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的这封信，反映出三十年前，改革开放初期，文学发展中，新观念、新尝试所遇到的阻力，以及所形成的文化人的心理状态与文化生态。

    那时诗歌的观念创新与新诗潮的涌动，格外引人瞩目，先后有三位诗评家及时写了文章，因文章题目里都有

    “崛起”字样，故后来被称为

    “三个崛起”，构成所谓

    “三个崛起事件”，其中一篇《崛起》的作者就是谢冕。可能因为在

    “三个崛起”的文章作者里，谢冕有着革命军人的历史，又是**员、大学教授，是资深文化人、著名诗评家，因此某些自认为是

    “正确而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的文化官员和文化人就特别痛恨他的

    “丧失立场”吧，使那时候的他很在风口浪尖上煎熬了一阵。这封信，也反映出，那时候的一些文化人，如我，如谢冕，我们并没有深谈过，但是同气相求，当时代浪涛的相激相荡将我们抛到同一种困境中时，能够相濡以沫，互相激励，互相声援。

    三十年前那些雨丝风片，如今回想起来，有若许亮光，若许暖意，也有若许混沌，若许惆怅。

    那以后我和谢冕再无来往。我们同在一个江湖。相忘于江湖，是我们各自的幸运。

    说明我们都能游到自己喜欢的水域，尚能从水中获得氧气，不必在一个近乎干涸的小坑里互相以吐出的泡沫苟活。

    我们又经历过若干风浪，乃至大风大浪，各自又都存在了下来，继续在江湖里游动，寻找意义，享受乐趣。

    2010年4月，应台湾新地文学社邀请，我们同往台湾去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在台北的开幕式上，马英九去了，还发表了讲话。

    开幕式是在台湾大学里举行的。参加会议的华文作家来自世界各地，我不善交际，见到老朋友不知从何说起，见到新面孔愿微笑了+激情，我虽保留了谢冕这样一封信，你看我敢使用朋友二字吗？

    我们只能算是老熟人吧。我们在台湾不要说没有深谈，浅谈都没有。开幕式进行完，大家吃完盒饭（台湾叫

    “便当”），凑巧台湾大学文学院前院长齐益寿先生招呼谢冕和我，一起去浏览台大校园。

    如是我们三个一起在那校园漫步。每到一处，齐先生就介绍那楼、那树、那湖的名称及相关趣事，其间也有他不说话的时候。

    按说在那样的情形下，我与谢冕应该可以有些交流，但是，没有，他没有特别注意我，我也没特别提醒他：我们三十年前曾经颇为亲密，我还专门以他为模特写了，我们还通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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