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四大以后，马文瑞同志就要从全国政协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1993年2月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到家中看望马老。在那间陈设朴素的小客厅里，总书记同马文瑞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交谈。那个早春的夜晚，客厅里的灯光显得格外明亮。江泽民同志亲热地和马老坐在一个双人沙发上，他们挨得那么近，两代革命家，彼此之间的交谈便显得更加亲切。当我送茶水进去，看到这情景，我对“同志”这个极普通的名词，有了更加深刻而贴切的理解。一个人，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种时候，心情也许是复杂的，有的同志对此甚至很难接受，马文瑞却很坦然。他们谈话的内容始终围绕着党和国家的大事情，并不拘泥于个人小事。江泽民同志问：“马老，您对中央目前的工作有什么意见？”马文瑞说：“别的没有，只想对中央今后的工作提点建议。”接下来，马文瑞讲了三点：一是关于对台工作的策略和方针问题；二是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三是党风和廉政建设问题。这三点，三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问题，显然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马文瑞谈得很坦率，几乎毫无保留。总书记微笑着，听得很认真，不时地点头称是，偶尔也插上几句话，表示同意。总书记显然为马文瑞同志的胸襟和境界感动着，他们对上述三个问题，交换了意见。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两人不谋而合。马文瑞显然对年轻的江泽民同志很尊重，当他听到江泽民同志称呼自己“马老”，便打趣说：“要说老，我的确在许多方面比你老，但作为总书记，你是我的上级。”江总书记说：“马老太谦虚，我们的工作，离不开老同志的支持。”那次会面，一直由晚8点持续到将近10点。江泽民同志告辞了，马老把他送到院子里，一直目送着日理万机的总书记乘坐的那辆普通奥迪轿车消失在夜色里。

    为了更加丰富地收集材料，1992年冬天我重访在京的西北老同志。只可惜张达志、崔田民、刘景范等同志巳经过世，赵伯平同志当时因病未能采访。1993年八九月间，我随马文瑞同志到陇东（今庆阳地区）。马老离开陇东已半个多世纪，故地重游，感慨良多。随后，我只身继续北上，在榆林、延安地委大力支持下，沿着马文瑞陕北革命的足迹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采访。1994年秋季，我再次赴陇东采访。

    当我一连几十天，兴致勃勃地行进在陕甘高原那无穷无尽的丘陵沟壑间；当我在子洲、绥德、米脂、佳县、神木、府谷、榆林、清涧、子长、延安、延长、宜川、甘泉、安塞、庆阳、华池、环县、合水等县拜访老党员、老革命，瞻仰马文瑞及中共陕北和陕甘边特委在偏僻山村中的几十处依稀可辨的故居、旧址；当我由当地党史办、县志办搜集了两大箱有关的文献资料，我的心灵像一叶小舟，日夜徜徉在那个凝固了的革命史诗深刻而感人的意境之中。总之，当我亲历了那片群山日月晨昏的交替，风吼泉鸣的神韵，感受了一个人长久独行于羊肠小道上的孤寂与蜷宿在山窑岩崖下渴饮山泉饥啃干粮的苦涩，我终于明白了，波澜壮阔、艰苦卓绝，整个黄土高原所强烈展示出的这种风采，正是对西北革命斗争历史的一种概括写照。马文瑞同志正是在这异常艰苦的特殊环境中，磨炼出来的一位深受西北人民爱戴的老革命家。当我来到他六十多年前担任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时住过的地方延安市麻洞川乡的一个小山村，年近九旬的房东大娘仍然健在，她的六十多岁的儿子很自豪地对我讲：“马主席当年还抱过我哩。”村子里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那个带领他们用老镘头刨掉反动土围子的马主席。

    两次采访归来许多日子了，我的脑海中仍然被那雄浑的山峦，被那“像装满奶汁的乳房一样的开垦过的黄色山头（何其芳语广占据着。当我再次见到马文瑞同志，同他交谈，同他一道散步，注视着他聚精会神地坐在那里阅读书报，批阅文件。我就发现，他那高大结实的身材，开阔的前额和宽厚有力的肩膀，正像陕北、陕甘边浑厚的黄土山峦一样，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朴素魅力。这使我联想起许许多多西北地区的老革命和陕北、陕甘边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人民群众。当你见到他们，就感到一种非同寻常的亲近。他们面对着你，那专注纯净的目光所透出的心灵的质朴和由嘴角暗示给你的坚毅和刚强的神情，处处都使人联想到黄土高原无穷无尽的山峦……坚定不移、坚忍不拔，豁达大度、含蓄谦和，质朴雄浑、一往情深。这一切，正是陕北的山峦所展示给人们的那种伟岸风范。正是这种风范的魅力，吸引着我，以我生命的激情，吟唱这首永不凝固的歌谣。