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的华人，特别是那些在美国出生因而属美国公民的年青一代，被送往高校深造，悄悄地进入一些专门职业领域。

    这些开拓者以自身的事例，有力地回击了美国人普遍存在的那种认为华人是不可同化的异族的世俗偏见，并证明华人应当更大程度地被接纳。

    华人这种静悄悄的渗入战术，加上美国种族主义普遍退潮，尤其是反华情绪的低落，致使华裔专业人员的数量有所增加，不管是从相对比例还是从绝对数字来看都是如此。

    1940年，加利福尼亚州只有3%的美籍华人是专业人员，而白人则为8%。

    到1950年，华人的比例翻了一番，增至6%，白人比例增至10%。

    在其后的10年里，华裔专业人员数字提高3倍，达到18%，超过了白人15%的比例。

    奇怪的是，夏威夷对华人的敌视程度从不像在美国本土那么严重，但华裔在夏威夷的进步和白人相比，不管从相对或绝对的角度来看，都要逊色得多。

    在1900年，华裔和日裔的专业人员比例尚低于黑人，东方人充当家仆的比例也超过黑人的一倍多，由此可见华人后来的进展是何等可观。

    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作为首批打入美国社会的楔子，其数量是很少的。

    1940年，在25岁以上的华人中，他们所占比例不到2%。但在这批为数不多的人当中，有80%进入了专门职业，大部分在科研岗位上。

    在这之后的20年里，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的华人青年数目的增加—达到所有就业人数的20%—他们从事的专业领域相对来说一直是稳定的。

    1960年，半数以上的专业美籍华人在从事科研、财会、工程、制图和高校的教学工作，过半数的大学教员教授工程或自然科学。

    然而大体上来说，华人最初的经济起飞，不是借助于普通美国社会的专门化职业，而是立足于唐人街自身的商业活动。

    华人无法获得美国一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周转资金，但这并不能阻止华人企业的兴起。

    一种轮流借贷的

    “标会”是华南人当中的传统组织，通过它可以筹集资金用来投资。这种筹资方法本身很简单，每个成员轮流使用所有其他成员投入的会款。

    其成功的秘诀在于赖账的人极少。一种强烈的个人和家庭的荣誉感，使得任何成员都不会拖欠会款，如果某人欠账，他的家庭将会代付。

    这种集资办法并非华人所独有。关键在于中国人的价值体系—特别是家庭的荣誉感—使这种办法行得通，而赖账则将毁坏整个计划。

    直到20世纪50年代，

    “标会”始终是唐人街集资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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