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十多天，每天都由那个时候开始，谈到中午一点钟左右。长达四五个钟头的时间里，马文瑞同志总是那么腰板挺直地坐在那里，不间断地慢慢讲述着。我已经记满了厚厚的一本，又开始写第二本了。录音机录满了二十多盘磁带。马文瑞身边的桌面上，总是放着一个打开的小本子，上面显然是列了几条提纲。但他却很少去看，只是轻轻地摇动着一把黑纸折扇，用低沉而有力的陕北口音谈着。

    岁月流逝了半个多世纪，当年那个挥动着拦羊铲在荒山上放牧的小羊倌，那个周家捡高小品学兼优的学生会主席，与眼前这位老人似乎很难联系起来。光阴似箭，往事如烟。当一个人在晚年回顾过去，能够记忆起来的，总是那些在他心灵深处镂刻下深刻印痕的往事。那是他生命的—部分，就像老树的年轮一样。然而，当马文瑞同志回忆往事的时候，他谈得最多的却不是自己，而是他的亲友，他的同志和战友。特别是当他谈到那些巳经牺牲多年、连姓名都被人们遗忘了的烈士时，他的回忆的脚步，就会情不自禁地完全停顿下来，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悲伤。他把那些对我来讲完全陌生的名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我，生怕你写错了烈士的姓名，然后才详细地讲述他们的革命经历和英雄事迹。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讲到慕嘉绩烈士时的神情。这位早在30年代初便倒在敌人枪口下的先烈，与马文瑞并没有同志之外的特殊关系。当他讲到这个同志被敌人枪杀后，把头割下来悬挂在瓦窑堡城门上时，极度的悲痛使冷静坚强的老人语塞了……他说：“前几年，烈士家乡吴堡县给他立碑，我题写了碑文……这个同志很不错，牺牲得很英勇。”随后，便是好一阵沉默，小屋里充满了哀痛的气氛……

    伟大而艰苦的西北革命斗争，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同志！在那些回忆往事的日子里，马文瑞同志不时地陷入默哀之中，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在接受采访。北戴河夏日的早晨是明媚而凉爽的。当光芒四射的太阳跃出海面时，我们迎着初升的太阳漫步在平坦的海滨大道上。一日之计在于晨。这时候，马文瑞的心情很好，也格外健谈。海滨上人来人往，他显然很喜欢像一个普通的游人在人流中漫步。他穿着白色的半袖衫，戴一顶海边许多游人都戴着的那种宽檐遮阳帽。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体格高大健壮的老人。马文瑞完全以一个普通游人的心境漫步在海边，领略着渤海湾美丽迷人的晨景，感受着湿润的海风的吹拂，沐浴着刚刚由海面跃起的灿烂的阳光。

    这时候，我们的交谈是自由而轻松愉快的。我往往只是随便提出一个话题，便沉默下来倾听着身边这位博闻强记的老人娓娓叙谈。起初，我们只是在漫步中漫谈，话题还是很快归结到了西北革命斗争的历史。随着话题的深入，马文瑞同志完全忘记了良辰美景的存在，忘记了身边那海天一色的浩淼世界，而置身于浩瀚辽阔的西北黄土高原上了。我自已也仿佛觉得巳经不是在海滨，时而觉得是在陕北或陕甘边的丘陵沟壑中伴随着一条潺潺流淌着的清澈见底的小河往前走，时而又觉得自己像一只鹰鹞在那雄伟奇丽的高原上空盘旋俯瞰。马文瑞那浑厚质朴的乡音，像山间的流水在布满卵石的平坦的河床上奔流着，发出哗啦啦的声音，使人感到心胸豁亮，心情格外愉快。但当他谈到一个同志被敌人杀害时，他的高亢的语音照例会突然低沉下来，像是平坦的河床上，突然出现一片凹地。流水忧郁地开始聚集在那里，变得沉滞而无声无息了。盘旋中的鹰鹞，我的思绪也随之一动不动地静止在阴云蔽日的天空。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马文瑞的心灵，就像大海一样纯净博大，一样充满了激荡不息的深情厚谊。无论岁月过去多久，他对革命、对同志和战友的感情，都不会减退，不会变色。

    有一段时间，马文瑞同志住在北京西山。那是在秋季，住地的周围被花草和树木环围着。每天早晨出门散步，眼前是一片深绿。紫红色的牵牛花缠绕在路旁树木的枝头，开得格外鲜艳。马文瑞同志说：“我们这是住在梢山老林里啦，你看这山上山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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