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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泣着。原来,医护人员已经告诉她这个消息,还把我带到她面前,要她抱抱我,但是妈妈拒绝了,要他们把我带走。
护士哭了,助产士哭了,当然,我也哭了最后,他们把我放在妈妈身旁,包得好好的。我妈妈就是无法忍受她所见到的她的孩子没有四肢。
ot把他带走,ot她说,ot我不想碰他或看到他。ot
直到今天,对于当初医护人员没有给爸时间,让他帮助我妈妈准备好面对一切,爸爸还是觉得很不高兴。过了一会儿,妈妈睡了,爸爸到育婴室看我,然后回去跟妈妈说ot他很好看呢。ot他问妈妈要不要去看一下,她说不要,因为她还处于震惊的状态。爸爸充分理解,也尊重她的感受。
我的出生没有带来欢庆喜悦,父母和整个教会反而悲哀以对。ot如果上帝是个有爱的上帝,ot他们不解,ot他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ot
我苦,有人比我更苦
我是父母第一个小孩,在任何家庭,这都是值得庆贺欣喜的事,然而我出生时,没人送花给我妈妈。这让她觉得受伤,也陷入更深的绝望。
她含着泪问我爸爸ot难道我就不值得拥有一束花吗ot
ot对不起,ot爸爸说,ot你当然值得啊。ot他去医院的花店,很快捧回一束花给她。
此情此景,我自然一无所悉,直到13岁左右,因为我问父母当年他们看到我没有四肢时,最初的反应是什么,我才知道这一切。有一天,我跟妈妈说起在学校过得好惨,还跟她说我很讨厌自己没手没脚,结果妈妈跟我哭成一团。妈妈告诉我,她和爸爸已经明白上帝对我有个特别计划,有一天,他会显明那个计划。我一直不断地问问题,有些问题出于我个人的好奇心,有些则是为了应付我那些没完没了好奇的同学们。
一开始,我有点害怕爸妈会告诉我什么,而且因为有些问题对他们来说也难以探究,我不想让他们难堪。起初,爸爸、妈妈回答得很谨慎,想要保护我;当我渐渐长大、问得更多时,他们开始更深入地谈到自己的感受和恐惧,因为他们知道我已能承受。尽管如此,当妈妈提到我出生时她不想抱我,再怎么说,还是让我很难受。我已经够不安了,结果还听到自己的母亲说她连看我一眼都没办法那种感受,你自己想象一下吧。
当时我很受伤,觉得自己被排斥了,但接着我想到父母从那时开始为我付出的一切,他们已经多次证明对我的爱。在我们聊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已经够大了,可以设身处地为妈妈着想。关于我的状况,除了她自己的直觉之外,怀孕过程中没有任何人预先警告过,因此可以想象当时的她会有多震惊、多害怕。如果我为人父母,面对这样的状况会有什么反应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可以处理得跟他们一样好。我把这个想法跟爸妈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谈话也愈来愈深入。
我很高兴我们一直等到我有了足够的安全感,打从心底明白父母的爱,才开始更深入地探索这些事情。近几年来,我们探究彼此的感受和恐惧,父母帮助我理解他们最初的反应,也让我知道,信仰是如何带领他们明白我的人生注定要遵从上帝的旨意的。我是个意志非常坚定,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很乐观的孩子,我的老师、别的家长和陌生人常常跟我父母说,我的态度激励了他们。其实是因为我了解到,尽管我面对的挑战十分艰巨,但很多人的人生包袱却比我沉重。
今天,当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时,常会看到人们遭遇的各种磨难。我见过生重病的孤儿、被强迫卖淫的少女、穷到没钱还债而坐牢的男人等等,这让我对自己拥有的一切心怀感激,不会一直去注意我所缺乏的东西。
苦难到处可见,而且常常是令人不可置信的残酷。然而,即使在最糟糕的贫民窟和最可怕的悲剧里,我还是看到人们不只是活着,而且从中茁壮成长,这让我觉得振奋。埃及首都开罗郊外有个叫ot垃圾城ot的地方,那是最烂的贫民窟,但我在这里却找到了欢乐。玛西耶特那塞地区位于一座高耸的悬崖边,有5万居民,ot垃圾城ot这个可悲却真实的称号及社区里的冲天臭气,来自大多数居民赖以为生的工作收集垃圾。他们每天都会翻遍开罗,把垃圾拖回来,然后在里面挑挑拣拣。他们在开罗1800万居民制造出来的几座山一般的垃圾堆里翻找、分类,希望从中挑出可以变卖、回收或再利用的东西。
那里的街道满是废弃物堆、猪圈和发臭的垃圾,这种情景会让你以为那里的人肯定活在绝望中,然而2009年我到ot垃圾城ot去,却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那里的生活当然很艰苦,但我碰到的人却很有爱心,充满单纯的喜乐,而且信心满满。埃及人民有九成是穆斯林,垃圾城是唯一以基督徒为主的地区,有将近98的居民是科普特基督徒。
我去过世界各地最穷苦的贫民窟,ot垃圾城ot的环境算是最差的,但那里也是最温暖人心的地方。我和大约150个人挤在一栋很小的水泥建筑里,那是他们的教会。当我开始演讲时,听众向我散发出单纯的喜乐,让我很感动,我的人生极少如此充满祝福。当我告诉他们耶稣如何改变我的生命时,我感谢他们因为有信仰而得以超越环境。
教会领袖跟我谈到上帝的力量如何改变当地居民的生命。他们的盼望并不在于这个地上的生命,而是在永生;与此同时,他们仍然相信奇迹,并对上帝的存在与作为充满感恩。离开前,我们送给几个家庭一些米、茶和足够他们买几个星期食物的少量现金,也送给孩子们一些体育用品,比如足球和跳绳,他们马上邀请我们的团队一起玩球。尽管周遭一片脏乱,我们仍然欢笑连连,彼此都玩得很开心。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孩子和他们的笑容,他们再次向我证明,只要全然信奉上帝,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都能过得快乐。
这些赤贫的孩子怎么还笑得出来囚徒怎能欢唱他们之所以能超越环境,是因为知道某些状况超出他们的理解与控制,因此他们把焦点放在自己可以理解与掌控的事物上。我的父母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决定信奉上帝的话语,继续往前走上帝说ot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ot2
移民美国行不通
我爸妈都出生于南斯拉夫的虔诚基督教家庭那个地方现在叫塞尔维亚。因为政党的镇压,他们年轻时就分别跟着家人移民到澳大利亚。他们的父母都隶属使徒基督教派,有不带武器的教条。政党因信仰迫害他们,他们只能秘密聚会。而因为拒绝加入政党,他们的经济状况非常窘迫政党把持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爸爸小时候经常挨饿。
ot二战ot后,我爸妈的家族都加入当时成千上万塞尔维亚基督徒的海外移民行动,移民地点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等。我爸妈的家庭决定移民到澳大利亚,好让儿孙拥有信仰自由;家族其他成员则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些国家也有许多亲戚。
我的爸妈在墨尔本的某个教会相遇。我妈妈,杜许卡,当时是护校的二年级学生;我爸爸,鲍里斯,则从事管理与会计工作,正职之外,他后来成为一位带职牧师3。在我差不多7岁时,爸妈考量到装设义肢和照顾行动不便的我的医疗需求,决定移民美国。
我叔叔贝塔胡哲在靠近洛杉矶的阿格拉丘经营营造及物业管理公司,贝塔叔叔常跟我爸爸说,只要爸爸能取得工作签证,他就可以给他一份工作。洛杉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塞尔维亚裔基督徒社区,社区里有几个教会,对我父母来说,这里的确很有吸引力。虽然爸爸知道申请工作签证是个冗长的过程,但他还是决定申请,同时我们也举家北迁到昆士兰的布里斯班,因为那里的气候对我比较好除了身体有一堆问题,我还有过敏的毛病。
差不多在我10岁、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移民美国的时机成熟了,因为爸妈认为弟弟亚伦、妹妹蜜雪儿和我的年龄应该可以融入美国的学校体系。我们在昆士兰等待爸爸的三年工作签证核发下来,等了18个月,我们终于起程了。
不幸的是,在加州的生活不算顺利,理由有几个。离开澳大利亚时,我已经开始上六年级,而在洛杉矶郊区的新学校学生很多,他们只能安排我进入高级班,这个班级所上的课程跟正规班不同,而且很难。我一直是个好学生,但到了美国之后,我得费好大的劲儿去适应学习上的变化。因为学校时程不同,我在加州算是进度落后,所以追赶得非常辛苦。上了初中,不同的科目还要换不同教室上课,跟澳大利亚不一样,这也增加了我适应上的难度。
我们搬去跟贝塔叔叔、丽塔婶婶和他们的六个小孩一起住,尽管他们在阿格拉丘的房子很大,生活空间还是十分拥挤的。我们打算尽快有个自己的家,不过美国的房价比澳大利亚贵多了。爸爸在贝塔叔叔的公司工作,妈妈则没有继续当护士,因为她并未取得加州的护士执照,而她之所以没去申请,是因为她认为应该花更多时间帮助我们适应新学校和新环境。
与贝塔叔叔一家人生活三个月之后,爸妈觉得移民美国不大行得通。我在学校过得很辛苦,要安排我的健康保险也有困难,而为了照顾我们,妈妈得当个全职主妇,但加州的生活费用很高,靠爸爸的一份薪水很难过日子。另外,我们也担心可能无法取得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有个律师说,我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增加取得居留权的难度,因为我们家能不能应付庞大的医疗支出和照护费用是很令人怀疑的。
在众多考量之下,在美国仅仅生活了四个月后,爸妈就决定搬回布里斯班了,他们甚至在之前住的同一条巷子里找到房子,所以搬回来之后,我们几个小孩可以回到原来的学校和朋友圈。爸爸在ot科技与未来教育学院ot教资讯与管理,妈妈则将她的生命奉献给了我们三兄妹,不过主要还是我。
充满挑战的童年
我童年最棒的惊喜之一,是学会掌控我那只小小的左脚。起先,我出于本能地用它来滚、踢、推和撑住自己,但爸妈和医生认为这只便利小左脚应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的小左脚有两个趾头,不过我出生时它们就黏在一起,而爸妈和医生认为动个小手术分开这两个趾头,会让它们使用起来更像手指,可以做些握笔、翻页之类的事。
当时我们住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这里可以某些这个国家最棒的医疗照护,但我带来的挑战超过大部分医护人员所受的训练。当医生准备为我的脚动手术时,妈妈提醒他们,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发烧,一定要特别提防我身体过热的状况。她知道有一个没有四肢的孩子在手术时因为体温过高引发脑部癫痫,而留下脑伤的后遗症。
因为我的身体常常会自动发热,所以我家很流行一句话ot当力克觉得冷的时候,鸭子都冻僵了。ot这可不是开玩笑,如果我运动得太厉害、压力大,或者在炙热的光线下待太久,我的体温会上升到危急状态,所以我必须一直提防自己别被融化了。
ot请小心监控他的体温。ot妈妈提醒医疗团队。尽管知道我妈是护士,医生们还是没把她的话当一回事。我脚趾的分割手术很成功,但妈妈警告过的事还是发生了。离开手术室时,我全身湿透,因为医护人员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我体温过热的措施。因此当他们猛然发现我体温失控时,就赶紧用湿毯子包住我,想让我冷却下来,甚至用好几桶冰块降温,以防我发生癫痫。
妈妈气炸了,医生确确实实地感受到我妈杜许卡的愤怒
不过,当我冷静下来真的是ot冷ot静下来哦,我的生活品质的确因为两个脚趾头分开而提升了。它们没办法像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