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去的另一篇《一别十年同口镇》写于1947年5月，是篇散文。所写的是作者所感受到的十年间同口镇的变化。

    这篇散文在《白洋淀纪事》初版里虽然收入，结尾却被无奈地改动。2000年三版时抽掉的三篇全数回归，《一别十年同口镇》的结尾也恢复了原始面貌。

    当年为什么先硬改结尾，后干脆抽掉？原结尾的那段文字便成了我们研究中国新文学进程的宝贵个案。

    孙犁原发时写的是：“进步了的富农，则在尽力转变着生活方式，陈乔同志的父亲、母亲、妹妹在昼夜不息地卷着纸烟，还自己成立了一个烟社，有了牌号，我吸了几口，确实不错。他家没有劳动力，卖出了一块地，干起这个营生，生活很是富裕。我想这种家庭生活的进步，很可告慰我那在远方工作的友人。”作家以平实的文字真实地记录下见闻，抒发出自己真实的感情，究竟犯了什么天条？

    现在当然憬悟，孙犁当时的思想感情，是对新民主主义的认同与揄扬。

    新民主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不是很适合中国国情么？当下的写作者，多有讲究

    “接轨”的，与市场接轨、与网络接轨、与动漫接轨、与各种文学奖项接轨、与西方文学潮流接轨……这些接轨，我以为都无可厚非，但是，再读孙犁，就觉得他那一辈作家里，像他那样与真实的生命存在接轨、与真实的大地呼吸接轨、与内心真实的感受接轨，最后，无形中也就与人类总体文明接上了轨。

    其遗产，到今天，于我们后来人，仍有启迪作用。81978年1月重版《白洋淀纪事》时

    “遵照编辑部建议”抽去的三篇作品里，有篇幅颇长的《钟》。这篇在《白洋淀纪事》集子里非常出彩的，为什么编辑部那时候建议抽掉？

    他们的顾虑是什么？孙犁1956年初夏完成《铁木前传》后，就抱病挂笔了。

    我们再也看不到《铁木后传》。身体有病，是实际情况，但面对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写作的路子越来越窄，心里是否也不舒服？

    可以想见。到1966年夏天以后+激情，好几年里，除了极个别的作家作品尚能孤零零地幸存，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艺生活只能是看

    “革命样板戏”。

    “样板戏”开始是八个，后来陆续有所增添。到文革后三年，形势稍有松动，开始允许在**直接指导审查之外，按

    “样板戏”的创作原则写、拍电影、排舞台剧，涌现出不少作品，因此，那种

    “文化大革命里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说法，因为是

    “极而言之”，就并不精确，需要有人对

    “文革”后期的文学艺术创作作一番客观、理性的梳理。现在有一种倾向，拿文学史来说，往往把

    “文革”说成

    “一片空白”，或者单把《虹南作战史》那种极端化背离文学本性、扼杀写作个性的

    “集体创作”，作为彻底否定那一阶段所有文学事实的依据，我以为都非实事求是。

    “文革”后期的某些、电影，内容上还是有一定认识价值，艺术上也非一概粗糙卑陋，那时的文艺政策有罪，但只是因为喜欢写作而写出能通过审查的作品的普通作者，则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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