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对于潞州刺史府后宅的上下人等来说，规矩礼数依然严谨，看似一如平常的波澜不惊，甚至，府中的下人们比平常还要加倍的谨言慎行，可暗地里却不如表面那么平静。

    府中内外都知道主母的母亲崔氏病倒了，而且听说病势不轻。

    尽管府中的下人们并不清楚这消息是有意放出来的，但一开始的时候还是禁不住私底下议论。倒不是议论别的，乃是府中很多下人都是郑氏出嫁时候随嫁过来的，听到崔老夫人病倒的消息难免会感怀下这位端庄贤淑，为人肃正但心地仁厚的老主母。

    而且听说老主母病倒后，皇帝陛下和太子殿下都遣人慰问，这是极为殊荣之事，所以在为老主母担忧的同时，却又有几分与有荣焉的感觉。于是难免和府中不知道老主母事迹的下人们谈论起老主母的种种——出身富贵却辛苦操持家务；丈夫在平尉迟迥之乱战死后，对崔家要求她改嫁的决定誓死不从；苦心孤诣的抚育子女……

    老主母的过往要在平时议论倒也没有什么，可至孝的郑氏正为母亲的病而忧心难过，这些话语偶尔传到她耳中，不禁又想起父亲战死后，母亲拉扯年幼的自己和弟弟的情形，心里更是伤心不已。

    为了这事，侧室张氏特地召集了府中的大小管事训了话，不许府中上下乱嚼舌头，以免引得郑氏伤心。

    虽然私下里不敢再随便议论了，但很多人心里还是有着难以名状的激动，因为府中又发了话了，大公子国子学修业期满，要到景州舅郎那任录事参军事，过几日就要到潞州了。到时候主母郑氏和随嫁过来的两位庶主母，几位公子和女郎都要跟着大公子一起回舅家探望生病的老夫人。

    府中开始打点行装，安排随行的仆役和婢女，由于府中家眷一下要走一大半，所以大多数的下人要随行。郑氏随嫁过来的下人，基本上都是郑家的世仆出身，跟随主母回去意味着可以跟家人见面了，心下自是激动。其他随行的下人一想到可以出去走动走动，比成天闷在府里要强不知道多少，也是难免激动。没有能够随行的，想着张氏马上也要回邵州省亲，心里则是在盘算着自己到时候能否随行。

    撇去府中上下的各种心思，对于于隽来说，这些日子心里却也是异常的兴奋或者说亢奋。

    十天前，才学名闻天下的孔颖达游学到潞州。于家几位子弟的教习，原是潞州官学教授的赵老夫子连忙禀报于志本。于是，在于志本的极力延请下，孔颖达应允在潞州期间，每日上午到于府为于家几位子弟讲学。

    说起孔颖达，这位年未满三十却已经才名远扬的经学名家，却是有些时运不济。孔颖达为孔子第三十二代孙，年幼时候就富才名，后来更是师从大儒刘焯。刘焯为自隋朝开科举后高中秀才的寥寥几人之一，乃是名动天下的经学大师，向来恃才傲物，却是对孔颖达极为推崇，二十余岁的孔颖达学成后，刘焯甚至再三挽留他共同授学。孔颖达婉拒刘焯的挽留后，回乡一边教授学徒，一边准备应举。

    可谁想皇帝杨坚早年广置官学，并设立科举，原本是想由此来压制门阀世家的势力，后来却发现选拔上来的官员大多不是世家子弟，就是依附于这些门阀世家之人。恼怒之下，杨坚关闭天下官学，只留一个供勋贵子弟就学的国子学，科举也成了间或开一次。谁知道自孔颖达学成后，却是自开皇末到仁寿年间一直不开科举。于是入仕的方式就只剩下了各地举荐一途，各地官吏大多为门阀世家所把持，要想获得举荐，那就只有投靠。才名远扬的孔颖达自然不乏有人想举荐，可偏偏他又不愿依附于人，一来二去，就落下了个孤傲的名声，也就无人愿意举荐了。

    能听这样一个久负学名的人物讲学，对于一直渴望通过应举来改变自己和娘亲现状的于隽来说，自然心中是激动非常的。虽然科举只是间或开一次，但早晚会开的，而且自己年纪尚幼，总能等到开的时候。

    通过孔颖达这些天的讲学，于隽更是暗自感叹盛名之下无虚士，孔颖达学识广博，经义明晰，讲解更是深入浅出。难得的是，虽然只是因为难于推却才来于府临时讲学，孔颖达每日却是极为严谨认真。更让于隽极为欣慰的是，与赵老夫子基本上侧重于讲不同，孔颖达在讲的同时，更侧重于问和辩。这样的方式让于隽感到新鲜的同时，几天下来，于隽发现自己原本很多经文中混淆不清的地方竟然变得异常清晰。

    相比于每日都打叠起百般精神，早晚苦读，思索疑难之处的于隽，于晏和于羕几人却是因为即将到来的出行而心有旁骛。于是孔颖达每日的讲学和问辩，基本上就成了于隽和那位没有丝毫前辈感觉也当起了学生的赵老夫子的专场。对于心不在焉的另外几位，孔颖达也不以为意，毕竟于家这样的门阀子弟，诗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今后仕途上铺垫而已，很多世家更看重弓马武艺、沙场谋略，孔颖达反倒是对于隽的勤奋和学思敏捷感到有些诧异。

    自孔颖达开始讲学以来，于隽就忙于就学，如果说以前是勤奋的话，这些天就完全是刻苦了，除了苦读，还要把每天孔颖达问辩的内容整理撰写出来。

    就在这样的忙碌中，时间过得极快，不知不觉间又是数日过去，在府中很多渴望早日远行的下人们的期盼中，大公子于煊终于到了潞州。

    于煊的到来对于于隽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位嫡长兄几年间一直在京中国子学就读，每年也就是见上那么一两回，印象都谈不上有多深。除了于煊刚到的那日不得不过去问候，并耐着性子陪坐了小半晌，听父亲于志本问起于煊在国子学考评的事，别的时候，于煊的到来对于隽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于隽仍然每天沉溺于向孔颖达请教学问，抓住这难得的经学大家指点的机会，把自己对经义中的疑难和对一些前人注解的困惑一一的提出来向孔颖达求解。那股子认真劲，不但让孔颖达吃惊，甚至连知道于隽平日就勤奋的赵老夫子也暗地里咋舌。

    得知孔颖达在家中讲学，于煊也颇为意外，到潞州的第二日上午，孔颖达来讲学时也去拜会了这位名家，听了半日的讲学。不过已经入仕的于煊，哪怕孔颖达名声再大，也是不肯再自降身份的做生徒，每日去听讲学，况且他也志不在此，在潞州的时间，他大部分时候都是跟在于志本身边，随于志本去府衙理事，熟悉各种公务流程。别的时候就是在书房，听于志本评述时局，讲述家中的种种安排，并指点入仕后要小心的事务。

    嫡长子于煊自京中过来，并没有给于志本带来更多新的消息，皇帝杨坚依然病重，京中表面上依然如故。当然也有一条唯一有用的消息，于玺通过于仲文向太子杨广求御医看病的请求，太子已经答应了，到时候对于皇帝病情，若能打探到什么，就会遣人快马报过来。

    闲话：

    1、隋朝时候的秀才跟后世的秀才满地走是完全不同概念，当时应举秀才是最高等的考试，同时也是难度最大的，整个隋朝时期也就只有几个人得中秀才科。

    2、北周时期，门阀世家势力极为强大的时候，朝中只有任命各地主官的权力，对于各地的属官，朝中只能定数额，而不能直接任命，当时各地的属官全部由主官自己任命。到隋朝立国后，杨坚极力想扭转这种情况，规定所有官员必须全部由朝廷任命。可朝廷任命总得有个依据和来源吧，总不能随便逮个人就任命，于是就由各地举荐，朝中考核后任命。可这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大部分官职都由门阀世家把持的时候，举荐上来的人就可想而知了，这举荐和考核更多的时候就成了走走过场。所以就有了科举的产生，早年杨坚对科举的寄望是很大的，广办官学，广收生徒，意图选拔更多平民子弟从而改变门阀世家把持朝政的情况，结果后来发现，收效甚微，反而给大大小小的世家多提供了一条途径。毕竟那时候，有几个平民子弟能念得起书，更何况要想得好的老师指点，花费更是巨大，就比如说刘焯，要想就学于他，必须送重礼，他嫌礼轻的，就是收下你，也压根不会好好教，反而经常羞辱。因而，后来杨坚恼怒之下，关闭天下官学，“不悦儒术，专尚刑名”，转而致力于严刑峻法。

    接下来的日子，对于潞州刺史府后宅的上下人等来说，规矩礼数依然严谨，看似一如平常的波澜不惊，甚至，府中的下人们比平常还要加倍的谨言慎行，可暗地里却不如表面那么平静。

    府中内外都知道主母的母亲崔氏病倒了，而且听说病势不轻。

    尽管府中的下人们并不清楚这消息是有意放出来的，但一开始的时候还是禁不住私底下议论。倒不是议论别的，乃是府中很多下人都是郑氏出嫁时候随嫁过来的，听到崔老夫人病倒的消息难免会感怀下这位端庄贤淑，为人肃正但心地仁厚的老主母。

    而且听说老主母病倒后，皇帝陛下和太子殿下都遣人慰问，这是极为殊荣之事，所以在为老主母担忧的同时，却又有几分与有荣焉的感觉。于是难免和府中不知道老主母事迹的下人们谈论起老主母的种种——出身富贵却辛苦操持家务；丈夫在平尉迟迥之乱战死后，对崔家要求她改嫁的决定誓死不从；苦心孤诣的抚育子女……

    老主母的过往要在平时议论倒也没有什么，可至孝的郑氏正为母亲的病而忧心难过，这些话语偶尔传到她耳中，不禁又想起父亲战死后，母亲拉扯年幼的自己和弟弟的情形，心里更是伤心不已。

    为了这事，侧室张氏特地召集了府中的大小管事训了话，不许府中上下乱嚼舌头，以免引得郑氏伤心。

    虽然私下里不敢再随便议论了，但很多人心里还是有着难以名状的激动，因为府中又发了话了，大公子国子学修业期满，要到景州舅郎那任录事参军事，过几日就要到潞州了。到时候主母郑氏和随嫁过来的两位庶主母，几位公子和女郎都要跟着大公子一起回舅家探望生病的老夫人。

    府中开始打点行装，安排随行的仆役和婢女，由于府中家眷一下要走一大半，所以大多数的下人要随行。郑氏随嫁过来的下人，基本上都是郑家的世仆出身，跟随主母回去意味着可以跟家人见面了，心下自是激动。其他随行的下人一想到可以出去走动走动，比成天闷在府里要强不知道多少，也是难免激动。没有能够随行的，想着张氏马上也要回邵州省亲，心里则是在盘算着自己到时候能否随行。

    撇去府中上下的各种心思，对于于隽来说，这些日子心里却也是异常的兴奋或者说亢奋。

    十天前，才学名闻天下的孔颖达游学到潞州。于家几位子弟的教习，原是潞州官学教授的赵老夫子连忙禀报于志本。于是，在于志本的极力延请下，孔颖达应允在潞州期间，每日上午到于府为于家几位子弟讲学。

    说起孔颖达，这位年未满三十却已经才名远扬的经学名家，却是有些时运不济。孔颖达为孔子第三十二代孙，年幼时候就富才名，后来更是师从大儒刘焯。刘焯为自隋朝开科举后高中秀才的寥寥几人之一，乃是名动天下的经学大师，向来恃才傲物，却是对孔颖达极为推崇，二十余岁的孔颖达学成后，刘焯甚至再三挽留他共同授学。孔颖达婉拒刘焯的挽留后，回乡一边教授学徒，一边准备应举。

    可谁想皇帝杨坚早年广置官学，并设立科举，原本是想由此来压制门阀世家的势力，后来却发现选拔上来的官员大多不是世家子弟，就是依附于这些门阀世家之人。恼怒之下，杨坚关闭天下官学，只留一个供勋贵子弟就学的国子学，科举也成了间或开一次。谁知道自孔颖达学成后，却是自开皇末到仁寿年间一直不开科举。于是入仕的方式就只剩下了各地举荐一途，各地官吏大多为门阀世家所把持，要想获得举荐，那就只有投靠。才名远扬的孔颖达自然不乏有人想举荐，可偏偏他又不愿依附于人，一来二去，就落下了个孤傲的名声，也就无人愿意举荐了。

    能听这样一个久负学名的人物讲学，对于一直渴望通过应举来改变自己和娘亲现状的于隽来说，自然心中是激动非常的。虽然科举只是间或开一次，但早晚会开的，而且自己年纪尚幼，总能等到开的时候。

    通过孔颖达这些天的讲学，于隽更是暗自感叹盛名之下无虚士，孔颖达学识广博，经义明晰，讲解更是深入浅出。难得的是，虽然只是因为难于推却才来于府临时讲学，孔颖达每日却是极为严谨认真。更让于隽极为欣慰的是，与赵老夫子基本上侧重于讲不同，孔颖达在讲的同时，更侧重于问和辩。这样的方式让于隽感到新鲜的同时，几天下来，于隽发现自己原本很多经文中混淆不清的地方竟然变得异常清晰。

    相比于每日都打叠起百般精神，早晚苦读，思索疑难之处的于隽，于晏和于羕几人却是因为即将到来的出行而心有旁骛。于是孔颖达每日的讲学和问辩，基本上就成了于隽和那位没有丝毫前辈感觉也当起了学生的赵老夫子的专场。对于心不在焉的另外几位，孔颖达也不以为意，毕竟于家这样的门阀子弟，诗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今后仕途上铺垫而已，很多世家更看重弓马武艺、沙场谋略，孔颖达反倒是对于隽的勤奋和学思敏捷感到有些诧异。

    自孔颖达开始讲学以来，于隽就忙于就学，如果说以前是勤奋的话，这些天就完全是刻苦了，除了苦读，还要把每天孔颖达问辩的内容整理撰写出来。

    就在这样的忙碌中，时间过得极快，不知不觉间又是数日过去，在府中很多渴望早日远行的下人们的期盼中，大公子于煊终于到了潞州。

    于煊的到来对于于隽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位嫡长兄几年间一直在京中国子学就读，每年也就是见上那么一两回，印象都谈不上有多深。除了于煊刚到的那日不得不过去问候，并耐着性子陪坐了小半晌，听父亲于志本问起于煊在国子学考评的事，别的时候，于煊的到来对于隽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于隽仍然每天沉溺于向孔颖达请教学问，抓住这难得的经学大家指点的机会，把自己对经义中的疑难和对一些前人注解的困惑一一的提出来向孔颖达求解。那股子认真劲，不但让孔颖达吃惊，甚至连知道于隽平日就勤奋的赵老夫子也暗地里咋舌。

    得知孔颖达在家中讲学，于煊也颇为意外，到潞州的第二日上午，孔颖达来讲学时也去拜会了这位名家，听了半日的讲学。不过已经入仕的于煊，哪怕孔颖达名声再大，也是不肯再自降身份的做生徒，每日去听讲学，况且他也志不在此，在潞州的时间，他大部分时候都是跟在于志本身边，随于志本去府衙理事，熟悉各种公务流程。别的时候就是在书房，听于志本评述时局，讲述家中的种种安排，并指点入仕后要小心的事务。

    嫡长子于煊自京中过来，并没有给于志本带来更多新的消息，皇帝杨坚依然病重，京中表面上依然如故。当然也有一条唯一有用的消息，于玺通过于仲文向太子杨广求御医看病的请求，太子已经答应了，到时候对于皇帝病情，若能打探到什么，就会遣人快马报过来。

    闲话：

    1、隋朝时候的秀才跟后世的秀才满地走是完全不同概念，当时应举秀才是最高等的考试，同时也是难度最大的，整个隋朝时期也就只有几个人得中秀才科。

    2、北周时期，门阀世家势力极为强大的时候，朝中只有任命各地主官的权力，对于各地的属官，朝中只能定数额，而不能直接任命，当时各地的属官全部由主官自己任命。到隋朝立国后，杨坚极力想扭转这种情况，规定所有官员必须全部由朝廷任命。可朝廷任命总得有个依据和来源吧，总不能随便逮个人就任命，于是就由各地举荐，朝中考核后任命。可这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大部分官职都由门阀世家把持的时候，举荐上来的人就可想而知了，这举荐和考核更多的时候就成了走走过场。所以就有了科举的产生，早年杨坚对科举的寄望是很大的，广办官学，广收生徒，意图选拔更多平民子弟从而改变门阀世家把持朝政的情况，结果后来发现，收效甚微，反而给大大小小的世家多提供了一条途径。毕竟那时候，有几个平民子弟能念得起书，更何况要想得好的老师指点，花费更是巨大，就比如说刘焯，要想就学于他，必须送重礼，他嫌礼轻的，就是收下你，也压根不会好好教，反而经常羞辱。因而，后来杨坚恼怒之下，关闭天下官学，“不悦儒术，专尚刑名”，转而致力于严刑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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