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以后几年里，关于

    “现代派”的问题越来越敏感，以至大约是1983年，《文艺报》上刊登出一篇对

    “现代派”从政治上予以抨击的

    “读者来信”。我虽然比陈荒煤那一代文化人晚生了二三十年，究竟也经历了些风浪，深知有时候政治的运作始于所谓

    “读者来信”。1990年以后王蒙所遭受的关于《坚硬的稀粥》风波，就是先以

    “读者来信”方式发难的，表面是

    “一读者”就具体的文学作品表态，实际是某些人欲从此发动起一场政治声讨。

    1983年《文艺报》发表出那样的

    “读者来信”以后，有一天我遇到当时《文艺报》的双主编之一孔罗荪，我就跟他发牢骚，说怎么又要把关于

    “现代派”的讨论往政治上拉扯，这不又成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吗？孔罗荪一贯笑眯眯，那天他仍飨我以招牌微笑，安慰我说：“那是一个读者的看法嘛。”我却仍然悻悻。

    后来，有一个机会，说胡乔木愿意跟青年作家随便谈谈，一个晚上我就和李陀应邀去了胡宅。

    那是中南海边上的一栋年代久远的小洋楼。胡乔木从楼上下来，在楼下客厅里接见了我们。

    我见了他就告《文艺报》的状，说想不通为什么要把

    “现代派”的问题往政治上去上纲上线？胡乔木表现得很耐心，倾听了我和李陀的意见和想法。

    他没有就《文艺报》刊登那样的

    “读者来信”表态，也许他没有时间翻阅《文艺报》。他侃侃而谈，谈到乔伊斯，他用英语发音说出爱尔兰那位作家的名字和《尤利西斯》那部作品的名称。

    我实在听不明白他究竟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他跟我们交谈了很久，总体印象，是他只想向我们展示他的博学多识和礼贤下士。

    从他家告别出来以后，街上一般的公共汽车都已开过末班，我和李陀步行良久，才遇到一辆夜班车，那车只到李陀家那边，我那晚就在李陀家凑合了一夜。

    忆往事，总不禁发呆。当年那些参加

    “亚非作家会议”的外宾，有的是被我们养起来的，他们后来都回自己国家去了吗？

    又写出了一些什么作品？有又来中国的吗？后来有作品翻译成中文吗？

    当年主持其事的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的负责人杨朔，1966年运动一起来，就自杀了，另一他的副手韩北屏，后来也死在

    “五七干校”。活过来的严文井，后来成为北岛、

    “小高”进行文学探索的最早也最坚决的支持者。

    “小高”现在当然还在世，2010年春天我和王蒙还在台北与他欢聚，但是直到半年前还总有年轻的记者要求我预测

    “什么时候中国作家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人跟我强调

    “小高”现在持有别国护照，可是《建国大业》那样的

    “献礼片”里，不是很有一些参演的人士持有别国护照，而都并不对他们

    “见外”吗？陈荒煤于1996年去世，享年83岁，他直到去世前，神志清醒时，仍在关注

    “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记得有位年轻人听了顿脚：“行啦您的！您烦不烦人呀！”如果他如今仍在世并仍有观察思考能力，他对华谊兄弟这种私营电影机构的坐大，对+激情，会生发出怎样的忧郁与感叹呢？

    每个人到头来都会作古。眼下的事到头来都会成为往事。我的切身体验是，准确地表述往事，实在是十分艰难，而对往昔的自己和他人宽容，是十分必要的。

    2011年2月22日于温榆斋

    但是以后几年里，关于

    “现代派”的问题越来越敏感，以至大约是1983年，《文艺报》上刊登出一篇对

    “现代派”从政治上予以抨击的

    “读者来信”。我虽然比陈荒煤那一代文化人晚生了二三十年，究竟也经历了些风浪，深知有时候政治的运作始于所谓

    “读者来信”。1990年以后王蒙所遭受的关于《坚硬的稀粥》风波，就是先以

    “读者来信”方式发难的，表面是

    “一读者”就具体的文学作品表态，实际是某些人欲从此发动起一场政治声讨。

    1983年《文艺报》发表出那样的

    “读者来信”以后，有一天我遇到当时《文艺报》的双主编之一孔罗荪，我就跟他发牢骚，说怎么又要把关于

    “现代派”的讨论往政治上拉扯，这不又成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吗？孔罗荪一贯笑眯眯，那天他仍飨我以招牌微笑，安慰我说：“那是一个读者的看法嘛。”我却仍然悻悻。

    后来，有一个机会，说胡乔木愿意跟青年作家随便谈谈，一个晚上我就和李陀应邀去了胡宅。

    那是中南海边上的一栋年代久远的小洋楼。胡乔木从楼上下来，在楼下客厅里接见了我们。

    我见了他就告《文艺报》的状，说想不通为什么要把

    “现代派”的问题往政治上去上纲上线？胡乔木表现得很耐心，倾听了我和李陀的意见和想法。

    他没有就《文艺报》刊登那样的

    “读者来信”表态，也许他没有时间翻阅《文艺报》。他侃侃而谈，谈到乔伊斯，他用英语发音说出爱尔兰那位作家的名字和《尤利西斯》那部作品的名称。

    我实在听不明白他究竟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他跟我们交谈了很久，总体印象，是他只想向我们展示他的博学多识和礼贤下士。

    从他家告别出来以后，街上一般的公共汽车都已开过末班，我和李陀步行良久，才遇到一辆夜班车，那车只到李陀家那边，我那晚就在李陀家凑合了一夜。

    忆往事，总不禁发呆。当年那些参加

    “亚非作家会议”的外宾，有的是被我们养起来的，他们后来都回自己国家去了吗？

    又写出了一些什么作品？有又来中国的吗？后来有作品翻译成中文吗？

    当年主持其事的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的负责人杨朔，1966年运动一起来，就自杀了，另一他的副手韩北屏，后来也死在

    “五七干校”。活过来的严文井，后来成为北岛、

    “小高”进行文学探索的最早也最坚决的支持者。

    “小高”现在当然还在世，2010年春天我和王蒙还在台北与他欢聚，但是直到半年前还总有年轻的记者要求我预测

    “什么时候中国作家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人跟我强调

    “小高”现在持有别国护照，可是《建国大业》那样的

    “献礼片”里，不是很有一些参演的人士持有别国护照，而都并不对他们

    “见外”吗？陈荒煤于1996年去世，享年83岁，他直到去世前，神志清醒时，仍在关注

    “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记得有位年轻人听了顿脚：“行啦您的！您烦不烦人呀！”如果他如今仍在世并仍有观察思考能力，他对华谊兄弟这种私营电影机构的坐大，对+激情，会生发出怎样的忧郁与感叹呢？

    每个人到头来都会作古。眼下的事到头来都会成为往事。我的切身体验是，准确地表述往事，实在是十分艰难，而对往昔的自己和他人宽容，是十分必要的。

    2011年2月22日于温榆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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