,时光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比如基米诺维奇编的高等数学习题集,它是一本微积分的习题集,里面有好多特别困难的数学题,做起来很耗时间,几何学大辞典是一本很旧的书,它里面有很多初等数学题,可能在初等数学的题中是最难的了,有各种各样怪极了的几何题,要做的话很耗时间实在闲着没事儿,我觉得做题也是一种消遣。有一段时间,我就靠做题打发时光。
什么时候
做几何学大辞典是从云南回京在家病休的时候,我做了好多平面几何的题;做基米诺维奇习题是说来不好意思,是我太太比我先出国两年,我一个人在家没事儿,就来做一些微积分的题。打发时光的一种办法吧。
这种消遣方式好像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那很可能。我想这是一种最终的方式了。因为在此之前,你可能试过打扑克,或者是找一个什么人下下棋之类的。可是时间过来过去,就会发现前面这些消遣方式都越来越不管用了。最后就剩下“做题”了。
讲讲你的故事。
当年我刚下乡的时候,很喜欢下棋。其实,小时候我就很喜欢下棋。有一段时间,棋下得还相当不错。在乡下我每天晚上和人家下十几盘棋。那时,我的棋在业余的人里面算好的,后来越下越差,越下越差,最后连刚刚会走子儿的人都下不过了。所以,在那种地方,要靠下棋或打扑克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在黄金时代中,你曾说同意罗素的一个意见,即“一本大书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灾难”。你还说,即或是一本“小书”,也同样。这种关于书籍的“灾难说”,是否表明你对书籍的一种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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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最初的与最终的黄集伟2
我觉得一本书,在写作的时候,虽然也很艰难,但是更难受的,在咱们这里,恐怕是出版的过程。国外的作者,比如说法国的小说家杜拉斯,她就说过,一部小说在出版之前你要不停地修改,把所有不好的地方都改得使自己最终满意,而做的最后一件事儿恐怕就是把这本书交给出版社,让它和读者见面。在这之后,这本书和作者就没有关系了。我想这是一种写书人内心的经历。可是在咱们这里,往往是这本写完了以后,改够了以后,交给出版社以后还是出不来。这个时候你就比较着急了。这成了写书人不得不“附加”的一个经历。
黄金时代是不是就遇到一些波折
还挺多。前前后后拖了有两年多。不过要跟别的人碰到的情况相比还算是好的呢
有传说说黄金时代完全是由你太太替你策划向出版社推销的,是么
这肯定不准确。没有这件事。
描述一下你个人对书的感情
有的书从我手上“过”后,完整得像新书一样;可有的书从我手上“过”了以后,就几乎要分解了。因为我看书,一旦被我看中以后,就要反反复复看,甚至几十遍地看,最后把一本书看垮了。可有的书只是草草一看,整个儿就没看进去。书从我手中“过”后的样子就可以看出我对这本书的感情。我越喜欢的书可能被我摧残得越厉害。
举一本被你摧残得非常厉害的书可不可以
可能就是当年我到云南去时带的一本奥维德的变形记。这本书简直活生生地就被看没了。不过恐怕主要是因为在那儿没书看变形记其实是古罗马诗人的一个诗篇,可我看到的时候,它已经被译成散文了。但是感觉还是挺好的。因为从里面我知道了好多古希腊的神话,挺浪漫的。它是我挺怀念的青年时代的一种回忆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这本书。
带什么音乐去“孤岛”享用
就是带几首歌去听一下是吧那我就带卡彭特的歌玛丽凯琳的歌吧。不过我又有点儿拿不定主意。也没准带张披头士去。我喜欢披头士,主要是因为一听到披头士的音乐有时候就会想起70年代。当时,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奋斗,都在想改造社会,共塑一个美好的未来。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也碰到过一些当年的左派,对那个时代挺了解的。一听到披头士的歌,有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些事情,还是多少有点感动的。
音乐在你的平常生活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我有时候写东西就打开收音机,在调频台听一听流行歌曲,不过,也就跟春风过驴耳差不多。反正听了感觉舒适一点儿,但放的什么歌儿根本记不住。
一点儿记不住本月听什么了
一点儿都记不住反正是顺耳一听就是了。只有披头士,能留下一些印象。有时候,我一听到披头士,就静下心来听一听,由此就联想到70年代的情况。别的歌儿就没这么想过。
你在谈到披头士时,说到“个人奋斗”。你怎样理解“个人奋斗”
我说的是70年代世界青年们所共有的一种精神,都想改变社会把社会改变得更美好,让大家的未来变得更美好。不光是中国人,当时全世界的青年都是这样。这个精神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淡了,可那个时代想起来还是让人感动的。有一次,在纽约,很晚了,没地儿呆,有一个朋友就带我去找“左派”借宿,一下跑到一位美国70年代学生运动领袖的家里了当时他已经完全“落伍”了,他很穷,跟很多人住在一块儿但是,在他身上你恰恰可以感到一种跟我们国家老红卫兵相仿的气氛。世界各地好像都有这样的人。我对这类的“气势”还是挺仰慕的,挺怀念的吧。
你个人在情感体验上有与他们相似的地方
那就是当知青的时候了。当知青的时候有一个口号说,天下知青是一家,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反正碰到知青就有吃有住。也算是一种70年代的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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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个人经历阅历都很丰富。你在云南插过队当过街道工厂的工人民办教师。上大学的时候你念的是工科。后来到美国读硕士,你念的又是文科。有人开玩笑,说你经历之丰富,只比杰克伦敦差一点儿谈谈你对生活的见解
我各种各样的事儿都做过。但我觉得生活真好像是一个转盘一样,转来转去又转到起点上去了。比如说,我从特别小的时候就喜欢写小说,喜欢编故事,这个志向是最初的一个志向。转来转去自己还是停在自己原来的志向上了。我学过工,也读过文科,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弄过,但是最后终于有一天发现:最初的志向其实就是你最终的去向。
人最终不会委屈自己。为了生存,有时我们可能会委屈自己做一些事,可做不长一个人最后所做的事情,或许正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看黄金时代,我觉得如果仅看文字,很冷。冷漠冷淡可你书中所写的不少情节,仍让人感动。比如似水流年,你写到一位跳楼自杀的教授的长子,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点着几十支蜡烛守着老爸血肉模糊的脑浆
我觉得生活里的事情发生以后,大家的感触都是一样的。你所说的感触可能是由于我的写作风格所致。我自身的体会是,写起东西来还是应该举轻若重,举重若轻。一个感情很重大的事情你不需要去渲染它,你只要把它很朴素地写出来,读者自然会体会。你要是把它渲染了以后呢,倒是有一种“滥情”的嫌疑。至于很轻微的事件倒是可以举一反三地渲染一下,这是我的一种风格。我写小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我跟读者是完全可以沟通的。大家对“事件”的判断可能都是一样的,感触也一样。
在“孤岛”上,你是不是会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和做法
我也不会知道别人会在“孤岛”上怎么生活。不过我想,比如说读小说或者写小说,这是一个人心情好的时候才会做的事。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能做这种事的。硬做,读好小说糟蹋好小说,写小说也写不好。人在苦闷的时候,比较适合做一点智力的工作。比如说,要是可能的话,我不带cd盘。我带一个笔记本电脑去,我到孤岛上去编一套程序,也许更能适合当时的心境。不过我对你们的“孤岛”还不太了解按照你的设计,它是一座人间乐土也未可知。我个人把它想象成了一个挺耗人的地方。
如果让你挑,“孤岛”和你现在生活的城市,你选择哪一个
我还是选择现在的城市。因为“孤岛”虽然照你所说“衣食无忧”,还有各种好处,可是去了就出不来了好像丧失自由似的我还是不喜欢到一个丧失了自由的地方去呀
1995年,你的文章写少了,干吗呢
写小说。写一种很长的古怪兮兮的小说,历史题材的。可能有一种历史题材的小说还没有机会发表过就是古怪兮兮,比较个性化吧。其实,就我本心来说,还是愿意写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真正应该做的工作。我想,小说作者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解释自己;一种是到想象中去营造。前一类的小说家像海明威,纯粹到想象中去营造的像卡尔维诺,还有尤瑟纳尔,都是这样的作者。我觉得,一个真正的作家还是应该尝试做后一类作家。这样更有把握一点吧。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当学者写杂文,直到辞去公职做自由撰稿人,一心一意写小说,这前前后后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还是不同。写杂文的时候,主要还是在讲理,要使读者能够同意你。可是写小说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写小说是一个个性化的工作,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主要把自己表达好了就成了。所以,这两种事情要是伙在一块儿做也是挺困难的。静下心来写点小说也更合我的意愿。
你对自己的小说怎么看
有写的好的,有写的一般的大概是这么着。写的好的小说和写的一般的小说区别主要是工夫。有的小说写的时间非常长,反复修改,以求得一种完美的感觉。像黄金时代中的第一篇,篇名也叫黄金时代,就属于写的时间最长的小说。而有的写的时间就比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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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写了多长时间
写的时间很长了很早的时候就有草稿,到写成都十多年了。当然也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写就该成一个神话了。只不过是时而不写时而写。修改的时候,你可以从先前的旧稿里发现你自己已经变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已经不再那样想问题了这时候,你就要把它重新写过了。可能写到最后定稿的时候,突然就感到同意杜拉斯说的一篇小说写成之后,你也不愿再改了,就想把它交给出版社,让它和读者见面。黄金时代我觉得是我写的比较认真的一篇。其实可能是自吹吧,我觉得这种感觉都是大家所共有的:现代小说家往往都会有一两篇中长篇的精品,这些精品不是他其他作品可以比较的。现代小说有一种写法就是非常简约,非常完美,大概把一生的心血都耗费在里面了比如像杜拉斯的情人,或者是像杜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这两位作者都说过写这个作品花费了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个作品也确实是很完美。当然,我的黄金时代是不能跟这些大师的作品相比的。从这些小说中你可以体会到所谓现代经典的一种标准。再比如像君特格拉斯的猫与鼠,像尤瑟纳尔的一弹解千愁,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这一类的小说写得都不太长,可是却写得非常完美。完美与不完美,有时候我觉得与你是不是下决心把它写完美有很大关系。要把一部作品写完美,要耗费作者很多时间,占用作者很多精力。当然,我了解的也不是特别全面。但我想,一部现代小说的精品,往往是要把作者耗费尽的。所以作者们也不能做到篇篇如此。再有一个例子就是君特格拉斯的猫与鼠。这部小说我的意见是它写得非常非常好看,也合理,结构也非常好。铁皮鼓虽然比这本小册子有名得多,可它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可见作者是不是下定决心很重要。
你读了这么多的如你所言“现代小说经典”式的小说,谁对你的影响相对大一些
我恐怕主要还是以卡尔维诺的小说为摹本吧他的一些小说跟历史没有关系,他喜欢自由发挥他的一篇小说叫我们的祖先,就是自由发挥,可以算作是一种写法。其实也不叫“历史小说”。就叫“小说”好了。它常常在一个虚拟的时空里自由发挥,写出来相当好看,更容易进入一种文学的状态,不受现实的约束,和纪实文学也彻底划清了界限。
容易逃离现存的逻辑。
不受现实逻辑的约束,达到一种更为纯粹的文学状态。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写这样的小说,你是怎么一种状态
感觉挺好的很自由。觉得自己好像又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进入到另外一种境界。
你还说过你要写“未来小说”,有成品么
有啊,最近花城登了一篇,叫未来世界。但它也不是科幻小说,因为科幻小说又要受现有科学技术逻辑的限制我的“未来小说”也不受这个约束,自由想象。我还是比较喜欢在一个虚拟的时空中去写的。那是一种我比较喜欢的状态。
听你这样描述,它们好像和你的可以说已被受众接受了的黄金时代有很大差异你现在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好像你也不能完全不考虑你的受众。
是啊是啊。我想可能还不至于赔了吧我自己感觉是,一本书卖得很多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也不是批评别人,我自己一本书能卖到一万多册两万册,有一万多或者两万多读者来看,我自己就最满意了。再多了我不喜欢,再少了就赔本了。
未来世界发表后收到过什么反馈的意见么
不好意思。我比较孤陋寡闻。不过我估计也没什么好评可能好评会比较少。
你在这部小说上花的时间显然比当年花在黄金时代上的时间少。
这肯定是。我觉得一个作者可以是完全凭想象来工作,也可以解释自己。可是凭想象来工作的作者我想他一生总该有一次来解释自己。它和终身解释自己的作者的区别是他一生只做一次而不像有些人,总是重复在做。当然,一个人在解释自己的时候是最郑重最认真的了。我想,最好的小说可能还是应该出自解释自己的小说。解释自己的小说是最好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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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像愿意一次就做得非常完美,然后就不做了,去做别的。
我的看法是这样。作家嘛,就是不断地做文字工作。可解释自己这件事好像是人生的一种义务。它和作家做的一般工作好像应该有一点区别
没把自己解释清楚好像就有点儿不踏实。
可能是。当年龄再高,可能觉得还要解释自己。但解释完了之后就不想解释自己了。
再次感谢你。如果有机会,欢迎再到“孤岛”上来。
谢谢。
1995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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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性的态度田松1
1995年2月,我在王小波的寓所与他有过一次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这是一次非正式的采访。谈话的主题涉及个人经历社会现状与知识分子的处境,等等。根据录音,我把这些谈话包括口误甚至咳嗽逐一变成文字,把它作为我们某一时刻的生存状态的切片,希望几年以后,就同样的问题再做一个讨论,比较两个切片的差异,也许可以作为我们个人和社会演化的缩影。当时我与很多人有过类似的谈话,但由于我的懒惰,只有3个对话整理成文。现在,两年过去了,大家多多少少会有些变化。但对小波,我已不可能再做一个切片了。
这是我和小波唯一一次谋面,但谈话还算融洽,也无甚顾忌。当然免不了有误解,也有诡辩,有抬杠。非正式采访,谈话便很意识流。昨天把小波今年编辑的自选集我的精神家园翻了一阵,发现我们当年谈到的每一个问题,小波几乎都已有了清晰的表述。然而无论如何,这份原生形态的文字记录是我们的思想者王小波生命中的一个片段。
以下是那次对话的几个部分。对话本是连续的,小标题是整理时加上去的。
从反面看一看
田松:首先对你这些年的经历做一个大致的总结吧,然后谈谈对自己现状和社会现状的看法,以及知识分子的处境。近年来北京有几个杂志在谈这个问题,比如人文精神的失落。我看到你在东方上也在写一个社会伦理漫谈的栏目。
王小波:说是社会伦理,但我基本上都在谈知识分子的处境。
我自己的情况和知识青年差不多。中间失了学,后来又回来当知识分子,不过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一个学工的人可能觉得很痛苦,损失太大。对搞文的可能还有点好处。到底是什么好像也说不清楚。
我回顾底层生活的时候吧,可能跟别人不一样。我没看过年轮的小说,只看了电视剧。觉得和梁晓声的想法不大一样。“文化革命”,插队,有一个机会,可以对社会呀,意识形态呀,从反面看一看。年轮使我觉得有些人反面一课还没有上完。
反面一课你具体指什么呢
说出来可能比较严重。看到过社会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回来之后再当知识分子就大不一样。体验不一样。在美国的时候上了一个台湾有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课,下了课老找他聊,关于社会呀,政治呀,青年呀,他有个感触特别大,说你们和台湾同学比起来,知识肯定不行了,比较可贵的是你们对社会的了解比台湾人要强多了。有机会从反面看一看还是大不一样的。
你的反面就是指王二写的论文
可能有点吧,那个是开玩笑。咱们这个社会没有宗教,可意识形态就是宗教,有点神圣的,金科玉律的那种劲头。你要是当过知青就可能不信了。这种东西算什么呢算一种统治的权力吧。当了知青以后,统治的权力就要破灭了,想信也不信了。倒有个机会重新学习怎么生活吧。
你指的是彻底不信了,对任何一种都不信了
觉得意识形态挺虚伪的,不真实。
阿尔都塞就把意识形态和个人的关系定义为想象的关系。
是吗个人感受我估计咱们俩还能一致。因为有机会学一学科学还是挺有好处的。就跟罗素说的似的,近代人不再相信统治的权力,开始相信理性的权力。
那你认为梁晓声他们那些知青还是相信统治的权力。
他不是相信,他是渴望一种统治的权力。你想一想。你要不信的话,对当前的那些话,所有的事件,都会有个特别的感觉。你要是一个特理性的人,你看当前的事就有黑色幽默的感觉;重述当年</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